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朱德刚刚进入19岁。在席国珍私塾读书第十个年头，家里人都是混混沌沌，也不晓得他读得怎么样，席先生却是时时夸奖朱德。这年秋天，在家人和亲友的催促下，他赴仪陇县城参加了科举考试。
父亲和伯父都没有钱，三叔做点儿生意，有点钱，资助朱德读书和考试。此时，朱德对西学心向往之，对科举考试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他抱着“到外面去看看”的目的，还是勉强地预备去考试了。不久，朱德和席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去县城应试。
朱德的家乡大湾离县城仅70余里，可是佃农世家的朱家祖孙三代人都没有进过县城。在他们眼里，一个几千人口的小城镇竟是一个到处都充满着危险的大都市。朱德要出远门，对朱家老幼都是一件大事，家里人总是担心、忧虑。朱德的伯父特别拜托席先生找几个年长的同学带着这个青年人进城，以免发生意外。谁知一出门以后，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一路上，朱德处处显示出类拔萃的非凡才华，很快成为这一群人的组织者、领导者。他脑后竖着一根长长的发辫，用黑布包着头，穿着“家织布”长衫，肩上背着一个有换洗衣服的小包袱，手执雨伞，脚上穿着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头顶烈日，矫健地走在最前面。休息时，还要负责买东西记账，安排大家的生活。相形之下，那些同行的地主子弟在优越、慵懒的生活中变得无知和低能。
到仪陇县城，朱德看见到文庙报名的考生中，绝大多数是财主家的少爷。这些人头戴丝帽，身穿漂亮的顺庆大绸或
“玻璃衫子”（指细洋布），随身还带着书童，走起路来摇头摆尾，说起话来咬文嚼字，住在上等旅馆里，过着舒适的生活。而自己却是“土包子”，住在收费低廉的小客栈里，还要买回粮食、蔬菜、木柴，准备在考试期间自理伙食。朱德对此毫不介意。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这次机会看看比马鞍场要大得多的仪陇县城。他走街串巷，留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在仪陇县城，朱德看见市场上洋货充斥，商店里摆满了洋布、洋油、洋瓷盆、洋伞、洋火，甚至还有洋钉。他还看见许多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乞丐，啼饥号寒。而如狼似虎的税吏、衙役趾高气扬地在街头横冲直撞，欺压百姓，他还听说全县有几千人。市场萧条冷落，卖唱、算命、耍把戏、卖膏药之声彼落此起，真是满目疮痍，到处呈现着一派衰危破败景象。腐败的清王朝还把赤贫的百姓当成榨油的大豆，仅仪陇县每年要上缴五万两银子到成都。“父母官”刮的地皮比这还要多好几倍。
在这些日子里，朱德还四处交往，结识了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刘寿川先生。刘先生从日本带回了许多简易理化仪器、化学药品、医疗器械及科学、体操方面的书籍。其中能治风湿病的电疗器更是新颖，仪器一转就嘟嘟作响，很受群众欢迎。还有他从日本买回的“西洋镜”和图片能使观众看到放大的轮船、火车、机器、外国的文物风景。这一切使朱德大开眼界，又是惊奇，又是信服，痛切感到僵死的旧学、八股没有用，只有学习西方科学，才能振兴国家。
在考试期间，朱德还打听到离仪陇县城约六七十里的南部县的盐井，据说那里有西方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考试结束后，他便兴冲冲地去那里。可是，他到那里一看并没有新的机器。盐井的井架是用木料和竹竿搭成的，抽盐水的简易绞车和唧筒也是竹子做的，两三个盐工吃力地转动着竹制绞车，把盐水从几十丈深的井下抽出来，再用人工挑走，送到晒场或在锅内熬成盐。工人是奴隶式的合同工——包身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在赤热的阳光下，身上只有一块裹腰布。老板和工头的皮鞭还经常抽打在瘦骨嶙峋的工人身上。他们吃的是发霉的杂粮饭、酸菜稀饭；住的是阴暗潮湿，满地臭虫、跳蚤的小屋。更谈不上医疗保健设施，许多人面黄肌瘦，贫病交加，染上了肝病、肺病、气喘……朱德第一次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
参加科举考试，考得上还是考不上，朱德没有什么信心，也并不十分看重。终于从穷乡僻壤走出来了，这是他十分欣喜的事。
和朱德一道参加考试的席先生的儿子平时刻苦用功，考试成绩总是第一、二名，结果却名落孙山。这是为什么呢？大家为他的命运不济而惋叹，其实是因为他求功名心切，反而在大考中汗流浃背、心慌意乱，连平时记牢的东西都忘掉了。
仪陇县城之行，由于和外面社会接触，朱德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学习新学、寻求进步的愿望也由此更加强烈。他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待在闭塞守旧的乡村，决心“要走到新的世界去”。而他心目中的这个新世界正发生着剧烈的激荡与变幻，他将作为时代的弄潮儿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激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