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湖南的学生积极响应。受学生运动的影响，各界联合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在长沙爱国热潮的影响下，湖南各县迅速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敬尧勾结起来，以武力向群众进行威胁和迫害。张敬尧的军队闯进湖南商专，强行解散学联，封闭《湘江评论》。面对张敬尧的残暴行径，长沙的学生爱国运动转入了以驱逐张敬尧出湘为中心的斗争阶段。
张敬尧是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忠实走狗。在段祺瑞的庇护、怂恿下，1918年3月张敬尧率北洋军进入湖南就任督军。他主政湖南期间，伙同其三个弟弟，作恶多端，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湖南人民恨之入骨，怨声载道，一致呼吁“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919年11月，在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且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的张敬尧占去了。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了被封闭又重新组成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借着检查日货，坚持反日爱国运动，与张敬尧对抗。1919年12月2日，长沙学生举行5000人以上规模的游行示威，召开大会，准备将从几家洋行里起获的日货焚烧掉，会场上的学生和围观的群众达万人以上。正当学生代表在会上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命令其弟弟张敬汤率领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张敬尧骑马带领一支大刀队冲进会场内，阻挠焚烧，强行驱散与会群众，辱骂殴打学生，当场殴伤数十人，逮捕5人。
12月4日，湖南省学联发动全省学校罢课。12月6日，湖南学联公开发表“张毒一日不清，学生一日不返校”的驱张宣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掀起了湖南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人民组织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要的就是学生和教育界要有组织的行动。于是，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力量，统一开展驱逐张敬尧运动。经过日夜紧张活动，全省各校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
第一步成功后，毛泽东又召集新民学会和学联会主要负责人开会，邀请部分教育界人士参加，商定第二步行动：一、组织驱张代表团，每校派学生代表二人，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上海、广州等地实行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张、吴（佩孚）等矛盾，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二、各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和率领各代表团。三、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各界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赴外地代表联络。
12月18日，毛泽东冒着严寒，踏着积雪，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请愿团一行40人来到古城北京。到北京后，毛泽东就住在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中。为了争取全国，特别是北京社会各界的支持，毛泽东等以福佑寺为阵地，在北京城大张旗鼓地进行驱张宣传活动，揭露张敬尧的种种祸湘罪行，给军阀政府施加压力，加速张敬尧的倒台。
由于福佑寺无闲杂人员出入，很是幽静。毛泽东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主持创办了“平民通讯社”，组织撰写驱张文章，展开宣传攻势。毛泽东任社长，并亲自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呈文、宣言。隆冬的北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白天调查访问，晚上整理材料，编辑、撰写、油印稿件。从12月22日开始，“平民通讯社”向京、津、沪、汉等地的报纸发布新闻稿件，每天约150余份。内容多为揭发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罪行和驱张请愿团在京活动的情况。
12月27日，毛泽东署名撰写《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该文揭露了湖南省矿务局长张荣楣和张敬尧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不惜将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追回矿产权，严惩张荣楣。28日《晨报》以“《湘人力争水口山铅矿事件》呈府院部文”为题，全文转载。一时舆论哗然，驱张运动的影响逐步扩大。驱张请愿团在京的活动得到了北京学联的热情支持。北京学联曾两次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支持湖南代表，纷纷表示誓与湘人共同奋斗。
（二）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由福佑寺走遍京城，联络湘籍学生和知名人士汇入驱张洪流。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1919年12月28日，驱张请愿团在湖南会馆召开驱张大会，湖南各界人士包括在京的10名国会议员也前往参加，大会一致通过了驱逐张敬尧的7条办法，并由推选出的熊秉三、范静生、郭同伯3位议员见呈总统、总理，驱张运动迅速发展、扩大。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在进行驱张宣传攻势的同时，还先后在京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他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举行游行示威。各地代表团分别从前门、地安门和西华门向北洋政府的国务院进发，沿路宣讲驱张道理，控诉张敬尧的罪行，并在新华门前进行了3个小时的示威。在这次示威中，毛泽东和李思安、柳敏等被推为代表进入国务院，义正词严地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驱张要求，与北洋政府的接待官员进行了直接交涉，最后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口头答应撤免张敬尧的要求。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的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京期间，毛泽东与先进知识分子接触比较多，特别是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的联系更紧密。他们集中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等问题。这使毛泽东对苏俄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有了赴俄勤工俭学的念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经常关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尽心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中文书籍，常常在活动之余潜心研究这些理论，清理自己的思想，使其思想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福佑寺期间，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邓中夏一起精心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获得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毛泽东在与陈独秀的接触中，使陈独秀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以支持毛泽东等的驱张运动。文章一开头写道：“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所谓造孽的“安徽人”是指张敬尧。
在发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辅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辅社”的全称为“辅仁学社”，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它是湖南学生的社团之一，成员有30人。当时有部分“辅社”社员在京读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常在北京大学活动，毛泽东主动与他们联系，发动他们参加“驱张”运动，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也积极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辅社”在京成员参加了“驱张”斗争，并成为这一斗争的重要力量。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罗章龙和“辅社”在京成员在陶然亭集会，商讨“驱张”斗争，探求救国道路。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前摄影留念。
毛泽东曾多次到医院探望、护理杨昌济先生。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不幸病逝，毛泽东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抚恤遗属，操办后事。1920年1月22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钊、杨度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公布杨昌济病逝的消息，介绍他的生平。
（三）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顺路送行。
4月11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上了泰山。对孔子这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仍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5月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这时，新民学会从北京、长沙、天津汇集到上海的会员达12人。5月8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一方面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的驱张运动。由于利用北洋军阀内直、皖两系的矛盾打击张敬尧取得成功，张倒台在即，这时的驱张运动已经深入发展到驱张之后湖南怎么办的讨论。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同时，毛泽东在各种驱张文件和书信中，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政治主张，并且广泛进行宣传。
5月11日，在送别了萧三等赴法留学的6人后，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彭璜、张文亮等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实验过互助工读团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经过亲身实践，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中难以克服的弊端。
在驱张运动强大压力之下，各派军阀与张敬尧的矛盾更加剧烈。为了利用军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分派代表到衡阳、郴州催促吴佩孚、谭延闿“驱张”。曾经为打湘桂联军出过力气的吴佩孚和冯玉祥，对张敬尧白白捡了个湖南省督军兼省长本来就不服气，趁此时机，他们与湘军谭延闿取得了默契：吴佩孚撤出衡阳，敞开了张敬尧的南大门，冯玉祥也撤出了部分守军，敞开张敬尧的西大门，放湘军长驱直入。这样，张敬尧就不得不仓皇出逃。6月11日，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张敬尧本人因“守土不力”，受到了“迅即来京查办”的处理，他的弟弟张敬汤则在“鄂州执行死刑”。驱张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6月9日、11日、18日，毛泽东连续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文章指出，湖南驱张运动将要完成，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发起废督运动。文章提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要先由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解决，合起来便可得到全国的总解决；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6月14日，毛泽东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早已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推倒军阀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方式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
此时，陈独秀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性格率真的陈独秀也向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这次晤谈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曾回忆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6月26日，张敬尧军队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从事驱张活动的湘籍人士相继回到长沙。7月7日，毛泽东经武汉返回后，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不久，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这时，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谭延闿号称民国的“政坛不倒翁”，他第三次坐上了“湘督”的宝座，紧接着便面临着“内忧外患”，“内忧”是因为他不肯分权给有军功的赵恒惕，一人大权独揽，引起内部矛盾。“外患”是南北两个政府都对湖南虎视眈眈。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发表通电，表示要“湘人自治”、“还政于民”，实行民治。而后又通电提出了联省自治，他邀请梁启超起草了《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放着备用。西南各省军阀也纷纷附和，投机政客更把“联省自治”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
毛泽东发现湖南舆论界对湖南的自治运动的认识十分混乱，有的被谭延闿等的“湘人治湘”的旗号所迷惑，盲目乐观，并且认为政治只是少数特殊阶级的事。毛泽东从9月3日至10月3日，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10篇文章，评论湖南的自治运动，主要强调：自治运动是由人民当家作主。湖南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自治运动？他认为这种自治运动，必须是由人民——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转运贸易的商人以及殷勤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的；否则，自治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不能持久的。要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以前，他对自己的湖南自治计划也不满意，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湖南当然不容易有独立的改变；有觉悟的革命者，应该从事“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不能做改良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