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征
我发现，人越穷，越舍得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下本儿”。离开拉链厂以后，我把那一年攒下的三百多块钱毫不吝惜地交给了林林总总的表演培训班。没钱了就干一段临时工，挣够了学费，再去上课。
那时候北京的各种展览会很多，一听到消息，我就尽量托朋友找关系，或者毛遂自荐，在会上找一份活儿干。虽然是临时工，但是报酬挺高——每天5块钱，而普通工人月薪也不过二三十元，可见劳动量有多大。
当时北京最大的展览馆有三个：北京展览馆、农展馆、美术馆。前两者是我打零工的固定据点，美术馆不敢去，太高雅了。不过，挣到了学费，生活费依然很成问题。为了“节流”，我尽量不在外面吃饭，能回家吃就回家吃，能在朋友家蹭就在朋友家蹭。
有一次，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帮我找了份活儿，为农展馆的展会送开水。开会头一天就下大雨，但是会务组要求马上送水过去，我只好推着平板车，驮着两大桶开水往那里赶，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我很恼火，想撂挑子不干了，累死累活地赚几个辛苦钱，不值！
我找到了我同学的母亲，对她说：“阿姨，这活儿太累，我不想干了。”
她看了我一眼，有点儿生气地说：“你这孩子怎么没长性啊？再干两天！男孩子，吃点儿苦怕什么！”
没办法，于情于理我都只能继续坚持。几天以后，我数数到手的钞票，刚好够交一期学费，于是扭头就跑了。
当时，正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招群众演员，我有一个远房舅舅在那里工作，通过他介绍，我成了“青艺”的一名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无论哪个戏需要临时演员，只要一招呼：“冯远征，你上不上啊？”我准保乐颠颠儿地报到去。最大的好处是我不用再做临时工了，青艺每月给我基本工资36块钱，演出一晚上还有3毛钱补助。
第一天去青艺报到，我带了一个玻璃杯，但是不敢自己倒水，怕别人说我。我偷偷观察那些老演员，看到他们都拿一个罐头瓶当水杯，里面放点茶叶，于是回家以后，我也找了一个罐头瓶，打开我妈的茶叶筒，倒了点茶叶放在里面。
第二天，我还是不敢喝水，罐头瓶也藏在书包里，不好意思拿出来。突然有一个老演员说：“小冯，怎么一整天也不见你喝水啊，有杯子吗？”我忙说：“有！有！”一杯茶叶水端在手里，我感觉自己离“艺术家”又近了一步。
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到后台去“观摹”。一切的道具，刀、枪、斧子，我拿起来看看，摸摸，爱不释手。
接下来的一年多，我参演了《泥人常》、《樱桃时节》、《珍惜》等几部话剧。有一两句台词就算是好的，有的角色，刚上台1分钟就“牺牲”了。不过这些我都不在乎，头回登上一个可以称之为“殿堂”的地方，甭管干什么，我心里就俩字：乐意。
《泥人常》里有这么一段戏：土匪头子绑架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女人的丈夫委托老乡带着钱来赎票，在山头遇上一个匪兵，被押着去见土匪头子。我就是这个匪兵，台词就一个字：“走！”还是在后台喊的。我押的这位“老乡”，是冯汉元老师扮演的。
第一天正式演出，我早早就到了后台，煞有介事地化妆，尽管观众根本看不见我。我想象的匪兵，就应该像《林海雪原》中的“小炉匠”栾平一样：戴一皮帽子，穿一皮坎肩，缅裆裤，腰里系根布带儿。
上场之前，我在后台竖着耳朵听动静，生怕台词接不上。突然，冯汉元老师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没明白，愣了一下。冯汉元老师又努了一下嘴，哦，这是示意我说词儿呢。
我赶紧定定神，高声喊：“走！”喊完以后，心脏“通通”狂跳。
接着，就该端着枪，押着“老乡”上台了。我一边走，一边用余光瞟了一下观众席，就一个感觉：全是脸！几百双眼睛正齐刷刷地盯着我！
把人押到，“老乡”和“土匪头子”开始了一场长达20分钟的对话。在这20分钟里，我站在台边上，哪儿也不敢看，眼睛直直地盯着自己的枪尖。我发现，枪尖一直在不停地哆嗦。
下台以后，我很后悔，刚才不该那么紧张，怎么说也是“练过的”啊。而那个过程，虽然表现不佳，却激起了我的表演冲动。真正的登台演出实在是太过瘾了，“万众瞩目”！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台下那几百双眼睛，其实没有一双是在看我。
第二天，我丝毫不紧张了，非但不紧张，而且很松弛。以至于喊出那个“走”字的时候，声调还稍微往上挑了一个弯儿，显得“匪气十足”。我在化妆方面的创意也越来越多了，今天点几颗麻子，明天涂个酒糟鼻，后天描个三角眼，怎么丑怎么来。
每一天，我都在无比兴奋中度过，陶醉于自己的“才华横溢”、“如鱼得水”。
刚演完《泥人常》，就有人通知我《樱桃时节》缺龙套演员，我连忙赶去报到。《樱桃时节》根据法国话剧《巴黎公社》改编，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故事。
作为龙套演员，我一人分饰好几个角色。一会儿演革命者，一会儿演敌兵，比主角还忙活。演完一幕，就得迅速到更衣室换衣服。墙上贴着一张“龙套演员专用”的表格，每一幕分别穿什么服装都写得清清楚楚，万不可忙中出错。
其中一场戏，我演大革命牺牲者中的一个，枪声过后就地倒下。而主要演员站在乱尸堆中，表演才刚刚开始。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我便后悔倒下得太随意了，姿势欠考虑，怎么那么别扭呢？可是又一动不能动，只能忍着。
演出结束后，我跟其他演员抱怨死人比活人还难演，他们说：“你傻啊！谁让你躺正中间的？记住了，下次往幕边上躺，只露半条腿在外面，上半身藏里头，该干吗还干吗。”哦，难怪刚才枪声一响，这帮人都先紧着往边上跑两步，然后才英勇就义。合着是为了让人看不见啊。
后来我也学聪明了，再演死尸，尽量在不起眼的地方卧倒，而且最好脸冲里。随着经验日益丰富，我发现演死尸还有很多乐趣。比如脸冲里的人可以故意挤眉弄眼，甚至挖鼻孔剔牙齿，而脸朝外的人就只能使劲儿翻白眼儿，不敢看，免得笑出声来。
有一次，我听到枪响跑得比较快，抢到了一个理想位置卧倒，除了半截小腿，其他部位全藏在里面。我很得意，开始和幕里边站着的一个工作人员逗贫，说着说着把人家说急了，上来就要把我往里拖。吓得我摇头摆尾连连求饶，上半身在和对方“搏斗”，小腿又得固定不动，险些抽了筋儿。
在青艺的日子，我自认为找到了归宿。每天经过大门口的传达室，招呼一声“阿姨”、“大爷”，总能得到热情干脆的回应。走进排练厅，像艺术家似的端杯茶水，正式演员们亲切地叫我“小冯”，我仿佛当之无愧是他们中的一员。无论排练厅还是后台，都像自家院子一样熟悉。这种良好的感觉一直持续了两年。
有一天，负责人事的领导和我谈话：“远征，这两年，你一直表现得不错，我们很希望把你留下来。如果开办学员班，我们一定优先考虑你，但是近期开班的可能性不大。吸收成为正式演员呢，也有难度，毕竟你没有经过正规的科班训练。如果你还愿意在我们这里干，我们就再签一份临时演员协议，我也同时帮你留意新的机会。”
我懂了，说到底，我仍然不属于这里。想了一晚上，我决定离开青艺，继续我的表演学习之路。尽管现实一再地令我失望，我的心态却很好，从不把自己看成“龙套演员”，而是“天将降大任”的晚成大器。除了不放过每一个小角色，我还利用各种机会去看精彩的剧目演出，要求自己每周至少看两个剧本。
很多临时演员最初怀着满腔热情，但是受不了长期没钱、没戏、没人支持的现实，最终要么走人，要么转行，而我这个跑龙套的小演员居然凭着内心的一种韧劲儿，凭着自己还有青春的本钱，一跑就是两三年，成了北京业余表演圈子里的“著名演员”。随便找一个业余演员问起我，都会显得很熟络，“冯远征，怎么不认识？一年前我们一块儿上过课，现在不知道又跑哪个业余班混去了。”
1983年，我报名进入了一所民办学校——北京影视艺术学院。这是一个两年制的中专学校，授课的都是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专业教师。在学校里，我开始特别留意国内外著名导演的作品。一部由张暖忻导演、被誉为“开中国电影纪实美学之先河”的《沙鸥》让我由衷地喜欢。电影讲的是中国女排的故事，体育题材对曾经练过跳伞的我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小细节，电影主人公“沙鸥”不吃牛肉，我也不吃牛肉，但是为了营养又不得不吃，硬着头皮生吞硬咽。这样看起来，这部电影简直越发亲切了。
一次课间休息，我对同班同学杨华一起“畅想未来”，我踌躇满志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演张暖忻导演的电影，演男主角，而且，最后一定得死！”
杨华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她的《沙鸥》啊。”
“为什么喜欢《沙鸥》？”
“沙鸥不吃牛肉，我也不吃牛肉！”
“为什么一定要死？”
“死了才能让人印象深刻啊。人家一说起来，就是‘电影里死了的那个’！”
他很奇怪地打量我，问：“你没烧糊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