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半生磨砺
弘治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503年7月7日），在晋江濠格头村（今福建泉州市洛江区河市镇）一个下级军官的家里，一个男孩儿呱呱落地。他就是日后成为民族英雄、一代名将的俞大猷。
俞大猷的始祖名叫俞敏，本为南直隶霍邱（今属安徽）人。朱元璋率众起义推翻元朝，夺取天下时，俞敏参加了朱元璋的队伍，跟随他南征北战40年，后被封为世袭百户，隶属于泉州卫。泉州卫建立于洪武元年（1368），驻守泉州，下辖5个千户所，俞大猷家的世袭官位是前千户所下一个百户所的百户。
明朝的军队制度一般称作卫所制，从京师到郡县都设立卫所。卫是基本的编制单位，1卫管5千户所，1千户所管10百户所，1百户所管2总旗，1总旗管5小旗。卫的军事长官称指挥使（正三品），大约管5600人，他的副手称卫指挥同知（从三品）和卫指挥佥事（正四品）。千户所的军事长官称作千户（正五品），管1120多人，他的副手称副千户（从五品）。百户所的军事长官称百户（正六品），管112人。总旗的头头（不是军官）称总旗，管55人。小旗的头头称小旗，管10人。可见俞大猷家世袭的官职是明代军队中最低一级的军事长官，正六品，年俸120石。
俞大猷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未曾任军职。父亲原瓒是始祖俞敏的曾孙（五世孙），但不是嫡系长房。根据明朝世官的继承制度，他不应袭百户之职。只是由于嫡系长房袭替无人，原瓒感念祖宗的世勋不应就此放弃，遂竭尽财力，含辛茹苦，四进京师，几经周折，才办理了袭职手续。
生长在这样下级军官家庭的俞大猷，从小就过着不算宽裕的生活，家中对他不会娇生惯养，他也深知要靠不懈的努力来改变人生。
俞大猷其貌不扬，言辞蹇滞，但聪颖过人，从小就有志向，以豪杰自命。据俞大猷《饮马长城窟》中的“臣十有五着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两句诗意来推断，大猷当为5岁在河市入私塾读书，15岁中秀才。当时家境十分贫寒，有时无米下锅，而他攻读不辍。俞大猷中秀才后，在泉州的清源山求学于名师王宣、林福、赵本学。王、林、赵三人都是学者蔡清的学生。蔡清很长时间内都从事教书授徒，他平生饬躬砥行，贫而乐施，以《易》学闻名于时，“初主静，后主虚，故以虚名斋”。大猷不但学到了三位师长就《易》学所阐明的理论，而且能融会贯通，有所阐发。他任官职后，无论是指挥军队作战，还是处理日常事务，都依据理与时而决定，并不迷信其他。这在古代将领当中是十分罕见的。由于他精于兵法，所以曾言，兵法之数起五，犹一人之身有五体，虽将百万之兵，可使合为一人。大猷除攻读举子业的书籍外，还博览群书，攻古文词，对古今兵法无所不究，学识渊博。在清源山读书时，他不仅向赵本学学《韬钤内外篇》，也向他学习太祖拳，文武兼修。
在二十多年的攻读生涯中，俞大猷刻苦磨炼自己，虽然没有考中举人和进士，但具备了很高的文人素质和武人韬略以及高超的武艺，对他的一生影响颇深。
嘉靖十年（1531），29岁的俞大猷，在父亲病逝后，因家境困难被迫放弃举子业，投笔从戎，承袭了祖职百户。俞大猷既成武流中人，便开始潜心学习骑射之术，不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射箭的要领，拉满弓能命中，而且还有独到的体会和阐发。他说：“法曰‘镞不上指，必无中理；指不知镞，同于无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镞’者，指末自知镞到，不假于目也。必指末知镞，然后为满。必箭箭皆知镞，方可言射。”他本人就已经达到了“指能知镞，辄命中”的水平。他又向武术名家李良钦习击荆楚长剑法。李良钦，同安人，少任侠结客，得异僧授齐眉棍法，其棍法神明变化，纵横莫当，成为棍法一代宗师。其人相貌魁梧，生性秉忠，操行端严，文韬武略，武艺超群，勇猛过人。由于大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兵学理论，所以能将武术的具体招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很快掌握其真谛。他学成之后，李良钦故意出招比试，大猷还手相迎。比试过后，李良钦放下长剑，由衷地夸赞他道：“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确实，俞大猷的剑术和射术都大有所成。正因如此，后来他才敢只身或带很少的随从深入敌境；正因如此，他才写下了前所未有的武术专著《剑经》，对中国武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俞大猷在33岁之前基本是在读书和习武中度过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勤学苦练，他能文能武，品格高尚，就这样走向了社会，并在社会中继续磨炼自己。
第二节 戍守金门
嘉靖十三年（1534）十月，俞大猷参加武科的乡试，中了武举。按照明朝武科的考试制度于第二年四月进行会考。会考共三场，日期为初九、十二、十五。初场试马上箭，以35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80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俞大猷箭术高超，顺利通过考试。
试策其中一道题目是“安国全军之道”并二问：一问正气血气，二问有无良法。俞大猷在“安国全军之道”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君子要能成就天下的事情，只有靠一个“忍”字。忍，是道德的基础，干事立功的根本。小不忍乱大谋。俞大猷强调“忍”，就是“持重以观变，秘幽以御物”，持重办事，考虑周全，藏机不露，以安国全军。他后来用兵持重，事出万全的思想，在此文中已初露端倪。
这次武举会试，俞大猷获得第五名，中了进士。明廷提升他为本所的署正千户，并派他守御金门，成了金门千户所的主管官。金门千户所与他所在的前所不同，是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隶属于福建都指挥使司。这样他就独立担负起守御一地的任务。
俞大猷到金门后，以酒食款待当地德高望重的老者，聘请知名的老师到私塾任教，用儒家的忠孝揖让来引导民众，申明儒家的诗书礼义。老百姓之间如有争端，他虚心听取，不需缴纳费用，给予公正处理，使双方信服。每到初一、十五，百姓聚在乡约所开会，讲述半月来发生的各种事情。俞大猷与众人一起评论这些事情，某人做了好事要给予表扬，某人做了错事要进行规劝。做错事的人，经过规劝，深感愧疚悔恨。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在他任职的五年时间里，金门人没有到府司去告状的。身为军官的俞大猷治理金门，实行的是王守仁的乡约法，胜于一般文官。
嘉靖十五年（1536），福建发生灾荒，饥民遍野，饿殍相望。有司发粮赈灾。俞大猷当时负责同安县的赈灾事宜。通常的做法是公家设棚煮粥，让饥民聚集到这些地方吃粥。百姓为吃上救济粥，只好等在那里，不得离去。俞大猷没有这样做，他首先向百姓发出告示，让他们安心待在各自的乡里。他则走遍各乡，每到一乡便集合百姓，席地而坐，他逐人查看，凡是饥饿者，都给一票，然后凭票到官府去领粮。老百姓得到救济粮，可以去种地或做买卖，进行自救。这样救活了万余人。而那些死守着救济粥的人，没法干其他事，有些反而死于救济。由此可见，俞大猷对老百姓的事考虑得如此周到，并不墨守成规。
在戍守金门期间，俞大猷向佥都御史陈伍山写了两封书信，同样显示出他的军政才干。一封信是“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另一封是“又呈画处官澳三策”，对于当时明朝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和如何用兵官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反映了他对当时形势的担忧和用兵思想，却也给他带来了不应有的打击。
俞大猷在第一封信中说，当今不能成功地剿捕海寇，是因为两大弊端：“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是也。”“上不能用将”有二：择之不慎，责之不专。所谓择之不慎，就是当有海盗肆虐之时，朝廷不是移文委派府州县一般守职的官员，就是委派那些有财势有虚名的军官。而这些人往往是“兵法不知，应对不备，才能不伟，志气不充”，带兵打仗绝无胜算。所谓责之不专，就是用将不专择一人，结果是政出多门，人心不齐，当然无法克敌制胜。“将不能用兵”主要是无智无勇。当时的将领用兵，军队没有纪律，一盘散沙，怎能打胜仗？命其剿捕海盗，有的将领则“高坐湾澳，远伺成败。得贼则贪为己功，不得则自以为此岂切吾家事！”俞大猷还提出用兵的“二便”：“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也”；
“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也”。所谓“委任当极其至”，是说任命将领要十分隆重，要给他以予夺之权。所谓“赏费当有所取足”，是说要施以重赏，“重赏已施，重罚可行。罚生于赏，罚人而人不怨，虽驱之以赴水火，其谁敢后哉！”而当时以用费过多为难，甚至一个士兵战死，只给二三两银子丧葬费。俞大猷最后指出：这些问题“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所终矣”。历史证明，他的这些担忧不是多余的，十几年后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所以那样猖獗，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明军的腐败无能，军备废弛。
在第二封信中，俞大猷对如何处理自己辖区官澳之“贼”提出三种办法：第一，征船数十、征兵数百加以剿除；第二，由他自己带精兵五十、劲兵二百进行突袭；第三，“不动一兵，不用一船，卑职挺身偕妻子质镇其地，为之辨善恶，立保甲，行乡约，朝夕查点以稽其所往，宣布当道威德以劝谕之”，也就是采用德治的办法。实行第一种办法，十日之间可以奏效，但要伤及无辜。实行第二种办法，作乱之人未必尽除，将来又难保其不再有。而实行第三种办法，将“使此港之贼，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成为良民。因此俞大猷主张采取第三种办法，“三月之间，可冀其效，诚一方生灵之福也”。
俞大猷指出的军队中存在的问题，是切中时弊的。他主张将领应该有智有勇，朝廷对待将领应该择之要慎，用之要专，礼之要隆，这乃是选将、任将、用将的根本。朱元璋就曾说过：“为将之道，勇智贵兼全。”在使用将领上，王守仁说：“隆其委任，重其威权，略其小过，假以岁月，而要其成功。”又说，“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之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足见俞大猷的军事素养不亚于那些知名的军事统帅。俞大猷对处理官澳之“贼”的办法又不亚于著名的政治家。保甲法和乡约法是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提出的，俞大猷要亲自偕妻子实行这种办法，并确信定能成功。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这是何等的胆量和政治头脑。当时的佥都御史本应对俞大猷提出的问题采取欢迎的态度，并应想方设法扭转当时军队的弊端，放手让其处理官澳之“贼”，且对这样的人才加以重用。但无知无能的陈伍山竟勃然大怒，指责俞大猷“若武人何以书为？”反倒给了他杖击和夺去官职的处分。当然，这是明朝重文轻武的制度使然。
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实行以文制武，武职人员地位越来越低下。军队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文官手中，武官只有带兵打仗的职权，但凡有一点失利就要受到惩处。总兵官本是地方武官中的最高职务，往往以都督及公侯伯充任，为正一品高官，但“自总督建后，总兵禀奉约束，即世爵俱不免庭趋。其后渐以流官充总镇，秩位益卑。当督抚到任之初，兜鍪执仗，叩首而出，继易冠带肃谒，乃加礼貌焉”。总兵官在文官面前都如此低下，一个千户在佥都御史眼中，当然更无足轻重了。
面对这样荒唐的处分，俞大猷淡然一笑道：“这岂是吾显露才能的地方！”
他离开了金门，金门百姓含泪送行，还为他建了生祠。一些随俞大猷读《易》的人，跟着他到了泉州；一些向他学剑法的人，也来到他的家里，不肯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