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战争是荷兰与其统治者西班牙打的一场独立战争，也是借这场战争，荷兰完成了崛起。一个仅有不到200万人口的新生国家，成为17世纪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世界头号海洋强国、贸易大国，马克思称其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2014年6月14日，巴西世界杯，卫冕冠亚军西班牙与荷兰在B组小组赛上遭遇。当荷兰最终以5:1的悬殊比分狂虐西班牙后，他们报的不仅是2010年世界杯决赛0:1输给西班牙的一箭之仇，还有400多年前的恩恩怨怨。就在场内身着橙色球衣的荷兰运动员和观众高唱国歌《威廉颂》时，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首反西班牙的歌曲。这首全球最古老的国歌，以荷兰国父奥兰治的威廉第一人称方式撰写，诉说了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统治者、争取民族独立的艰辛历程。
《威廉颂》歌词共有十五节，采用离合诗的形式，各节首字母组合成一个名字WILLEM VAN NASSOV（荷兰语，拿骚的威廉）。曲调来自当时的一支法国军乐。在一般的场合下只唱第一节，如果还需要唱一节，一般是第六节。歌词第一节和第六节内容如下：
第一节
我，拿骚的威廉
流着日耳曼血液。
忠于祖国；
坚守这信念，直到死亡。
我，奥兰治亲王
自由又无畏；
西班牙的国王，
我一向尊重。
第六节
我所皈依者
就是上帝呀，我的主。
您是我所依靠，
我从来不想背弃您。
请赐勇气于我——
您永远的仆人。
赐予我消灭那让我痛心的
暴君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因为歌词太长，很多荷兰人不能完整地唱完整首歌曲。在荷兰国内，运动员因不懂国歌而常引来媒体批评，因此，不少运动员会在比赛前专门学习歌词。
荷兰法理上的独立地位是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获得的，但它从1590年代开始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7世纪上半叶是荷兰权势和影响无与伦比的时期。它执欧洲（当然也是世界）经济牛耳，拥有第一流海军，其陆军在莫里斯亲王（1585～1625年担任荷兰执政）统率下曾是欧洲军队建设的样板。它还频频插手北欧、波罗的海国家事务，维持那里对己有利的均势。荷兰也是17世纪欧洲外交折冲樽俎的进行地、许多国家竞相追求的盟友及联盟的核心。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提出国际政治长周期解释的莫德尔斯基都把荷兰看成是当时世界体系内的主导性国家。
一、低地——欧洲的富饶之地
荷兰在17世纪上半叶的崛起并非横空出世、毫无征兆，其基础在于低地自中世纪以来的繁荣与发达。
荷兰的全称是尼德兰联合省（因为荷兰省在其中实力最强，故称荷兰），由尼德兰北方七省组成。尼德兰即低地之意，指莱茵河、马斯河、斯海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地势低洼的地区，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北部一些地方，在中世纪时，它们是一系列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
15世纪初，低地成为勃艮第大公的领地，1477年，由于王朝联姻又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1516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死后，他的外孙查理一世即位。此前，查理已经于1506年从他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勃艮第女公爵玛丽之子）方面继承了尼德兰，这时又以西班牙国王的身份领有这片土地。从此，尼德兰就成为西班牙的属地。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即某一国家或领地由于婚姻和继承的原因变更统治家族，而被统治者往往也能够与其新的统治者和平相处、相安无事。
哈布斯堡家族
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统治地域最广的封建家族，其主要分支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从1282年起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1世纪初，由于该家族的主教斯特拉斯堡的维尔纳建立哈布斯堡，其家族即以哈布斯堡为名。从1438年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基本上由哈布斯堡家族世袭。哈布斯堡家族也曾是西班牙、波西米亚、匈牙利、葡萄牙等国的统治家族。
若干世纪以来，低地都是欧洲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富饶程度仅次于南欧的意大利。早在13～15世纪，尼德兰的手工业和商业就已发展起来，特别是呢绒业非常著名。
而面向大海的地理位置也使尼德兰很早就成为一个海洋民族。斯海尔德河、马斯河、莱茵河在这里入海，为尼德兰提供了众多优良的港口。它还是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的交汇处：一条为北南走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走向，从芬兰湾到英国。北海及邻近各海盛产鱼类，是欧洲重要的渔场。国土的狭小和贫瘠迫使低地居民自古以来就向海上发展，在那里寻找生活来源，他们在北海海面学会了捕鱼、近海航行、远程运输和海战。
渔业是尼德兰经济的基础。由于海流的变化，每到夏季，就有大批的鲱鱼洄游到尼德兰北部的沿海区域。14世纪时，尼德兰的人口不到100万，约有20万人从事捕鱼业，小小的鲱鱼为五分之一的人提供了生计。
在被誉为“荷兰金矿”的淹鲱鱼上，尼德兰人取得了非凡的效益，这一效益源于1400年左右发明的一种大帆船。此船的两大优势表现在：船的设计可以使船使用巨大的拖网捕捞鲱鱼；宽大的甲板使鱼可以在船上得到加工处理。这种“航船工厂”的产生使船能够远离尼德兰海岸线，在外逗留6～8周。至15世纪中叶，尼德兰的荷兰、泽兰和弗兰德尔三省的鲱鱼船队几乎垄断了北海的鲱鱼业。在天主教欧洲，鱼是斋月时必不可少的食品，也是在波罗的海市场采购谷物、木材、铁和造船物资的重要交换手段。
渔业还成为带动航运业（主要是大宗物品运输）和其他辅助工业的龙头。尼德兰人设计了一种造价更加低廉的船只。此前，典型的欧洲商船都建造有可以架设火炮的平台，这样做能有效地防止海盗袭击。尼德兰人第一个冒险建造出了一种仅能运送货物而不能装置火炮的商船。这样做当然是有代价的，因为每一次航行都变成了一场赌博，但它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即造船的成本低，例如同时期的英国，造船成本比尼德兰高50%。船的成本低，货物的运费也随之下降。对于商业中的风险问题，尼德兰人通过股份制来应对，即将每一条船分成若干个股份，投资者往往不是单独购买一条船而是在很多船里都有股份，即便某一条船失事，也不影响总体的盈利。
为了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勇于创新的尼德兰人又在船上加了一种特殊的设计——船肚子很大而甲板很小。这样做是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船所缴纳的税取决于甲板的宽度，甲板越窄，付的钱越少。所以，尼德兰人造的船甲板很小，船肚子很大，利润自然也就越多。
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便宜的运费导致了尼德兰对世界贸易的控制，对贸易的控制又可以获得低廉的造船木材，便宜的木材又使造船费用大为降低，船只的低价位在货运竞争中便占有优势。这一连串的优势合起来，就是尼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的奥秘。
进入16世纪以后，尼德兰的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在尼德兰17省当中，约有300多个城市。北部7省（即后来的荷兰）以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除了航海业、造船业和渔业，这里的毛、麻纺织业也颇负盛名。其中阿姆斯特丹是北方诸省的经济中心，与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及俄罗斯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呢绒业非常发达。南方10省中经济最发达的是弗兰德尔和布拉奔，在纺织、冶金、制糖、印刷等工业中普遍出现手工工场。南方的中心城市安特卫普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和信贷中心之一，欧洲各国在这里设立的商行和代办处约千余家，每日往来的外国商人有5000～6000人，城内国际性交易所大门前悬挂“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的标牌。
对于他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尼德兰人是这样形容的：
他们在各国采蜜，北欧是他们的森林，莱茵河沿岸是他们的葡萄园，德国、西班牙、爱尔兰是他们的羊圈，普鲁士和波兰是他们的谷仓。
然而，在竞争激烈的近代欧洲，只有财富不仅不足以使荷兰完成大国崛起，甚至连自身的独立与安全都无法保障，更加富饶的意大利各城邦的命运（它们在16世纪之后纷纷丧失独立地位，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就是证明。好在，荷兰并没有止步于一个经济上的巨人。事实上，除了在经济领域的诸多创新外，16世纪晚期荷兰的军事改革也一度在欧洲独领风骚。这是他们得以打败西班牙，赢得国家独立，并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二、八十年战争与莫里斯亲王的军事改革
促使荷兰进行军事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反抗西班牙当局高压统治的需要。原本尼德兰的各个省和城市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和传统权利，但是，在查理五世（1515～1555年统治尼德兰），特别是其子腓力二世的统治下，西班牙的宗教镇压和经济剥削导致尼德兰诸省与其宗主国的矛盾逐渐激化。
16世纪是欧洲宗教改革的时代，路德、加尔文等新教教派先后传入尼德兰，其中加尔文教派的影响最为广泛。而查理五世以维护正宗天主教信仰为己任，当然不能容忍尼德兰新教势力的发展。他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1550年，查理五世发布敕令（被称为“血腥敕令”），规定禁止传抄、保藏、散发、买卖路德或加尔文等改革者的文集，凡散布“异端”学说者，男的杀头，女的活埋，就连帮助过新教徒或和他们谈过话的人也要治罪，没收财产。在查理五世统治期间，有5万～10万尼德兰人死于宗教迫害。
另外，从查理五世到其子腓力二世，西班牙一直处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之中，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西班牙要管的事太多了，它的敌人既有东方的异教国家土耳其，又有西欧的近邻法国，既有帝国内部离心离德的意大利城邦，又有在海上不停骚扰它的英格兰，既要维护西班牙的世俗权势，又要镇压欧洲的宗教异端。为了维持帝国庞大的军队和战争开支，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父子必须征到足够多的钱款，尼德兰最富庶，他们在这里的勒索也最疯狂。
起初，尼德兰省议会和三级会议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例如征收新税，需经省议会批准。但查理五世不顾尼德兰的传统权利，破坏游戏规则，肆意加强政治控制和搜刮捐税，以至这里为当时西班牙国王提供了一半税收，被称为“王冠上的珍珠”。
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即位后，更加疯狂地推行专制政策。他任命其同父异母的姐姐玛格丽特公爵（查理五世的私生女）为尼德兰总督。玛格丽特进一步剥夺了尼德兰17省残存的自治权利，向各地加派驻军，利用天主教会大肆镇压尼德兰人民，宗教迫害案件激增，许多加尔文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被处死。
更让尼德兰人不能容忍的是，腓力二世为了保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限制尼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禁止他们同西属美洲殖民地直接进行贸易，提高从西班牙运出羊毛的税额，从而使尼德兰从西班牙进口的羊毛锐减，许多手工工场倒闭。腓力二世还公开拒付国债，致使尼德兰银行家蒙受巨大损失。
1566年4月5日，由尼德兰中小贵族组成的“贵族同盟”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提出废除“血腥敕令”，召开三级会议，撤退西班牙驻军等要求，遭到西班牙政府拒绝。至此，和平抗争的路线已经走入死胡同。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无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自由，还是为了保护古老的自治权利，抑或是为了商业阶级的利益，尼德兰与西班牙的君臣关系都难以为继了。
1566年8月，尼德兰爆发反西班牙统治的起义。1567年8月，腓力二世派以狂暴著名的阿尔瓦公爵率18000名讨伐军来到尼德兰。阿尔瓦宣称：
宁把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留给上帝，不把一个富庶的尼德兰留给魔鬼。
1568年，威廉·奥兰治率领23000名雇佣军进攻弗里斯兰，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八十年战争正式打响。
威廉·奥兰治，即威廉一世，是奥兰治亲王、荷兰执政、荷兰国父，因头脑冷静，也称沉默的威廉。威廉·奥兰治出生在拿骚伯爵家族，22岁时就被任命为马斯军团司令，并进入尼德兰总督府政务院，26岁成为荷兰、泽兰、乌得勒支三省执政。在荷兰独立运动开始后，威廉·奥兰治放弃了显贵的身份和优裕的生活，毅然加入到尼德兰民众一方，成为全国抵抗力量公认的领袖。
至1572年，几乎整个荷兰省和西兰省都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威廉·奥兰治被推举为荷兰、西兰和乌得勒支三省的合法总督。到1573年底，北方七省先后从西班牙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北方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南方各省人民的反抗运动。1576年11月，尼德兰南北各省代表签订了“根特协定”，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西班牙。1579年1月，由于南方贵族承认腓力二世为“合法的统治者和君主”，天主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尼德兰南、北方因此分道扬镳。尼德兰南北分裂后，威廉·奥兰治加入了北方的乌得勒支同盟。1581年7月26日，乌得勒支同盟各省的三级会议正式宣布废黜腓力二世，在尼德兰北部成立联合省共和国，即荷兰，威廉·奥兰治就任联省共和国执政。
由于历史上各省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荷兰人的国家民族观念比较淡薄，而威廉·奥兰治作为在独立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本土领导人，对提高荷兰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起到了很大作用。遗憾的是，在荷兰宣布独立后不久，威廉·奥兰治就遇刺身亡（1584年7月）。
共和国的建立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与宗主国的切割，而这一切割若要成为事实，关键还在于荷兰人能否打败能征善战、人数众多的西班牙陆军。为此，富有创新精神的荷兰寡头统治集团授权奥兰治家族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这支军队的灵魂人物就是欧洲近代早期最伟大的军事改革家、职业化军队的鼻祖莫里斯亲王。莫里斯亲王（拿骚的莫里斯）是威廉·奥兰治的次子，在其父于1584年遭暗杀后，他被推选为“民族委员会”主席，1588年出任联省共和国海陆军总司令。莫里斯亲王和他的兄弟们既熟悉古代军事家的著作，同时也敏锐地认识到了火药革命给欧洲各国军队带来的冲击。他们的军事改革，不是简单地模仿罗马人的做法，而是适应了火药革命对军队战术和编制的新要求。
16世纪中叶之后，滑膛枪在欧洲兴起，军队的火力大大增加。面对这一全新的武器，欧洲军事家们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通过战术的改变而使火力的效果最大化？1594年，莫里斯的堂兄弟威廉·路易在阅读罗马人埃利亚的《战术》一书时意识到，滑膛枪手的循环编队可以重复形成连续不断的弹雨，就像罗马军团中的标枪手和弹弓射手做的那样。这个方法克服了前转式滑膛枪的最大弱点——缓慢的发射率，因为当一个步兵队伍排成一系列的横队时，第一排可以一起开枪，然后退下重新装弹，由别的横队重复他们的动作，这样就产生了连续不断的杀伤性弹雨，滑膛枪的火力优势也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排枪发射又催生了另外的问题。现在，军队在作战时必须散开，既为了使火力的发挥达到最大程度，又能使自己被敌方枪弹命中的可能性降至最小。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需要将50排的长矛方队变成10排（甚至更少）的滑膛枪队，同时，因为更多的人处在与敌人面对面厮杀的恐惧中，所以要求每个士兵都要有杰出的技巧、勇气和纪律；二是整个战术单位的能力成为重点，客观上要求他们在完成动作时既快速敏捷又整齐划一。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形成了莫里斯亲王的军事改革。
改革首先从裁减员额开始，目的是使部队兵力与国家财政状况相符。在17世纪之前，荷兰的野战兵力一般不超过1.2万人，其中骑兵2000人，步兵1万人，由一支较强的炮兵部队支持（1595年时火炮数量为42门，其中野战炮仅6门）。由于环境所限（本国人口太少），荷兰摒弃了公民军队概念而采用职业雇佣军。这些人虽然大多是外国人，但他们常年受雇，且能及时领到佣金，因而愿意接受纪律约束，极少发生逃跑和兵变的情况，从而避免了雇佣军在其他地方存在的种种弊端。
其次，将操练引入军队。奥兰治家族的亲王们认识到，要使滑膛枪和长枪发挥尽可能大的威力，就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管理，同时还必须采取新的作战指挥方式和进行更多的训练。莫里斯采取罗马军事著作者们所倡导的训练方式训练他的军队，通过日常性的操练使军队的队形变换更加精确，使射击和枪刺之间的协调得到改善，并且通过采用一种新式的反向步伐，增加了开火的速率。即使在战争的间隙，他的士兵也要不停顿地训练，直到精疲力尽为止。为了教会士兵如何操练，莫里斯的堂兄弟约翰伯爵发展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军训工具——操练手册，而且在1616年开办了欧洲第一所真正的军事院校，目的是教育年轻的贵族们懂得战争艺术。士兵日日操练，其目标不只是提高士兵个人或单位整体的作战技能，这也是一种灌输纪律意识的方法，因为正确地执行武器规程是纪律的外在体现，以此教导士兵随时服从命令，培育部队凝聚力。
将日常操练重新引入军队是莫里斯军事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奥兰治家族对现代军事制度的重要贡献。对此，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评价道：
纪律而非火药开创了这一变革，只是在有纪律的情况下，火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战争技术才有意义。
再次，将作战单位小型化。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火力和机动性，步兵已不能继续以大型密集编队的方式部署了，而是必须分编成一个个较小的单位。当时，西班牙人的战斗单位是团，而莫里斯改革后的步兵战斗单位是连。他将连队从旧建制的150人减少到115人，后来又减少到80人，滑膛枪步兵和长矛兵各占一半，采取长矛兵居中而火枪兵位于两侧的战术。遇到作战，各连队便被合并成若干个营。他还将火枪兵的纵深行列减至10列，战线加宽到最大宽度为250米。从最佳角度使用兵力也是莫里斯对战争艺术的重要贡献之一。
莫里斯军事改革成为后来欧洲各国军队遵循的规范性标准，17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军事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就是莫里斯的忠实拥趸。在1631年9月17日的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古斯塔夫国王的胜利证明了排枪和线形编队的巨大优势。
经过莫里斯改革后的荷兰军队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军队。莫里斯手下的部队通常不超过1万人，远不能和西班牙相比，却逐渐在战场上占了上风。1597年，荷西两军在图霍特展开激战，莫里斯的7000人打败了西班牙6000人，西班牙2000官兵战死，500人被俘，而莫里斯的军队只有100人战死。这次战役决定性地宣告，荷兰的独立已不可逆，西班牙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尼德兰北方七省。
1609年4月9日，西班牙与联合省共和国签订12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联合省共和国的独立。但这场独立战争的正式结束却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从1568年奥兰治·威廉起兵反抗到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荷兰独立战争前后历时80年，故这场战争被称为八十年战争。
三、在战火中崛起的海权帝国
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荷兰人也在另一条战线上奋战着，即着手建设自己的新国家。摧毁西班牙的海陆霸权，不仅使荷兰赢得了国家独立，也同时成长为“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在战火中诞生、又在硝烟中强大的神奇国度。
荷兰人首先在经济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创新，这些创新不仅开时代的风气之先，而且奠定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后逐渐被其他欧洲国家采纳。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这一商业形式在保证投资人巨大利润的同时减少了投资风险。通过向全社会融资，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荷兰政府也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之一，它将一些只有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利折合为25000荷兰盾入股。政府给东印度公司的特权是可以协商签订条约，发动战争。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就成了在亚洲的独立主权个体，可以像一个国家那样运作。1621年，荷兰又成立了西印度公司，垄断西北非洲与美洲之间的贸易。
荷兰人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流转体制。1609年，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在阿姆斯特丹。只要愿意，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随时通过股票交易所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变成现金，其他投资者也可以随时用现金买入股票。
世界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于1609年，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所有一定数量的支付款都要经过银行。因此，阿姆斯特丹银行对于荷兰的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关键的是，它发明了信用，这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就这样，荷兰人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财富爆炸式的增长。
到1650年，荷兰拥有的商船数量全球第一。当时世界的商船大约有2万艘，荷兰占1.5～1.6万艘，大洋之上遍布着挂着荷兰旗帜的商船。1670年，荷兰拥有的商船吨位是英国的3倍，比英格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德意志拥有的吨位总和还要多。它的船队控制了欧洲和远东大部分贸易，挪威的木材、丹麦的鱼类、波兰的粮食、俄国的毛皮、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等，大都由荷兰商船转运，经荷兰商人转手销售；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货物集散地和银行、保险、证券业的中心，港内经常有2000多艘商船停泊。船在当时就像陆路运输的马车一样，因此，人们就形象地称荷兰为“海上马车夫”。
17世纪前期，荷兰资本主义经济也获得迅速发展，呢绒业、麻织业、陶瓷业等均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直到17世纪初，英国的呢绒还要靠荷兰最后加工和染色，荷兰从事该项职业的工人达数千人。荷兰的造船业居当时世界首位，他们为西班牙造大型船，向英国供应平底船、渔船和运煤船。
对于荷兰人在经济领域的成就，17世纪的英国商人托马斯·曼（Thomas Mun）有如下描述：
这样一个小国，还不及我们两个最好的郡大，天然的财富、粮食、木材或军需品很少，然而却能够大量拥有这些东西，并以船只、大炮、绳索、火药、子弹、谷物供应欧洲。
荷兰人的成就当然不只是经济层面上的，他们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既是共和国生存和繁荣的保证，也是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这支海军不仅成功地袭击西班牙本土、拦截其运兵船，迫使西班牙放弃了重新征服荷兰的想法，而且通过对佛来芒海岸进行封锁（以防西属尼德兰从荷兰手中夺取贸易）、为商船护航、海上巡逻、打击海盗等为国家经济成就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荷兰还在1611～1614年的波罗的海危机中动用海军迫使丹麦国王克里斯琴四世让步，取消松德海峡的额外关税。1645年，荷兰舰队在波罗的海进行干涉，以结束丹麦和瑞典之间对己不利的战争。荷兰的海军建设虽然随着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而出现较大变化，但直到17世纪70年代，它在大部分时间里仍保持着欧洲最强大的阵容。
在君主专制盛行的欧洲，荷兰人还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即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共和国（奥兰治家族成员只是担任执政而非国王）。在这一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与代议机构分享权力，商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与统治者结成同盟，把从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中赚取的金钱用来支持国家，统治者也遵循保护商人的政策，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保驾护航。荷兰因此在17世纪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而且，在面对政治危机时，宪政体制也使荷兰的领袖更能够获得民众的有利支持。所以，与同时期其他专制君主国家相比，貌似权力弱小的荷兰反而凭借宪政体制加强了国家实力。
以商业霸权和强大的海军为后盾，荷兰人将殖民的触角伸向了全世界。
在东亚，他们占据了中国的台湾；
在东南亚，他们把印度尼西亚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城，即今天的雅加达；
在非洲，他们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新航线的要塞好望角，在那里修筑要塞、营建殖民地、开辟种植园。今天的南非白人，主要是当年荷兰殖民者的后裔；
在大洋洲，他们用荷兰一个省的名字（西兰）命名了一个国家——新西兰；
在南美洲，他们占领了巴西；
在北美大陆的哈得逊河河口，他们建造了以新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新荷兰。新阿姆斯特丹，即现在的纽约。
但是，荷兰的海洋霸权是不稳固的。到17世纪下半期，英法两国分别在海上和欧陆崛起，在海陆两大强权的夹击下，荷兰的海上霸权很快走到尽头。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规定英国的进出口产品只准英国船只或原生产国船只运送，这无疑是对荷兰航运业的巨大打击，因此导致1652～1653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三次英荷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告终，荷兰接受《航海条例》。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法国在陆上又多次入侵荷兰，不仅使荷兰元气大伤，而且为进行大陆战争被迫与英国结盟，其结果是将自己的海上优势让渡给英国，并逐渐丧失外交上的独立性。到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时候，精疲力竭的荷兰已不再是欧洲政治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归根结底，作为一个国土狭小、被英法两大强国包围起来的陆海复合国家，荷兰的战略回旋余地很小。短暂的兴盛只是特殊情势下的产物，最终它只能屈服于强权中的某一个，它不具备在近代欧洲推行独立对外政策、自主发挥国际作用的环境和条件。但无论如何，以区区200万的人口，荷兰人达到了令当时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成就和高度，其军事改革和经济创新不仅影响了当时，也惠及后代，故18世纪后的衰落丝毫不影响其曾经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