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周末》刊有张耀杰先生文章《鲁迅对蒋介石的美好期待》，引录了鲁迅笔下两处提到蒋介石的地方，以坐实文题所说的鲁迅对蒋有“美好期待”。第一段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给许广平信中的话，鲁迅质问道：“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火正烈，鲁迅不站在军阀一边，而站在靠近蒋的一边，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持这一态度的。这一段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关键是第二段，即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鲁迅给川岛的信，那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屠杀，开始了“分共”和“清党”。张先生是这样引的：
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我之“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
文中第一个“介石”是指郑奠，与蒋无关。“孑公”当然是蔡元培。蔡在“四一二”时是支持蒋“清党”的。引文中的前两句，给人以一种感觉，好像鲁迅对别人为他到蔡处争了研究院的位置是感激不尽的；再进一步推想，是否鲁迅也有支持清党之嫌？至少他没有对蔡（以及蔡要给的位置）有丝毫的反感呀？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引者后面用的是省略号。而原信紧接的文字是：
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里的“十六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即发生事变的当年，鲁迅的怀疑和反感呼之欲出。如果全段都引下来，效果就完全相反了。前两句实在只是整段话的“小起”而已，别人为他争，他总要谢一谢，但真有意思的是后面的心里话。作者为什么只引前两句呢？是引全段更能体现真实的鲁迅，还是只引两句更真实呢？
再看后面的话：“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这里的“介石”确是指蒋，这话给人的感觉，好像鲁迅很赞成蒋介石，还准备在他北伐成功时跟着进北京呢。这一节没有截取文字，一直引到了段落结束。然而，这一段下面还有一段，连在一起看就很好懂了：
“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造的，未必一定始于愈之，或者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现在也大有此意，而无隙可乘，因为我竟不离粤，否则，无人质证，此地便流言蜂起了，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躲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
原来，鲁迅当时处境已很危险，“清党”时的乱捕乱杀早已尽人皆知，鲁迅在进步学生中的地位又是公开的，但他安然不动，并不离粤，也不说话，而谣言时起，说他“亲共”、“出亡”、“往汉口”（汉口的国民党那时还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在这样的时候，他在给朋友的私信中说一句“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这到底是正话呢，还是反话呢？如不看后面这一段，可正可反；看了后面这一段，必是反话无疑。何况当时写信也不安全，他偏说要跟到北京去，不正显示了他的不屈服吗？一个写了很多研究鲁迅的文章的人，真的这一点语感也没有吗？再说，前文已提到过另一个“介石”，这里用了打引号的“介石同志”，也是一种暗含幽默的区别，“同志”二字，也在强调区别，未必真是好词也。
事实上，光看后面这一段还不够，如果真要研究鲁迅，那还应该看他的其他文章，要了解他的全人。关于“四一二”清党，别的不看犹可，《而已集》中的《答有恒先生》（还有《而已集》的题辞），是不能不看的，一看就会一清二楚。不过我不相信作者竟会没有看过。
并不是说引文不可摘引，我上文也是摘引，也用了省略号。但不管是摘引还是全引，引一段还是引两段，引这篇还是引那篇，关键是要弄清作者本意，引出来不要让人误解，要有利于读者读出被引者的真面貌——而不是相反。我想，这应该是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吧？
末了还想补充的是，就在张文所引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信之后，鲁迅还在另一信里提到蒋介石，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鲁迅说：“读书的人多半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后面两句，显然和“四一二”后的时局大有关系；同一信中鲁迅还有这样的话：“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此二信离得并不远，未知张先生是否翻漏了。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