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是一篇与陶孟和的讨论文章。陶孟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也是任鸿隽的好友。在这篇文章中，任鸿隽所讨论的是如何能使科学研究实现的问题。
——如何才能使他实现
在本杂志（《现代评论》）里，孟和先生曾一再的讨论科学研究。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说科学研究的重要及其与一个国家生存的关系。第二篇文章是说怎样的才可称为科学家，并如何才能使科学研究实现。这个问题甚为重要，不幸我们的教育界、言论界，很少人加以注意。这种不注意的结果，就可以发生相反的言论。我们不常常听见老一辈的人，说什么西洋文明破产；什么科学的结果不过得到衣食住的物质文明一类的话吗？我们不又常常听见现今的少年们打着“打倒智识阶级”的旗号，大骂“帝国主义的物理化学”吗？在我们看来，这两种人的意见，都犯了两重的错误：第一是不明白科学的本身，第二是讨论的自相矛盾。
怎么说不明白科学的本身呢？说科学是物质文明的，好像科学就是饱食美衣、骄奢淫佚的代名词，同中世纪的欧洲人以研究科学就是与恶魔结了同盟一样的见解。其实科学虽以物质为对象，但是纯粹的科学研究，乃在发明自然物象的条理和关系。这种研究，虽然有应用起来以改善衣食住的可能，但在研究的时候，是绝不以这个目的放在眼前的，我们不记得法勒第把他的磁电发明在英皇面前试验的时候，当时的财政大臣就问他有什么用处。这个答案，不但当时的听众不晓得，就是法勒第自己也不晓得。但是他仍旧要研究。由是可知他研究的目的，并不在物质的享受，而在精神上的满足。换一句话说，科学研究，只是要扩充知识的范围，而得到精神上的愉快。这种精神，可以说是物质的吗？至于利用科学的发明，而得到衣食住的改善和物质的享受，乃是科学的副产物，而非科学的本身了。科学既然不过是人类智识范围的扩充，天然奥窍的发展，当然与任何主义都不发生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大凡真正的学术，都有离开社会关系而保持真正独立的性质；要发生关系，与任何主义都可以发生关系，要不发生关系，与任何主义都可以不发生关系。所以我说以科学为衣食住的文明，和骂科学为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本身的说话。
怎么说讨论的自相矛盾呢？我们晓得人类既要生活，就不能不有衣食住，既有衣食住，则恶的衣食住，自然不如好的衣食住，这是谁也不能辩驳的道理。我想以改善衣食住为科学罪状的，不外乎两个理由：一是衣食住可以不必改善，二是衣食住改善之后，于人类有不好的结果。关于第一层，我想主张的人，必定在衣食住方面，能够去好就坏，舍善取恶了，但事实上我还不曾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个话的不错。关于第二层，我以为一个人的平生，仅仅在衣食住上面用工夫，固然不可，但把衣食住改善了，解放了人们的精力与心思，使他向学问美术一方面去发展，却是极其可贵的事体。我不相信衣食不完，救死不暇的人们，能有在学问上艺术上贡献的可能。我们看看西方文明的国中学问的发达，出版物美术品的繁盛，可以知道是衣食住改善后的结果。所以衣食住的改善，并不是恶，但不晓得利用衣食住改善的结果，乃是人们的愚蠢罢了。至于高唱打倒帝国主义的同时又高唱打倒智识，废除学问，这无异自己缚了手足去打老虎，其矛盾的程度，更显而易见了。
以上所说，不过是说到科学研究，联想起来的几句话，与本文的大意，没有什么重要关系。本文所要讨论的，乃是如何能使科学研究实现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层，孟和先生在他的第二篇文章里面曾经提出“急速的将这些位萌芽的科学家聚在一处，使他们慢慢的造成真正科学家”的一个办法。但是如何才能把这些萌芽的科学家聚在一处，孟和先生却不曾说到。我这一篇继续讨论的小文，正是要想对于这方面贡献一点意见。
我们晓得科学研究的进行，至少须有两个要素：一是研究的人，一是研究的地方。现在先从人的一方面说起。
孟和先生说：“科学的研究，是一种终身事业，就是最小段落的研究工作，都要五年、十年的继续不懈的，精心竭虑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希望有几个人寻到几个问题，将五年、十年或一生的精力都费在研究上呢？”这个话固然不错。但是他的答案是什么，我以为有讨论的必要。据我个人的观察，以为这种研究人才的缺乏，第一原因在没有研究的领袖。我们晓得在西方学术发达的国家，一个人在大学毕业得到博士、硕士的学位，决不能算为学问的，而必待他往后十年、二十年刻苦的工作，才把他升迁学者阶级里去。拿最普通的现象来说，这种人大概起初只在大学里做一个助教，后来他的学问渐渐长进了，才把他由助教、副教授，而升到正教授。可是在我们国里，大学毕业过后，去从事他项职业的不消说了；就是在大学里做助教的，他等到须发充根白，还是一个助教，绝对没有长进的希望——除非他有机会到外国去留学。这个原因，就是学校里面没有研究的事业，所以他的学问也没有长进的机会，又不特本国大学毕业的有这样的情形。再拿外国大学毕业归国的留学生而论，他们在外国，尽管曾经做过很好的研究工作，但一回到国里，是把他的研究事业丢在九霄云外，而去干那与他本行漠不相关的种种勾当去了。近来外国的科学家，每每因为大学生毕业之后丢开研究事业，叹惜学问上的死亡率太高。若拿中国上下的情形说来，恐怕学问上的死亡率，竟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种人才的大损失，不是最可惊叹的事体吗？但是要追求其原因所在，我以为第一在缺乏领袖的研究人才。因为缺乏领袖的人才，所以研究的问题没有人能够寻出，研究的风气也就无从养成，所以虽有热心研究的人，也只好消磨在不知不觉，或如孟和先生所说“无价值的声誉”之中了。第二，中国国内研究机关的稀少，与研究设备——如图书馆及各种特别仪器——的缺乏，也是研究事业不能进行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一层关系于研究的地方，我们还得详细说说。
一个国里研究科学的地方，大概不出下列三种机关：一是学校，二是学会，三是工厂内附设的研究所，至于私人单独的研究，当然不在这几种之中了。我们国里的学会，虽然名目繁多，据我所晓得，真正设有研究所的，仅仅有一个中国科学社。此外地质学会有地质调查所做他的研究机关，北京的博物学会有协和医学校做他的研究机关，再就要数那正在募集、尚来建筑的工程学会的材料试验所了。学会的研究机关既然如此，那末，工厂的研究机关又怎样呢？据我所知，工厂中以研究为目的而设立的机关，只有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制碱公司附设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这个研究的设备和成绩，都很不错，但就他的性质和力量看来，他的研究事业的范围，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有几个大公司，如开滦、启新之类，虽也设有试验所，但是说到研究，恐怕公司的人还有这个眼光。再次要说到我们的学校了。大学的职责，不专在于教授学科，而尤在于研究学术，把人类知识的最前线，再向前推进几步，这个话已经成了世界学者的公论。国内的大学，近来已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除了那些徒有其名的姑且不论外，其余比较的有历史有成绩的少数学校，也渐渐感受了世界的潮流，大家觉得研究工作的必要。因此虽在学校经费的极端困难中间，也未尝没有对于研究的预备。最近作者和一个朋友到某校去参观，这位朋友本是哈佛大学出身的。参观之后，他说某校的化学设备，比哈佛大学的化学旧校并不多让。但我们晓得世界上最精密的原子量测定，是哈佛大学的化学教授理查慈和巴士台两位先生在这个和某校相去不远的化学教室中做出的。这自然是单就某校某一部分而言，但据普通一般的调查说来，要在国内实行科学研究，这是以利用学校的设备为易于着手。
以上系对于科学研究的人与地的两问题，作一种很粗略的讨论。设使我上面所说的，还不十分远于事实，那末，我们对于“如何才能使科学研究实现”的问题，也可以得到简单的答案了。这个答案就是：寻出领袖的研究人才，放在比较有研究设备的学校里，让他去干他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中间还有一个先决的问题，就是将来大学教育的宗旨，是要注重在研究一方面的，至少也要研究与教课并重。
单有教课而无研究的学校，不能称为大学，这已经成了大学的定义，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可是在我们的大学里面，适得其反，差不多只有教课而没有研究。这或者因为程度问题是没法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大学的组织，他的重要职责，只在聚集少数的学者专门从事于独立的研究，而从学者的有无多少都不关紧要。这样的大学，在外国其例甚多，即在中国，要照这样办起来容许找不出许多学生，但做研究员的人，总还可以找得出几个。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有从事研究的学生，必先有热心研究的先生；我是要造成研究的空气，也须从造就研究的先生做起。
说到这里，又回到领袖人才的问题了。有人问，你们要造就研究的先生，但先生的先生，又从哪里来呢？我的回答是：“老实不客气，到外国去请。我们的学问不能及人，只好去请比我们有经验有研究的外国科学家来做我们的向导，这有什么可以惭愧的？不过此处我们要注意的，是请来的人，必定是本门的authority，而且能够在我国指导研究，至少在三年以上，方不至于成了‘抬菩萨’的玩意。”
又有人问，这样的办法，岂不成了一个研究所，怎么叫办学校呢？我的回答是：你要叫这样的组织为研究所也未尝不可，但研究所中加入学生，原来也是正当的办法。在这个办法的骨子里，还有一些好处，就是教员和学生的中间，都有一个研究精神的贯注。教员有了研究的素积，方才觉得他所教的，都是直接的知识，他的判断都有正确的根据，他对于学生所给与的兴感，也不是专靠贩卖知识的教员所能有的。学生有了研究的趣味，方才觉得有一种高尚的刺激，知识的愉快，养成他们对于人类终竟有所贡献的态度，而使他们得有正当的发育。这种的结果，岂不是无论何种教育家所希望的吗？但只有从事研究的教员和学生可以得到，那么，就把大学的大部分变成了研究所的组织，又何不可之有呢？
关于科学研究的问题很多，现在先提出这一个办法来请大家讨论。中国目下的大学，不是都有改组的动机吗？设立科学研究所的呼声，不是久已在国内响应吗？我希望这几个教育上学术上的问题，一举而加解决，那就再好没有了。
192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