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不论是节日还是假日，莫泊桑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去看望弥撒一样，带着诗稿，从巴黎乘着小火车前往克鲁瓦塞拜见恩师。但是，一场仿佛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他的这个朝圣之途。就在一夜之间，法国的道路上都行进着开向东部边境的法国军队。这几年来法兰西与普鲁士一直为争夺大陆霸权而在外交上争论不休，而俾斯麦却暗中想把外交上不能了结的事极力地拉到战场上去解决。法国的外交大臣格拉豪秉承皇后殿下的意旨，要求普鲁士王保证将来永不支持霍亨索伦王族候选西班牙王，以使西班牙落入德意志的势力中，普鲁士王表示“无保留地”赞同法国宫廷的意思，可拍给法国的电文却被处心积虑于引发战争的宰相俾斯麦篡改，这一举动使得这封电文读起来像是对法国宫廷的一个侮辱。很快，俾斯麦的目的达到了：路易·波拿巴于1870年7月19日匆匆地、鲁莽地对普鲁士宣战了。此时的莫泊桑已经来到巴黎一年了。
在法国军队正式与普鲁士军队交火之前法国表现出了傲慢的理想主义，虚张声势的行为最终成了法国战败的悲剧根源，也是第二帝国的大厦坍塌的重要原因。法国的陆军大臣勒伯夫将军气壮如牛地宣称：法国军队“连最后一个士兵护腿上的最后一颗纽扣都准备好了”。勒伯夫将军这句漂亮的话说明他很有文学素养，不愧为第二帝国的理想主义的浪漫家；不过，当他过分注意士兵护腿上的纽扣时，他却没有留意士兵手里是否有作战地图。
波拿巴三世兴修了许多第二帝国为之陶醉的建筑，可却没有为他的军队印制几张新版的地图。当士兵们不知道他们此刻身处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开向何处的时候，战败的种子就已埋下了，尽管他们的肩上扛着沙斯波式后膛枪甚至刚刚研制的机关枪，还是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在哪里？普鲁士人在哪里？”
普法战争爆发时，莫泊桑将满20岁。就在这充满战争狂热的7月，在拿破仑三世为招募“60万精兵”而掀起的征兵运动的最初日子里，他被征召入伍。他和大批同年龄的所谓“70级士兵”先被集中到巴黎东面的万森要塞。在那里经过简单的考核，他随即被派往驻扎在鲁昂的勒阿弗尔军区第二师，在该师后勤处当一名文书。莫泊桑所在的部队虽驻守二线，但鲁昂离法国东北部与普鲁士接壤地区并不太远。焦灼不安的鲁昂军民，很快就可以得悉前线的战况。战争是8月2日打响的。最初几战，法军在士气、装备和指挥方面的弱点就暴露无遗，普鲁士军队占尽了上风。8月中旬，前线法军的全部主力被分割为两部分：由巴赞将军率领的一部分被围在麦茨；由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一部分被围在色当。更糟的是，普军完成包围以后并不耽搁，他们向法国内地长驱直入，所向披靡；而法军则节节败退，兵败如山倒。
一次，莫泊桑所在部队奉命去一座森林狙击敌人，可到那里却发现那森林早在五年前就已经被砍伐一空。还有一次，他们接到紧急命令，在诺曼底的倾盆大雨——也就是莫泊桑在《菲菲小姐》中描绘的那种“一场诺曼底的大雨……一场地地道道的鲁昂市这只法国尿盆的大雨。”——行军十公里去切断一支斜插过来的敌军，结果这命令竟是讹传！战场上的荒谬感给莫泊桑留下了磨灭不了的印象，使他在作品中谈到法国军队的时候，多少带点讥讽或者揶揄的口吻。在那次倾盆大雨下进行的行军过后不久，莫泊桑所在部队也迅速地卷入了大溃退的洪流中。溃不成军的法国军队像乱蚁般退向巴黎，接着穿城而过，退向更远的地方。
“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在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这撤退的最后一幕刻在了莫泊桑的记忆里，只是他并未再跟随这些溃退到河对岸的队伍，他奉命送一封公函去勒阿弗尔，而脱离了自己那个已失落在溃散洪流中的部队。莫泊桑日夜兼程，徒步奔走60公里，总算到了勒阿弗尔，把公函送到了参谋部。他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找到一所被人遗弃的半毁的仓房，稍事休息。溃败的法军拼命地逃奔，越战越凶猛的普军紧追不舍。敌人配备精良，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不时在法军人群中开花。而法军却只有粗糙的步枪。莫泊桑并不怕死，但是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地死去，实在太可悲了。他恨透了那些把自己的士兵置于如此狼狈境地的当权者。
9月2日，被围在色当的法军举起了白旗，连拿破仑三世也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愤怒的人民于9月4日起义推翻了第二帝国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可是，资产阶级代表攫取大权组成了所谓国防政府。这“国防”政府并不认真进行国防。9月18日，普鲁士人占领了巴黎西南的凡尔赛，并且很快就完成了对整个巴黎的包围。从这天起，巴黎就处于敌人的炮火下。巴黎的投降使莫泊桑绝望地离开了这座城市，返回了埃特尔塔小城，洛尔的身边。那时，普鲁士人也进入了该城，军刀碰在皮鞋上面直响。这对小地方的那些皮肤黝黑、满手老茧的下等人无疑是一个刺激。于是，在夜幕下，在旷野中，经常会有一些英勇的然而不留姓名的个人复仇。
“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夫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莫泊桑后来写道，“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巴黎公社的这段历史，莫泊桑并不是目击者，因为那时他还在埃特尔塔海滨城。对于巴黎公社这段历史，莫泊桑几乎在日后的作品中没有谈及，也许是因为这个具有政治良知的作家在未弄清楚问题前是不着急表态的，也不会将他未曾感觉过的事件写于作品中。这是一种对于真理、对于艺术的忠诚。于·列那尔谈到莫泊桑时，说：“莫泊桑，他很少自白。他从不说：‘我是真理的源泉。’”
在日后的创作中，普法战争是莫泊桑着力开掘的一个重要题材。在他的笔下，有揭露法军腐败无能和普军惨无人道的力透纸背的佳品，更有讴歌人民抗敌斗争的脍炙人口的华章。
1871年，战争结束后，莫泊桑退役回到了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