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九年至十五年（1581至1587）。
天下唯知己最难
轻舟快帆，顺流直下，万历九年（1581年）正月，李贽偕妻黄氏一行到了湖广黄州府地面。
舍舟登岸北行，不数程即进入大别山南麓的黄安县（今名“红安”）。
黄安是新邑，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才从巡抚都御史张雨的奏请建制。以原属麻城的姜家畈为中心，另划邻近的黄冈、黄陂二县的部分辖区，拼凑起来不到二十年，县城当然是“僻陋”的。
李贽的目的地——耿定理的家，尚在山中。
说不清什么缘故，李贽入山途中心情很平淡，没有人们在目的地逼近时常有的那种欣喜。
不是由于旅途匆匆觉得扫兴，更不是对爱女及婿没有思念之情，莫道此老狷性如铁，其实他的感情非常丰富。正因为感情太丰富，在告别云南之际，他同时在心中默默向生养他的故乡道了永别。他不屑走中国人“衣锦还乡”夸耀邻里的传统道路，哪里有知己哪里就是他的家乡；惟有知己，才值得将真诚的情感投入与释放。
可是知己在哪里呢？
很快就到了耿定理的家。
耿定理（字子庸，号楚倥）并非一家之长。
耿老太爷不久前去世，长兄耿定向（字在伦，号天台，又号楚侗）是当然的家长了。
此时，耿定向——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福建巡抚，正遵制去职在家守丧。
耿定向的家长权威并不全是靠长子的身份确立。他生于嘉靖三年（1524年），比大弟耿定理年长九岁；三十三岁（嘉靖三十五年）中进士；自三十九岁（嘉靖四十一年）以监察御史督学南直隶，创办“崇正书院”，“倡道东南，海内士云附景从”，已俨然道德学术界领袖人物；万历六年（1578年）巡抚福建，为首辅张居正所倚重，率先试行清丈土地。耿定向立朝有声望，于耿门也就有大功。耿家在黄安麻城一带，原非名门望族。自耿定向发达，小弟耿定力（字子健，又字叔台）又于隆庆五年（1571年）举进士，耿氏才可与黄麻望族刘、梅、周三姓相埒。
虽然李贽是奔仲弟定理而来，与定向只是万历五年才在黄安匆匆一晤，但耿定向是以好礼闻名的人，对李贽的礼遇周全自不待言。
寒暄、吊祭如仪。礼毕，定向即命人在耿家别业“天窝”，专门为李贽夫妇筑室安居。虽是山乡茅屋，甚为规整宜人，李贽感到很满意。
不要小觑了这山居野处、竹林茅舍的“天窝”，它可是远近闻名的待贤之馆。上人（对和尚的尊称）邓豁渠、名士何心隐都曾在此长住讲学。现在住在“天窝”的还有三位知名人士：一位是本县最有名望的财主兼道德家吴少虞；一位是麻城有名的财主、学问家周思久（字子徽，号柳塘）；另一位则是苏州太仓人管志道（字登之，号东溟）官场受挫以老疾致仕后，特来老师定向与同年进士定力家行吊唁礼兼问学。三位都是大先生定向的追随者，当然也是贵客。
且不管这三位“窝友”的财势学问道德如何，李贽并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何况，自辞官以后，李贽一直觉得身心俱疲，好像一个硬挺着长途跋涉的人歇下脚就累瘫了一样。他已决计好生调养，眼不观书，耳不闻道，绝世嚣，怡野逸，培复精神。
天气晴和，他们策杖信步，看不完的闲云野鹤，听不够的松风泉韵；回到茅舍，吟几句诗，写几笔字。大家相安无事，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李贽这个人真是难猜透：一方面他好斗，自称如汲黯，好恶太分明；另一方面他又很随和，从不吹毛求疵。焦竑说他的为人，“见一切可喜人，无有不当其心者，而不必合于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诗，而喜诗人；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人；己不便鞍马，而喜驰骋；己不好弄而喜敌道；己不好斗，而喜徘徊古战场；己不爱纷华，而喜郭汾阳穷奢极欲，以身系国家之安危；己不欲以豀刻自处，而喜於陵仲子辞三公，为人灌园……平生未尝召客，人召之酒则赴；平生不礼贵人，贵人馈之则受。”李贽也自诩交友最广，有酒食之交，市井之交、遨游之交、坐谈之交、文墨之交、骨肉之交、心胆之交、生死之交等“十交”，只要有一善可采，于己有益，无不与交。
这不仅是一种世故，更是一种胸怀，一种哲学。他虽自视甚高，但相信“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他虽自负超迈，但不求人皆同于己（后公然宣称“士贵为己，务自适”）；自己既不愿看人家眼色行事，也不要人家看自己的眼色行事，只要各本真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就可以共处。
他和定理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胸怀与哲学基础上的。难就难在两人都有这样的胸怀与哲学。
他们的心弦共振点是：真诚。
像李贽一样，定理也是个天赋聪颖的人，不愿自欺而喜欢盘根究底，于道于理必觉丝丝入扣而后心安神定。这样的性格于他读《四书》《五经》，依朱子传注代圣贤立言做八股文很不利。父亲严厉地督责功课，他常常逃到荒山空谷处，独自冥思苦想，而终难契朱子之义。忧愤塞胸，他不想放弃自己的思考权利，只有绝了科举仕进之意。父亲见孺子不可教，无可奈何，心灰意冷，也就不再逼他读书。好在他家另有两个读书种子可慰父心，经济条件也容许他不必如李贽委屈自己就范。
正是由真诚导致的不盲从圣经贤传，不屈从官方思想，勤学善疑，使李贽与定理一见倾心。
他们的学术蹊径也确实相近相通。定理始从黄陂方士方湛一学道术，久而窥破其诈；四方求友访道，李逢阳、焦竑是李贽与定理共同的讲学友；最后师事邓豁渠和何心隐，得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之旨趣，充然自足。厌弃支离烦琐的逐件格物致知而克己复礼的修身功夫；收视返听，直求本心，即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原初真心真性立身行事；而人的心性，据说是本善的，故勿须分别善恶，只要凭纯真明净的初衷处世即至善矣。李贽所服膺的王龙溪、罗近溪二先生之学，也是求本心，只重真性流露的。所不同的是，定理的明心见性来得彻底，彻底到“专主禅机”，达于“无声无臭”遗世之境，而李贽始终儒者用世之心不尽。
两人既有相异处，初也曾互相规劝。李贽“惜（定理）歇手太早”，希望他继续求道讲学，说“若大休歇人到处自在，只好随时着衣吃饭度日，则孔圣何以汲汲，孟氏何以遑遑，达摩不必东渡，青牛不之流沙，从前祖师棒、喝交驰，建立道场，作人天眼，尽为未来由底汉矣……”。定理则开诚布公指出李贽不自求安静而欲作传教祖师，是“未免俗”。当然是谁也改变不了谁。这也无伤于他们的友谊。本来，人不能不自以为是又不能全自以为是，是他们的共识。在李贽，固然有“豪士无多而好学者益鲜”的遗憾，但二人互相参诣，务于自得，并不强加于人，所以虽“不见是（赞同）而无闷，不见知而不悔”。就这样，他们相处得像一对庆罢“银婚”的夫妇，虽无年轻男女如胶似漆的热情，却彼此了解，和谐互敬。
至于与家长耿定向的关系，也很融洽。耿定向虽以讲道论性起家，却是个非常务实的精明人，待人接物自不失分寸。李贽没像许多人那样拜在他的门下，耿定向也无意收服他，决不会像呵斥弟弟耿定理“不向事亲从兄实地理会（学问）”那样教训李贽——自己的亲弟弟尚未说服，何况他人？定向只是把他当客人待。
李贽的隐居生活就这样平淡恬静地过着。
其间，李贽结识了两位新朋友。一位就是同住“天窝”的周柳塘。此人就麻城一带来讲，说他是学者不算很恭维。后来成为罗近溪先生首席弟子的杨起元（号复所）先生就很佩服他，拜他为师。柳塘写得一手好字，正与李贽有同好。他也颇具慧眼。他敏感地觉察到耿定向与李贽的根本歧异，曾对定理十分精当地品评说：“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这位与李贽同岁的前琼州太守既不敢违背名教（讲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名分的礼教，即儒教），又向往流露真机。所以他既严师耿定向，又亲近李贽。毕竟在山野而不在庙堂与讲堂上，以真面目自处比较轻松快活，故柳塘与“自是一规一矩，何止不言不笑”的耿师讲学渐稀，而与李贽甚为相得。
李贽的另一位朋友，是周柳塘之弟周思敬（字子礼，号友山）。友山是进士出身，张居正门下士，已当过按察使和布政使，官阶不低。他是定理的朋友，又嫁女于定理之子汝思，通过定理的介绍认识了定向，并拜定向为师，执弟子礼。以这样三重（其实还有一重官场讲究的“乡谊”）关系往来耿门，结识了李贽。二人“一见而遂定终身之交，不待再试”。有意思的是，李贽的这位新友——今后将患难不舍的至交，与好刚任情的李贽的气质看似格格不入。他是个善藏贵柔、以退为进的人，收敛之意多，不随便讲一句话，不轻扬一下臂，不率尔交一个人，可是，他竟与李贽像前世有约般投缘。可以说是他们性格相辅相成，但也证明李贽身上确有那么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令人钦服。
转眼就到了这年腊月，焦竑从南京来耿门吊丧。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李贽与焦竑聚首，一只红炉，两盏淡酒，有说不完的话题。诸如关于他们共同的朋友李逢阳等人的近况，关于他们尊敬的前辈先生王襞、罗汝芳的新论，关于为杨墨洗冤，关于为桑弘羊定论，等等。李贽抓住机会，向博学的焦竑提问，从一个字的古义到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反复质疑，切磋不已。焦竑从李贽的献疑辩驳中也觉得受益匪浅，一聊就是十日。因焦竑有八旬老父在堂，才不得不匆匆作别。
要知道，焦竑是为吊唁耿师亡父而来，而且焦竑又是耿定向曾最加奖掖的门生，他怎么与李贽打得这么火热呢？不仅仅因为他们气质相近，都“好刚使气”；也不仅仅因为他敬佩李贽“行如冰雪”的操守；更多的是因为，凡尚真而富有智慧的心灵无不企望发舒，要求“求诸自性”，痛恨“抱残守陋”，不屑于“斤斤然求合有司之尺寸”。这种解除束缚、张扬个性的共同追求，正是他们互相吸引的原因。尽管耿师心里也许不怎么乐意他与李贽的亲近，也曾向焦竑的儿子表达过对焦竑不从师训的不满，但焦竑并没有完全辜负恩师的栽培与熏染。他并未听从李贽的劝告放弃寻求功名，日后高中“状元”，也没忘为焦氏家族置“义田”，并不赞成颜山农等人无视礼教约束的“裂其外”。总之，焦竑倾向李贽，而并不是李贽。李贽也未想复制第二个李贽。耿师大可不必介意什么。
耿定向的另一位高足潘士藻（字去华，号雪松）不久也来耿门致吊礼。他与李贽有一场交谈，于李贽没留下什么印象，于潘士藻却终身不忘，奉为求学指南。
从此以后，潘士藻就开始私淑李贽。
李贽常自叹孤苦，怅恨知音难觅。其实他还是幸运的，有那么多人一见倾心地仰慕他。痛苦在于李贽的“知己”标准与众不同，他不稀罕崇拜者、追随者，他渴求的是知我胜我因而能成我者。
尔是假人
一年多的优哉游哉，李贽的心境日见平和，精力逐渐恢复。僻邑小村，连相看两不厌的山岭也没有，日长夜永，何以为欢？
李贽开始闭门读书。书中自有高士豪客可交接；书中自有悲欢离合可寄情；书中自有……
山里风恬树静，朝中沸反盈天。
自万历九年七月十七日，首辅张居正积劳成疾（主要是天下万事纷纭全由他运筹决断，繁重甚于丞相诸葛亮，渔色什么的倒在其次），到十年三月，病势日沉。不仅皇上多次问疾赐医，大出金帛慰抚，京师六部大臣、王府公侯、台谏科道纷纷建醮为之禳灾祈福；南京及秦、晋、豫、楚等各地大员无不重金请人作表文，叩求上苍保佑张相。一时间，嗡嗡嘤嘤诵咒念经之声弥漫全国。
这乱哄哄的闹剧，李贽虽闭门在深山“天窝”也可听到声响。耿定向、定力兄弟俩都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不能不关心张先生的安危，朝中消息随时可达黄安。但李贽不惊不乍，是个冷眼旁观的局外人。
张居正的熏天的权势与缙绅士大夫难别等次的无耻，李贽与天下人早已有目共睹。谁不知张相奉旨还乡葬父时，所经地界，藩、臬、守、巡们越边界跪谒而后，身为前驱；连亲王也破格以宾主礼相迓问？谁不知张相迎太夫人北上乘舟过黄河时，竟不知不觉如过陂塘，有地方官早已钩船搁板敷土植柳在两旁？谁不知道张相的两位公子高中一甲进士？谁不知张府的苍头游七摇身一变而为与官绅称兄道弟的“楚滨先生游守礼”，成为官吏争结亲家的大红人？……有着一喜而致之青云、一怒而打下地狱的权势，得到这么多忠心耿耿的拥护者完全顺理成章的！
可是就在一片嗡嗡嘤嘤念咒声中，张居正撒手仙逝，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病故。尸骨未寒，十二月十四日就有人劾奏张居正，并得旨谴责前“太师张太岳先生”“恃宠行私，殊负恩眷”。翻过年不久，又诏命夺了张居正的官爵，所荫之子仕籍除名（再往后，到万历十二年籍没了张居正家，其长子被拷掠逼赃而自杀，家人被禁闭饿死十余人）。
自此，张居正由擎天一柱变成了千古权奸，满盘皆非。从前是举朝争颂其功，讳言其过；如今是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怀忿挟怨的贬官（除邹元标等个别正直的以外）趁机翻案复仇乃是题中应有之义；那些曾受张识拔深恩的人竭力划清与他的界线，一边吐唾沫，一边表白自己早就识破他的祸心；最有良心的密友门生如耿氏二兄弟之辈则缄口不言（只有潘季驯等几人实在看不过去时曾疏救其家属）。
李贽从前对张居正的一些政治措施（禁止讲学、钳制言路等）不满；见惯了世态炎凉，退隐后又打定主意不问世事，但此情此景他按捺不住。他为张居正打抱不平。
平心而论，李贽对张居正的三大政策是支持的。李贽以无为而治为政治理想，但厌恶官场的因循苟且，因而赞成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他与张居正一样出身社会底层，对赋役不均，豪绅恣意豪横，枯瘠编民如牛负重，以致国家贫弱动荡，怀着一样的忧惧，因而赞成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田赋徭役制度，限制豪强，培植邦本；对于张居正整军备边的同时，争取与“夷虏”特别是蒙古族部落和睦相处的边防政策，李贽也是赞同的。
李贽致信友人，不要逐潮随波对张居正落井下石，辜负往昔与张的相知之情。他认为对张居正应当“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高度赞扬张居正是“宰相之杰”，可以为师。尽管如此，李贽理解耿定向等张氏密友亲信的现实处境，并不深怪他们不仗义执言。
万历十一年冬月，“天窝”来了四位客人：程学博、胡时中、周复、杨坦。他们来此，一为告诉耿定向改葬何心隐先生的遗骸于孝感；二为收集何心隐先生的遗稿。因为何心隐先生曾是耿定向的好友，隆庆六年秋来“天窝”居留过近一年时光。
程学博是湖广孝感县人，兄弟俩都以何心隐为师，其兄学颜与何心隐先生情谊尤笃，何心隐临死前有遗言与学颜合葬。现在学博即追体兄长与何先生之情，欲隆重改葬何先生。胡时中与弟胡时和都是何心隐的弟子，何心隐被害死不久，胡时和亦哀痛而亡。胡时中为何心隐葬祀嗣续之事，奔走吴楚间，以成贤弟师友之义。嘉靖中期以布衣上书被世宗目为“野人”的周复，在何心隐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杖死、弃尸街头后，曾奔走京师为何师鸣冤并卖衣装为何收尸，今亦来商办改葬事。另一孝感人杨坦，也是何心隐的门人，自万历七年何心隐遇害后，一边犯难为何师申冤，一边潜心收集何师遗著。
四人的深情高义深深打动了李贽的心。李贽有《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诗云：
“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
从与胡时中等人的交谈中，李贽知道了何心隐的生平事迹；研究何心隐的文稿，他了解了何心隐的学术思想。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幼时颖异超群，潜心经史；省试时曾被拔为第一，人以为奇才。后师事心斋先生王艮的再传弟子颜钧（字山农），公然轻蔑在本地素著名望的道学家。
他学重践履，倾家构“萃合堂”，在本族人中进行社会改良的试验，“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
未几，县令有赋外之征，他致书讥诮，辞气切直，因而取怒县官，被诬以重罪，下狱拟绞，得怜恤者开脱免死充军。因友人孝感程学颜之荐，为浙江总制胡宗宪礼聘为幕僚。又经程学颜介绍结识了罗汝芳和督学南京的耿定向等人。
随后同程学颜上北京，因耿定向之约在僧舍会见了当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居正。梁汝元戏谓张居正曰：“公居大学，知‘大学’之道吗？”城府甚深，一向凝重寡言的张居正不喜欢他不恭不肃的打趣，冷冷地审视何心隐有顷，不屑地回敬道：“观你意，时时欲飞，但飞不起来！”这番遭遇使梁汝元预感有祸，退而对耿氏兄弟说：“此人日后必当国，杀我者此人也。”
伟身美禴、高冠法服的梁汝元，在京师辟会馆，招四方士讲学，议论风生，从之者众。这时是严嵩秉政，被祸冤死者相望，却无计除奸。方士蓝道行以乩术为世宗宠幸，汝元授密计借乩降语动摇世宗对严嵩的信任，因此为严党所仇，必欲灭之。梁汝元便从此改名何心隐，遁迹江湖。严嵩败，何讲学于长江南北，而以湖广孝感为久。
万历四年，湖广巡抚陈瑞（张居正“房考”门生）下通缉令捕何心隐，何心隐避往泰州；万历五年十月，何心隐第二次逃脱追捕，遂往祁门县。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借口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书院，通过神宗下诏毁天下书院，禁止士人聚集讲学和结社。何心隐作万言书《原学原讲》要求开放学术思想，拟诣阙叩陈。其书对讲学的历史作了详细考察，引孔孟聚徒讲学的范例和孔子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忧的教导，驳斥当道禁学之非，雄辩有力。
万历七年三月初二，他被捕于祁门县。押解三千余里，历时两个多月，吃尽种种苦头。九月二日死于湖广巡抚王之垣的乱棒之下。而至死他的罪名到底是“盗犯”，是“妖犯”，是“奸犯”，也没有确定。
李贽非常景仰何心隐的英勇豪迈。他后来给焦竑的信中写道：“何心隐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亦略见追慕之切。”李贽钦佩何心隐的英勇豪迈不仅表现在以视死如归的气概面对强权，更表现在他平素的立德立言立身上。人伦有五，公舍其四，独置身于师友，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虽明哲却不以保身为重，危言危行，不求名不避名，不求死不畏死，敢说敢做，“任之而已”：独往独来，自我无前者，孔丘虽圣，以为效之则颦，学之则为步，决不甘作媚世阿俗的贱态。
李贽颂扬何心隐是一条不悔的亢龙，明知“亢龙有悔”，却终日现而不知“潜”，故独当此一爻，为“上九”之大人！
这是就何心隐选择的人生道路而言，其志伟矣，他的横死令人痛心。
关于何心隐致死的原因有许多说法。何心隐临死前在大堂上傲然不跪，横眉冷对湖广巡抚王之垣，讥笑他秉承主子的意旨，说：“你岂敢杀我？又怎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而张居正厌恶讲学，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瞧不起讲学者的迂阔无用，更害怕讲学者“徒侣众盛”，形成舆论力量，“摇撼朝廷”。进入内阁次年他上疏论时务（即他日后的施政纲领），第一条就是“省议论”；万历三年他在关于整顿教育的奏疏中更明确地提出“若能讲明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并申明了一系列禁私自讲学的规矩。何心隐确实犯了这个刚愎自用的独裁者的忌讳。又因张居正“夺情”时，带头发起攻击的是几个吉安籍官员，张居正因此仇视吉安人，而何心隐恰恰是吉安人。且何心隐计除严嵩的往事，张居正也是知道的。张居正授意杀害何心隐似乎很可能。朝野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而据耿定力讲，张居正未尝忌仇何心隐；是王之垣记恨“提督南操江”时为扬州兵备程学博直言相忤，遂借陷学博奉为师父的何心隐来中伤程学博。
耿定力说，何心隐之死也不关张居正的亲信、工部尚书李幼滋（字义河）之事。相反，耿定力那年还京在李府，恰巧何心隐被害的消息传来，李幼滋蹙额发议论，有恨王之垣借此中伤程氏并中伤耿氏之意。耿定力说：“应城不知心隐而深知吾两家，故相关如是。”不久，耿定力遇到王之垣，王之垣洋洋自得地对他说：“昨闻儿曹赴省试，贵郡人士，群然詈（骂）我，谓我杀心隐，我尚未闻之（张）相君。公知心隐否？”耿定力回答道：“此贱兄弟三十年故交也。往（日何心隐）谒相君，贱兄弟左右之，相君知之更悉，公不知耶？”王之垣听他这么一说，转喜为惧，神色沮丧。
耿定力是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话的，但他的话恰恰从反面证明，以耿定向与李幼滋及张居正的亲密关系，以王之垣的巴结迎奉心态，只要耿定向出面下力营救，何心隐就可免死于非命。
李贽对何心隐之死耿耿于怀，怨憾入骨的就是，平时高谈仁义道德以导师自居的耿定向，生怕触犯张居正厌恶讲学的禁忌，坐视相交数十年、号称知己的朋友陷于死地，而不敢尝试援手一救！
看着自称“福建巡抚黄安友人耿定向”者，如今煞有介事地为何心隐布置祭坛，拿腔拿调地念诵他炮制的《梁子招魂辞》，“兮”呀“些”的，说不清是哀伤还是自我欣赏，李贽只觉得作呕。什么“余数寓书为子伸（冤），有言不信何处叩阍”！分明是于心有愧，厚颜表白。什么“月旦之评，祸之根些”，“胡不息影，逐日奔些”？与其说是惋惜，还不如说是教训，骂何心隐咎由自取。什么“魂兮归来，异学喧遁，世昏昏些”，简直是想借刀杀人！李贽从此把耿定向之流看透了。
不过，李贽没有教导耿定向怎么做人的义务，何心隐不能复生，说他何益！李贽只把所作关于何心隐之死的书文寄给焦竑等二三朋友传阅。
李贽在“天窝”把门闭得更紧了。本来，李贽接物是因人而异的，即焦竑给他归纳的“设三科度世”：见他认为才志超群的“上士”，则夸耀自己，希望得到了解和赏识；见他认为智能平常的“中士”则深藏不露，以待其逐渐了解；见他瞧不起看不惯的“下士”，则不与接触，恐其不能相知却疑谤生事。如今，他更不愿接触耿定向和追随他的那一帮趋炎附势的徒子徒孙，便每日把门反锁起来，关在屋子里读书。
李贽的鄙夷不屑使耿氏门徒感到羞愤交加。登门被拒的方丹山忿忿地冷笑：“好个四方求友之人！”
李贽不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虽不愿惹是生非，尤其不愿与那些无聊小人掺和，但也决不怕事，决不愿当皮笑肉不笑讨人喜欢的“乡愿”。他从未把自己当作耿氏门客，合则留不合则去；昔日官场上尚不肯低眉顺眼，现在岂肯反而与人俯仰？他对那帮伪君子的厌恶难免时有流露。
一日，耿定向在黄安的首座弟子吴少虞——人称“吴大头巾”，难捺对李贽的怨憎，想当众羞辱他以稍稍泄愤。吴大头巾挖空心思想了一句含而不露的戏语，对李贽说：“公认识林道乾吗？”——谁都知道林道乾是横行闽广的大海盗。吴大头巾把李贽与海盗相提并论，并明知故问他“认识”海盗否，笑谑中的恶意跃然。
李贽应声问道：“你这话是骂我呢，还是赞我？若说是赞，则他是飞盗，我是清官，我知道你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的。若说是骂呢，则我算老几，岂敢自望抵得上林道乾的万分之一？”
李贽竟滔滔不绝地赞美起江洋大盗林道乾来，令吴大头巾们瞠目结舌。
李贽扫一眼无言以对的吴大头巾，继续慷慨陈词：
可怜哪！平居无事，只知打躬作揖，终日端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了。其稍学奸诈者，又掺入“良知”讲席，以图谋博取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自以为得明哲保身之道。就是因为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变之时无人可用；又弃置林道乾这样有才有胆有识者而不录用，并进而想方设法压抑禁锢他们，以为用他们必乱天下，则他们虽欲不做贼也办不到了。如果国家能用他们为郡守县令府尹，又何止可抵胜兵三十万人而已！如果用他们为虎臣武将，则统兵在外可便宜行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
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手足无措之忧，直驱之使为盗也！
这番高论真是闻所未闻，自古圣贤道上智下愚不移、人性有三品之分。李贽却道没有天生的坏人，人可以为圣贤也可以为强盗，只在遇与不遇、用与不用耳。朝廷以三纲五常立教，第一个重的是为臣民之道“忠”；他却道屈才不用而为盗合情合理，不说强盗之所以为强盗是丧心病狂，却归咎于朝廷贤愚不分。又竟以强盗的猖獗，讥笑朝廷的昏愦和文武官员的无能。真是太放肆了！吴大头巾们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
李贽又咄咄逼人地堵上一句：“我正以不及林道乾的才识胆量而惭愧呢！”
幸而吴大头巾还无权上“密折”打小报告，没人来追究李贽散布了什么言论，这场遭遇战就此收场。只是惹得吴大头巾们见到李贽就犯斜眼病——侧目而视。
更令居停主人耿定向不快的是，李贽越来越不顾全体面，竟至“病狂骂座”。
一日，一位张姓朋友在耿定向家里叙话，被李贽撞见了。李贽指着张的鼻子责备人家：“你是假人！”张不便发作，谦虚地请教：“那么如今该怎么办？”李贽不客气地说：“而今应当反求真心。”翌日，不知他听到了什么，又来教训张公：“你这样的人无着落！”弄得张先生的脸皮没处搁，宾主尴尬极了。
耿定向肚里明白，李贽这么张狂，是因为鄙视他这个主人。亏得耿定向修身功夫深，不愧为大宗师，才没有撕破脸面发生冲突。
李贽呢，本是冲着耿定理才住在这儿的，而定理不仅不站在兄长一边规劝李贽收敛，反而支持李贽分青眼白眼待人。在耿定向与吴大头巾看来，定理是被李贽带坏了。好在耿公克己功力过人，又因李贽锁门读书日多，姑且隐忍观变。
万历十一年十二月，李贽得知尊敬的龙溪先生王畿逝世的消息，设坛撰告文祭奠之。
朔风初动不堪留
尽管李贽常常锁门，且对不少人飨以白眼，但叩门拜访他的人仍不少。
这一日来了两位秀才（即后来到龙潭芝佛院访问李贽的“黄安二上人”）。他们非常崇敬已故的上人邓豁渠，有心出家拜李寿庵——邓上人的徒弟为师。今天特来请教关于邓豁渠遗著的问题，并征求李贽对于出家的意见。
李贽对邓和尚的遗稿很感兴趣，但极不赞成两位年轻人落发。李贽劝他们，一个人是否能成佛不取决于是否出家，世事有碍于成佛，佛亦不中用矣，岂不深为可笑？成佛无益于成事，成佛何为？能自立于天地之间即成人矣，又何佛不成？两位年轻人将信将疑地点点头告辞了。
李贽本来与邓豁渠上人素不相识，只知道他也曾在“天窝”住过，耿定理一度师事过他。
李贽从耿定理处他了解到邓豁渠的生平事迹，研究了邓的遗稿，对邓的学术源流也了然于胸。邓豁渠本是四川内江的秀才，曾从赵贞吉讲学。弃家出游，又落发为僧，遍访大江南北知名学者。曾在青城山参禅十年，入鸡足山悟道，到天池访月泉老衲，到庐山谒性空和尚……自谓入黄安居“天窝”茅屋，始悟大道“不属有无，不属真妄，不属生灭，不属言语，常住真心，与后天事不相联属”。邓之学术专主见性，不拘戒律。晚年北游齐鲁燕赵，死于涿州的野庙中。
李贽最敬佩的是邓豁渠“志如金刚，胆如天大”。其抱负甚高，平生未尝轻以“实学”二字推许人。蜀有赵大洲（贞吉）先生，文章气节伟然可睹，师事赵老者在朝盈朝，居乡满乡，豁渠竟不屑往，其自负其倔强如此！尤其可笑的是，赵老以翰林为秀才们谈圣学于东屋，豁渠以秀才而为秀才们讲举业于西屋，彼此只隔一间房，朝夕声音相闻。然而邓豁渠终以心师赵老而学有开益。观其间关万里，辛苦跋涉，以求必得，介如石，硬如铁，三十年如一日，意志是何等顽强！李贽赞赏邓豁渠之“学从心悟，智过于师”，说理虽不甚活，却是从万死中得来的真实学问，知行相顾，不打诳语。
李贽着手收集整理邓豁渠遗文，“复录而叙之以自警，且以警诸共学者”——书名《南询录》，寄赠给翟秋潭等朋友。
这大约是万历十二年春的事。这年三月，耿定向被调任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不久上任去了。
仿佛李贽命中注定不会有平静温馨的日子。就在耿定向抵任到职的七月二十三日，李贽的挚友耿定理溘然长逝，终年才五十一岁。
定理的不幸物化，使李贽十分难过。他离乡背井千里迢迢是奔这个人来的，以九州十方人物之众，他睁大眼睛寻找了三十多年，认定的是这个人可以生死与共，可是这个人却匆匆地去了！
弟弟的亡故，当然也使耿定向悲痛。尽管八月他荣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得到弟弟的讣闻，他立即给家里写信，慰问亲友，安排后事。
周柳塘、周友山等朋友、耿氏子侄辈，都关心着李贽，劝他节哀顺变；师事李贽的和尚深有（法名“无念”）朝夕侍奉着他。但他仍然情绪低落，如在梦寐中。
唯一可以排遣忧郁的是书，唯一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的是论学。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耿定向从南京给李贽寄来了长信，讨论学问，且一反寻常的风格，对李贽的学术观点给予坦率的批评。
李贽不假思索——他也没想到，这答辩揭开了十年论战的序幕——把相处三年多蓄积于胸、久已欲言的不同见解和盘端出：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
“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而）
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
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这个问题关系到论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追求真理阐述自己的真知灼见，还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代圣贤立言，压制一切不同思想？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关系到作为社会的人的尊严，人是享受思考权利的万物之灵，还是只按统治者意志运转的工具？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凭什么要废众人之思，让大家都服从孔子，学着他讲话呢？
作为一个人，一个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学者，李贽是尊敬孔子的。孔子一不靠权势威劫，二不靠财富诱惑，聚徒三千讲学；乃至惶惶奔窜如丧家犬，弟子却相随不舍，欣然从之，其道德学问自有令人心悦诚服之处。
但是，把他奉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偶像，作为封住千万活人嘴巴的符咒，使他成为扼杀众生性灵的法宝，就必然是可憎的，是李贽宁愿头破血流也不甘接受的。他所要抨击的孔子，不是春秋时期的孔子，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孔子。
李贽最厌恶开口闭口“子曰”，尤其鄙视那帮以接续孔孟道统自命的人。他忍不住狂妄地继续写道：
那些以孔子之徒自居的人（是没出息的庸常之辈），（没有超越孔子的志向）这正是孟子之所以止于为孟子的缘故，“仆方憾其非（大丈）夫，而公谓我愿（效）之欤？”
最能说服孔孟之徒的当然是孔子的话。所以，李贽又引经据典证明，“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之见）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真以为可笑矣！”
自知人事以来，李贽无日不感受着名教奴役心灵的痛苦。他看到的是在仁义道德的高调中，人们被残忍地折磨着。
李贽阐述自己的主张是循自然之道，顺人情之常，因势利导，让人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尽其用；反对以一人之见强制天下人：“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
李贽明白自己“顺人欲”的观点，与孔教“克己复礼”以“德”治天下的政治模式是完全相反的，与道学家们鼓吹的压抑个体、维护纲常秩序的“灭人欲”是完全对立的。他料到耿定向不会同意，他也不打算要耿定向接受。于是，他提出应当宽容，应与不同观点的人共存：“公既深信（孔孟学说）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则公此行，人人有弹冠之庆矣。否则，同者少而异者多，贤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时而太平乎哉！”
自然，李贽这番离经叛道、不纯不粹的“病狂”之论，对于耿定向如东风射牛耳。耿定向不愿白费气力再与他谈抽象的理论原则问题，而又写一信具体地与他谈邓豁渠这个人。批评邓豁渠悖灭人伦，于子不慈于父祖不孝，不守礼法行为不检。这并不是他耿定向一人之讥，而是公论。
李贽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不是要为已死的邓豁渠洗刷，而是不承认这种论人的标准和方法。
李贽不明白耿定向为何忽然与他谈起邓豁渠来，但不能不直陈己见：“因公言之，故尔及之，然是亦哓哓者，知者无益也。”
与此同时，他在河南任职时的老朋友、现为知府、拜耿定向为师的邓林材（石阳），也来信了。李贽和他先是泛泛地论学。李贽觉得邓石阳虽为耿定向弟子，而耿定向自称“私淑”王心斋，但邓石阳对王门心学似乎一无所知，不仅未得要领，连一些基本概念也不清楚。李贽为邓石阳书写了“真空”十六字诀，又致信给他讲程朱之学与陆王心学的根本区别——“支离”与“易简”之辨，还给他讲王心斋创立的泰州学派的要点——“百姓日用即道”。李贽以自己的心得阐发泰州学派的思想，他在《答邓石阳》中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人）伦物（理）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单衣与饭而世间种种（人的需要）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世间荡平大路，千人共由，万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别（耿先生是讲学有三关的，最后一关即“分别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方有成就”），则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
邓石阳也不再与李贽泛谈大道理，而结合论邓豁渠来“讲学”。
李贽诚恳地在《又答石阳太守》中，一针见血指出“兄所教者，正朱夫子之学”。对朱文公朱熹，李贽几乎是深恶痛绝的——这个“千言百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本来就讨厌，作为钦定的神化的专制工具更招人憎恨，李贽的偏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他从来没有讲过朱熹的好话，一有机会就想攻击他。所以，李贽对邓石阳说，如果兄真以朱子为是，“则弟更何说乎！”又热烈地为邓豁渠辩护，提出不应以一个模样来要求人。
以后，耿定向又多次来信痛诋邓豁渠。李贽懒得再辩，只觉得心里很烦躁。
于是周柳塘、无念和尚等人邀他去游天台山。暮秋的天台山，虽没有春夏山花烂漫、万木葱茏之美，但层林尽染，色彩斑斓，天高地远，涧渊澄澈，亦大有可观。
这座天台山是大别山脉中的一峰，处楚豫边界，在黄安县城西北约百里。因山顶有一蒙古包形状、广约数亩的高台，四面皆石壁，唯石磴一径可攀，故名“天台”。披茅斩葛从山底寻路而上，迤逦一二十里。沿途泉、松、洞、寺，野趣随时可以展怀。山顶有寺，有佛家田园。一行人喘息方定，谢过长老的清茶，便兴致勃勃地去眺望风景，品评石刻。
这夜皓月挂穹，彩云驰空，山河大地朦朦胧胧，时明时暗。李贽披襟山头，送目楚豫，不知何处是归宿，感到一股凉飕飕的孤独侵肌入骨。
他起意离开黄安，离开凤去楼空的“天窝”。
从天台山下来，李贽更觉无友的孤苦。想起耿定理在世“亲近善知识时，全不觉知身在何方，亦全不觉欠少什么，相看度日，真不知老之将至……自今实难度日矣！”
十月，李贽到邻县麻城。仓促之下找不到合适的安家处所，没逗留几日又折回了黄安。
耿定向在黄安的代言人吴大头巾吴少虞，仍在附和着耿师的调子抨击邓豁渠。吴少虞虽然明白耿大师抨击这个死和尚是针对李贽这个活人的，他当然不能同意李贽那么高地评价邓豁渠，但平心而论他与邓豁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对邓的某些话也很欣赏，还真不愿昧心地跟邓豁渠的亡灵纠缠不休，也不愿为此跟后生们辩论。耿定向给吴少虞一连写来三封信打气。因是对知己亲信讲话，不加掩饰，历数了邓豁渠的种种“残忍秽丑”，他在信中说道：乡里后生诮兄糊涂使我大为兄愤恚。兄并不糊涂，只是认为邓的《南询录》中亦有说得透处是真糊涂了。“伊人”嘲兄为寡道学，我亦以为失言。有人说是我误兄，“则由孔孟先误我矣”。最后明确提出他关心的是不着“实地”（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关系）、破坏伦理信条的邪说，使“里中后生流弊可睹矣”。
到了万历十三年春，耿定向和吴少虞通过对邓豁渠的攻击，转为对李贽的直接攻击。吴少虞扬言是李贽来黄安后带坏了耿定理，现在还要误人子弟。邓石阳也来信劝李贽不要学邓豁渠悖弃人伦——比如说，为什么无子不娶妾，忍见香火无续？
对吴少虞这种“大头巾”、“寡道学”，李贽不屑于理睬。对老朋友邓石阳，他输肝剖胆露心曲，希望取得他的理解。
至此，李贽渐渐明白了耿定向的真意所在，他担心他的儿子、侄儿受李贽影响，像邓豁渠和李贽那样不重功名、不重传宗接代的大事——偏巧，耿定向儿子耿克明（汝愚）没儿子不着急、没中举也不着急。
耿定向吞吞吐吐、旁敲侧击，托朋嘱友、转弯抹角，不愿捅破窗户纸，煞费苦心，自以为是忠厚，是念手足情分；在李贽看来，则是伪善做作，是诿过于人。
对这种巧伪人、假道学，李贽抑制不住厌恶与轻蔑。耿定向作《纪梦》，记“万历乙酉（十三年）闰月既望之夕”，梦中与人论学，得到启示，拈出一个“淡”字作为“良知之宗祖”，并与随侍弟子周友山与李士龙发挥了一通。李贽读到这篇高论（当时官绅学者们的著述，较短的往往书毕即付刻印散发），马上作《答耿中丞论谈》予以批驳。李贽大抵用心学的达本识源、体认良知观点驳斥耿定向近于朱子格物观的“湔磨刷涤”。这虽是学术思想之辩，但对以心学泰州学派为本派并以师教面貌示人的耿定向，未免感到尴尬。李贽论学的风格无所顾忌，咄咄逼人，对耿更兼心怀鄙夷，所以一起笔，便是：“世人白昼寐语，公独于（梦）寐中作白昼语，可谓常惺惺矣。”真叫人恼羞成怒。
李贽并不想留在黄安被视作眼中钉，所以离开“天窝”的意向更强烈了。
万历十三年三月，李贽第二次到了麻城。打算邀请无念和尚与周柳塘的女婿曾承庵（继泉、中野）居士泛舟东下，至南京寻找焦竑相从，遍访建昌、西吴诸硕学宿儒。李贽考虑到焦功名未就，忙于应考，家境又不富裕，未必能为东道主，所以他犹犹豫豫就待在麻城了。周柳塘在麻城德高望重，热心地充当东道主；周婿曾中野出钱在县城买下间大屋供李贽歇息。在麻城数月，周柳塘、曾中野翁婿对李贽甚为爱敬，周友山时常过访晤谈，还让李贽结识了刘近城、杨定见（凤里）、丘长孺（名坦，字坦之）等一批新朋友，尤其是丘长孺风流倜傥豪爽直率，令卓吾印象深刻，顿生满心欣喜。所以，李贽决定举家迁来麻城。
回到“天窝”与家属相商，黄氏这回执意不从夫命，女儿女婿也劝爹爹体贴老母一生奔波之苦，同归故乡定居终老。回老家蛰居等死是李贽万难服从的。于是，李贽断然决定：女儿女婿送夫人黄氏回泉州，宦囊余金，悉数携归作度日之资，自己只身走麻城。
临别之日，少不得女啼妻咽，大小外孙号哭，一派凄凄惨惨戚戚，令旁观者也落泪。然而，李贽既已打定主意，表面上装出不为所动的样子，任人家在背后骂他心如铁石硬冷。
李贽到底心有不舍，便送家眷出黄州府。途中应邀过访祝世禄这事有必要一述。
这个祝世禄也是耿定向督学南京时的高足，与焦竑、潘士藻齐名。数年前李贽在南京刑部任职时，两人得以认识，后祝世禄渐受李贽影响。中进士选派入楚任县令，时向李贽问学，并对他大为信服。祝世禄讲学论世的许多观点，如“学者不论造诣先定品格，须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浑身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如“人知纵欲之过，不知执理之过，执理是是非种子，是非是利害种子”；如“儒者论是非，不论利害，此言非也”等等，显然与李贽同调而与耿师针锋相对。后来，李贽在麻城为地方当局所仇视，祝世禄致麻城新官游朋孚为之揄扬调停；再后又是《藏书》序作者之一，与耿（定力）序相比，真切得多。
这次邀李贽过访衙署，逗留半个多月后，祝世禄竟兴冲冲地致信耿先生，赞赏“翻倒窠臼”的李老：“观其信心，信口，信步，不作些子委曲相，真是碧汉夐然汉子，不觉令人隐然转一大机括，亦遂更有进步处。此老爱师殊笃，至而弹射亦复不少。禄信师，又复信此老，不自识其所处。或者谓禄中此老毒；禄自惟非此老毒，断不能淘洗肠胃中夙血晕也……”
他也不想想耿先生读了此信会有什么感觉！
且说李贽送走家眷，返回“天窝”取了书册文稿和简单的行李，准备到麻城去。扫视生活了五年的“天窝”，对这里的竹篱茅舍充满了感情。亡友的身影宛然，耿氏的子侄留恋，女儿女婿居此八年多承关照的恩义，般般件件虽回不了李贽“道不同不相为谋”之心，却使他心境变得柔和。他拿起笔，写下“与耿司寇（耿定向此时已升官刑部侍郎）告别”的书信。这并不是什么绝交书，只是剖白心迹，比惯常的语气平和得多。末云：“仆今将告别矣，复至于狂狷与失人失言之轻重者，亦谓唯此可以少（稍）答万一尔。贱眷思归，不得不遣。仆则行游四方，效古人之求友。”
这么一走毕竟是伤了耿氏多年成就的好客喜士之名，那就不是李贽这样的性格能委曲顾惜的了。
李贽也不愿想，以他的性格，天地再大，也没他的容身之处；只管认定一个方向，大踏步地往前闯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