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作家、存在主义大师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名字。
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生于巴黎，早年丧父，寄居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法语教师，因此，萨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扎实的文字功底。1924年，萨特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大中学教师学衔会考，并经短期服役后，在外省担任哲学教师。1933年，到德国柏林的法兰西学院学习，接受了存在主义理论，并形成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再次入伍。1941年再度任教。1945年，他创办《现代》杂志，成为职业作家。1964年，由于他的作品“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的精神”，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拒绝领奖，理由仅仅是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
萨特始终关注人类和平事业，对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表示谴责，并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70年代，他曾积极支持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并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上街叫卖这份报纸。他因而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1980年，萨特在巴黎去世。几万名巴黎市民上街为他送葬。由于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法国总统德斯坦以个人身份亲自前往向他的遗体告别。萨特的去世，使全世界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深感悲痛。
法国女作家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1908—1986），这个名字总是紧跟在萨特之后。她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学识渊博、喜爱文学的律师。西蒙·波伏娃从小受基督教文学熏陶，6岁进教会学校，但后来成为无神论者。1929年与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相识相知，后来他们成为终生伴侣。同年，她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学衔会考并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可谓与萨特比翼齐飞。1931年起，在巴黎和外省讲授哲学课程。1954年，她的作品《大人先生们》获龚古尔文学奖。曾与萨特一起创办《现代》杂志，关注人类进步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萨特和波伏娃对中国十分友好。1955年9月至11月，他们曾来中国访问45天，并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典。
1955年11月2日，萨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充分肯定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认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而法国人民对这个“伟大国家”，“只能抱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回国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1955年12月1日和5日这两期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并表示将专门著书，讨论中国问题，可惜后来未能如愿。同时，他接受《新政治家与民族》杂志记者加罗尔的采访，于1955年12月3日发表了访谈录《对新中国的看法》。
西蒙·波伏娃回国后，于1957年专门出版了对新中国的观感《长征》一书，后来又在自传性作品《环境和力量》（1963年）中提到访华一事。《长征》一书，后经人译成英语，厚达513页。该书除介绍其访华观感之外，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另有专门一章介绍中国各大城市：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这部记述中国之行的书不仅仅是观感，它充分反映了波伏娃的中国观，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同时，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西方的反华观点，纠正了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该书出版之后，曾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尽管访华只有短短的45天，但波伏娃对中国的了解却是十分全面、十分详细。对此，我们不得不表示惊奇和佩服！
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对中国一直十分友好，直到1975年，萨特还在其《七十岁自画像》的长篇谈话中谈到中国。当记者问他：“在你的同时代人中，你有没有对别的人也予以完全的器重？”他的回答是：
毛。我给与毛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这在事实上也是不清楚的。
我在余年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在它的历史的一个瞬间，在1955年，见过这个国家。后来发生了“文化革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萨特和波伏娃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却是颇费周折。
早在1948年，著名学者罗大冈就曾撰文介绍过萨特的存在主义作品。后来，罗大冈于1955年接待过萨特和波伏娃。不过，萨特和波伏娃访华时，他们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和文学并不广为人知晓。那时，中国的学术界几乎无人知晓存在主义为何物。为此，萨特和波伏娃不免有些失望。萨特的存在主义广泛引起中国人学术界的注意，却是在萨特去世之后。
先是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萨特去世的消息。之后，张英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进步人类的朋友》一文；柳鸣九在1980年第7期《读书》杂志上发表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198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一书，详细介绍了萨特其人其哲学其文学。后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剧作选》等先后有了中译本。1986年12月，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一书的中译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广泛注意。这样，存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不少人甚至接受了存在主义的世界观。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了一场关于存在主义的讨论和论争。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在西方广泛传播有当时的社会心理一样，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迎合了刚刚从十年浩劫走过来的中国人的心理。然而，尽管萨特的哲学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一致的地方，他本人也曾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存在主义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因此，这场论争便以此为焦点而展开。
本书收录了萨特和波伏娃谈中国的文章，除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对新中国的看法》和波伏娃的《中国印象》之外，主要节译了《长征》一书中的几个章节，分为“前言”、“文化”、“文学”、“十月一日国庆节”和“结论”这几节。与此同时，本书也收录了中国学术界对萨特和波伏娃的几篇评论文章。
我们愿以本书来纪念萨特和波伏娃的中国之行，纪念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同时纪念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段道路，并愿以此献给现在的中国读者。
编者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