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之丘按照赵文超研究员所提供的方法，进行了操作。
很快，它就将天干地支的次序用数字标注了出来。
可是，用几个数字来标注一组巴思巴蒙古字呢？
大家经讨论决定，分别用三、四、五来进行分组，然后到佛经上，去寻找对应的字母。
慕之丘用的分组数字是三。
赵文超用的分组数字是四，
考察组另一名叫刘斌的小同事用的分组数字是五。
由于，天干地支的组合不是很多，只有几百个。很快大家就分组完毕。
接下来，就是一组一组的测试。
首先，用的就是慕之丘的三的排列分组。
慕之丘，按照写好的数列组合，到佛经上去查找，然后将每一个数字所对应的蒙古文字母抄写下来。
但是，这些蒙古文字母连接起来，并不是通畅的，很混乱。丝毫没有丝毫逻辑性，无法表达任何明确的意思。
第二轮，是用四为分组的依据。
然后，去对照查找佛经上的文字，再连接起来，但是，还是不能查找出其中的逻辑性规律，拼不出有实际意义的文字。
会议室里，大家都有些泄气。
将希望寄托在五个一组的排列上。
刘斌也按照慕之丘所使用的方法，记录下数字后，到佛经上去查找对应的字母，然后抄写下来，交给慕之丘进行翻译。
不过，还是没有进展，不能翻译出任何有实际的意义的文字组成。
是方法出了问题，还是思路出了问题呢？大家都是一筹莫展。
还是赵文超研究员富有经验。
他说：“猜测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许，我们漏掉了其中某一个关节点。
这样，我们扩大范围？
除了刚才的三、四、五分组之外，再扩大到从一到十的组合。
这样，大家再辛苦一下。
于是，会议室里又接着忙开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赵文超带领的田野调查组正在忙着试错的时候，李文海研究员带着宋旖旎等组成的文物整理组，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文物整理组认定，所有出土的文物，都是魏晋十六国之前的文物。
从文物的数量上看，出土的1900多件文物中，东晋时代的文物，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墓室中竟然出土了十来幅卷轴画。
其中最精美的一幅画，画的是东晋权臣谢安举办家宴招待客人的情景。
画面上，王侯贵族，马夫侍女，车马往来，喧嚣热闹，一片繁荣景象。
人物造型逼真，景物刻画形象。线条柔美，笔力强劲，一笔带到底。既有工笔画的考究。又有水墨画的豪放。
作品的跋更有讲究，赫然竟是王右军的作品，并且盖着印章。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传世的书法作品中最令藏家们疯狂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
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而对于他的画作，人们却是一无所知。
李文海研究员知道，绘画发展到了西晋，己到了初步的成熟阶段。
正因为如此，东晋以后就应运而出现了顾恺之、戴违、陆探微、张僧繇等，北方还有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大家，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绘画形式在保留汉朝的壁画、漆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同时，出现了纸绢卷轴画。
这一形式多出自士大夫画家之手，极利于收藏和流传，也成为后世伪作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对古画的鉴定，就是对卷轴形式的纸绢画的鉴定。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人物画和走兽画都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肖像画在这一时期已很发达。
重要画家莫不以擅长肖像画而名噪当时。如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就特别注重揭示对象的精神意向和表现对象的特定性格。
肖像画中注重描写人物的品格风度，无疑是与当时盛行的品藻人物的风气相一致的。
此外，作为上流社会奢华侈靡的生活在绘画上的反映，也出现了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赋彩鲜丽，观者悦情“一类的新题材和新风格。
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中谈及“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可见依题材而区分画科，在东晋时实已初具雏形。
此后，有以善画鬼神著称者，有以善画马著称者，有以善画蝉雀著称者，绘画题材划分愈益趋向细致和画家技能的愈益变得各有专长。
而出土的这幅夜宴图，兼具人物画与风景画的特点，将两者完美结合了起来，独树一帜，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李文海非常清楚，书法与绘画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艺术部门，由于绘画和书法“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同样，善书者多工画。
如果这个这个作品是真迹的话，那么，这绝对是一个重大发现，在考古学界或者是古代艺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重大贡献。
而登记的文物中，金器银器。做工考究，式样奇特，具有王侯的尊贵、大气、庄严，非常像极了晋代门阀大家的奢靡风气。
而且，出土的遗物中，有大量的陶质明器和青瓷器，特别是有一个精美香薰炉，出土时里面还残存着香灰。
其他出土文物还有铜镜、铜钱、滑石猪、金饰品、银钗、胭脂等。
另外，还出土了一枚非常罕见的“六面铜印”。
“六面铜印”从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只见于东晋时期。
该印造型呈现“凸”字形，尺寸大小都差不多，六个面都有印文。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饰，基本都位于头部。
这些金饰小件原应是成组的，使用了掐丝、焊珠、镶嵌等制作工艺，其中有成对的鸟、方胜、鱼、瓶、提篮、花等纹样，不仅造型可爱精美，也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