11月初的某一天，与朋友约定在涩谷车站忠犬铜像前见面。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半小时，到周围闲逛，在一个小摊子上买了一张音乐唱盘。一张唱盘而已，摊主却将它装在一个精致的深蓝色塑料袋里。塑料袋重重的，里面显然还有其他东西。该不是为拉生意给顾客送什么礼吧。心里嘀嘀咕咕走到旁边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叠印制精美的广告。广告内容几乎相同：本店已经开始承印贺年片，欢迎惠顾。
刚入11月而已，日本人又开始忙贺年片了！连这种街头小摊子，也都帮着散发起广告来了。无怪乎大小餐厅都已挂出“承办忘年会、新年会”的广告。邮局在街头橘红色的邮筒上张贴广告招收寒假临时工，显然也是为了应付那些雪片一样飞来的贺年片。
那些承印贺年片的广告做得很精细。首先是形式多样。几乎所有样式的贺年片都被设计出来了。彩色的，黑白的；横着印的，竖着印的；带图案的，不带图案的；字体有手写体，还有印杀体。其次是内容丰富：有为新婚夫妇设计的，有为刚生了孩子的人设计的，有为刚参加工作的人设计的，还有为因居丧不寄贺年片的人设计的“免寄通知”。总之，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喜欢哪种样式的贺年片，承印店都可以立即满足你的要求。贺年片似乎成了一种等待你进入的形式。日本真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无怪乎日本成了世界上发行贺年片最多的国家。
翻阅那一叠贺年片印制广告，我突然意识到，贺年片对于日本人来说具有“时间”的意义。他们是在用制作、寄发、欣赏贺年片这种形式，获得一种对于时间的具体感觉，就像他们在春天的赏樱和秋天的赏枫叶中获得对时间的感觉一样。刚入11月就开始购买、印制贺年片，年底寄发贺年片，年初欣赏贺年片。如果有奖贺年片中了奖，七月中旬之前还要去兑奖。于是，一年间约有三个月的时间要和贺年片打交道。另一方面，寄、收贺年片对于日本人来说，又是一种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仪式。它证明着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标明了一个人在社会这个巨网中的位置。如果你不寄贺年片也收不到别人寄的贺年片，那就意味着你已经从正常的社会秩序中疏离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形式主义的日本其实是一个“仪式主义”的日本。在一家邮局里，我曾经看到一位虾一样驼着背的日本老太太。她吃力地举起手把钱递上柜台，要买五十张贺年片。老人大概是要用寄贺年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吧。
来东京之前读过贾惠萱所著《日本风土人情》，知道对于日本人来说寄贺年片的重要性，所以每年年底寄贺年片都很认真，因此也收到过不少日本友人寄来的颇具个性的贺年片。北野小姐喜欢宝塔古寺，她每年都亲手雕刻、制作一幅以宝塔为主题的版画，印在贺年片上，寄给友人。上了她的贺年片的中国宝塔已经有许多座。镰屋先生年近花甲，却用电脑把贺年片做的色彩分明、极富现代气息。而那文字，却又很古典、很传统。比如1996年是猪年，他就从《山海经》中摘出一段与猪有关的话印上，再发表几句对人生的看法。富士井先生是一位工作狂，每年都有新著出版，所以他总是在贺年片上告诉朋友他当年出版了几本书，并将书名和出版社一一列上。于是，贺年片上也充满了为学术研究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将他每年的贺年片收集起来，若干年后再编他的著作目录就简单了。门仓老师是一位平静、恬淡的女士，所以其贺年片也流露出几分恬淡与宁静。97年是牛年，她寄出的贺年片上就画着一只伸出长长触角的蜗牛，画上一行字：蜗牛角上争何事？收到那张贺年片，我同时也收到了一份平静与淡泊。这些先生、女士与小姐，都在日本社会模式化的“贺年片行为”中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不用说，他们是不会去贺年片承印店印贺年片的。虽然他们要和许许多多的日本人一样寄发贺年片。
（1999年2月1日《留学生新闻》第25版“文化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