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同学好友常在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大家在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想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特别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于是就想成立一个学会形式的团体，毛泽东最初将学会的名称拟定为“新学会”，萧子升主张用“新民会”，大家讨论的结果，将毛、萧意见合二为一，正式定名为“新民学会”。“新民”，是取《大学》中“在新民”及《书经》“汤诰”中“作新民”的意思。同时，谭嗣同、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主张“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民”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新的意义。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邹彝鼎、罗学瓒、张昆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等14人。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把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作为首要的任务。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
新民学会每隔半月、一月开一次会，会员们讨论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报告各自学习和工作的计划和完成情况，互相督促互相鼓励。到“五四运动”前夕，新民学会已经发展到70多人，这些会员都是有志有为的优秀青年。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多数已经从学校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抱负呢？新民学会成立之初，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许多会员流露出不愿“扎堆积”在湖南一地发展，想走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们的共识。
两个月后，毛泽东也从湖南省第一师范本科毕业了。他结束了5年的“一师”生活，“向外发展”也已摆在他的面前。
1918年6月下旬，正当新民学会会员决定向外发展，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之际，传来北京正在倡导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毛泽东立即同何叔衡、萧子升、萧三、周世钊、蔡和森、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讨论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当时，湖南政局动荡不安，学员们几乎到了无学可求的境地。新民学会的会员和省城学校许多进步青年都渴望到外面去发展；不少家境贫寒的学子听到这一消息更是欢欣鼓舞。
留法勤工俭学，起始于1912年李石曾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的“留法俭学会”。1915年6月，李石曾与蔡元培在法国巴黎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会”。1917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由北京专程到保定育德中学参观，在育德中学设立“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简称“留法预备班”）。在李石曾等人的帮助下，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开始招生，招生对象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最后由学校录取了31名青年为第一期留法预备班学生。同年8月，留法预备班正式开学。育德中学在校内建起了手工教室，并聘请校外工匠传授生产技术。为适应教学需要，1918年，育德中学筹建了实习工厂。在筹建过程中分别得到了法国驻华公使赫尔利、直隶督军曹锟、在保定高师任教的法国教员法斯得等人的赞助。每个学生以学一种工种为主，兼学别样。学生通过实习，掌握了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
1918年7月，第一期留法预备班学生毕业，其中22名学生经上海赴法，这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员。8月，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开始招收第二期学员，这就为刚毕业的毛泽东及新民学会会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向外发展的契机。
（二）
1918年6月，蔡和森受毛泽东和湖南“新民学会”的委托，从长沙到北京为湖南学生联系留法勤工俭学，以学习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寻找救国的真理。
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北上。他们先是步行——沿着洞庭湖环行，再坐船到武汉，后乘火车。19日，毛泽东等来到北京。到北京后，湖南青年分别暂住在湖南会馆和长沙、湘潭、浏阳的会馆里，毛泽东住在位于烂缦胡同35号的湘乡会馆。由于毛泽东、蔡和森的积极组织，到达北京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人数很快达四五十人，居全国各省之首，并得到组织勤工俭学负责人的赞赏。然而，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不足，使留法勤工俭学人员的生活遇到诸多困难。作为组织者的毛泽东只好先把大家安顿下来，并想办法解决问题。由于当时经费非常紧张，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就建议先在北京开始勤工俭学的实践活动，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为使勤工俭学工作顺利开展，毛泽东起草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主要内容为：勤工俭学的意义；在国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如初步学会法文，以减少在法的语言障碍；先派少数人到法国去预先布置等。华法教育会同意这个计划，并同意经新民学会讨论和推荐的萧子升作为先行人员赴法。
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努力下，在杨昌济的大力协助下，几经与蔡元培、李石曾联系，为暂时滞留在北京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举办预备班，进行出国前的学习和培训，预备班分设在北京、保定和蠡县3个地方。不久，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大家谋得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半工半读的机会，每月挣3元钱伙食费，暂时解决了生活困难。预备班的功课主要是法文，其次是为准备进工厂而设的制图、数学等科。
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以后，毛泽东留在北京。毛泽东需要在北京找个工作，一方面继续协助勤工俭学事宜，另一方面经济压力很大。于是，杨昌济就把毛泽东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教授，让毛泽东做一名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毛泽东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8块钱。其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及时将订阅的全国各地的报纸夹上去，月底送去装订。有时还要做些杂务，如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整理书报等。
与北大教授每月二三百元的收入相比，由于可以阅读到各种新出版的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尽管月收入只有8元，但毛泽东对这份工作还是觉得颇为称心。当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办得非常有生气，各种新思想新学说竞相涌现，社会活动丰富多彩，给毛泽东以强烈的新鲜感。毛泽东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演讲，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对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了具体的了解。同时也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思想上很受触动。
毛泽东参与了新闻学研究会第1期的各项活动，听取过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以及李大钊、徐宝璜等人的有关讲演。新闻研究会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使毛泽东增长了新闻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并与邵飘萍等人建立了友谊，他曾说过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于1919年1月25日成立，由胡适、马叙伦、杨昌济、梁漱溟等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一些北大著名教授都曾在该会授课，如胡适讲过“中国哲学”、张颐讲过“康德哲学”、徐炳昶讲过“法国哲学”等等。毛泽东在该会的活动中，学习研究了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内的东西方诸家哲学著作，进一步拓宽了知识视野，提高了研究哲学的兴趣。
后来，为便于新民学会活动，毛泽东和蔡和森搬出杨宅，与湖南学生共同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一个简陋的小院内，8个人挤在一起。对于月薪8块大洋的毛泽东来说，生活还是清苦的。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获悉母亲生病。于是，他从北京动身回湖南。3月14日，毛泽东为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第一次来到上海。他了解到留法的朋友已经募集到了大批款项，他协助把同学们送到法国去，但他自己却决定不去法国。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当时，毛泽东的母亲正患病，1919年4月要到长沙治疗，同时留法的旅费也要几百元。这些因素对毛泽东决定是否出国留学也有影响。他送别同学、朋友后，就起程回到长沙。
通过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实践，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即越来越赞扬十月革命，向往社会主义。
（三）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他一方面照料母亲，另一方面为解决生活问题和便于工作，住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历史课。
不久之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积极参加并实际领导了湖南学生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在长沙亲自写、印、发了一个传单，以几个学校名义散发，传单开头第一句就是“同胞们，起来！”他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同时，毛泽东以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等最有基础的几所主要学校为骨干，加速进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恢复和改组工作。经过新民学会会员努力，湖南学生联合会于6月3日正式成立了，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学联会下面设评议部和执行部，评议部即学生代表会议，主席是商业专门学校学生彭璜；执行部主持日常工作，主席是第一师范学生会代表张文亮。他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接受毛泽东指导。
与此同时，长沙20所学校统一举行了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6项要求。7月9日，发起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加强了对湖南各地爱国运动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协调工作。
为了引导社会舆论，学生联合会开办了《湘江评论》，推毛泽东为编辑。《湘江评论》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每期4开一大张，内容仿北京《每周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提倡民主与科学。主要栏目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全用白话，当时在湖南全省很有影响。第1期全部，第2期的三分之二，第3期、第4期一半的稿件由毛泽东执笔。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泽东号召学生暑期回乡去做组织民众工作。
《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很高兴，他特地在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6期上予以介绍，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售完，加印2000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2期起印5000份。
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5期出版后，张敬尧派军警查封了学联会和《湘江评论》，并警告湘鄂印刷公司，不准再为其承印。此时，毛泽东和学联会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各学校的学生也办了许多刊物，如湘雅医学院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等共10余种。《湘江评论》查封后，毛泽东倡议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各周刊派一代表，每周开会一次，商讨在宣传内容上如何步调一致。湘雅医学院学生会办的周刊《新湖南》因学生放暑假，人手不够，从第7期至停刊，均由毛泽东主编。每期有一篇较长的政论，就是毛泽东写的。出刊到第10期，被张敬尧派人查封。
1919年10月，毛泽东突然接到二弟毛泽民从韶山寄来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思母心切的毛泽东星夜上路，直奔韶山。到家时，他才知道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毛泽民告诉他：母亲在临终时还呼唤着他们的名字。此时的毛泽东泪如泉涌，心似刀绞，毕竟母亲才53岁。他守在母亲灵前，对着暗淡的油灯，回想起童年的件件往事，慈母的形象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10月8日，在悲痛中，毛泽东席地而坐，写了《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
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忍着悲哀，咽着泪水，与二弟泽民分别回到长沙。母亲病逝后，仅100天，父亲毛顺生也因患伤寒于1920年1月23日去世，享年49岁。毛泽东因在北京积极参加“驱张”活动，未回家奔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