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这样拼命苦读，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之外，主要还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
但是科举制度实在埋没人才，以林纾的人品学问，硬是考不中个进士。
林纾中举时已经三十一岁了，第二年（1883年）兴致勃勃地入京会试，但却报罢而归。当然他不甘心，也不死心，以后参加历届考试，到1898年，已是“七上春官”，他也已经四十七岁了。
林纾这样不辞辛劳，往返奔波，当然是为了博个正途出身，谋个一官半职。但是虽然七上春官，仍然不及一第。终于宦情扫地，决计不再求仕进了。
在科举时代，考进士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做官。林纾既然七上春官，说明起初他是很想做官的。那时候，想要做官，除了科举一途之外，还有捐纳、举荐等名目。以林纾之耿介自持，捐纳固不屑为，但是连举荐也不愿接受，却未免异于常人了。
1901年，清政府诏开经济特科，敕枢近大臣举荐人才，参加考试。消息一出，许多人造贵要大臣之门，希望得到引荐。林纾当时正在北京，但是毫无所动。不过他刚认识不久的同乡、礼部侍郎郭曾炘（字春榆）还是把他的名字推荐上去了。林纾知道以后，不但不表示感谢，反而写了一封不怎么客气的信，表示坚辞不赴。这就是著名的《上郭春榆侍郎辞特科不赴书》，书中说：
恶争崇让，世之善名也。纾七上春官，汲汲一第，岂恶争之人哉？果一第为吾分所宜获，矫而让之，亦适以滋伪。而纾之省省不敢更希时名，正以所业莫适世用，又患辱之累至，故不欲竞进以自取病耳。……古大臣进士，虽不出于士之自进，亦必平日省其道之宜进，察其人之弗苟，而后登之荐牍，用副皇帝之求。今纾行不加修，而业益荒落，奈何贪美名、觊殊赏，冒进以负朝廷，而并以负公也。（见《畏庐文集》）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底（1903年1月），也是他的同乡，后来做到邮传部尚书的陈璧，写了一封奏疏，举荐林纾为郎中，并要求皇上引见，准备在元旦日上奏。林纾知道消息后，马上写信给陈璧，决绝地说：“疏果朝上，吾夕出都也，后此勿复相见！”陈璧只好把疏稿毁了，并亲自跑去挽留他，这事才算作罢。后来林纾在《七十自寿诗》中专门提到这件事：
金台讲席就神京，老友承恩晋六卿。
我不弹冠办禹贡，公先具草荐祢衡。
伧荒哪办官中事？萧瑟将为海上行。
多谢尚书为毁草，食贫转得遂余生。
（《年谱》卷二第47页）
林纾热衷科举，“汲汲一第”，说明他是想做官的。那么为什么现在有官而不做呢？
第一，受他小时候接受的“畏天循分”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留待下节再谈。
第二，是他看透了当时官场的腐败，不愿同流合污，所谓“宦情早淡岂无因，乱世诚难贡此身！”（《七十自寿诗》之十二，见《年谱》第48页。）
据说林纾画过这样一幅画：画中两乞儿争食，其一前立得食，意颇自得；另一求分食不得，气愤之下从后拔起前者之足，使之欲颠。作者题词曰：“遇食汝尽前，我拔其足汝便颠。汝遇食，须顾我，汝先我食如何可！乞儿纷纷方竞争，林氏过之长太息：不让固非佳，愤争亦何得？官场士品半如此，我今借汝作样子。”[2]
当时的官场，好人受欺负，坏人欺负人，林纾看在眼里，而深以为戒。
如他晚年在《示儿书》中说：“己亥（1899年），客杭州陈吉士大令署中，见长官之督责吮吸僚属，弥复可笑，余宦情已扫地而尽。”（见《畏庐续集》）
另一件事对他影响更大。
他的同乡好友魏瀚（字季诸），出身马尾船政学堂，毕业后赴法国学习造船术，回国后，在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任职，后来做到船政局长、京汉铁路局长等。1898年春，奉命护送他亲自监制的一艘铁舰前往旅顺，但是中途遭人构陷，几罹不测。
林纾对这件事大抱不平，反应十分强烈，乃至“中夜浩叹，怏怏如有所失”。他当即给魏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方今小人之多，任事之难，在古实无可比例。盖上有积疑之心，下多分功之思。有积疑之心，则肤寸之失足累乎全局；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雠。故凡语言、酬应、精神，稍不相属，引憾已足刺骨，况又慷爽质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执事，必欲求逞者也。执事此行，短执事于新帅者甚夥。纾策执事必坦然自信，然执事亦闻郑袖之短楚美人乎？（《畏庐文集·与魏季渚太守书》）
魏瀚遭人构陷的具体情况待考，林纾在信中提道：“王君之事，狱连裴少卿，恶王君、少卿且所不惜，矧于执事有先人之言乎？”可见事情比较严重，所以林纾劝诫魏瀚：“不当南归，当于北军择一善地处之，勿见才，勿任气，苟有报国之事，以诚恳雍容出之。”
这件事让林纾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坚定了他誓不为官的决心，他在写给陈宝琛（号沧趣）的信中说：“魏季渚为人构陷，其事为风人所为。揆诸古之贼臣行为，亦殊不类。国家日求变，而此辈极力颠倒之，不特可悲，而亦可笑。纾之立誓不为官者，正痛恨此辈入骨耳。”
林纾决心不做官，但是不能不吃饭。要吃饭，就得有个职业。中举后，他仍在家乡以教读为业，享受门生供养，有钱的门生甚至帮他盖了新房子。这正是举人身份与此前做一般教书匠时不同的地方。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除了吃饭以外，他还需要发展。于是在他四十九岁的时候离开了家乡。
那是1899年。他应杭州府知府林启（字迪臣）、仁和县知县陈希贤（字吉士）之聘，掌教东城讲舍。林、陈均福州人，主客相处甚欢，暇日辄呼朋携友，寻幽访胜。林纾游必有记，留下了《游栖霞紫云洞记》《记九溪十八涧》《记超山梅花》《游西溪记》《记花坞》《湖心泛月记》等优美散文。
林纾是近代晚期著名的古文家，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作专门的讨论，这里借机会引他的《游西溪记》，以见一斑：
西溪之胜，水行沿秦亭山十余里至留下光景始异。溪上之山多幽蒨，而秦亭特高峙，为西溪之镇山，溪行数转，犹见秦亭也。溪水漻然而清，深窄者不能容舟。野柳无次，被丽水上，或突起于溪心，停篙攀条，船侧转乃过。石桥十数，柿叶蓊菱，秋气洒然。桥门印水，幻圆影如月，舟行入月中矣。交芦庵绝胜，近庵里许，回望溪路，为野竹所合，截然如断，隐隐见水阁飞檐，斜出梅林之表，其下砌石可八九级，老柳垂条，拂扫水石，如缚帚焉。大石桥北趣入乌桕中，渐见红叶。登阁拜厉太鸿栗主，饭于僧房。易小艭绕出庵后，一色秋林，水净如拭，西风排竹，人家隐约可辨。溪身渐广，弥望一白，近涡水矣。涡水一名南漳湖，苇荡也。荡析水为九道，芦花间之。隔芦望邻船人，但见半身，带以下芦花也。溪色愈明净，老桧成行可万株，秋山亭亭出其上。尽桧乃趣余杭道，遂棹船归。不半里，复见芦庵，来时遵他道，纡，归以捷径耳。是行访高江村竹窗故址，舟人莫识。同游者为林迪臣先生、高啸桐、陈古士父子、郭海容及余也。己亥九月。（《畏庐文集》）
林纾平生喜柳，在游览过程中，见某处宜柳或缺柳，则默记于心。第二年清明节前，购买柳苗千株，率人一一补栽。林纾的举动，当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颇为自豪，自号曰六桥补柳翁。
林纾在杭州待了三年。1901年，他应聘赴京，主金台书院讲席。金台书院在崇文门外之金鱼池，院内有康熙皇帝手书的“乐育英才”巨匾，可见其历史之久、规格之高。前引《七十自寿诗》中“金台讲席就神京”一句，指的就是这件事，并且自注曰：“金台书院主讲者，多退老之六卿，次亦词臣，余独以布衣受聘。”可见其颇引以为荣。
不久，北京五城学堂成立，这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声望最高的一所中等学堂。林纾的同乡陈璧正任顺天府尹，又聘他为总教习，兼授国文、修身等课。
从此，林纾在北京定居下来，把北京作了人生的第二故乡。
1903年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笔述之职。1906年受京师大学堂之聘，授预科及师范馆诸生伦理学。1909年改受大学文科聘，同时授课于五城学堂、闽学堂、高等实业学堂等。1910年就大学经文科，讲授古文辞。1911年武昌起义，举国震动，京师不安，林纾乃挈家避地天津。
民国建立，1912年秋，林家又搬回北京。林纾亦再主大学文科讲席，1913年辞职。1914年为北京《平报》司编纂。
1915年受正志中学校长徐树铮聘，教授国文。1917年开文学讲习会于城南，讲授《左传》《史记》《庄子》及汉魏唐宋文，至1920年辍讲，当时名公硕士执弟子礼而请业者逾百人。1923年春主励志学校讲席，秋兼主孔教大学讲席，这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逝世前数月，还力疾往孔教大学讲课，授诸生以《史记·魏其武安列传》。
从上述简历中，我们知道，林纾拒绝入仕后，主要以教学为业，前后门生超过千人。此外则努力译书，大量作画，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其《七十自寿诗》之十二曰：
宦情早淡岂无因，乱世诚难贡此身。移译泰西过百种，传经门左巳千人。自坚道力冥机久，不饮狂泉逐世新。坐对黄花微一笑，原来有味是能贫。
第四句下自注曰：“娄东授经，门左千人，门右千人，余已过之。”可见他是很以此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