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周 雯
阿雯：
十日晨在苏州匆匆给你一短简，总已收到了吧？
我们一行三人，当天九时半到达东山镇，住在我前年住过的“雕花大楼”。三个人同住一大间。十时许，一起去公社拜会书记同志，听他给我们作介绍。午后三时许，我们出发去洞庭西山。从东山过湖去西山，要乘一小时半小汽艇，颇饶风味。可惜晓明没有在一起，不然他会高兴得跳起来的。小孩子爱水是天性。
在西山访问了两天，十二日上午重新回到东山。所谓“访问”，主要是爬山。那里有个石公山，很值得一玩。不过我们也认真访问了一个生产大队，看了一些农家，得到一些数字，增进不少知识。第二天下午起风，湖面浪大，我们原想搭一只木船到陆巷，尝一尝风浪激荡的滋味。只因未向大队负责人辞行，又有毛巾牙刷之类东西留在住处，顾虑到别人会误以为我们淹到太湖里了，才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在西山多留一晚的好处是，第二天得到一个赶早市的机会。回东山后，当然是有些累了，没有再做访问工作，只参观了附近一处小小的名胜——雨花台。大家大大地睡了一觉，又去找公社书记，请他给我们介绍东山锁的生产情况。书记同志非常热心，晚上到我们住处谈了约两小时，还向我提起了那篇《富饶的花果山》呢。
前年秋天我来东山镇时，曾经在书记同志的陪同下，从镇上沿湖旁的山路，穿过花果树林，一直到陆巷；然后取道陆巷镇后面的山岭回到东山。去年我根据当时的笔记，写了一篇题为《富饶的花果山》的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原来书记同志也读到了，这使我很高兴。文艺作品如果除了供读者艺术欣赏而外，还能对实际生产起点促进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
以上是昨天以前的情况。
今天是十三日，卞之琳同志因有任务，一大早就回苏州转上海赶往北京，我和师陀同志继续留在东山。上午，我们冒雨去访问了一个大队，公社书记派了一位技术员同志陪同。在这花果山上，果农们享有星期天的假日，生活的确还不错。我们到了五户农民的家，有四户都买有收音机，吹进了现代文明的风。
按照公社的安排，我们明后两天还得访问两个大队。一切详情，在信里无法写，只好等回家后面述。我们的做法是，上午跑山路访问农家，下午休息，主要是睡午觉，也整理整理笔记。这样就不会太累了。因为我不是第一次来，可以前后做对照，对有些问题也就看得比较清楚。虽然只是走马看花，但有点基础毕竟要好些。在生活上和别的方面，我充分吸引了前年的经验，时刻记着临行时你对我的叮嘱。一切都可放心。
你和晓明都很好吧？彼此相处得还融洽吗？又团结又斗争得颇饶意思吧？晓明的功课做得可好呀？小别数日，就很挂念你们了。
预计十六日可回苏州，自然还是住老地方。在苏州，恐怕还得到近郊去做些访问，例如虎丘山下的花农。文化局的同志曾经提起过。当然，一到苏州!就会给你去信的。
还要跟晓明说几句。晓明，你要记牢爸爸的吩咐，乖乖的，做好功课，吃好饭，一放学就回家，晚上早些睡觉。特别是路上不要贪玩，不要叫妈妈担心事。大概再过个把星期，爸爸就可以回家来了，等着吃爸爸给你买的苏州糖果吧。
好了，不多写了，要上街去吃晚饭了。这里的鱼真新鲜，味道格外好。我们每饭不忘点一个清蒸或红烧的鱼。前几天还吃到了一个在上海不易见到的大鱼头。
如果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迫切需要通知我，可以打电报给“苏州市文化局转”。自然，在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惊动他们，麻烦他们。
余居
十月十三日下午
（注：此信写于1963年，当时，王西彦与诗人卞之琳、师陀到苏州附近的东山镇参观、采风、调研。此信是此间写给上海的妻子及儿子的。）
王西彦小传
王西彦（1914—1999）,浙江义乌人。著名作家、文学教授，中共党员，原名正莹，又名思善，小名余庆，浙江义乌青塘下村人。1930年在义乌初中毕业后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就读。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开始文学创作。最早的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描写一个农妇被逼出卖肉体的惨景。同一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大都以浙东农村生活为题材。抗战初期，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作民运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从事编辑、教学工作。
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1942年后，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人的世界》，写海滨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更换的五户人家，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的痛苦精神状态。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抗战后期开始写长篇小说“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同时又写作“农村妇女三部曲”：《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和《换来的灵魂》，但第3部未完成。
解放后，参加湘东和皖北的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发表了很多作品。长篇小说《春回地暖》以较大篇幅描写农村变革的急剧斗争，稍后又出版了描写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1部）。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名人故事
故 乡 情
1993年5月，王西彦最后一次回义乌。80岁高龄的他参观了小商品市场和母校义乌中学，他的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起了在加拿大温哥华访问时回答一位英国女诗人的提问：“你认为作家和诗人的根在哪里？”“在他的家乡，在他对家乡、祖国和人民的爱。”王西彦生在义乌，对义乌的文学事业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每次回家乡，他都和家乡的文学青年座谈。义乌文联办的《枣林》文学报，他是每期必看。他还热心地为家乡业余作者题写书名，为《义乌文化志》写稿，与义乌文学青年通信。
作为一个以“乡土作家”著称的作家，王西彦的创作最初“以家乡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展示了“悲凉乡土”的实际人生。作品反映的大多是家乡的人情世态。后来，接触到了许多知识分子，描写知识分子坎坷遭遇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多的题材，也成了他最受评论界重视的上乘之作。
逆境中的王西彦
1963年6月，王西彥的长篇小说《春回地暖》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品一问世，就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逐日广播两个多月。接着，上海和长春两家电影制片厂要求把它改编为电影剧本，但由于极“左”势力的阻挠，未能实现。这期间。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二部，并整理材料，准备第三部的创作。
1965年4月，姚文元在上海《萌芽》月刊上发表长篇论文，把王西彦和邵荃麟一起诬为“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倡者”，大加挞伐。
1966年，“*****”开始，王西彦因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东俗语“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而被当作首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为此发表社论，不少报刊出版声讨专辑，《文汇报》在搜集“罪证”时，连续出版《王西彦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达五六册之多。一夜之间，王西彦成了“专政对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资被扣，戴高帽子游街，罚跪挨打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把王西彦、巴金、魏金枝、师陀、孔罗荪、吴强等六人作为“罪行”最严重的“牛鬼蛇神”关进不超过5平方米的煤气灶间。巴金后来在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彦一起关“牛棚”的日子里，两人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和不同反应。巴金对别人称他为“妖怪”想不通，甚至是痛恨，但人们说他是“精神贵族”批判他“要求创作自由”时是真心“认罪服罪”。巴金当时认为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就应当服从监督组的规定。而王西彦则不同，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就一直在顶，因而比别人吃的苦头更多。“文革”结束，从“牛棚”中出来的王西彦成了巴金的挚友。王西彦常常外出散步至巴金家，因为走得多了，竟数出了步数，两家相距2300步。
王西彦作品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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