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中国出现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的东方文明遇到了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启动了中国从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在输入西学的过程之中，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也受到挑战，并引起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关注；如何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保留中国的传统纲常，也成为困扰着当时的封建统治者的重大课题。
伦理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社会调控的功能。伦理思想是历史的凝练，具有人类共性的价值特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与文化品性的集中体现。伦理思想与人的理性思考、知识、理想以及传统人文精神相结合，深深地影响着转型社会中人们共同的心理素质和行为的价值趋向。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血缘家庭基础上的，历经几千年发展，形成了体系完备、结构稳定、内容庞大的思想和规范，一直牢牢占据着社会意识的统治地位。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与传统伦理道德不同的新的追求，开启了伦理道德的近代转型的历程。晚清社会，以“礼”与“仁”为代表的儒家道德精神是维持整个社会稳定的社会伦理力量。封建道德控制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思想与行为、痛苦与欢乐，从出生到死亡，每一样日常事务背后都隐含着封建道德，受着封建道德精神的支配。
清末民初，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在探索救亡图存、寻求救国救民途径之际，道德之于社会、国家的重要作用引起时人的关注。梁启超曾提出要“发明出一完全之伦理学以为国民倡也”《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将伦理道德与救国联系起来。同期又有革命派认为，“革命之业，非武力不足以为摧陷，非道德不足以维久远”转引自赵炎才：《致用与重构的二重变奏》，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今之所患者，乃在道德之堕落，而不在伦理之变迁”同上。，进而明确地祭起了“道德救亡”的大旗。伴随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自身的局限性逐步暴露出来，变革和重构伦理道德体系成为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而中西文化由冲突向融合的转变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随着中西交往的进一步加深，传统封建道德抵挡不住资本主义伦理的冲击。资本主义伦理肯定个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主张实现自我和维护个人尊严，强调发挥人的秉赋和潜能。与封建伦理相比，资本主义伦理公开地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是美德的基础，宣扬自由竞争、平等等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念。近代伦理转型实质是现实生活在精神文化领域内的折射。处于转型时期的先进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不仅要从器物、制度层面去革新，还要实现伦理观念的除旧布新，进行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近代社会伦理思潮诞生与发展的曲折历程，就是在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与文化品性极为广泛而深刻时代变革的缩影。
从逻辑上讲，清末民初的伦理道德不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自然发展。在中国传统社会变革中，国内社会矛盾与危机的激化客观上要求人们自觉承担历史责任，而西方文化的冲击更强化了这一意识。因此，关注伦理道德之于人自身素质的重要意义，激发人的道德激情，以挽救社会危机成为时代的客观要求。同时，时代需要也促进了人们固有伦理道德观念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的恶化从更深层次上加速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嬗变。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道德，它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日益腐朽及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在伦理思想方面，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一些进步思想。大致来看，近代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变化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鸦片战争时期，西方殖民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先进中国人提出向西方学习，但目光却集中在坚船利炮上，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伦理学说却很少注意。当时一些人，如龚自珍、魏源都没有介绍新的伦理观，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也只是加以延伸或深化，没有进行扬弃工作。即便如此，在他们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中也体现了一些具有近代色彩的功利主义观点和富强御侮的爱国主义思想。此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封建道德有巨大的冲击作用，所提倡的宗教思想及其推行的《天朝田亩制度》，随着运动的扩展而扩大了影响，为此后伦理思想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二，洋务运动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中西伦理思想面临第一次碰撞。针对某些极端守旧分子提出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洋务论者认为传统伦理道德需加以变通，并提出建立君臣新伦理、家庭新道德。这些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洋务论者却难于坚持。在面对西方伦理道德的冲击时，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原则。
第三，维新运动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包括一部分开明官绅，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除旧布新，安内攘外，富国强兵，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他们继承并发挥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进步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以刚从西方学来的新伦理学说来代替旧伦理道德。他们根据自己对西方伦理学说的理解，加上对本国传统道德的深厚修养，构造出兼采中西的伦理道德学说，使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及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都得到了一定的发扬。尤其这一时期的伦理思想重视对国民道德的改造，主张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第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民主主义者在维新思潮的基础上，进一步宣传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论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提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一时期伦理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把伦理道德的建设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密切结合起来，在辛亥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由于民主主义者大都对西方近代伦理学说比较熟悉，他们引进了西方许多伦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并试图和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国家振兴结合起来，提出“道德革命”的口号，打出“排孔”、“绝圣”的旗帜，同时也保留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积极成分。
第五，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发展完全展开的阶段。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其道德的现实性受到怀疑，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尚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尤其是农村，更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各种束缚。北洋军阀取得政权之后，便开始向资产阶级新文化、新道德进行反扑，独裁和复辟的暗流形成。新一代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了对旧文化、旧道德的全面批判。
学界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期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始于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第二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始于17世纪中叶，以明清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现在的总体倾向是将1840—1949年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本书亦采用这一学术观点，主要研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近代中国历史，考察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伦理道德变革的总体状况。学术界“通常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近代中国人从思想文化层面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却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胡伟希：《观念的选择——20世纪中国哲学与思想透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考察20世纪前20年中国启蒙思想，我们无法绕开三个极具代表性的时段或说‘精神’事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撇开三者的‘政治’结局，也不论其对政治所能起到的正负作用，就作为这个时段涌现的文化启蒙思潮而言，它们算是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链条。”参见张宝明：《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挑战，逐渐出现了新变化。因此，在伦理道德变革史上，近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论及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当从洋务运动开始，而在近代伦理道德变革的过程中，从戊戌到五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激进的革命家，对人的现代化这一近代重大的历史课题极为关注。他们在近代社会伦理思想变迁中的守旧与创新为我们考察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沿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书攫取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期间，在近代伦理思想变革过程中做出积极探索的六位思想家，试图对他们的伦理思想进行梳理，以管窥时代典型人物身上近代中国伦理思想变迁的坷坎不平的历史道路，以及近代中国在人的现代化历程中的多舛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