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想当的是警察，医生和老师。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三个职业最有权威，他们的话不容置疑，让你干啥就得干啥。
长大后发现自己胆小又怕血，警察医生当不成，可想管人的念头并没有改变，于是付诸行动，选了师大。
师大毕业那年，当了三个月实习老师，教的高二，临走时和学生恋恋不舍，我以为我的手指会就此染上红墨水和粉笔灰那样朴素美丽的颜色。
可是现在的我，却从事电视传媒工作，和之前爸妈帮我计划的人生很不一样。
从珠海电视台到央视，又为银汉、光线、欢乐等著名电视制作公司工作，再签约凤凰。
一年一年，不同城市，我在电视的圈子里辗转流浪。
在不同体制不同模式的媒体里工作，主流非主流，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也被各种各样的人认识。现在的生活丰沛充盈。电视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在自己的生命里流浪，蛮自在。
人生的第一个选题
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我意外地被分配到珠海电视台工作，虽然没当上老师，但电视台的工作新奇有趣，珠海台那幢有着S型曲线的建筑十分漂亮现代，而我对它并不陌生，因为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常常在这出出进进，参加各种演讲比赛，当实习小记者什么的，可现在，我就要在这里工作啦。初出校门，踏足社会，满心喜悦满腔抱负，兴冲冲地。
我被分到社教部，职称是记者。领到证件一堆，分得办公桌一张，我开始了上班生活。
每天出门前，我都会很响亮地说：“我去上班咯。”特别要强调上班两个字，我妈也会配合地说：“喔，你去上班啊。”
知道吗，上班，可不是上学，上班，有薪水可以领，这就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一个大人了。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扔掉T恤穿套装，配副眼镜，再拎一个很职业女性的手袋，我感觉自己成功转型。
第一次开会，看到部门所有同事，不像想象中严肃，大家靠拢坐下，桌子上沙发上乱坐一气，腿一伸，大大咧咧的一帮年轻人。部门主任王苏源戴眼镜，话不多但精明干练；部门节目总监张芳，对她我至今印象仍十分深刻，她待人和善，举止从容优雅，我相信自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都在暗暗模仿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像她一样成熟美丽。
每天，早八晚五，我准时来到办公室，这里空荡荡的，除了开会的时候，平时好像没什么人，像我这样趴在报纸堆里狂翻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丢了什么东西。
一天天过去，我依然在找选题，不知不觉一个星期，半点头绪也没有。这选题长什么样呢？我看同事们的选题单一填就是三四张，他们又都要拍些什么呢？大家来去匆匆，我又不好意思扯住人家问。
学的是中国文学，论文也写过无数篇，这十分钟的电视节目选题应该没问题的，我坚信，我完全可以不用求助同事，自食其力地找到选题。
终于，一天晚上回家，听见爸妈讨论公费医疗的事儿，这一刻，我茅塞顿开。乖乖，人生的第一个选题终于现身。题为，分析我市的医疗改革制度。
确立了选题，填好选题单，开会通过。可是，接着呢，该干什么？我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傻眼了，连个问的人都没有。这时我才意识到一个无比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我对于电视制作这件事，其实一无所知。
先说说我们部门吧。
社教部是台里除了新闻部之外最大的部门，包括专题节目、人物访谈、文艺节目云云。
我在专题节目组，每周十分钟的播出节目，从选题到采访再到后期制作、编辑特效、配音、打字幕，原来全部事情需要一人独自完成。
工作流程看似简单，我却茫然无措：每周一开例会，报上选题单，大家开会讨论，领导通过后，开始联系采访单位，填摄像工作单，约摄像师开始拍摄；然后约后期制作的机房时间，开始在编辑机上进行剪接；全部制作完成后给领导审批，签上意见，如无需返工修改就可交播出机房了。
我说办公室里怎么没人呢，都在跑外景和做后期呢。
人家需要的是一站式工作的人才。
可是我怎么办呢，我连编辑机摸都没有摸过。
完成不了工作。我是不是就要被开除了？越想越害怕，我开始哭起来。
我的泪点很低，小小的事也会鼻子一酸，别说现在天就快塌下来了。
正当我在角落里独自饮泣的时候，张芳来了。见我哭得起劲，很是惊讶，忙问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都没发生，是我什么都不会。”我抽泣。
她连忙说：“是我不好，没有了解清情况。以前电视台调来的都是熟手，分来的大学生也自广院电视系毕业，倒没留意你学的不是这行。别哭了，给你找个老师吧。”
王主任也来了，“别哭别哭，先学着试试，不行再说。”
张芳温柔的眼睛里是鼓励的眼神。
我电视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姓曾名小武，湖南人，性格乐观朴实真诚，全心帮我。
在编辑机前，从放入磁带开始，到剪辑的基本原理技巧，再到电视专题的思路结构，详细地讲解，找来许多优秀电视片示范，又帮我整理这次选题的要点线索，归纳采访提要，和把采访对象列成名单。
我白天黑夜地练习，不眠不休泡在机房里。曾小武一有时间就过来教我，许多同事路过时也停留指点。
起点是一片空白，现在给时间机会补课，自当全力以赴，我连喘息的工夫也不留给自己。
试试不行再说，领导讲话。
试试只有一次，不能不行，没有再说的机会。我这样告诉自己。
练习和采访是同时进行的。
来到市卫生局，接待我的是一位副局长，他认真听了我的采访计划，立刻打电话给市里所有的三级甲等医院，通知医务处处长，就我市这次的医改，全力配合电视台的宣传报道。
我开始前往各家医院，首先是市人民医院。
在医院六楼的大会议室，各科室主任己经正襟危坐地在等候，长长的会议桌尽头的位置空着，医务处长指指那里，请我坐下，说现在请电视台的小沈记者给我们讲讲这次拍摄的计划，局里很重视，也请各位全力配合。
我紧张得连脚心都开始出汗，望向摄像小袁，他鼓励地看着我，其实坐在那里的医生们都在看我，所有的人都在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我深吸一口气，打开笔记本，开始说，语速急促，鼻尖冒汗，满脸通红。
然后大家给我掌声。
接下来我去所有医院，一路绿灯。
十分钟的节目，我拍了整整一个星期，三十分钟的磁带，用了十盘，摄像小袁任劳任怨，不时给我意见，不足之处也替我想到。
我花了多长时间把那三百分钟编成十分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完成了。主任表扬我。我哪里敢当。
那年省里的专题片评选，台里也把这部医改专题送上，拿到二等奖。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选题啊，终于不负使命。
我去卫生局向那位局长表达谢意，他笑着说，自我打电话跟他联系，已经听出我稚嫩，然后，在办公室见到我，我紧张局促又认真的样子，让他想到他同样是今年大学毕业的女儿，他愿意帮助我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希望所有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孩子们能够顺利前行。
在这里我整理思绪，回忆以前，也要谢谢这些慷慨帮助我的朋友，同事，给我机会，让我成长。
一行两行，语短情长。
澳门/石头、剪刀、布
在珠海台工作期间，时逢澳门回归前夕，台里成立制作小组赴澳门拍摄回归专题片，组员四名：组长兼导演兼制片人老白，主摄像兼制片老史，摄像兼编导小傅，出镜记者兼编导兼联络兼跑腿小沈。
纪录片长二十集，在澳门计划拍摄三至四个月，人人身兼数职，整装待发。
在澳门期间入住中资公司南光集团旗下南光大厦。位于罗理基博士大马路，在葡京赌场不远处，十分繁华的地段。也是南光的高级员工公寓，四房一厅，客厅堆满拍摄机器，一人一间房，我住主卧，内设豪华主卫，唯一女生，待遇不同。
每日我们除了拍摄，我还要在客厅内办公，收发无数传真，打二百多个电话，制定计划，安排拍摄地点……十分忙碌。
就这样，我还能抽空逛街，那时澳门尚未回归，我们出差属于涉外，外事纪律相当严明。组长老白规定，除非拍摄，闲余时间不得进入赌场和任何娱乐场所，任何人不得单独行动……
对于这些规定我们的理解略有出入，其他还比较统一，主要还是单独行动一条。我认为，不得单独行动的意思，并不是我不得出外逛街，而是我出外逛街的时候，要有人陪同。我就是什么都不买，也要到楼下屈臣氏逛一圈。
于是，老白老史小傅每天石头剪刀布，输的那个人，有可能是老白老史小傅当中的任何一位啦，只得唉声叹气地陪我下楼，怨声载道，真不知道同样的店天天逛有啥意思。
我回头说：“今天去个远的？”大家马上不吱声。
接下来，广东台、中央台、各地方台都去澳门拍摄有关节目，小小澳门，一时间云集诸多同行，我们的工作更是严谨，环环相扣。组长老白发话，我们珠海台是近水楼台，可不能输给人家。
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卖力，八月流火，大太阳下一拍就是几个钟头，浑身汗湿也不休息。结果用力过猛，感冒中暑腹泻……轮着病倒，但都坚持。
一天收工早，回宿舍，在楼下，老史迟迟不上楼，定睛看远处山头，说：“他们那个角度是在拍啥呢，都拍两天了。”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可不是，那边山上有一组人马，摆的架式和我们一样，撑着三脚架，一人俯身在看什么，另外有人给他撑着伞，还有人在记记画画。一站许久。
不知是哪个台的，我们都在想。
老史实在想不过，决定去看看，一来确认我们是不是漏掉了某个绝佳风景；二来也是和同行打个招呼，弹丸之地，进进出出大家照应。
我们觉得有理，齐齐陪他去。
费劲爬上山，热情地迎上去，准备了一堆客套话，结果发现，人家是政府测绘部门的工作人员。
招呼没打成，白跑一通，老史被大家嘲笑眼神不济，那天不用石头剪刀布，由老史陪我去超市，当惩罚。
我很怀念那段日子，那时，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依然被校园的气息濡染，充满单纯理想。觉得生活像个花园，阳光灿烂，道路笔直洁净。看看1999年的自己，在照片中笑容很孩子气。
从澳门回来，二十集的片子剪辑完成，我在机房第一次看完它，心潮澎湃。我想，我好像知道什么是做电视了，而且，我是真的爱上这份工作了。
其实，在澳门拍摄期间，真的获益良多，待人接物成熟得当了许多，自是不用提起，还真是认识了许多好友。央视四套的中国旅游节目那时借调我当记者，一个月时间，和组里各位编导老师相处融洽，其中一位，原来在新华社工作，现为央视资深记者的王嫣前辈临走告别时给我意见，当真要在电视行当里作为，还得去北京摸爬滚打。如需帮忙，可与她联系。
前辈一番话，在我的心里激起涟漪，一年后，我真的去了北京，她也十分欢迎，我还在她新华社大院的宿舍里借住数日。
王嫣阅历丰富，点拨我记者必备的敏锐、描绘现场能力，这些经验，直到今天仍十分受用。
话说到北京，本来是想去广院念书，可是阴差阳错却当了银汉传播的主持人，过程十分巧合。
为了弥补专业遗憾，经过一番左思右想，我下决心向珠海台请假到北京广播学院念研修班，主修播音主持。
在去北京的飞机上，巧遇珠海台副台长朱久阳，师大毕业不久的我，曾帮他高三的女儿补习功课，自然和他很熟悉。坐在一起聊天，我告诉他我打算去广院念书，也得知朱台已经辞职，到北京是去银汉文化传播公司任广告副总，而这家公司的老总叫夏骏。
在飞机上，他讲起夏骏其人，《黄河》《河殇》《改革开放二十年》，这些名重一时大型纪录片的撰稿兼编导，后来参与创办《新闻调查》并任制片人，著有《十字路口的中国电视》等专作，大名如雷贯耳。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朱台下海了！原来电视人也可以下海！
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正站在中国电视的十字路口，很快，我也会一个猛子扎进这片绿意盎然，充满勃勃生机的电视海洋。
奇遇和贵人
来到北京，到广院报到之后，等待开学的日子里，我接到了朱台的电话，不，此时应该叫朱总了。朱总在电话里让我去他所在的公司，也就是银汉传播试试镜。这家电视制作公司成立不久，为北京电视台第七频道提供节目，当时正大举招兵买马。
闲着也是闲着，我便去了。
当时，银汉在西三环的信苑酒店办公，从三十几层的楼上看出去，北京一片灰蒙蒙，走廊，办公室，人头攒动，白晃晃的灯光很是耀眼。
不一会儿，夏骏来了。以为是一介书生，却比想象中更商人，红光满面、天庭饱满，不过三五分钟，“你明天来上班吧，先当新闻主播，播早间咨讯。”他笑嘻嘻地说，又干脆利落。
我说：“可是……可是……我还要去广院念书呢，名都报了。”
“学什么？”他问。
“播音主持。”
他大手一挥，“边干边学，在工作中学习效率更高！这个团队全是电视精英，绝不在广院研究生之下。”
“可是，我行么？”我犹豫不决。
“我说你行，你就行。”夏骏看着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十分熟悉的信任与鼓励。
一切都不容置疑，是啊，来北京不就是离自己距理想更近一些？
我点头，“好的，明天我来上班。”
“同样是学习，这里不收学费还给工资，多好！”夏骏说完转身离开。
是啊，多好！
在北京的电视流浪生活宣告开始。
首先，去广院退掉入学手续，退回百分之八十的学费。
用学费在北京台附近租两居室一套，跑到那时的最爱，宜家家居，买回全套白铸铁床、格子被褥、原木色衣柜餐桌椅、麻纱窗帘，照最小资的情调精心布置，全部生活费分文不剩。
怕什么，我马上可以领到工资。
那时，年轻的心里，充盈着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力，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
而且快乐，走在街上，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出一个微笑。
快乐需要单纯的心境，这句话真的是真的。
接下来，我在通往理想，成为一名真正节目主持人的路上迈步。
第一个难关，是要考到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才有资格上岗。对于一个从小在方言区长大，母语是粤语的我来说，不易！
那段时间，我天天神经质地捧着考试教材念念有词。老师说，要把每个字的音都发完整，不要吃字吞音。
有一次，出门上了出租车，我习惯性地放开声音说：“师—傅—，我—要—去—厂—洼—路—五—号—”，吐字发音，字正腔圆。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没事吧你？”。
一级甲等，顺利通过。再次证明，努力攀登，没有过不去的山。
播早班咨讯，是从没试过的工作，每日流程是，早上六点录像，之后送北京台审，七点播出。
要求主持人四点到岗，熟悉稿件，五点化妆，五点半坐上主播台，调试灯光，六点正式开始。虽是录播，但走直播形式，称之准直播，头天傍晚、深夜直到次日凌晨，在北京大街小巷发生的新闻，我们在第一时间为您送上。
我做得十分努力，要求四点，我三点就到，呆在机房里，看编导剪片，更多了解新闻内容。
那时，所有早班组的同事，日夜颠倒，机房通宵达旦、灯火通明。
日复一日，每天节目录制播出后，照例开会，回放节目，一段段重看，精抠细节，商量新选题。午饭后回家，晚饭过后，洗澡倒头睡觉。夜里一点半起床，匆匆收拾，两点出门，三点达到。天天如此，有条不紊，渐渐走上轨道。
突然一晚，我被震耳铃声吵醒，电话那头同事着急大叫：“你怎么还在家，快快快，已经晚了。”
手机的闹钟没响，己经快凌晨五点，吓得我灵魂出窍，爬起来就往外跑，冲到深夜的街上，边跑边拦车，当然还一路抽泣。
到公司后，冲到化妆间，化妆师张小岚说：“别哭了。”她超神奇地只用了五分钟不到，就把我的脸收拾停当。据说，那天我脸上，一直带着睡觉压的席子印。
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那天播出正常。
虽然如此，依然为自己的过错耿耿于怀，例会上狠狠自我批评，但大家都对我温和宽容，劝我不要放在心里。张小岚安慰说：“我妈看节目了，挺好的，没觉得是五分钟画出来的，席子印也不明显。”我才破涕为笑。
当时公司副总王坚平老师，赫赫有名。是《东方时空》的创始人，《新闻调查》的第一、第二任副制片人。
他虚怀若谷，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大家很愿意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起看播出，听他点评，他轻而易举地找到每个人的长处和弱点，直截了当地指出，并提供解决方法，我们这个全新的团队很快度过磨合期，进入状态，变得成熟。
我记得，那时的同事王芳、赵川、小艳、旭东……来自全国各家电视台，大家赤手空拳来到北京，同样年轻气盛，同样一无所有，都是奔着理想来的，聚到一起便亲若一家，互相扶持鼓励。虽然，我离开银汉已有五年，但是常常也会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普通凡人小事，心里觉得温暖。
北京生活频道改头换面，大家清新自然的主持风格也一下吸引了许多关注，我在电视圈开始小有名气。
后来，我不再主持新闻咨讯类节目，转做娱乐时尚，在《魅力前线》的几年，彻底改变我的风格。又接到光线传媒老总王长田、制作总监李德来的电话，邀请我担任《体育界》的节目主持人，第一个采访的嘉宾是当时的风头人物米卢，和国足队员混成老友；接着做起《娱乐人物周刊》《娱乐现场》《明星》。欢乐传媒的总裁董朝晖先生又力邀我加入他的旗下，与刘仪伟一起到上海为东方卫视录制综艺节目《超级模特》；之后和林依轮一起主持央视《综艺大观》，再双双离开，我俩应该是那个节目的最后一任主持。
这些著名民营电视制作公司，团队精悍、步履快捷、专业娴熟。
2000年至2005年，是民营电视制作跃跃欲试，十分活跃的阶段，我能加入其中，很是幸运。
关于夏骏，刘春曾经在他的一篇的文章里这样写到：
“1996年，一个雪后初晴的上午，夏骏走来，《新闻调查》走来，俺的春天铺天盖地地走来了……”
当时的刘春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部工作，乃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的愤青一名。他说，直至“遇到了有过一面之面缘的贵人夏骏，老夏伸出温暖宽厚的右手握住我，又挥出坚定有力的左手在空中画了个半圈，说离开少儿部，到《新闻调查》来吧……于是，用他的话讲，想都没想，就爬上了《新闻调查》这艘巨轮，从此扬帆远航……”
刘春当年倒是很有书生气质，自那以后书生也开始笑傲江湖，当然又是后话。
这里我想说的是，我的伯乐夏骏曾经是刘春的伯乐，刘春后来又成为我的伯乐。我的电视流浪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奇遇和巧合，真是不可思议。
夏骏在2000年离开《新闻调查》后，自立门户，建立民营电视制作公司，银汉传播，同年开始为北京七套提供节目，占有份额高达90%，这是中国电视产业的一次极具胆识的尝试。
当年夏骏率领的银汉传播进入北京七套时，七套的盈利只在四五百万左右，而银汉接手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制作责任，包括制作成本和经营风险。
再到2007年，这家公司在七套的份额已经下降到30%，但就是这区区30%，获得签约收入是1亿7千万，很大意义上，这其实意味着银汉的模式成功了。
这些年过去，现在银汉传播依然在源源不断地为北京台提供着好口碑高收视的电视节目，当年一起加入银汉的的年轻同事们，也在各自的岗位上磨炼成了主编、制作人、节目总监和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不过，夏骏在2002年离开了银汉，现在的他职业电视人的色彩渐淡，只是担任平媒主编和参与一些文化产业的经营运作。我不知道夏老师是不是有些解甲归田的意思，还是说在酝酿下一次的尝试和变革，或是在等机遇来临。
波澜隐隐未成潮，虽然，在今天看来，民营电视制作机构的前景似乎还不明朗，体制也并没有为其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但也许，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营电视机构，有朝一日会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到时候，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区分，民营资本、境外资本等有机会参股频道，商业化竞争，形成现代传播格局。那又将是一片新气象。
2004年的夏天，我正在诸家制作公司中奔走，同时接下四五档节目，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有日播有周播，忙得不亦乐乎。节目收视颇高，口碑不错。单枪匹马闯北京的我，也初初尝到了所谓成功的感觉。
一天接到刘春电话，他自报家门，问我是否有意加盟凤凰，可否面谈。约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咖啡厅。
由于当时央视、北京台，各个节目公司位置都在西边，所以西三环边的香格里拉酒店咖啡厅成了行内同仁约见谈话的好地点，随时来到都会看见熟识面孔，日日高朋满座，在此高谈阔论。我与长江文艺的金社第一次谈书稿也是在此，不过随着各家单位的东移，这里的好光景一去不返。
那日，刘春有好几个工作约见，干脆排好时间，地点都定在香格里拉，不用浪费路上时间改咖啡厅现场办公，我到的时候，他刚结束上一轮谈话，咖啡杯还未换过。
他开门见山，直接问我和其他公司是否有节目合约在身，什么时候到期，有无兴趣加入凤凰，他说，现时凤凰的娱乐节目调整，每晚的《相聚凤凰台》在2005年会改名为《娱乐大风暴》，如果加入，我就是新节目的主持人，在香港上班。
“有兴趣么？”他问。
我说：“能考虑下么？”
“当然，那么，等你答复。”刘春起身送我，他的下一个客人已经来了。
我们的谈话不超过十分钟，简明扼要。
事隔多年以后，我和春台成为好友，说起香格里拉那次短暂见面，他说我表现冷漠高傲，我说太冤枉了，明明是你做日理万机状，我顶多是有点矜持。
不过，那短短的十分钟，并没有让我决定改变自己的工作状态，要换个城市生活，需要勇气，那时的我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制作公司多劳多得的体制又让我收入渐丰，小富则安。
半年后，我早已把他的建议忘到脑后。再接到他的电话，问我考虑得怎样，我支支吾吾。
“不如面谈。”他说。
这次是在新世纪饭店，他请我吃日本料理，同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席间他说了许多，至今我仍有几句印象深刻。
他说：“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主持人需要强大的平台支撑，凤凰拥有这个条件，”他知我家在珠海，又替我着想，“你在香港工作，还会说粤语，离家多么的近，一个小时的船程。”
最后他说：“如果维持现状，设想2005年，你的生活和现在相差无几；但若改变，将不可预知，也许更好也许不如，但不可预知的生活会不会比较有吸引力？”他的态度很诚恳。
这回我，认真考虑。
天地很大我很小，以小博大，我并无所失。新的生活，新的表达，新的思维。说真的，我是盼望的。
不可预知的2005。
那晚回去的路上，下过雨的长安街，宽阔清新洁净，我摇下车窗，带着寒意的风扑面而来。我的心里涌起一股冲动，其实，冲动就是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力量。
2004年底，我完成手头的工作，结束在北京的生活，前往香港，加入凤凰。
“人生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尤其当人年轻的时候。”这句话来自作家柳青。
这里借用，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自认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但人生中紧要处的几步，我觉得我走对了。虽然离开校园很多年，时至今日，面对那些我内心深深崇敬的采访对象，登上华丽的舞台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时，我的内心依然沉静，永远有着做学生的心态。
今天，当我用文字梳理过去那些年在电视圈里的流浪，我发现，原来我曾经做过那么多类型的节目，当过记者，干过专题编导，做过新闻主播，体育的、时尚的、娱乐的、文化的、访谈的，这几年还无心插柳地在电视上教人煮菜。居然每个节目还都给我做得风生水起。想到这些，我的嘴边浮现一个微笑。
2009年“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的彩排现场，我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陈平院长，我们一起往后台走去的时候，他问我：“你常常在大剧院这个最高的艺术殿堂里采访艺术家，登台主持音乐会，还在电视上教人做菜，忙得过来吗？”
我想了想，说：“传说中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不是就是这样？”
陈平院长哈哈大笑：“正是！”
还是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话：“最好的，最适合，最难忘的地方就是在路上。在路上，你可以一无所有，一辆车，一点钱，一双眼睛，一颗坚强的心……就足够了。”
不知在这一处，我会停留多久。
理想在远处，最终能否抵达，其实并不重要，但流浪的路上风光无限，我走走停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