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多如牛毛，我似乎不必再写什么了。画家的纪念碑是他的作品。的确，我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他：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画家，他在巴黎穷困潦倒时，我和他见面的次数也不少。但我想，若不是战乱将我带到塔希提，我大概永远不会把这段往事写下来。众所周知，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在那里，我遇到了几个熟悉他的人。我发现自己能把他悲惨的生涯中仍然最不为人知的部分讲清楚。如果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是正确的，那么熟悉他的人的个人叙述不太可能是多余的。如果有人像我熟悉思特里克兰德一样熟悉埃尔·格列柯，他的回忆录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读一读吧？
但我不想用这样的借口为自己辩解。我忘了是谁曾经建议过，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这对灵魂有益：说这话的人是个智者，这也是我一直恪守的箴言，因为我每天都起床，每天都上床睡觉。但我的本性中有一点苦行主义的成分，每个星期我都会让自己的肉体承受更艰巨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我一期不落全读过。想到大量的书被写出来，作者怀着美好的希望，看着它们出版，不知等待它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这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磨炼。一本书从书林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成功，也只是一段时间的成功。天知道，为了让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放松几小时，或者让他们在无聊的旅途中消磨时光，作者要下多少苦功夫，忍受多少折磨，如何绞尽脑汁。如果我可以根据书评下判断，很多书写得很好、很认真，作品中注入了很多想法，有的甚至是苦求终生的成果。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作家应该在工作的乐趣和卸掉思想包袱中寻求报偿，其余的一切，不必在意，管它什么赞扬或批评，成功或失败，全不要放在心上。
战争来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态度。年轻人求助于我们早先不知道的神祇，后辈们要朝哪个方向走已经显而易见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吵吵嚷嚷，不再敲门，直接闯进来，坐在我们的座位上。他们大声喧哗。有的老年人模仿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力图说服自己他们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他们和精力最充沛的人一起呐喊，但他们口中的战斗口号听起来是那么空洞。他们就像可怜的荡妇，试图用眉笔、胭脂和香粉，用轻浮放浪找回青春的错觉。更明智的人，姿态体面且优雅，他们克制的微笑中透出宽容的嘲弄。他们记得，他们也曾将高居宝座的一代人踩在脚下，他们也曾如此喧哗、如此不屑，他们预见到，这些勇敢的火炬手不久后也要让位给他人。没有定论可言。尼尼微盛极一时，新福音书已经旧了。这些豪言壮语，说者听起来新奇，其实已经被几乎没变的口音说过千百遍了。钟摆前后摆动。一切循环往复。
有时候，一个人早就活过了他拥有一席之地的时代，进入了一个他感觉陌生的时代，这时，好奇者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景观之一。比如说，现在还有谁会想起乔治·克拉布[10]？当年他可是著名诗人，大家一致认可他的天赋，这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事。他的写作技巧是从亚历山大·蒲柏[11]派那里学来的，他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来了，诗人们唱起新的诗歌。克拉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故事。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轰动世界的诗篇，我猜，他觉得那些诗都是蹩脚的玩意儿吧。当然，大部分确实蹩脚。但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还有雪莱的几首诗，发现了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拉布先生过时了，但克拉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故事。我随便读过一些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个更热情的济慈，一个更雅致的雪莱，已经发表了世界愿意记住的诗歌。我也说不好。我欣赏他们优美的诗句——还这么年轻，就有如此高的造诣，谈什么前途似乎很荒谬——我惊叹他们巧妙的文体，尽管他们语汇丰富（看他们的词汇量，他们大概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摆弄《罗格同义词词典》了吧），却没说出什么新鲜玩意儿：在我看来，他们知道得太多，感受却太肤浅。我受不了他们热情拍打我的后背，充满激情地投入我的怀抱。对我来说，他们的激情有点苍白，他们的梦想有点无趣。我不喜欢他们。我已老朽。我会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故事。但如果我写作不只是为了自娱自乐，那我就是个大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