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借助于美洲的发现和复杂的王朝联姻，西班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为领地遍布世界的大帝国，也就此揭开了法国与西班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权力争斗。在此期间，法国完成了内部整合，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最终使西班牙从大国地位上跌落下来，法国取而代之，崛起为欧洲头号强国。之后，其大国地位虽有起伏，但一直延续至今。
1638年9月5日，法国圣日耳曼莱昂的宫殿里，传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结婚23年膝下无子的法王路易十三夫妇终于有了一个男性继承人。这个健康的男婴堪称“上帝赐予的礼物”，使人到中年的路易十三倍感安慰。4岁时，做父亲的问这个男孩：“我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小男孩回答：“路易十四。”父亲说：“我的孩子，时候还没到呢！”是的，刚过40的路易十三按常理来说还远未走到生命的尽头。谁知孩子的童言却一语成谶，1643年5月14日，路易十三因骑马落水引起的肺炎而去世，不到5岁的小路易成为法王路易十四。
父子二人命运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年幼即位（路易十三9岁），都是太后摄政，都有一个强势的红衣主教做宰相（黎塞留、马扎然），都娶了西班牙公主为妻。但路易十三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母后的阴影，在内政外交上也始终依靠手腕高超的黎塞留。而路易十四则在动荡中开始了他最初的君主生涯。1648～1653年，法国巴黎发生贵族暴乱，即投石党运动，小路易两次被迫逃出巴黎。这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深远影响。他在亲政后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决不允许贵族暴乱重现，并最终在凡尔赛建立王宫，离开了在他心里留下沉重负面印象的巴黎。在贵族叛乱的同时，法国还在与宿敌西班牙作战（1635～1659年）。法西战争的过程就像保罗·肯尼迪所形容的那样：“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叛乱、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也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一直到1659年，法国才彻底击败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条约》。西班牙将阿图瓦和鲁西永割让给法国，并承诺在隔年将王室公主玛丽亚·特雷莎嫁给路易十四。
当然，与父亲最大的不同在于，路易十四开创了一个法国历史上最辉煌最荣耀的时代，也创立了在18世纪欧洲大陆风靡一时的专制君主统治模式。自从23岁亲政之后，路易十四不再任命宰相，而是亲力亲为，一天工作8小时以上，以无比的热诚与精神治理国家。在能干的柯尔贝尔、卢瓦等人的辅佐下，法国国库充盈，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并在文学、艺术、生活方式上引领欧洲。他还彻底解决了贵族对王权和国家稳定的威胁，将贵族召进凡尔赛宫，变成了他宫廷的成员。
虽幼年丧父，但路易十四的人生是幸运的。他在位72年，是法国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亲政的54年时间里，一直国家强盛，大权在握。而他那些在欧洲同样做着国王的表兄弟们则远不如他这般幸运。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父亲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詹姆斯二世本人则被推翻。作为近亲结婚的牺牲品，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一出生就被断定不能长大成人，后来勉强活到成年却被强邻虎视眈眈地谋划着瓜分他的国家。路易十四虽然与表妹近亲结婚，但仍然育有健康的男性后代，长寿的他比自己的儿子和长孙活得都要长。他身高仅有1.54米，但通过穿高跟鞋和戴蓬松的假发也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甚至还成为时尚潮流。热衷于芭蕾舞的他因亲自出演希腊神话太阳神而得到“太阳王”的美誉。中年之前的路易十四情感生活丰富多彩，拥有众多情人和私生子，但是在玛丽亚·特蕾莎王后1683年去世后，他又与身份低微并年长他3岁的弗朗索瓦·德·奥比尼结婚（是他私生子的保姆，后被封为曼特农侯爵夫人），这样的选择除了爱情，无法用别的理由来解释。尽管他输掉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但他的孙子还是当上了西班牙国王。而他的宿敌、小他12岁的荷兰执政、英国国王威廉一世早在1702年就英年早逝了，路易十四则活到1715年。他比自己的对手——除了威廉，还有皇帝利奥波德——活得都要久，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最大的胜利。最终，继承他王位的是5岁的曾孙——当年他也是这个年龄成为国王的。
德国诗人歌德这样评价他：“他是自然造就的帝王中的完美样本，但是这样做，却使他自身耗竭，且毁掉了模子。”
法国是欧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之一，人口众多，国土广阔。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内忧外患主宰了这100多年的法国历史，对内要解决宗教分裂和贵族叛乱，对外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对法国的包围及其炙手可热的权势。1648年之后，在三十年战争的废墟上，在西班牙巨人无可挽回地倒下之后，又一个法兰西巨人站起来了。与西班牙戏剧般强大、而后永久性跌倒的结局相比，法国虽然在近现代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挫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都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一战、二战也只是徒有其表的战胜国，但神奇的是，法国始终没有丧失大国身份。时至今天，无论是作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安理会五常之一和合法有核国家（法国是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是在国际事务中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抑或是在全世界推广法语文化的热情与力度，从任何角度看，法国都是现时代货真价实、掷地有声的大国。
一、冲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围
一部法国崛起的历史，几乎就可以简化为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战争史，尽管这两个王室之间有着长期的联姻传统。
古往今来，霸权一直是一代又一代统治者的梦想。但霸权又总是那么遥不可及，为赢得她的芳心，无数帝王将相使出浑身解数，却功败垂成。不过，当命运特别垂青于某个家族时，一切似乎又是那么轻而易举，仿佛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16世纪，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就被如此好运砸中了，它们比此前、此后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更近距离地感受了霸权的气息。
盛极一时的哈布斯堡家族既从三面包围并威胁了法国，也成为其嫉妒和觊觎对象。两国的争斗过程从15世纪末就开始了，最终结束于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的签署，其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斗争的舞台集中在意大利，至1559年《卡托—冈布雷齐条约》签订为止。
15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富庶之地，但是在政治上却四分五裂（罗马教廷、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米兰五个国家旗鼓相当），军事上因依赖极不可靠的雇佣军也十分薄弱。与此同时，相邻的法国和西班牙已成长为统一的近代国家。火药革命带来的战争成本的急剧增加有利于这些规模较大，并拥有专制君主的政治实体。以强大的常备军为后盾，野心勃勃的新式君主们急于攫取财富和土地，并以战场上的胜利提升王朝声誉。富裕但分裂的意大利自然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
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历来有在内斗中寻求外国支持的传统。1494年，米兰公国内部的权力之争引发与那不勒斯关系的恶化，米兰“引狮捕鼠”，请求法王查理八世出兵，帮助其对抗那不勒斯。这年8月底，查理八世率兵3万多人入侵意大利。法国的行为立即引起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警觉，他们加入到了反法的“威尼斯同盟”一边，并成为对抗法国的主力。1525年，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战败被俘，丧失在意大利占有的全部土地，并花费重金才得以赎身。1559年，弗朗西斯的儿子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与西班牙缔结了《卡托—冈布雷齐条约》，法国放弃在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取得对意大利的支配权。
第二阶段从1598年开始至1609年，主要交锋地在尼德兰。
意大利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法国陷入了一场长达32年之久的宗教战争（1562～1594年）。这场内战分裂了国家，也瘫痪了国家，并导致西班牙入侵。最后，纳瓦尔的亨利（亨利四世）在内战中胜出，于1598年重新统一法国。此时正值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去世，法西两国达成《韦尔芬和平协议》，西班牙同意放弃对法国的一切干涉。但是，法国并没有同样放弃对西班牙的干涉。内战结束后，与反叛的荷兰结盟就是法国的既定外交政策之一，法国或通过补助金的方式资助荷兰，或亲自参战。天主教的法国与新教的荷兰在信仰上南辕北辙，这一同盟关系完全是基于削弱西班牙权势的考量。长期的战争和多次失败使西班牙元气大伤，遂被迫于1606年同荷兰谈判，并于1609年4月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的独立。至此，哈布斯堡家族在北方对法国的包围已经被解除。
第三个阶段即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法国最终完成了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削弱。
三十年战争是因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皇帝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宗教分歧和权势竞争而起，但迅速演变为大国之间的争斗。如果说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哈布斯堡家族，特别是其西班牙分支对法国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话，那么，经过1588年无敌舰队覆灭和1609年荷兰独立之后，西班牙哈布斯堡的权势已经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对法国的包围至少在北部已不复存在。法国加入三十年战争，其目的早已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要趁乱彻底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称霸欧洲。
黎塞留是法国参与三十年战争的实际推动者和幕后策划人之一，他从1624年起担任首相，共执政18年之久。尽管黎塞留是天主教枢机，但是为了法国的兴盛，他毅然决然地推动法国加入新教同盟，将主权置于教权之上。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并不是完全公开地与哈布斯堡家族对抗，而是通过秘密资助的方式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敌人。黎塞留和他的后任首相马扎然通过阻止德意志统一、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围，为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兴旺发达奠定了良好基础。最终，在西班牙哈布斯堡的废墟上，法国——这个新的巨人站立起来了。
二、确立君主专制制度
16世纪是法国崛起的关键百年，在对外致力于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势的同时，对内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二是结束了内部的宗教纷争和贵族叛乱，使国家避免了被分裂的命运。
欧洲的中世纪是一个王权软弱，而教权和地方贵族权力强大的时代。幸运的是，法国王权从11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到15世纪末，在政治上已经实现统一。王室通过对市场买卖、家庭财产和贩盐交易课以赋税，为自己开辟了新的财源，掌握了大量财富。在不断提高自身财政能力的基础上，法国君主增加了行政人员，更好地保障了税收和政策的贯彻。他们还设有常备军，拥有贵族们难以匹敌的数以千计的步兵，装备着贵族们无力购买的昂贵大炮，使自身的军事实力凌驾于贵族之上。
内部的统一、王权的强大也使法国君主有了与罗马教廷谈判的本钱。1516年，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与教皇利奥十世订约，规定法国教会神职人员均由国王任命，教会大部分收入也归国王，法国因而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国王实际上成为教会的首脑，教会变成王权的工具。此后，法王集大权于一身，其颁布的诏令往往用“这就是朕的意志”作结束，说明君主的命令已经成为必须遵守的法律，法国已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16世纪前期，法国约有人口1500万，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拥有居民30万，在呢绒、纺织、印刷、玻璃、制陶等行业中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法国制造的大炮被欧洲公认为是最好的。
但法国专制王权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王权的强化和确立是在同贵族权威和割据势力进行斗争的曲折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封建贵族不甘心权势的衰落，竭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对国王的控制权，伺机向王权挑战。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贵族与王权之间的较量又与新、旧教的斗争纠缠在一起。
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法王坚持传统的信仰，反对宗教改革。约翰·加尔文（1509-1564）是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称胡格诺派）创始人，著有神学名著《基督教要义》。加尔文教强调信仰得救，否认罗马教廷权威和封建等级观念，主张废除繁琐的宗教礼仪，取消偶像崇拜、朝圣和斋戒，教徒选举产生神职人员，建立简化、纯洁和廉价的教会，其教义在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影响很大，在法国主要流行于南部的手工业者、雇工、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低级神父机修道僧当中。1534年之后，法国开始镇压新教徒，成立了异端裁判所、“火焰法庭”等。可是，新教运动在严厉的镇压下却获得长足发展。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以后，许多大贵族也接受了加尔文教。法国新教贵族企图乘意大利战争法国国王战败、王权衰落之机，效仿德国新教诸侯，在法国没收教会财产，割地称雄与王权相抗衡。1559年，各地新教教会的代表举行全国大会，正式确认加尔文信条，从此法国的新教徒被称为“胡格诺派”。
吉斯家族
法国著名的贵族世家，家族始祖克洛德·德·洛林是洛林公爵勒内二世的次子，1528年受封为第一代吉斯公爵，控制了法国北部与东部诸省。克洛德之子弗朗索瓦·德·洛林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为查理九世时执政的三巨头之一。从弗朗索瓦开始，吉斯家族积极卷入法国宗教战争，并充任天主教方面的领袖。弗朗索瓦·德·洛林之子亨利一世·德·洛林竞争法国王位，被法国国王亨利三世杀害。之后，吉斯家族迅速没落，在17世纪与首相黎塞留的斗争中失去了大部分政治力量。1696年，吉斯家族绝嗣。
1559年，年仅15岁的弗朗西斯二世继位，实权落在军功显赫的吉斯家族手中，新旧教派之间的冲突骤然加剧。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德·洛林在路过瓦西镇附近时，发现新教徒违反国王的禁令在城内做新教仪式，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威的公然挑战，立即下令对犯禁的新教徒进行攻击，死伤近200人。“瓦西镇屠杀”成为持续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胡格诺战争虽然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的，但就其性质和内容而言，则是法国的一场内战，是法国国内诸矛盾的总爆发，战争的原因是王权同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宗教派别矛盾的激化。这场战争是法国历史上的一段无政府时期，正在上升的王权面临崩溃，贵族分裂势力抬头，同时还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法国有可能面临着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的命运，即按照宗教边界被永久地分割。
反对王权专制制度的封建贵族分裂成两大集团：一个集团是天主教派势力，他们聚集在王室近亲吉斯家族周围，以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查理为首形成了强大的天主教营垒，对国王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个集团是新教胡格诺派势力，以波旁王朝家族的成员L.孔代亲王、纳瓦尔国王（亨利）和G.代·科利尼海军上将为代表。
双方的兵力不多，在战争中都依靠外国——天主教派依靠西班牙，胡格诺派依靠英国、德意志新教王公和荷兰教友。之后，双方历经多次战争，互有胜负，形成了一个战争——和解——废除和解——再战的循环。
1585年，法王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的兄弟安茹公爵死去，亨利三世宣布信奉新教的近亲纳瓦尔的亨利（亨利三世的妹夫）为王位继承人。此举导致天主教同盟与王权决裂，北部各城市纷纷独立，巴黎天主教徒拒绝服从国王。全国各地又掀起农民运动，法国四分五裂，国王政府濒临垮台。
法国波旁王朝的创建者，原为纳瓦尔（今西班牙北部的一个自治区，与法国接壤，濒临大西洋）王国国王，是法国瓦卢瓦王室的远亲。亨利自青年时代起，就作为胡格诺派的领袖卷入了法国残酷的宗教战争。他娶了瓦卢瓦王室的小女儿玛格丽特为后，并因此而获得了法国王位的继承权。二人后来友好分手，亨利四世再娶佛罗伦萨的玛丽·德·梅迪奇，并生有一子，即路易十三。亨利四世以他的名言“要使每个法国农民的锅里都有一只鸡”而流芳后世，但最终被天主教徒刺杀身亡。
转机发生在1589年8月1日，亨利三世被刺身亡，新教徒纳瓦尔国王亨利成为法王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但由于天主教派拒不承认，亨利四世无法攻入巴黎。鉴于法国90%以上的人口都信仰天主教，善于变通的亨利四世于1593年7月25日在圣德尼大教堂改信天主教。他声称，“为了巴黎是值得做弥撒（天主教的宗教仪式）的”，巴黎大门由此而为他打开。1594年3月22日，亨利四世凯旋进入巴黎，受到隆重欢迎，历时30多年的内战结束。此后的4年中，各地纷纷归附，亨利四世还赶走了混战之中攻入法国的西班牙军队。
为了平息胡格诺教徒的愤懑和安抚在战争中受到打击的天主教徒，亨利四世于1598年4月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已没收的天主教会土地和财产一律归还；胡格诺教徒得到信仰自由和传教自由，有权召集自己的宗教会议，在担任国家官职上享受与旧教徒同等的权利。此外，作为国王履行敕令的担保，胡格诺教徒还保留25000人的军队及100多个堡寨。巴黎高等法院由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共同担任法官，以处理宗教争端。至此，宗教宽容在法国得到实现，导致国家分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消失了。
内战期间，由于王权式微，地方和贵族的自治权与特权有所抬头，内战的结束使法国王权得到振兴，为亨利四世统一民族国家和复兴经济创造了条件。亨利四世在首相苏利的协助下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在财政税收上节约开支，降低部分税额，鼓励农业生产，奖励工商业和发展海外殖民贸易。1604年，法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和加拿大商业公司，1608年，法国殖民者在北美圣劳伦斯河下游建立了魁北克城，法国的海外事业由此开始起步。在长期混乱之后，亨利四世重新建立了一个统一且蒸蒸日上的法国。
路易十三在位时（1610～1643年），枢机主教黎塞留任首相（1624～1642年在位），法国专制王权获得进一步加强。黎塞留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贵族。在他执政期间，被处死的大贵族有公爵2人、伯爵4人、其他41人；封建主的堡垒被拆除，贵族必须遵守国王的法律，向国王效忠。1625年，黎塞留亲自率军队平定胡格诺贵族的叛乱，废除了“南特敕令”给予胡格诺教徒的一切政治和军事特权，仅允许他们信仰自由。黎塞留在中央设立各部大臣，权力归国王直接控制。为了削弱原贵族把持的省长职权，黎塞留改由中央直接任命总督，统管各省的司法、警察、财政大权。专制统治强化后，由贵族参加的国务会议形同虚设，三级会议自1614年被解散，直到1789年，175年间未曾召开。
黎塞留实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鼓励航海和殖民活动。17世纪上半叶，法国殖民者除巩固了在加拿大的地位外，还侵入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的塞内加尔、马尔加什等地。
在临终前，神父问黎塞留：“要不要宽恕你的敌人？”他答道：“除了公敌之外，我没有敌人。”
这当然不是事实。黎塞留想表达的是，他一生为国家服务、忠诚王室，从无私心。
三、三十年战争与法国大国地位的最终确立
外部哈布斯堡权势的衰落，内部君主专制的确立，为法国在17世纪中叶之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三十年战争成为压垮西班牙哈布斯堡的最后一块巨石，并因此将法国推向欧洲第一大国地位。
三十年战争是一场以德国为主战场，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与此前的很多战争一样，宗教是三十年战争的重要缘起。
16～17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宗教改革的时代，改革发端于德国（神圣罗马帝国）。德国政治的分裂和皇权的软弱无力使教会权力在德意志得以扩大。当时教会占有德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很多高级僧侣本身就是诸侯，罗马教廷的挥霍主要来自德国教会的供给，所以德国在当时被称为“教皇的乳牛”。
马丁·路德（1483～1546），出生于德国，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教派创始人。1517年，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此举标志着宗教改革的开始。德国的诸侯们分成了天主教（旧教）和新教两大阵营，皇帝属于天主教。其他诸侯内部也出现了新教与旧教的对立。
三十年战争从波希米亚开始。波希米亚即今天的捷克，它本是一个独立国家，1526年之后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版图，隶属于奥地利，由皇帝兼任国王，但保持了很大的自治权。对于波希米亚新教运动的发展，皇帝做了一定的让步，于1609年签署了“大诏书”，给捷克所有非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选举自己“信仰保护人”的权利。马提亚（1612～1619年在位）继承皇位后也承认了大诏书，但是1617年马提亚指派自己的堂弟、帝位继承人斐迪南为捷克国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斐迪南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活动家，他公开违反大诏书，把捷克当作附庸对待，极力推行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要求其属地统一信仰天主教，残酷镇压捷克新教徒，新教教堂被拆毁，参加新教活动的教徒被囚禁。捷克与哈布斯堡家族的矛盾因此日益激化。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人民举行起义，新教徒冲进王宫，按照捷克惩罚叛徒的古老习惯，把斐迪南派来的两个钦差从20多米高的窗口扔了出去，史称“掷出窗外事件”。由此引发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虽然以宗教为导火索，但宗教并不是唯一的赌注。对于皇帝来说，他要趁机扩大权力，把神圣罗马帝国建立成一个类似英国和法国那样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国；而新教诸侯们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权，让皇帝继续做一个名义上的领袖，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国家体制的分歧。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两大阵营的对立并不完全以宗教为标准，也有天主教诸侯担心皇帝扩大权力而加入了新教阵营的。同时，周边国家都想趁德意志混乱牟取利益，三十年战争因此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西班牙因与奥地利同属哈布斯堡家族，在宗教信仰方面亦远比皇帝狂热，所以毫无疑问站在了皇帝一边；荷兰正在和西班牙进行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独立战争，当然支持新教阵营；新教国家丹麦和瑞典既为宗教利益驱使，更想夺取德意志领土，也支持新教诸侯；法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虽是天主教国家，但与哈布斯堡家族是世仇，从
15世纪末起断断续续打了100多年，自然不会放过任何能够削弱它的机会。因此，整个三十年战争的对垒情况就是：皇帝、西班牙、天主教诸侯、教皇VS.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新教诸侯。
神圣罗马帝国
（962～1806）
全称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1157年，这一帝国得到了“神圣帝国”的称号。1254年，帝国第一次开始使用“神圣罗马帝国”头衔，此后作为官方名称沿用至1806年。帝国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神圣罗马帝国早期为统一的国家，中世纪后演变为由一些承认皇帝最高权威的公国、侯国、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自由市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合体，皇帝通常由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担任。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曾这样评价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三十年战争分成四个阶段，双方打打停停，互有胜负，但几乎没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彼此都不可能彻底赢得对方。
战争的第一阶段是捷克—巴拉丁（普法尔茨）时期（1618～1624）。巴拉丁的选帝侯腓特烈五世是德意志新教联盟的首领，也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未来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的外公。捷克为了争得新教联盟和英国的支持，在起义的第二年选举腓特烈五世为国王。在这个阶段，皇帝、西班牙和旧教联盟的军队取得了胜利，捷克失去自治权，新教遭到禁止，巴拉丁被占领，腓特烈五世逃往荷兰。
选帝侯
指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利的诸侯。1356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皇帝为了谋求诸侯对其子继承王位的承认，在纽伦堡制定了著名的宪章“金玺诏书”，正式确认大封建诸侯选举皇帝的合法性。诏书以反对俗世的七宗罪为宗教依据，确立了帝国的七个选帝侯，分别是美茵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维滕堡公爵，勃兰登堡藩侯，莱茵—普法尔茨伯爵以及波希米亚国王。事实上，七选侯选举出来的人只能称“罗马人民的国王”，只有经过进军罗马，并由教皇加冕后的“罗马人民的国王”，才能使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17世纪，又增加了普法尔茨选侯和汉诺威选侯。
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丹麦阶段（1625～1629）。哈布斯堡家族的胜利不仅引起了新教诸侯的恐慌，也让周围国家紧张起来。法国和荷兰对皇帝实力的加强和西班牙军队占领莱茵河流域非常不安，它们不能允许这个家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英王关心自己女婿的命运；丹麦和瑞典垂涎北德意志领土，反对皇帝加强对德意志的控制。1625年，在法国首相黎塞留的倡议下，英国、荷兰、丹麦缔结了反哈布斯堡联盟，英、荷两国答应给丹麦补助金。当年，丹麦在英国、荷兰的军费补助和北德意志诸侯的支持下进入德国作战。但是瓦伦斯坦率领的帝国军队和西班牙蒂利将军率领的天主教联盟军获得胜利，将丹麦赶出了德意志。
战争的第三阶段是瑞典阶段（1630～1635）。丹麦失败之后，皇帝直接控制了德国北部。皇帝还于1629年3月颁布了“归还教产敕令”，规定新教诸侯要将1552年之后所侵占的领地和教会财产全部归还天主教诸侯，于是又挑起了新的教派纠纷。同时，天主教势力的北进、哈布斯堡家族权势的扩张、皇帝在波罗的海建立舰队的打算更是引起荷兰、法国、英国的不安，特别是瑞典，一直以来都企图向北德意志扩张和独霸波罗的海。恰好此时瑞典刚刚与波兰—立陶宛结束战争，可以腾出手来。1630年7月，在国王古斯塔夫的率领下，瑞典大军在波美拉尼亚登陆，开始了三十年战争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时期，皇帝的阵营发生了一个重要变故——在对丹麦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瓦伦斯坦被皇帝解除了职务。原因是天主教诸侯也不能容忍皇帝权力的无限扩大，它们把矛头对准了皇帝的左膀右臂瓦伦斯坦，因为他不仅帮助皇帝扩大权威，而且还有把德意志建成一个集权制君主国的想法。在天主教同盟首领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策动下，皇帝被迫解除了瓦伦斯坦的职务。这个举动造成了帝国军队指挥的混乱，给了对手以可乘之机。古斯塔夫的大军长驱直入，新教诸侯纷纷倒向瑞典，1631年11月古斯塔夫占领布拉格，直逼哈布斯堡的权力中心奥地利。1632年11月16日，在萨克森的吕岑会战中，瑞典取得胜利，但古斯塔夫国王阵亡。此后战局呈对峙状态，到1634年，瑞典军队受重挫，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势力又得到扩大。
战争的第四个阶段是法国—瑞典阶段（1635～1648）。在此之前法国对这场战争一直采取幕后支持的态度，比如向瑞典提供补助金。局势的发展使法国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前台，这也使这场战争彻底脱下了宗教的外衣，成为大国权势争夺战，因为法国也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对于法国来说，这场战争是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反哈布斯堡家族霸权斗争的新阶段。最初西班牙曾经从南北两面攻入法国，到40年代之后，法国和瑞典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优势，1646年，法、瑞联军攻入巴伐利亚，瑞军占领布拉格，皇帝被迫求和。
1648年10月24日，交战各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领土问题、宗教问题和德意志国家体制问题。
（一）在领土方面，瑞典与法国以德意志为代价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其中，法国获得了阿尔萨斯的大部，并确认了法国对洛林的所有权。这一所得埋下了200多年之后普鲁士夺取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种子，这两个地方的丢失又是法德结怨、一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另外，德意志的几个大邦也都扩大了领土，其中勃兰登堡扩张最多，奠定了普鲁士王国在18世纪崛起的基础。荷兰和瑞士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
（二）在宗教方面，规定新教与旧教享有平等地位，诸侯在其领地内有规定信奉任何宗教之权，在帝国法庭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法官人数相等。通过血与火的洗礼，通过无数的杀戮，宗教宽容原则终于被确定下来，欧洲为了宗教而厮杀的历史到此结束，从此也开启了欧洲有限战争的时代。
（三）在德意志国家体制方面，政治分裂的局面更加巩固了。德国被分成296个小邦，还有大量的“帝国骑士”领地，各邦国都享有内政、外交的全部主权，帝国的重要事务由各邦平等参与的帝国议会决定。皇权遭到进一步削弱，皇帝的宝座除了在威望和礼仪方面还有一定的价值外，其他方面基本形同虚设。
三十年战争使整个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国成为最大赢家。首先，它以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代价在其易受攻击的东部边界获取了一系列极富战略价值的领土。其次，德意志作为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在战后几成一片废墟。战争期间，德国共有1976所寺院、1629座城市、18310个村庄被洗劫，许多矿山、制铁和铸造的工厂也被毁灭，工商业普遍衰落。人民的生活濒临绝境。人口的骤减更为惊人，萨克森、勃兰登堡等许多地区的居民减少了一半以上，战前有8万居民的奥格斯堡城战后变成仅有1.2万人的荒凉市镇。德意志的衰落在法国东部造就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且，德意志的分裂以国际条约形式被确认，法国又成为这一解决保证人。这一切不仅奠定了法国未来扩张的基础，也使其安全大为增加。尤其重要的是，奥地利的权势被削弱。“西班牙道路”即意大利与南尼德兰之间的军事交通线被打断，后者和弗朗什—孔代已被有效地孤立起来。1659年的《比利牛斯条约》又使哈布斯堡家族的另一成员西班牙向法国认输，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领土全部让予法国。经历了漫长战争之后的西班牙此时已耗尽元气，沦落为欧洲二流强国。
1661年，当年轻、能干、野心勃勃的路易十四亲政时，法国内忧外患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在有利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衬托下，法国崛起为欧陆最显赫的国家，并开始走上追逐大陆霸权的道路。
四、“太阳”照耀欧洲
1643年路易十四即位后，国家大权由首相马扎然掌握。1661年3月马扎然去世，23岁的路易十四亲政，法国专制主义进入鼎盛时期。
路易十四凡事亲躬，把国家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宣称“朕即国家”，“法出于我”，声明不再需要首相，自己单独行使王权。他召开仅由3～5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处理国政。路易十四还建立了内政、外交、财政、陆军、宗教委员会等机构，但这些机构只起咨询作用，决定权仍掌握在他自己手中。路易十四宣布，教士会议必须听命于国王，各大臣未经国王同意不得发出任何政令，高等法院和地方高等法院不得讨论和表决国王的敕令。1664年，他派出官员到各郡整肃地方官吏，完善监督官制度以加强对各郡的控制，后来监督官逐步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常驻各郡的行政官员。
针对当时法律混乱的状况，路易十四颁布了一系列新法律：1667年的《民法》，1669年的《水利森林法》，1670年的《刑法》、1673年的《商法》、1687年的《海运法》，以及1685年关于殖民地奴隶的《黑人法》。这些法律对于有效维持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维护专制王权、对外推行扩张政策，路易十四扩充了军队，改进了军队管理。在他统治期间，法国军队的规模空前扩大，由其执政初年的8万增到17世纪90年代的33.5万人，到其统治末年更增长至38万人，而之前在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法军人数最多时大约为12.5万人。军中大批平民出身的有才干者被提升为将军，进而又被封为贵族，对一些具有反叛倾向的贵族将领则采用削弱军权的办法，并将他们置于重重监视之下，军队因此完全掌控在国王手中。陆军的装备也得到改进，引进了刺刀，换发了新型火石枪，炮兵被列入与各兵种平等地位，并开办炮兵学校，培养炮兵指挥人才。法国军队在后勤管理上也是欧洲一流，同时代人是这样记载的：
在法国，战时与在和平时一样治理得井然有序——今天，她有一项优于敌人的长处，那就是她军队的必需品供应得极好，其他国家——不会使用法国人常用弹药车，他们也没有排放整齐、贮满了军队各项军需品的仓库。
路易十四不仅建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素质精良的陆军，也曾有过非常强大的海军。财政总监柯尔贝尔重组法国海军，战舰数量由1661年初建时的20艘船增加到1671年的196艘，进而到1677年的270艘。他改进旧港口和兵工厂，使土伦、罗什福尔、布列斯特、勒阿费尔、敦刻尔克等港口现代化。
在经济领域，路易十四采取重商主义政策。作为路易十四重商主义政策的执行者，财政总监柯尔贝尔首先从整顿财政做起。他监督收税官吏，力求收支平衡，一年之内就使法国国库从亏空转为盈余。
其次，鼓励国家工商业的发展。近代早期流行于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思潮认为，金银或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来源。为此，柯尔贝尔大力扶植和发展本国工业，推行保护关税政策。他招聘外国工匠，给企业主以专利和各种补助。在其担任财政总监期间，共开办了45家手工工场，使手工工场增加到113家。柯尔贝尔还制定手工工场条例，对不合格产品予以惩罚。他取消了国内关卡，改善道路，开凿运河，为工商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阻止外国商品进口，保护国内商业，柯尔贝尔先后于1664年、1667年两次修改关税条例，对英国的羊毛和地毯、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挂毯以及荷兰、西班牙的呢绒等货物课以重税。
再次，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柯尔贝尔创办了一系列垄断公司，包括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利凡特公司、北方公司等，给这些公司以贸易垄断权；海外殖民地得以扩大，在印度，法国占领了本地治理，在北美，占领了路易斯安那，在非洲，占领了马达加斯加沿海、塞内加尔河口一带。
工商业的繁荣、税收制度的整顿以及海外扩张使路易十四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收入，国力大幅增长。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路易十四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扩张了法国的领土。
除了硬力量，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还具备卓著的软实力。当时，欧洲君主竞相模仿法国的官僚体制、税收制度、军队、宫廷以及统治方式，17世纪和18世纪，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外交的通用语言，各国上流社会都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时髦的标志。据说，18世纪的俄罗斯上层贵族说法语的比说俄语的还多，小孩一生下来就由法国的家庭女教师教育，俄语水平只要能跟仆人说话就行了。路易十四对历史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他因为身材较矮，便穿上了特制的15厘米高的鞋子以增强威严感，结果全国上下争相效仿，发展成后来风靡全世界的高跟鞋。路易十四一生痴迷芭蕾舞，多次亲自参加芭蕾舞剧的演出，在他的倡导下，芭蕾舞艺术日臻完美，并逐渐成为风靡欧洲的时髦艺术。由于他曾扮演了芭蕾舞剧中的太阳神的角色，而被人们誉为“太阳王”。他下令修建凡尔赛宫，于1689年全部竣工。凡尔赛宫是当时欧洲最宏伟的建筑，有230英亩错落有致的花园，1400处喷泉。路易十四没有耐心等待树苗慢慢长大，便从别处挖出25000棵大树重新栽到这里。凡尔赛宫也成为路易十四控制贵族的场所。他鼓励贵族生活在宫廷中，每天出席各种宴会、音乐会、舞会，观看歌剧、戏剧表演，用奢华的招待、没完没了的娱乐活动来换取绝对的权力。
但是，持续的对外战争消耗了法国的大量财力和人力，臃肿的官僚机构开支浩大，贵族生活奢侈无度，国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专制主义法国开始走向衰落。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对法国的打击是决定性的。虽然路易十四的孙子如愿以偿成为西班牙国王，但这一获得更多是王朝声望上的，并没有实际的收益，反倒是与其他大国联盟（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十几年的战争导致国家负债累累。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时，他留下24亿里尔国债，其中1/3已经到期，而1715年国家财政纯收入只有6900万里尔，财政支出达到1.447亿里尔，国家财政处于极大困难之中。另外，法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丢掉了北美和西印度的一些属地，英国还获得了西班牙海外领地的贸易权，从西班牙手里夺得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可以封锁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毫无疑问，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终的结果是，英国崛起了，法国则走过了其国力、影响力的巅峰时刻，此后再未获得过欧洲第一强国的位置，拿破仑时代的辉煌不过是短暂的回光返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