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是五四时期继杜威之后，来华讲学的又一位大家。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生于英国贵族家庭，1889年获剑桥大学数学奖学金，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95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1908年当选皇家学会会员，1910年任三一学院逻辑和数学原理讲师，1916年因参加反战活动受起诉而被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因发表反美言论而坐牢6个月，1920年访问苏俄，1920—1921年访问中国，1938年被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访问教授，1939年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1944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1年，因参加反核示威以90岁高龄坐牢，1970年去世。罗素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贡献在数理逻辑、自由教育思想和和平主义思想这三方面。
罗素曾在访华结束之后，于1922年出版《中国问题》一书。
罗素的访华日期是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罗素访华虽然比杜威晚了一步，但他的影响并不在杜威之下。如果说，“五四”知识界迎来了两位贵客的话，一位是杜威，另一位便是罗素。杜威与罗素曾在湖南见面，他们的哲学观念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各自的劲敌；在个人交往上也谈不上喜欢对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比如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们曾联名发公开信和宣言，严厉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向国际社会呼吁和平。杜威曾多次帮助过罗素，为迎接罗素访华，杜威专门作了《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讲演；罗素在中国病重时，杜威也曾帮忙寻医问药；乃至后来罗素赴美讲学遇到麻烦，杜威又站出来为罗素说话，颇有“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拼命维护你说话的权利”之风。巧合的是，罗素与杜威于1921年7月11日同时离开中国——这一天，中国知识界同时送走了两位客人。
邀请罗素来华的是梁启超，他的邀请函于1920年5月发出。罗素来华前，他的不少著作，如《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均已有中译本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介绍他的文章，以及他一些重要著作的梗概。加上杜威的介绍，罗素尚未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已被誉为“新时代的大哲”和“世界哲学泰斗”。北京还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出版《罗素月刊》。
罗素来华之后，也作了“五大讲演”，分别题为《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讲演地点大多在北京大学，只有“哲学问题”1920年11月14日之后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听众多达1500人，场面十分热烈。除了这“五大讲演”之外，罗素还马不停蹄地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保定等地作了多场讲演。
“哲学问题”，罗素本来有专著问世，他在讲演中也有所发挥。他从“现象与实体”出发，深入浅出地讨论了唯心论、唯物论的来龙去脉，以最新的科学发展为依据，着重探讨了物质、心理、真理等问题，对于“别有新声于异邦”的中国知识界，无疑如久旱之后逢甘霖。
“心之分析”也是一个系列讲座，几乎与《哲学问题》同时举行。顾名思义，这个讲座的内容倾向于心理学。罗素着重介绍了本能、习惯、欲念、感情、记忆、想象等心理学范畴的问题，并介绍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最新理论。
“物之分析”，则着重介绍了相对论和量子论。由于这部分内容相对艰深，能听懂的人不多，因此讲演次数相对少一些。
“数学逻辑”是罗素的专长，他介绍了数学逻辑的一些基本概念，可惜只讲了两次，因罗素患病而匆匆结束。
“社会结构学”或许是中国听众最感兴趣的，但罗素并没有从中国的现实政治着眼去谈“社会改造”，而是偏重于理论上的阐发。不过，罗素的这个讲演即便是对当今的中国读者仍不乏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当时的中国的听众对罗素是失望的。
正如罗素在1920年10月18日的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尽管罗素曾经表示，他来中国，并不是研究中国哲学，而是研究中国社会状况，但刚来中国的罗素，显然无法给中国听众急切关心的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现成的答案。对报纸上出现的罗素主张教育和实业而非社会主义，陈独秀曾给罗素写信询问，但没有收到回信。毛泽东在湖南听了罗素《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同样也感到失望。在1920年12月1日写信蔡和森的信中说，他对罗素的主张的评论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罗素在题为《少年中国之男女》的临别讲演中，多少为中国的未来有所指点，他充分肯定“少年中国”的进取精神，认为“现在中国的青年，颇富于进取的精神，是件可喜的事”。对于西化问题，他认为“中国人要不去专事摹拟西方的方法，始可为自己的国家或世界图谋幸福”。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旧文化时，他又重申：“既不要盲从西方的文化，也不要保存中国残留的文化。”他主张中国办教育、办实业，提倡爱国精神、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
罗素回国后，曾在英文报纸发表了不少文章，阐述了他的中国观。1922年，他在经过半年的思考之后，出版了他唯一一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问题》，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又一次呼唤中国重视实业、重视教育，呼唤“少年中国”的崛起。与此同时，他又立足西方立场，谈了中西文化的对比和中国人的性格，该书集中体现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上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以及代表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终极关怀。
《中国问题》一书，对后世的中国研究影响颇深。中国问题专家C.P.菲兹杰拉德评论该书具有“犀利而又敏锐的远见卓识”，“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它都是一部出色的著作”。曾经为“从罗素”而不顾一切去英国的徐志摩，收到罗素赠书之后，也撰写专文予以赞赏。孙中山先生则在1924年初撰写的著名的《民族主义》一文中，评价罗素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人之一：“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样的人，有很好的眼光，一到中国来，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欧美，才赞美中国。”
罗素本人也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曾在晚年（1966年）将它重新出版，并撰写前言。
罗素访华，给中国留下的回忆还不止这些。此外还有：比如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的国粹、关于西化的观点，曾引发了五四时期著名的思想论争。比如他的访华，备受英国当局的阻挠；比如他并不像杜威那样与妻子、女儿同行，却是带着一个尚未结婚的情人；比如他在寒冷的冬天作演讲，坚持脱去外衣以示礼貌，却因此重病一场，甚至读到了自己的讣告；比如他游览西湖时看到轿夫“含笑”而发出的感慨，而引起了鲁迅先生的评论；比如为他做翻译的赵元任因随他在中国各地旅行而发现自己的语言天赋进而成为语言学的一代宗师……最主要的是，罗素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罗素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十分友好，自幼便从父辈的藏书中了解并向往中国文明，他曾于1922年表示“愿为中国竭尽微诚”，曾不断撰文“为中国请愿”。在国际问题上，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谴责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并曾在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上，担任中印双方的调停人，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与此同时，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也十分尊重这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哲人。几十年来，罗素的重要著作也在中国有了译本，甚至多个译本，在中国深受欢迎。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曾翻译过他的《幸福之路》。
本书收入了罗素的“五大讲演”中的《社会结构学》，节选了《中国问题》中的几个重要章节。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几十年来中国对罗素的几篇评论。
我们谨以本书来纪念罗素访华，纪念罗素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纪念这段丰富的历史，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
编者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