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时代视域“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明清之际，西风东渐，中西文化开始正面冲突。帝国主义国家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社会形态的转进，使变革充斥其间，中国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变”成了时代的精神主流，变革是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危机感和救亡意识成为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主要表征。在这种变局中，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热切关注时代状况，并对他们所处的时代进行深入的思考。当他们将视线投向近代中国的道德问题时，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就成为理解他们道德思想的入口。本章着力分析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意蕴，并以此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状况及其时代困境。
第一节 近代中国伦理道德变革的时代环境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一次受到发展水平在中国之上的西方社会、文化、经济、军事的全面挑战，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加快了变化的步伐。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政治改革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思想、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思想上，由于传统学术的变动趋势和西方思潮的涌入，引起了社会思想观念和行为的重新定位。社会组织上，个人逐渐代替家庭和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城市数量激增。经济上，贸易逆差加剧，外国对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分控制加深，财政支绌，国库空虚，清政府日益陷入财政困难的泥潭。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变化，“不论是在中国通史上还是在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上，近代均属转型期”张锡勤主编：《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下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一、晚清中国的历史巨变
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步入近代的。鸦片战争始，资本主义列强挟坚船利炮相继轰开中国大门，古老的中华帝国遭遇到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历史变局。“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诚如斯言，马克思这段话被其后中国大地发生的事实所证实，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分崩离析，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难的历史境地。
清王朝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创下了共计134年（1662—1795）的长治久安的记录。特别在乾隆时期，开疆拓土，移民，弘扬文治，极一时之盛，达到中华帝国的一个高峰。然而，在清帝国兴盛繁荣的背后已潜伏下严重的内部危机。满清政权又有其特殊性，即满汉对立。满族入主中原，统治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远在其上且不断反抗的汉民族，有着很深的不安全感，因而清廷从一开始就以各种措施确保满州贵族掌握军政大权，排斥汉人，并以剃发令、文字狱等手段压制汉族反抗。承平日久，统治者的能力和素质急剧退化，从1796年嘉庆帝即位起，君主软弱，退缩苟安，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极度黑暗腐败，江河日下。当“内乱和外患两者同时发生在中央政权衰败之时，便是国家内部形势危急和倾覆的象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此时的清政府积习了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弊端：政治上吏治腐败，统治集团中绝大多数官僚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寡廉鲜耻。士大夫阶层中许多人知识浅薄、得过且过和不负责任，对民众福祉漠不关心甚至全然忽视，日益腐化堕落。他们“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转引自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页。。龚自珍对清代士风卑下的状况作过尖锐的抨击，指出清代官僚士大夫阶层“人心惯于奢侈，风俗习于游荡”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5页。。面对积重难返的政治体制，清政府仍然顽固坚持君主专制，拒绝维新派提出的改良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的的反抗斗争，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对此时局，孙中山曾说：“夫满政府既藉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页。“历史表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和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开始衰微，现在正在迅速走向死亡。”同上，第254页。经济上财政日绌，国库空虚。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每年都要流失大量白银。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使大量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被迫出卖劳动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之路非常艰难，经常受到清政府的种种盘剥和欺压，还有沉重的赋税负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步履维艰。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中国农村经济也进一步衰落。本来，康雍乾三朝150年的和平与繁荣，促使了人口的迅猛增长，但可耕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人口增长与土地增长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清政府为了偿还巨额外债，往往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生活困顿，许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农村经济迅速恶化。军事上武备松驰，军纪颓废，斗志尽失。这些弊端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内部动荡，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清王朝分化与瓦解成为历史的必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急剧的变化。
中国逐渐完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的新阶段，这就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清政府彻底对外屈服，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封建自然经济走向解体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两大基本阶级之外，出现了新兴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逐步发展壮大。这些都是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因素。
清政府的统治无可奈何花落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形成。《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完全确立。外务部的设立一方面适应了国际惯例，另一方面又便利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统治集团力量结构孕育着变化，各种力量之间斗争激烈。在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惊醒了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光绪帝支持并参与“百日维新”，清政府试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各阶级救亡图存运动高涨，引起了农民阶级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进行变法图强的维新变法运动和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辛亥革命。
传统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动摇和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激起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几次思想解放潮流，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残酷现实，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艰难探索。随着认识的深入，他们不断发现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并开始关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重新认识中国的民族特性，反思中国人的现实命运，反思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新鲜潮流。传统文化在涤荡中发展，逐步向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二、现代化中的社会变革与转型
近代中国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变革的目的是打破封建的社会结构，求得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现代化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后又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在现代化过程中，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作用在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上相互抵牾。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一方面带来了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也注入了破坏封建秩序的因素，客观上起了逼迫中国进行现代化变革的推动作用，“压力”变成了“动力”。国内的封建主义，一方面泥古不化，胶执于闭关锁国；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面前，又无力招架，客观上起到了刺激先进分子变法维新的媒介作用，使“阻力”变成了“张力”。具体分析这两股势力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状况，对于明确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环境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等方式冲击中国传统社会，迫使中国社会内部进行变革。西方的冲击本质上不同于中国以往所遭受的冲击，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是在强大武装的支持下，以其生产力水平高于中国，社会制度优于封建王朝，文明程度超于中华帝国为前提的。它们通过军事侵略，轰开封建的闭关锁国的大门，“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通过经济侵略，输入“洋器”、“洋俗”、“洋技”，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通过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观念和社会意识，迫使中国开始了从“中体西用”到学习西方的变异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感到过的“浪潮”。资本主义浪潮汹涌而来，原有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固有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动摇，陈旧的封建伦理价值观念开始衰落，中国开始卷入现代化的漩涡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现代化变革是外国殖民者入侵的结果，外国殖民者的入侵是中国现代化变革的一个主要的外部条件。
其次，封建主义以旧体制的政治支柱和旧观念的精神支柱作用于中国现代化变革，迫使追求现代化的改革者群起反抗。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它有着世界最典型、最稳定的，以政治上高度的中央集权，经济上发达的自然经济，文化上正统的儒家思想为其特征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性强，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和自组织能力。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为什么只能是“萌芽”，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近代中国，坚固的封建外壳始终禁锢着现代性的成长。上层有封建顽固势力死守传统教条，提出“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用夏变夷”，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下层则有“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页。，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落后群众，他们害怕新式工业“妨害小民生计”、“震动地脉”、“破坏风水”，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外来事物。封建顽固派和落后群众这两股势力，一上一下，构成一股活跃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排外主义势力，它们是制约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它们不合时代潮流，违背历史发展方向，必然迫使改革者们在反抗中求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化变革又是封建势力压迫的产物，封建势力的高压是中国现代化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历史环境。
在上述两股势力的压迫下，中国现代化呈现出了曲线型的、软弱型的特点。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迫使封建统治者为摆脱困境而同意改革，但变革的步伐又必须受制于封建势力所容忍的限度。另一方面，在贫穷落后的国度进行改革，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又必然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所容许的程度。早在鸦片战争前，随着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即敏锐地意识到变革的重要，呼吁清府实行“自改革”。而在与西方侵略者正面交锋后，更是发现自己的确已落后于西方，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向西方学习。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派，实行洋务运动，中国从此开始走上艰难的现代化道路。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高举进化论的理论大旗，他们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论证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一再指出，社会变革是其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大致说来，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变革的观念在中国逐渐深入人心，要求变革遂成为近现代中国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张锡勤、柴文华主编：《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下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并未因此而阻断。后继的革命派继续将变革向前推进，他们希图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它未能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于是，一批更为激进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又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作了新的、更深入的求索。”同上。正是在这种新与旧全面交锋中，旧的传统、旧的观念、旧的秩序遭到全面的巨大的冲击与破坏，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恰恰是近代社会伦理道德变革的根本原因和背景。
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追求中，中国社会开始艰难的转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包括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其实质是传统体制适应现代功能，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使‘传统’获得‘现代性’的转型过程”参见刘莹：《中国近代转型之我见》，《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社会转型蕴涵着文化变迁，但文化变迁具有超前性和独立性，文化变迁影响和制约着社会转型的深度和进程。
世界各国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主要呈现出两大类型：一是“内发自主型”，二是“外发次生型”。社会转型是古老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有着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从历史的发展思路看，社会转型不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要求，而是外界力量强迫使然，属于“外发次生型”。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入侵和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这种变动和转型不是起因于“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外发的压力”，即西方的冲击。西方冲击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大转型的推动力。由于遭遇西方国家的巨大冲击，整个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动摇和变化，传统的超稳定封建结构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而无法维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适应形势，实行变革，学习西方优点和长处，以尽快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走向现代化。19世纪中叶后，中国社会的转型趋向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结构发生渐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仍居支配地位，但近代商品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尤其在沿海地区表现更为明显。20世纪初叶，工厂、铁路、矿山、轮船、电报、银行等近代企业不断涌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清政府一些地方实力派以“开通风气”自诩，推行“新政”。如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其督直期间，委派周学熙等人，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和银元局等官办企业，鼓励和扶植绅商集资创办了毛巾厂、牙粉厂等；在天津，还建立起公园、植物园，“电灯、自来水亦以次设立”。近代工矿业的发展亦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到1911年初，全国商办轮船公司有20家，官商合办和私人开设的银行20家，近代经济体系的雏型已出现。
第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工人、近代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开始崛起。到20世纪初年，特别是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他们相对淡漠了身份地位，注重于社会生活和实际利益，开始流向“自由职业”，举凡公司、企业、报馆、学会乃至新军等都成为他们的“用武之地”。许多开明绅士不再满足于仕途追求，奋而投入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去，以至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绅商”阶层，他们的代表有孙家鼐、陆润痒和张謇等。由于士大夫阶层与官僚和民间资本之间都有联系，因而张謇和其它大小开明绅士应运而起，他们募集民间资本，或创办新式企业，或投资铁路建设和矿山开发，跨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
第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社会的上层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1905年，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日益关注。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地方自治；在经济上，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以各省谘议局为活动场所，组织起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等政治团体，有力地推动了晚清社会政治局面、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的变化。凡此种种，皆反映出清末社会已进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
尽管清末社会已经跨入现代社会的门坎，但由于主要不是内力的作用，而是外力的胁迫，因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致使社会转型遇到巨大阻力。传统社会的弊端全面暴露，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清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系统相继出现了功能性故障，造成了全社会各系统的失调，从而引起全面的社会危机。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的经济财政出现严重危机。20世纪初，大量对外战争的赔款使清政府背上了沉重外债，清末新政的开展与维持庞大的官僚队伍、军队和警政开支，亦使清政府的财政包袱加重，因而不得不竭泽而渔地把财政危机转移到民众身上。到清朝末年，清政府被迫以大借外债、征收苛捐杂税、滥铸铜元、滥发纸币度日，导致全国通货膨胀，工厂破产，银行、钱庄倒闭。在清末新政中，许多地方官僚介入市场，形成了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官商体制，也严重阻碍了经济向市场化发展。
第二，清政府的政治危机空前严重。到清朝末年，政治体制的腐败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在多次反侵略战争中均遭败绩，割地赔款，这就使它的政治威信和统治能力不断地遭到削弱和打击，人民对它普遍失望，民怨鼎沸，社会已到了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程度。在清政权内部，权力个人化、私有化倾向加重，朝廷大臣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在政治危机日渐严重的情况下，清廷不是从事政治改革，改变其腐朽专制统治，向立宪派开放政权，而是从满洲贵族的狭隘政治利益出发，玩弄假立宪的骗局愚弄人民，镇压立宪派发动的请愿运动，对资产阶级的立宪请求一拖再拖。
第三，清王朝的主导文化系统危机严重，统治集团一贯奉行的封建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渐失去了感召力、说服力。清朝统治者出于保护自身权力的需要，竭力维护封建的“道”和“本”。许多传统儒学的卫道士则以捍卫儒学道统为己任，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视对儒学的变革和发展为离经叛道，使传统儒学的自我更新的机制受到阻塞，其思想要素只能是支撑皇朝专制的话语系统，最终随着封建王朝的垮台而走向衰亡，而未能转化为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而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虽遭到清廷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却在清末社会里逐渐生长，特别是在20世纪初年，废科举、兴学堂和青年学生出洋留学，把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带回国内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民主潮流开始在国内激荡。清末社会主导文化转换的失败，使新旧势力之间的思想分野越来越严重，以至不能调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困境与伦理道德变革
社会转型的启动主要来自外部挑战，这是内源型社会转型与外源型社会转型的重大区别之一；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也常成为引发社会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原有进程，这次战争的军事冲突有限，但影响深远。西方入侵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有过的游牧民族进犯，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因此，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进入的，这就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比一般社会演化平添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要探讨近代中国的伦理变革就必须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在以“救亡图存”与“寻求富强”的宏观历史主题主导下来进行。
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困境
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启动前及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复杂、严峻的形势。尽管鸦片战争前，中国出现的衰败和变革，主要是内部因素的作用，但这与1840年以后西方冲击下引起的社会变革大不相同。在此以后，中国的变革围绕西方新兴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而进行，受外来影响很大。
18世纪以后的晚清中国，在西方各国人的视线中表现为一个“停滞的帝国”形象。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和深入，这种“停滞帝国”的印象更是强烈。法国人佩雷菲特在其著作中说：“在人类漫长的队列中，各个国家也是这样：静止不动的国家向下退，不紧不慢地前进的国家停滞不前，只有那些紧跑的国家才会前进。”［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21页。18世纪前，欧洲人的中国观是一个“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但随着欧洲的文明进步，其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的自信也前所未有地增强。与此同时，中国形象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也逐渐现实化和清晰化，由是，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彻底瓦解，展现在欧洲人视界中的中国是一个老化的、过时、无生气的、外强中干，却故步自封、冥顽不化的“停滞的帝国”形象。停滞意味着贫弱，自上而下，只有维持现状，苟安现时之念，而无突破成规，积极进取之意，中国陷入“停滞”自然可想而知。这种局面若无异动，中国要继续维持这种“自足”局面也未必不可能。但是，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异动却将中国挟裹而入，中国己无继续维持“自足”的可能。正如康有为所言：“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略如春秋、战国之并争，非复汉、唐、宋、明之专统，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也”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9-151页。。世易时变，此时中国已无法再从容“停滞”下去了，中国被迫进入转型时代。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进步的中国人意识到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制度。魏源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则第一次把魏源的这一思想付于实践。他们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作为洋务运动的纲领，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学习模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陆续兴建了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大批近代军事工厂，这些工厂里一般都聘有外国技师。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又举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创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30多所新式学校，以适应办洋务对军事人才、翻译人才和科技人才的需要。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向清政府奏请“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徐凤晨：《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从1872年始，清政府先后选送几批留学生、进修生出国深造，这些人回国之后，大多成为杰出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如詹天佑、严复等。洋务运动虽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却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科技和人才基础。在洋务派的刺激和清政府的支持下，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产生，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厂——继昌隆缫丝厂。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合法权利，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产经验移植到工厂所在之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实业救国”思潮的指导下，中国也掀起了一股兴办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且在技术装备水平上有了明显的提高。1873—1920年，全国进口机器设备总值增加40余倍，从最初占进口商品总值的8.1%增加到1920年的28.3%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1913年，全国民族工业企业使用蒸汽动力总功力约为4 3万匹马力，1918年增加到8 2万匹马力。同时，全部动力机械增加一倍有余转引自陶爱萍、汪婷：《西学、儒学与近代中国转型》，《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推动中国工业化的主力军之一，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基本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基础。
19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因“自动力”而发生，恰恰相反，它是被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所裹挟，不得不跟随他人的脚步向前挪动。正如其时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所言：“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十九世纪狂飘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在梁启超的话语里，“五大洋惊涛骇浪”和“十九世纪狂飘飞沙”隐喻着近代西方世界的扩张主义强势力量的冲击，这不但是“力”的征服，更是新型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征服，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断裂。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被动地卷入这场世界竞争，中国文明将不得不进入“过渡时代”，整个中华民族也将不得不在艰辛困苦中前行，否则将无以自存自立。“夫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于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成十九世纪末一新天地。”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页。而晚清中国受到的正是这股世界潮流的冲击，这样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大规模的会面一开始就很不愉快。在与西方列强的军事交锋上，中国一败涂地，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军事惨败导致国权丧失，国土沦亡，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局面。这样，就使得救亡图存成为转型期中国最为典型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挟坚船利炮，以强者姿态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在危亡恐惧的仇视西方之外，也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寻求富强又成为转型中国的另一时代主题。
“向西方学习”，这是其时中国人寻求富强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清末开启的一系列现代化的举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以至中国的国民革命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演变，均是由军事层面的失败而产生的，扩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层面，具体表现为以器物技能之变为起点的，再进于制度之变，而以思想之变为最后阶段。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对晚清民初的历史变迁作了著名的三阶段划分，即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变革阶段。受此影响，张朋园先生对清末现代化运动做了如下概括：
清末五十年现代化的特色(1840—1911)，先有兵工业技术的革新，继而有政治制度的革新。此两者包括1860~1894的自强运动，1895—1898的变法运动，1905—1911的立宪运动。自强运动是以兵工业技术革新为目标，不幸由于1894年日本挑起战争，中国失败，第一个现代化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检讨此次战争的失败的原因，有识者皆以为兵工业技术之外；应该改革政治制度，因此有变法运动的兴起，拟建立西方式的官制、兵制，乃至于议会制度，然而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发动政变，维新派被排斥，此一运动又半途而废。1905年维新派卷土重来，以建立议会制度为主要目标，同时革新官制、教育，并从事经济建设。然而此时革命潮流兴起，认为非推翻王朝政治不足以言现代化，1911年革命爆发，满清政权被推翻，中国的现代化到了另一个阶段。张朋园：《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助力与阻力》，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近代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这样的一个历程，西方器物、西方制度和西方观念的引进，使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传统社会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产生了变革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于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逐步产生。后来，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涌起。然则从最初为“寻求富强”摆脱现实危机而迫不得已实行的“向西方学习”，却最终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推进，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西方文化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既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又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变迁的不彻底性，百余年的近代中国始终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史华兹先生在严复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看法：
什么是达到富强的先决条件？西方和新兴日本的力量显然不只是军事技术问题，也许甚至是超出了直接与军事考虑相关的机械工业和商业的问题。在西方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中是否深深包含着西方社会整个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此外，西方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否反映了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有较高的效能？西方的这些制度、思想和价值观念，与儒教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吗？人们可以想象，富强就象一道外墙保护着儒教的价值观念和制度这一内室，只要一方的要求与另一方的要求相容。但如果为了建筑外墙就要以毁掉内室为条件，结果将会如何？现在，问题本身以一个更加命运攸关的方式提出来了。它不再是我们怎样达到富强和保国，以便“教”，而是我们怎样才能既富强又保教？说到底，假如必须在保国和保住基本的儒教价值观念之间作最后的抉择，哪一方将让路呢？［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
史华兹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道出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无可避免的历史困境，以“寻求富强”为出发点，最终却不得不在“家国存亡”与“文化存亡”两者间作抉择，这种两难的出现，是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古今”、“中外”冲突交织在一起的。转型时期新旧杂陈、古今交织的局面，导致了处于这一时代的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价值困窘，“中国的过渡人一直在‘新’、‘旧’、‘中’、‘西’中摇摆不停，他一方面要扬弃传统的价值，因为它是落伍的；另一方面，他却又极不愿接受西方的价值，因为它是外国的。他强烈地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像西方的现代的工业国家。但同时，他又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他对‘西方’与‘传统’的价值系统都有相当的‘移情之感’，但同时，他对二者却又是矛盾犹豫，取舍不决。”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由是可知，近代中国因受西方军事侵略而陷入民族危机，而随之而来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大举输入引发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的后果是中国的文化危机。中国人为摆脱现实民族危机而向西方学习，开启了现代化运动。这样“救亡图存”就与“现代化”达成了“重叠共识”。但是“现代化”并非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逐渐延伸到“制度”和“文化”层面，即要救亡必须启蒙，以启蒙实现救亡。因此，在现代化追求过程中，则必须使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由此产生由中西文化价值冲突导致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因此，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就出现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历史困境，也即民族性、传统性和现代性三者交织共存的复杂局面。各种内外因素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发生作用的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复杂的网络式运动，走向现代的过程与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这表明：（1）中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复杂性和困难之所在；（2）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形式与道路的特殊影响；（3）接连不断的西方冲击与盘根错节的国内传统力量的顽强抗拒，使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以极不稳定的波折式推进，导致社会转型进程的反复。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所以艰难的基本原因。
二、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与道德救世思潮的深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惯于和善于以伦理为核心进行理论思维的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礼治为核心的完整的价值体系。几千年来凝滞不变的农业社会状态下形成的传统观念，总是把中国当成唯一的文明礼仪之邦，而视外国一切民族为“蛮貊”和“夷狄”。鸦片战争前，这个价值体系已成为严重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束缚民族发展的枷锁。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惊了沉睡的中国，经过船坚炮利与大刀长矛的较量之后，以礼治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也开始遇到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以外来文明入侵为形式，以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文明撞击为内容，以本民族一些惊醒、奋起批判的先进分子为主体。面对列强侵略、社会腐败、世风颓败、民不聊生实际，这些先进分子要求变革既有的价值观念，以拯救民族与国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入世”、“经世”、“出世”、“救世”等可说是中国人处理重大现实问题的几项抉择模式。关于道德救世思潮，“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林则徐、洪仁玕、洪秀全、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悲凉行吟，至改良派康谭诸人，已唱出殉道者的祈愿，发为救世救人与自我超越的呼喊”陈少峰：《生命的尊严——中国近代人道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他们认为学术为载道之器，济世之方，而不仅仅是记诵词章之谓，强调学问必施于政事，王道当济世利民，道德救世成为那个时代志士仁人的共识。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屈辱的惨败，给一批主张经世思想的士大夫以巨大的震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部分志士仁人已意识到清朝内外危机虽有诸多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源于吏无官德、苛政失人心，社会上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面对人心“寐患”、人材“虚患”，社会极度腐败的现状，他们忧心忡忡，奋起呐喊，提出“整肃道德”，要求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以规范行为，调整关系，救国救民，开始把审视的目光转向社会现实，努力地了解西方，寻求西方知识，探索救国富强的途径。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前，这些先知先觉的先进人物中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龚自珍、魏源曾经尖锐地指出，当今由上而下的社会各阶层皆无羞耻之心，完全颠倒了善与恶，主张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整顿人心，挽救衰微的社会。魏源大胆否定了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和“用夏变夷”的单向文化传播方式，公开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实际上肯定了在文化的物质层面上“用夷变夏”的必要性。魏源不仅肯定了西方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许多长处，而且也初步触及到制度方面。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他曾比较客观地评述西方国家制度文化，表露出对英、美议会民主制度的称羡。龚自珍则提出了关于政治伦理关系调整的方案，提出对封建君臣关系加以调整理顺，修订封建君臣礼仪制度，“坐而论道”，摒弃各种繁文缛节。他还认为，要挽救社会道德，恢复传统的善恶伦理观，就必须使各级官僚都有知耻之心。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8页。然而，即便如龚自珍、魏源也认为造成现实的原因是人欲横行，而竭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们深受传统伦理学说的影响，认为只有恢复旧有的道德秩序，人心才能安定，国家才可以富强。他们的批判，不过是要重新恢复传统礼教的权威与尊严，不过是对传统道德某些内容的延伸、深化。因此，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等发出的“收复人心”的呼吁，仍然没有超出传统伦理思想的范围，他们主张的向西方学习主要集中在西方的坚船炮利的“器物”层面，对西方国家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学说尚未注意，只是主张对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某些部分加以修正。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和思想水平最高的农民起义。其对近代中国变革发展和道德重建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突出了百年来汉民族作为被压迫民族的反满思想。一方面，它沿袭了以往农民起义在政治层面上反对封建官僚压榨和专制统治、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斗争方式；另一方面，他又在道德层面上力图以他所接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观，将现实的衰朽社会改造成公平正义的人间天堂。洪秀全从打破封建制度的愿望出发，吸收基督教平等思想，结合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倡的平等观念，塑造出一个“皇上帝”的形象，并借以抨击封建主义的封建体制。但是，这种砸烂孔子牌位焚毁儒家经典的简单办法，并不能荡涤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儒学精神和传统思想。于是，当他的排儒和信奉上帝的政策不能解决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和信仰危机的时候，深埋在心底的儒家学说又开始复苏，进而从反对儒家传统到对封建礼教的复归。尽管在形式上引进了西方基督教，提出了“平等”的价值要求，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又固守封建礼教，没能提出一套适应当时时代的新的伦理体系和规范。
洋务运动者，孜孜以求的“自强”大业，是注重在器物层面引进洋枪洋炮，政治层面上弥缝补苴，而鲜有文化和道德的理想。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由部分官僚主持的洋务运动，并非一场全面的社会变革，缺少普通民众的参与，伦理变革的内在驱动力在洋务派官僚身上并不存在。洋务运动者虽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但目光却集中在西方的船坚炮利上，对其文化思想不屑一顾，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嫁接到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母体上，尽管他们对传统道德也提出过某些批评，但这均是为了维护古老价值体系的存续与权威。因此，近代中国这一阶段价值批判的直接目的是维护传统的权威。
甲午战争的惨痛，使近代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倍感悲愤和屈辱，他们开始从西方找寻救国良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学习西学并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后，深刻地认识到思想意识的守旧和落后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思想根源，要唤醒民众就必须去除旧观念、旧思维。他们宣传西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旧伦理道德进行批判，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以启蒙文化为先导，以“新民”和开启民智为己任的新文化、新伦理的运动。他们把学习西方与唤醒民众、提高国民素质当作主要任务，把批判旧学、理论建构和启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引起了中国社会思潮的重大变革。
戊戌维新运动及其以后一段时期，是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较多引进、传播的时期，是一些先行者试图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批判传统礼教的时期。康有为是中国近代主张以人道主义批判并破除封建礼教的思想家，他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主张“人道主义”与“天赋人权”。根据去苦求乐的人道主义原则，康有为深刻揭露了黑暗的社会制度给人们带来的种种苦难，这些苦难包括“压制之苦”、“阶级之苦”、“卑贱之苦”、“贫穷之苦”、“刑狱之苦”等等，认为造成痛苦的根源有“九界”：“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他认为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互不侵犯，人人交相亲爱，这是人类之公理，要求破除级界、家界、形界等造成人间苦难的世界，即破除封建纲常等级宗法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他尤其对程朱理学深恶痛疾，发出了“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恭尔，中国不振”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0页。的叹息。他认为应该满足人们的合理物质欲望，转变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依据去苦求乐的标准行事。针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的要求，他明确提出“免苦趋乐”、“以礼节欲”的思想。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首次公开而又明确提出“道德革命”的思想家。他通过比较系统地介绍霍布斯、笛卡儿、培根、斯宾诺莎、卢梭、斯宾塞、边沁、达尔文、康德与孟德斯鸠，提出了“新民说”的国民道德改造论。尤其是他通过详细论述“利己”与“利他”、“独立”与“合群”、“自由”与“服从”等概念，否定封建礼教扼杀个性、侵犯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严复则通过对达尔文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天赋人权论等思想的介绍，明确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批判封建纲常礼教、伦理道德，他认为要改变国民道德意识中的“奴性”，就应当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教育人们，以取代传统的封建家族宗法礼教。他认为西方富强的真谛在于人民有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其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则乱。顾彼民之能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不仅如此，他还根据亚当·斯密、边沁等人的思想提出“开明自营”的主张，亮出了功利主义的大旗。维新运动中以身殉义的谭嗣同，甲午战争后即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尤为重要的又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国。他提出了“仁——通——平等”的思想框架，认为封建纲常“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冒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8页。，“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同上。。他还深刻揭露纲常名教的弊害，指出纲常名教与宗法（宗族）政治的一体化，使得“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堂有少存焉者得乎？”《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9页。，“三纲”不破，“五伦”不变，“举凡至理要道悉无从起点”，猛烈抨击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及其纲常礼教；主张人人平等，认为传统的人伦关系中，只有朋友关系“不失自主之权”，体现出自由、平等、自主的精神。所以，他主张以朋友之道“为四伦之圭皋”，使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皆为朋友，这实际是要以“朋友之道”改造传统的人伦关系，使“不失自主之权”的朋友之道成为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综观这一时期的几位思想家，其共同特点是试图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近代资产阶级价值体系，批判与取代三纲五常的旧道德价值体系。
当改良派致力于倡导“新民”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举起“革命”大旗，对传统国民性中的各种惰性进行无情批判，唤起民众的麻木，振奋国民精神，以无所畏惧的气概扫荡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旧势力。章太炎呼唤“人的解放”，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和清理，并指出要对民族性格中那些构成革命的精神障碍的品格，如怯懦、浮华、诈伪、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却心等必须坚决革除，以发挥民族的主体意识。辛亥革命时期，既是代表新兴资本主义思想与没落封建主义思想的两种价值体系的激烈碰撞时期，也是东西两种文化某种程度的整合时期。孙中山是其杰出代表，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多的理性思维。他认为改造国家要从根本上，从国民的心理改造起，使自由、平等、博爱意识成为改造国民旧思想的武器。他批判中国封建文化价值观念的某些陈腐内容，反对走“孔家的路”，认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7页。，历代专制政府“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来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哪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页。要求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争取国民平等、自由之权利；同时又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提出“人格”、“国格”、“博爱”、“天下为公”的价值纲领。他主张学习西方文明，“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热情讴歌《人权宣言》及自由、平等、博爱之口号，又认为学习西方文明“要适于民情国史”。孙中山在价值批判与构建上努力集合中外精华，防止一切流弊。这表明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者，经过艰苦的探索，已逐步开始摆脱在价值构建上的非此即彼、绝对对立思想状况，开始了某种价值整合，这种价值整合，不仅仅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整合，还是本土文化中传统内容的转化。这种整合和转化客观上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前提。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发展了梁启超的新民理论。他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对共和制下的青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稳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种理想人格一方面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渗透有马克思唯物论的萌芽。
三、社会变革与伦理道德变革的互动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即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它们波浪起伏，层相推递，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过程。”吕滨：《新民伦理与新国家——梁启超伦理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鸦片战争的爆发，昭示了中西文明的激烈冲突。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他们把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归因于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不如西方，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御侵略。其后洋务派开始在中国创办近代工商业，译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又形成不同于传统学科的现代科学体系，中国社会的变革从器物层面的变革开始。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人们却发现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中国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兼容的关系，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酝酿和设计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进入了制度的层面。正是在制度改革的行进过程中，人们又接触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社会制度的变革并非是政治管理形式上的调整，而涉及到国人的思想观念。
戊戌变法前后，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深入探讨社会变革的深层根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传统的纲常名教，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如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郑观应等人，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学说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不满于洋务派把学习西方只局限于“船坚炮利”和“工艺技巧”，主张要学习西方的“行政、治军、生财、交邻”等各个方面，逐步认识到洋务派所推行的“官督商办”的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官夺商权”，主张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应“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已经具有民权思想的萌芽，倾向于实现所谓“君民共主”，他们是后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先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变法维新的代表，吸取西方进化论思想，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政治上，他们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在经济上，他们已经有了建立资本主义的设想。在文化思想上，他们提倡“新学”，反对“旧学”，把废科举，立新学作为推行变法主张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宣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要求用独立、自由、民主和博爱的思想取代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批判旧的伦理道德，把西方政治学术思想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结合起来，以制成“新学”，努力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伦理道德。戊戌变法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便开始深入到现代化的心理层面，呼唤改造传统的国民性，以铸造新民、新国，实现人的现代化，表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进入更为复杂、艰巨和深刻的心理层面。
由于维新派没有完成改造国民思想素质的任务，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激烈的反封建的斗争，将矛头直指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传统道德，传统伦理再次经历较大的冲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现实出发，对比中西文化，用民主和科学来反对中国的旧有文化，指出绵延二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吃人”工具，如若不摧毁纲常名教的神圣地位，中国社会断无进步之理。
如前所述，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传统社会发生了巨变，时代赋予了进步知识分子朝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不断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使命。道德救世思潮伴随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使命感而逐渐形成并日趋高涨。面对严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道德成为近代志士仁人经邦济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精神武器。这一时期，经世致用、道德救世的言论经志士仁人的不懈宣传，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成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尽管由于各自所处的立场不同，追求目标迥异，同为救世却歧见纷呈，但他们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从客观上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一步步地走向现代化。
清末民初的道德救世思潮虽在不断高涨，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逐渐凸现，即所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渐趋枯竭，难以满足救世的需要。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客观上需要伦理变革与之配合，社会变革促发了道德救世思潮的兴起，而道德救世又对伦理变革发出了强烈的呼唤。传统道德思想资源在时代变换的大局面前，已不足以满足时代救世的需要，在具体救世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充分挖掘与利用传统伦理道德的积极思想资源外，也对西方近代伦理道德思想进行批判性的引进和吸收，以挽救道德、社会和国家的危机，这就开启了中国近代伦理变革的序幕。
纵观中国近代伦理道德变革和价值构建的思想运行轨迹，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近代伦理变革中思考问题的关注点，从器物到政体再到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批判和构建是伦理变革的最明显标志之一。对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批判，由最初的多居于激情的揭露，到自觉运用外来文化中的有价值因素作为思想武器的比较理性的批判，对西方价值观念，由最初简单介绍引进，到对其本身的冷静分析，对中、西两种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由“非此即彼”到彼此整合。中国近代伦理道德变革的突出特点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批判，确立具有丰富个性的资产阶级的理想人格。这就推动了近代思想解放，形成了超越前代的新道德追求，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呼声，这是对中国几千年以来压抑人的个性的封建礼教最有力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