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一生之行事，以及他性格中的许多特点，都同他幼年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着一定的关系。
林纾出身贫寒，他的长辈人人艰苦奋斗，勤劳节俭，尤其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还能保持一种乐观的精神，例如他的祖母，“虽在困约中，见亲族未尝言贫，有族老善相人，谓太孺人温蔼如处素封之家，决不终困”。（《畏庐续集·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林纾一生自食其力，安于清贫，他身上自然有着祖母的影子。
林纾的母亲终日劳作，艰辛备尝，最困难的时候，竟以十指养活全家。但是只要稍有能力，她就慷慨地帮助别人。林纾在《薛则柯先生传》中记下一件趣事：
他十一岁的时候，家境稍有好转，拜薛则柯为师，薛先生家绝贫，夏日尝不举火。有一天，林纾回家吃完了饭，忽然想起先生可能还没做饭呢，便找了一只父亲的袜子，装了一袜筒米，送到先生家。先生一见，非常生气地批评他：
“林徽呀林徽，你都十一岁了，怎么竟然偷起东西来！”
林纾委屈地哭着说：“先生一大早就教我们古文和诗，晌午都过了，还没吃饭。我回家吃饭的时候想起这件事，就在自己家里拿了点米来，不是在别人家偷的。”
先生说：“自己家的也不行，别人家的就更不用说了！我已经有米了，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不需要你的米了。你把它拿回去，向你母亲坦白，请她责罚你，我实在不忍心打你。”
林纾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笑着说：“你送米慰劳先生，这是好事，可是怎么能用袜子装呢？”
然后，母亲找了一只大口袋，装满了米，以林纾祖父的名义送给先生，先生才愉快地接受了。
高风岐撰《清封宜人林母陈太宜人墓志铭》中说：“太宜人啬于自奉，苟利亲族，虽举债无所甚恤。有郑生者，与林氏有连，负债重，欲图死，太宜人馆其妻、子六人于家，至郑生事平乃已。”（见《年谱》卷一第18页）
林纾一生助人为乐，自然是受了母亲的遗传。
林纾从长辈那里还接受了一些封建说教，对他的影响更大。
林纾的外祖父陈元培是读过书的，并且做过“太学生”，不过早就去世了。外祖母姓郑，“知书明大义”，励志守节，含辛茹苦，时时茹素诵佛经，数十年如一日，未尝以贫为怨。林纾五岁时曾寄食其家。外祖母对他呵护有加，但是对他要求也很严格，“有过辄弗假借”，尝言：“童子不能以慧钝决所成，但观立志。观志即在其所羡者，若见衣食而慕，其成就终当为恒人矣。”林纾说：“纾尝持此语告其子弟，俾知纾生平得力于太孺人之训者为多。”（《畏庐文集·谒外大母郑太孺人墓记》）
林纾的儿子林琮在《外曾祖母郑太孺人事略》中也记下一个小故事：
时荔枝方熟，太孺人知孺子嗜甘，乃质布衫市荔枝百颗，遍食诸孙，而训家大人曰：“邻园艺树千株，入夏荔香沁脑。然树千而味一也。孺子既获尝荔，当知他人之啖荔，其甘亦止是，无足羡也。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家大人奉荔，泣而受命。遂耿介一生，不慕荣利矣。（见《年谱》卷一第3页）
然而，对林纾影响最大的还是祖母的“畏天循分”说教。
祖母见林纾刻苦向学，非常高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吾家累世农，汝能变业向仕宦，良佳。然城中某公官卿贰矣，乃为人毁舆，且捣其门宇。不务正而据高位，耻也。汝能谨愿，如若祖父，畏天而循分，足矣。”（《畏庐续集·先大母陈太孺人事略》）
林纾一生都谨记祖母的教诲，他四十二岁时在家乡盖了一所草房，即取名“畏庐”，并作《畏庐记》，中曰：
夫据非其有而获重名美利，乡党誉之，朋友信之，复过不自闻，而竟蹈于败，天下之可畏者，孰大于此！……唯无畏过自治之心，矫厉粉饰，匿瑕护垢，冀以终存其名，不沦而为伪，亦稀矣。
后来移家北京，在宣武门外买了一所房子，又特制一块匾额，大书“畏天”二字，挂在门上，表示时刻不忘祖母遗训。
从林纾的一些文章和言行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他对“畏天循分”的理解：
一是不可据非其有。他后来谢绝荐举，拒绝入仕，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正如他在前引《上郭春榆侍郎辞特科不赴书》中所表达的：我七上春官，汲汲一第；如果考取了，那是分所宜获；现在既然考不中，说明我命中不该做官，所以也就不欲竞进以自取病了。
二是尽力为所当为，有所成就，则归功于天。林纾收养死友的孤儿，教养成人，并为其成家立室（事迹见后），很受世人称道。有一位周生，写信给他，大加赞扬，称他为“古之义士”。林纾当即写了回信，表示不敢接受，他在信中说：我做的这些事，“皆五伦中之常事，仆习知其故，不敢自奇”。何况两个孩子能够有所成立，是他们自己争气，我当初曾经很害怕，“设彼二子骄荒败德，与仆为难，则仆亦不过太息流涕，委诸气数而已，此外尚有何术？”所以，事情能有个圆满的结果，“殆天幸使然”。又说：“推之中兴勋臣，力造区夏，苟无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绝大勋业。故君子任事，能归功于天，不惟无祸，亦以养德。”（《畏庐文集·答周生书》）
三是要有畏过自治之心，不可匿瑕护垢，沦而为伪。这个意思是他在《畏庐记》中表达的，同时又说，“美名在前，美利在后，乡党誉之，朋友信之，终其身无闻过之日”，是一件不幸的事。“余行年四十，检身制行，不足自立，出观乡党朋友之间，间有誉而信者，吾亦甚畏其沦而为伪也”。所以他坚守闻过则喜的古训，在他五十八岁（1909年）那年，有两位福建老乡何某、刘某，背后说了他不少坏话，有人写信把此事告诉他，他看完信后笑着说：“二公未相往还，胡施重谤？谤至，我可资为修省。且己必有弗检，召人疑恨。其言果中吾病，当矢天改之；毁不当罪，视为飘风过耳，无以蓄诸心也。余近薄负时名，谀言日进，二公之言，味虽辣而趣永，闻之滋适。”（《年谱》卷一第42页）
另一个对林纾有影响的人物是他的岳父。岳父姓刘，名有棻，字作楫，号修梅。其家四世读书应童子试，均不售。刘公家清贫而有节概，喜《通鉴》，尤长于诗。有女名琼姿，与林纾同岁。在林纾八九岁的时候，有人为两家做媒，刘公跑过去相女婿，正碰上小林纾在门前大榕树下和一帮孩子玩打仗，样子很是顽皮，刘公不喜欢，没有答应。七八年后，林纾客台湾，又有人提起这门亲事，并把林纾从台湾写给祖母的信拿给刘公看，刘公看了好几遍，说道：
“可矣。童子恋恩，余于书中若闻其哭声，性情哀挚，可妻也。顾非富贵中入耳。”
口里说他非富贵中人，实际上还是希望他能够富贵。所以林纾同刘小姐结婚后，刘公自家虽然并不富有，但还是经常资助他一些膏火钱，督促他完成学业，同时对他进行安身立命的教育。林纾后来回忆说：“每谒公，必大喜，举《呻吟语》及《五种遗规》勖余。……余每应童试，虽严风骤雨，必送余至试院，五更天阴，四顾无人，公挟余坐明伦堂庑下，论道学源流，勉以立身安命之道。”（《畏庐文集·外舅刘公墓志铭》）
《呻吟语》，明吕坤撰。主旨在宣扬程颐、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论述省心察物等修身之道。自言省查其身，好像常在病中，不能自己，故其书取名《呻吟语》。
《五种遗规》，清陈宏谋编。采辑历代有关修身、治家、处世、居官、教育等方面的著作、言论和事迹，分为五类，曰《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
两书都是封建时代士子的修身读物。
祖母和岳父的教诲，把林纾塑造成为一个浑身道学气的圣人之徒。例如他的行愚孝。孝本是人类的优良品德，但是孝而至愚，就是封建礼教的产物了。
林纾十八岁时，父亲病重，乃露香稽颡告天，请以身代；父卒，痛哭逾恒，哀极而病肺（《年谱》卷一第7页）。四十四岁时，母病，林纾侍疾四十九日，夜必四鼓起，焚香稽颡于庭，然后出门，沿道拜祷，至越王山天坛上，请削科名之籍，乞母终养。如是者九夕，第四夕，天降大雨，林纾仍坚伏雨中不起，木棉之裘尽湿，竟不自觉。母卒后，又居丧六十日，夜必哭祭而后归苫，哀极致病，晕绝几死。（《年谱》卷一第17页）
林纾的子女也学他的样子，克尽孝道。长女名雪，“天性惠孝聪颖”，祖母病，雪“凡五十余夜弗敢就枕”，“卒时雪晕绝至六七次”；母疾，“经两月如太宜人病时，一夜焚香告天，以刀蠡臂和药进”（《畏庐文集·郑氏女墓志铭》）。长子珪，当林纾病笃，“夜夜热香露祷，以颡磕地”，致“颡坟起，而肤色青赭若肿”。（《年谱》卷一第9页）
有趣的是，林纾行孝，“太夫人病中，亦深弗然纾之所为”（《年谱》卷一第18页）。林圭行孝，林纾“见而斥其愚孝”，而他们本人仍“行之无渝”（《年谱》卷一第9页）。明知其愚，为什么还要做呢？他在短篇小说《葛秋娥》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个中原委。孝女葛秋娥，继母病重，乃“刲臂肉逾寸”，“投肉药中”，她说：“古人愚孝，固有刲臂奉亲者，娥明知其愚，顾非此无以自尽子职。”
林纾守礼防、拒奔女，也是其畏天循分思想的一种表现。其《冷红生传》云：
冷红生居闽之琼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顾不详其族望。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少时，见妇人，辄踖踧隅匿。尝力拒奔女，严关自捍；嗣相见，奔者恒恨之。迨长，以文章名于时。读书苍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庄氏者，色技铯一时，夤缘求见，生卒不许。邻妓谢氏笑之，侦生他出，潜投珍饵，馆童聚食之尽，生漠然不闻知。一日，群饮江楼，座客皆谢旧昵，谢亦自以为生既受饵矣，或当有情，逼而见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骇笑，以为诡僻不可近。生闻而叹曰：“吾非反情为仇也。顾吾偏狭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谅之，故宁早自脱也。”所居多枫树，因取“枫落吴江冷”诗意，自号曰冷红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书，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尤凄惋有情致，尝自读而笑曰：“吾能状物态至此，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耶？”（《畏庐文集》）
《冷红生传》是近代较有名气的文学传记之一，所以全文引录于此。文中所记，确有其事，他的《七十自寿诗》之三又郑重地提到这件事，诗曰：
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情田种爱根。绮语早除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世唯解事方循分，行果知难敢放言。心折竹溪名父子，从他闽洛溯渊源。
第四句下自注曰：“余悼亡后，有某校书者，艳名震一时，初不谋面，必欲从余，屡以书来，并馈食品。余方悲感，卒不之报，且不与相见。同辈恒以为忍。”
当然，畏天循分也好，守礼自持也好，只是林纾思想和性格的一个方面，他还有狂放不羁、任侠尚气、愤世嫉俗、急公好义的另一面。
对于他性格中的这一面，长辈深有了解，朋友亦多记述。在他年龄还小的时候，叔父就说：“儿虽善读，顾躁烈不能容人，吾知汝不胜官也。”（《畏庐文集·叔父静庵公坟前石表辞》）成年后，他母亲也说：“吾子憨而尚气，及吾之身，不可令其狎近要人。”（高凤岐《林母陈太宜人墓志铭》，见《年谱》卷一第18页）他七十岁的时候，陈宝琛作《林纾七十寿序》，中云：“君少以任侠闻，事亲至孝，顾善骂人，人以为狂。”（见朱羲胄编《贞文先生学行记》卷二第2页）卒后，他的壬午乡试同年、知交好友陈衍作《林纾传》，有云：“而自少刻苦力学，强记多闻，……才名噪乡里，与林崧祁、林某，有‘三狂生’之目。”（同上卷一第4页）
看来，他性格中的这一方面还相当突出。
林纾“善骂人”，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具体材料不是很多，不过在吴家琼的《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一文中有一段记述颇为典型：有个叫林鸿年的，从云南巡抚罢官回籍，出任福州正谊书院山长。该书院为左宗棠督闽时所建，举人方得入学，体制比其他书院为崇。林鸿年是道光丙申（1836）状元，自恃出身，目空一切，对考生的试卷稍不称意，动辄墨勒，即使名列前茅的，也不过略施疏点而已。林纾看不过去，思有以难之，有一次问他：“《康熙字典》中有无数圈子，是何意义？”林鸿年仓促之间瞠目不能答，因此两林积不相能。某次月课试帖诗，以“抚孤松而盘桓”命题，林纾所作全首八十字的诗，都是借咏松而讽刺林鸿年的，如其起首两联云：“崛健何曾健，今看五大夫。支离如叟甚，节操笑君无。”盖刺林鸿年于太平天国之役畏葸不前而革职也。据说他晚年颇以此举为悔。
林纾“带剑任侠”也是事实。原来他少年时即“性暴而喜斗，力可摧扑四五童”（《剑腥录》第二章）。青年时除读书、学画以外，还拜精通“纵鹤”运气之法的著名拳师方先生为师，学习拳击、剑术，并且颇有成绩（据说直到晚年，他还有不错的身手，有一次和一位朋友在京郊散步，有不良青年尾随于后，想找机会抢夺他们手中的雨伞，为林纾所觉，仅翘一脚，而此人已跌滚在地）。这位方先生对他也青睐有加，特别赠他一柄宝剑，他镌铭珍藏，并且经常佩带出行，状若游侠。（《技击余闻·方先生》）
林纾“善骂人”也好，“带剑任侠”也好，除了本人的性格因素以外，主要还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他结婚后，连逢丧葬，生计艰难，身患重病，痛苦不堪，而“亲戚之形神不接，知交见而奔避”（《畏庐文集·告王薇庵文》），饱尝人情之炎凉冷暖，心中塞满了郁勃不平之气，经常当众发泄，或著为诗歌，他在《亡室刘孺人哀辞》中记述当时的情景说：“余病起，益困，亲故不相过问，遂恣肆为诗歌，乡人益目为狂生，不敢近。”耳在《告王薇庵文》中说：“余有所言，忌者哗其狂也，余有所郁伊而不平，谤者谓余戾于时而愤其不得名也。”（均见《畏庐文集》）
尤其可贵的是，林纾的郁伊不平之气不仅是为个人而发。陈衍有《长句一首赠林琴南》，中云：
林生少年负狂名，与我相逢已长大。君言识我亦良早，贫贱骄人此人那。酒酣耳热话童时，折节读书谁督课。斩蛟射虎百不忧，乡里龌龊横作逻。台江驵侩本如鲫，酒恶情怀辄骂座。世人白眼尽欲杀，每值毷氉暗相贺。……
这首诗作于二人中举后的第二年，收入《石遗室诗话》卷一。诗中说，林纾本来早就知道陈衍这个人，但是因为自己穷困潦倒，不愿与富贵人家的子弟交往，所谓“贫贱骄人”，直到中举前一年，二人才正式结交。这时林纾已是而立之年，但是仍负“狂生”之名。当时的福州（台江）“乡里龌龊”，“驵侩如鲫”，前林纾不为所惧，仗剑巡逻，或当众指骂，致令此辈人对他恨之入骨，所谓“世人白眼尽欲杀”也。
林纾自己对青年时期的这种经历也常自言不讳，他的《七十自寿诗》之二曰：
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忍寒何必因人热，趋义无妨冒死争。到此一齐都忏悔，道书坐对短灯檠。（《年谱》卷二第46页）
林纾的“趋义无妨冒死争”，不仅表现于乡里不平事，而且表现在国家大事上。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福建水师溃败于马江。林纾闻讯，与其好友林崧祁在大街上相抱痛哭。左宗棠被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抵福州之日，林纾同另一好友周辛仲怀揣状纸，冲开仪仗，拦住钦差大人的车马，控告前之主兵者贻误战机，又谎报军情，掩盖失败。这在当时是可以掉脑袋的事，所以二人相约：“不胜，赴诏狱死耳！”（《畏庐又集》：《告周辛仲先生文》）
1895年林纾第六次参加会试，北上京师，适逢《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向日本割地赔款，会试举子，群情激愤，康有为因势利导，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林纾也与陈衍、高风岐、卓孝复等叩阙上书，抗争日本占我辽东、台湾、澎湖诸岛事。
“公车上书”失败了，林纾等人的上书自然也如泥牛入海，但是自强御侮、变法维新的思潮却在全国涌动起来，这时的林纾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那几年，魏瀚在马江船政局任工程处长，他是高凤岐兄弟的表兄。高凤歧也是林纾的壬午同年。高凤岐的二弟而谦（字子益）新从法国留学回来，也在船政局任职，三弟风谦（宇梦旦）则在表兄家坐馆。因此，林纾和高凤岐经常结伴到马江作客。他们都是些忧国忧民并且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物，所以到一块就讨论新政，指摘时弊，议图自强之策。高梦旦后来回忆说：“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畏庐先生以为转移风气，莫如蒙养，因就议论所得，发为诗歌，俄顷辄就。”这就是著名的《闽中新乐府》。
《闽中新乐府》共29题32首，魏瀚以为内容新颖，形式通俗，适合于作学童的启蒙读物，因此出资于1897年在福州印刷了1000册。出版不久，被旅居南洋的闽籍华侨作家邱炜萲看到，以为“养蒙者所宜奉为金科王律”，故此特于1898年再次刻板印行，改题为《训蒙歌诀》，用以“赠贻岛客”。（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408页）
《闽中新乐府》用白居易讽喻诗体，每题下均有副题，提示内容或主旨。归纳起来，不外愤念国仇，激励士气，抨击弊政，忧悯败俗，改革教育，倡导新政，在当时，都属于维新思潮的范畴。
其第一篇即曰《国仇》，副题：“激士气也”。诗中写道：“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法德偕东洋。东洋发难银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高升船破英不仇，英人已与日人厚。沙侯袖手看亚洲，旅顺烽火连金州。俄人柄亚得关键，执言仗义排日本。法德联兵同比俄，英人始悔着棋晚。东洋仅仅得台湾，俄已回旋山海关。铁路纵横西伯利，攫取朝鲜指顾间。法人粤西增版图，德人旁觑张馋眼。……”总之，列强环伺，磨牙砺爪，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但是“虎视眈眈剧可哀，吾华梦梦真奇哉。欧洲刻日兵皆动，我华犹把文章重。廷旨教将时事陈，发策试官无一人。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作者最后说：“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诸君目笑听我言，言如不验刳吾舌！”焦虑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再如《村先生》，副题：“讥蒙养失也”，讥刺村塾先生不顾儿童的接受程度，以《大学》《中庸》、九经大义教授学生，致使“村童读书三四年，乳臭满口谈圣贤。偶然请之书牛券，却寻不出上下《论》。读书三年券不成，母咒先生父成怨”。并且明确提出：“我意启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说明豁：论月须辨无嫦娥，论鬼须辨无阎罗。勿令腐气入头脑，智识先开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从容易入圣贤道。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需鼓儿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儿童读之涕沾巾。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与辟雍。强国之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
此外，如《破褴衫》之讽刺科举制艺以及其他篇章中表达的兴女学、禁缠足、刺虐婢、痛溺女、破迷信、伤鸦片、倡变法等思想见解，都有鲜明的政治性、现实性和针对性，对当时维新思潮的传播推广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篇章还在《时务报》和《知新报》上刊登，直接加入到维新运动的宣传大军中。
林纾逝世以后，胡适捐弃前嫌，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题目就叫作《林琴南先生的白话文》，发表在1924年12月1日的《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上，文章说：“二十八年前，正当维新运动将成立的时期……那时候，林琴南先生受了新潮流的影响，作了几十首新乐府，批评种种社会制度的不良，发表他的革新意见。这些诗都可算是当日的白话诗……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作过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1898年，林纾第七次入京会试，这是他最后一次涉足科场。虽然照样没考中，但却加入了第二次公车上书的行列，在他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笔。
上年11月1日，德国教士二人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被人杀害。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于11月14日派舰队占领我胶州湾，夺据青岛炮台，12月5日德军占领即墨城。1898年1月22日，有德国洋人率领多人闯入即墨县文庙，将孔子塑像四体伤坏，并将孟子像双目挖去，任意作践，激起民愤。
这件令人愤慨的事，直到4月22日，才由来京参加会试的孔孟后人孔广謇、孟昭武等17人和山东举人103人分别上书都察院告发。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闻讯后，立即抓住时机，积极活动，鼓动应试举子和在京官员上书朝廷。梁启超联合麦孟华等11人首先发难，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5月6日，又以麦孟华、梁启超领衔，联络举人831人签名，递交了《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而安人心公呈》，尖锐地指出：外国侵略者毁坏先圣先贤之像，明里是蔑视中国圣教，暗里是毁灭中国人的爱国心。强烈要求政府，下令驻德使臣，向德国抗议，要求查办罪犯，赔偿损失，借以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而维系中国反对外侮之人心。他们还将这份公呈登诸报端，并以公开信的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联络各省爱国举子，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此前后，各省举人及京师各衙门官员上书者络绎不绝，签名者近2000人次，史称为第二次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以维护孔教为号召，但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时代，对激发人们仇恨侵略者的爱国热情，起了巨大作用，也为迎来“百日维新”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这事发生在当年的阴历闰三月，林纾虽知落第，但尚未离京，便与高凤岐联名，也起草了一份上皇帝书。他们认为“德人袭我胶州，兵氛流及即墨，震惊圣庙，此人心至痛之事”，但是“默察国家大势，以为中国兵力必不能及，皇上又不能置之不问”，因此建言：“请皇上下责己之诏，鼓励士心。”并陈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归于自强。（《畏庐文集·出都与某侍御书》）
书甫脱稿，宗室寿富来访。原来寿富也打算上书，他是揣着草稿来找他们请教的。及见他们的上书，觉得甚合心意，便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寿富的父亲宝廷，是林纾、高凤岐等壬午科乡试举人的座师。宝廷字竹坡，号偶斋，满洲镶蓝旗第五族宗室，同治进士，授翰林，官至礼部侍郎。在满洲官员中，他向以直言敢谏著称。同时他又是个风流倜傥、不拘小节的人，就在这次典试回京的路上，娶江山船家的两个女儿为妾，然后上疏自劾，请求免职。罢官后自托诗酒，近畿名山，游览皆遍。他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尤以善写长诗著名，有《偶斋诗草》四卷行世。杨世骥在《文苑谈往》中分析他的为人和行事说：“原来他当时也是一个主张改革政治的‘新党’。但是他身为清朝宗室大臣，传统的思想使他不能有激烈的行动。同时他又是洁身自好的‘清流’，不愿意与当时腐败的政局同流合污。他的地位和痛苦，是与汉朝的刘向颇为相似的。他所以娶船女为妾，便是一种‘有托而逃’的悲剧。”
宝廷主持福建乡试的时候，林纾的“狂生”之名已经响遍榕城。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狂放不羁的人，所以对林纾不但不排斥，反而很器重，甚至不顾宗室之尊，令他的两个儿子寿富、寿薰与林纾为友。
寿富字伯茀，号菊客，比他父亲的思想更新，平时讲求西学，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组织知耻学会，勉励八旗子弟爱国敦学。他是光绪戊子（1888年）宗室举人，在高凤岐、林纾上皇帝书上签字的时候，刚考中进士，廷试二甲，入翰林。不久，经大臣推荐，受光绪帝召见，奏对诚切，帝为动容。寻充大学堂分教习，派赴日本考察学校章程。回国时政变已经发生，乃杜门京师，莳菊检书自娱，因自号菊客。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宣传门前悬白徽者可以免死。寿富兄弟既不愿悬白徽，又担心受侮辱，便决心服毒自尽，以身殉国，不意二妹及侍婢从死。林纾记述当时情况说：寿富从容写好遗书及绝命词后，“兄弟遂同进药，未殊。女弟隽如夺药，先饮其八岁之妹淑如，后始自引决。侍婢隆儿感主人义，亦尽其余沥。忽言：‘外兵穷索，已逼东院！’公（寿富）惧不即死，为敌曳辱，引缳，缳绝而坠。寿薰神宇坚定，为更结四缳，公及二妹与婢咸殊。寿薰一一畀置别榻，更结巨缳于门，从容而逝。时为七月二十三日（8月17日）巳刻，公年三十有六，寿薰三十有二，隽如与寿薰同庚，亦三十二，淑如八岁，隆儿二十一也”
（《畏庐文集·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自然这也是外国侵略者欠下的一笔血债。
林纾把寿富一门五口之死事及他们当年赴御史台上书的情况都较为详细地写进了长篇小说《剑腥录》（又名《京华碧血录》）中。关于上书的情况，小说中写道：
书成，明日至察院（按，即都察院，又称御史台，亦称柏台）。院长史思明（徐树明，时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副则储沉极，储桐子也（大学士徐桐之子徐承煜，时为左副都御史）。伺台门三日，弗至。第四日，储车至。仲光（林纾）揖而上书。台门幽惨如酆都，泥深没踝，饿隶类数日不食者，青衣加破絮之上，发森森如猬毛，顶覆敝冠，向仲光索钱。仲光曰：“此所谓柏台也！以状态言之，宁有不亡国者！”
明日侵晨，台役二人持长条取仲光入面台长。仲光笑曰：“此御史逮人耳。”即从二役行。铸龙（高凤岐）驰书与伯苻（寿富），伯苻亦至。三人同诣台。
左堂列长案，掌科御史高坐，谓仲光曰：“昨日陈书请罪己，措辞无乃太酷！”
仲光曰：“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何名为酷？”
御史曰：“尔书中有言外交事，此事不属台，属总理衙门。”
仲光曰：“总理衙门不能代奏。然我自言孔庙耳，与外交胡涉？”
御史曰：“先生来取科名，何与外事？”
仲光曰：“科名轻，名教重。国体沦丧，尚何有于科名？”
御史曰：“此事终不能奏。”
仲光曰：“合台可谓无人！既如是，趣还吾书。”
遂出。
其实，都察院拒绝代奏还有两条理由，一是“不合与宗室寿富联名”，二是“条陈四策，间涉洋务，可自赴总署陈说”。林纾驳斥这两条理由说：“我朝唯王公近支不下交士大夫，寿富为远支宗室，与某等以道义相处十余年，此次某方具草，彼亦怀稿来质，意见吻合，乃自毁稿，而附名某后，不然天潢之亲何由屈居布衣之下？总以义之所在，某等不容峻却，遂与联名以进。至练兵、筹饷、内治、外交，司官斥为洋务，试问此外尚有何事名为正务？且柏台不可下状，试问何地尚可上言？想总宪粉饰太平，不欲人士贡其忠款，故极力阻抑。虽然，择言何未善耶！”（《畏庐文集·出都与某侍御书》）
总之，林纾等满腔热情，却被浇了一头冷水。他们撤回上书，随即离京。
林纾在《出都与某侍御书》中又说：“某等初意亦欲执理抗辩，第念今日士心嚣动，署状动挟数百人而来，至有要遮总宪马前，峻词相稽，而总宪转下礼优容。此等举动，某等深以为不可。盖尊宪署即以尊朝廷，稍涉激厉，便非敬上之道。”
由此可见，林纾的思想还是很保守的，他虽然拥护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但是主张温和而反对激烈。在《京华碧血录》中，邴仲光乃林纾之化身，他借邴仲光之口，表达了对于维新运动的看法。邴仲光认为：“南陔（康有为）、草庐（梁启超）忠于国家”，“沧海横流中，独此师弟持立宪之说挽回大局，吾服之至矣”；“草庐议论奇辟，果遂其才画，必有勋效”。但是他对新政的前途满怀忧虑，认为“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群咻方炽，亲贵用事，而权珰窟宅宫掖，即有忠言，不敌牙孽，鄙意未见其能更革也”。且“群盗方谋夜窃，黑衣不火，窜伏墙隅，而突有人揭高燎，鸣大钲，止盗勿窃，且欲穷烛其所匿之地，则含沙之射，祸在眉睫”。邴仲光的这种忧虑并非毫无道理，但因此而主张“审慎”从事，“以不躁进为上策”，就是他本身的局限了。他认为谭、林、刘、杨入值军机，“用人太骤，非国家之福”，“变政太骤，而神奸巨蠹仍伏东朝肘腋之下，万一暴发，祸不可救”。他本人则因为考虑到“救国必立宪，去奸必专制；不立宪不足以平天下之心，而诛奸不行专制奸亦弗尽”。左右不可，因而“心眼皆冷”。“舍书籍山水外，一无所嗜，且自问非经纬区宇之人，旦晚亦图隐遁耳”。
林纾宦情扫地，政治热情减退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参加过会试和其他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找到了另一种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实业”——翻译。中国的官场和政坛上少了一个不一定有什么作为的角色，但是中国文坛上却多了一颗彪炳一世的巨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