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教育学家杜威，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在20世纪亲临中国的大家之中，杜威的影响最大，对他的争议也最大。
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生于美国佛蒙特州柏林顿市附近的一个村庄，1875—1879年在佛蒙特大学求学，后曾任教于中学，1882—1884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884年后，先后在密执安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1899—1900年，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1902—1904年，担任芝加哥大学教育院院长。1904—1930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930—1939年担任该校荣誉退休教授。1905—1906年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曾被授予美国多所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逝世于纽约。杜威学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杜威早年接受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的理论，后来形成了自己的实用主义体系。
杜威曾于1919年4月30日—1921年7月11日来华访问，共计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12天。
邀请杜威访华的，主要是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然而，究竟是什么机构出面邀请，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主要是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江苏、浙江的一些教育会。
杜威本来并没有访华的计划，他于1919年2月至4月，作为“交换教员”，由哥伦比亚大学派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此时，杜威已经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得知杜威访问日本的消息后，原先就有意邀请杜威访华的陶行知等，就一面写信给杜威，一面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来华后，所作讲演备受欢迎，又一再延长访华日程。
杜威到达中国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知识界极其渴求新知识新学说，因此，杜威所宣传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改良主义的思想以及他的教育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次数，数以百计，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在北京的系列讲演，二是在全国各地所作的巡回讲演。他在北京的讲演，主要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和教育部会堂举行，主要由胡适等人任翻译。这些讲演，后来由晨报社结集为《杜威五大讲演》出版，后不断重印，成为当时人们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他又足迹遍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及东北地区，这些巡回讲演的内容也被全文记录下来，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这些小册子印数之大，难以统计。
据《胡适日记》记载，杜威本不是一个擅长演说的人，但他每次讲演之前，都作了充分准备，讲演的主要内容，都以书面形式事先交给口译人员，以使他们想好合适的中文词汇。
杜威的“五大讲演”，是指他在北京所作的五个系列讲演，共58讲，其一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其二为《教育哲学》，其三为《思想之派别》，其四为《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其五为《伦理讲演纪略》。此外，杜威在北京还作了关于“现代教育趋势”和“美国民治的发展”的系列讲演。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一共讲了16次。杜威从19世纪的社会科学讲起，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黑格尔、洛克和卢梭的理论，同时也在分析之中，宣传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理论。他指出：不同的人，由于属于不同的“宗教和政治”，属于不同的“经济和家庭的群”，属于不同的“地理区域”，难免会发生冲突，因此，要从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着手，调整国家、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主张提高“人的权利”，包括“生活的权利”、“行动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和“契约的权利”。他所理解的改良主张，一是“民主的保民政策”，二是“利用普及教育，使人人的机会平等”，三是“利用专门知识，研究专门的问题”。
尽管杜威的主张在当时渴望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改良主义与当时刚刚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五四时期中国的现实政治而言，他的理论不免有点隔靴搔痒。
《教育哲学》也讲了16次。
杜威首先阐述了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大多数的人对于学问没有趣味，所以我们应该改良学校的制度和教材，使他们也能感受教育的教益”。接着，杜威提出了“不以学科为中心，而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论，主张从游戏、运动、手工三方面着手，“以本能为基础，使儿童利用本能，得到应得的知识”。他认为，教育的起点是儿童的生活和本能，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良好的公民，而学校的学科，正是其中的桥梁。这里，杜威指出了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并讲述了他的名言：教育并不是生活的准备，教育就是生活。
至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杜威列举了四种方法：游戏、有组织的活动、演戏和工作。他说：“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科学的方法便是试验的方法。这方法的大意，简单说，便是用人的动作，将一方的心的作用与别一方的天然界的事实连起来。”“试验方法的重要分子，便是‘假设’。这不是空守，也不是武断，只是提出假设来作试验的指挥。”这里，不乏中肯之言，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痕迹。
杜威也重视人格教育。同时，他也谈到了学制组织、职业教育等问题。在讲座末尾，他补充说：“现在乘此改造教育制度的机会，中国倘能避免西洋失败的弊病，将来成效一定比西洋为大，我可以断言的。”
杜威的教育理论，几乎为当时刚刚走出私塾教育的中国教育界全盘接受，盛行一时，影响极其深远。比如他后来在南京暑期讲习班的讲演，男女同学共同参加，可谓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男女同校”。以他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纷纷办起了“实验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实验学校还命名为“杜威学校”。
1919年10月20日，杜威60岁生日之际，蔡元培先生在生日宴会上发表演说，简要地评价了杜威哲学，认为它是由康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并比较了杜威哲学与孔子学说的异同。
杜威在中国的代言人是胡适，他曾撰文引发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他曾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把杜威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两条：一是“历史的方法”，即从历史背景出发，研究一种学说的来龙去脉；二是“实验的方法”，认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后来发展了杜威的理论，提出在科学研究上，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等理论。
1955年，中国大陆继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之后，发动了一场批判杜威、批判胡适的运动，声势浩大，不少知名学者纷纷撰文，这些文章还结集为《胡适思想批判》出版，其中虽有一些切中要害的中肯之言，但总的来说，对杜威总的态度是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评价杜威，并有一些论文、论著问世。
几十年来，杜威哲学在中国起起落落，从开始的盲目崇拜，到后来的彻底否定，再到如今的“重读杜威”，可以说，杜威的理论伴随我们走过了这些岁月。
本书全文收录了杜威“教育哲学”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这两个讲演的内容，至今值得一读。此外，本书还选择了几篇颇具代表性的评论文章，书后附有杜威在华活动的年表。
我们谨以本书来纪念杜威访华，纪念杜威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以此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
编者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