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
周克希先生是我多年好友，见面不多，交谈更少，但每次交谈都有一定深度，令我获益良多。应该说，这是朋友中最为难得的一种，因实际生活中之人际交往有不少正与此相反耳。他有时会拿他正在翻译或已译成的书和我讨论，这也促使我看了不少好书。最近华东师大出版社在出他的翻译作品集，其中有一本法国当代作家格勒尼埃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提出让我写序。这当然是对我的抬举，可我不是法国文学专家，对这位作家也相当陌生，实在不是适合的人选。因其盛情，只得接过书稿看一看，无非想找个推脱的理由。不料一遍读下来，完全被这些作品吸引住了，一时有许许多多话想说，欲罢而不能。那就不揣冒昧，写吧？但愿克希与众行家不要见笑。
现在我们都很怀念十九世纪的三大短篇小说家——契诃夫、莫泊桑和欧·亨利，这也是因为从上世纪至今短篇小说艺术走向衰弱，大家渐少，杰作也不太多的缘故。各国的书商都把眼睛盯着长篇，短篇的市场相对较小。然而，在一些文学大国，仍有一些认真的作家一辈子兢兢业业在从事短篇创作，他们的作品未引起举世的瞩目，实在是很可惜的。短篇在小说艺术中的重要性，正如话剧在表演艺术中的地位一样，话剧是写实的，又要在舞台上一气呵成地演，这对演员再现生活和人物就有非常高的要求，后来在电影电视中成为表演艺术大师者，有不少就是从小经过话剧舞台启蒙和熏陶的。短篇小说因篇幅、结构和艺术表现力上的种种要求，迫使作家以最经济的笔墨写出相对完整的人物和故事，没有经过这种训练（并长期不断地进行这种训练）的作家，写出的长篇往往散漫不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笔（在艺术上，控制其实比放纵更考验一个人的能力）。当今中国文坛这样的教训不是很多吗？这是题外话，暂且按下。
格勒尼埃的小说，就我现在所看到的，几乎全部是写“小人物”的。这继承了十九世纪短篇小说大师的传统，尤其是契诃夫的传统。他的《冬季奥运会》所写的，应该是“大人物”了，两个主角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曾红极一时的女演员，一闪而过的则还有大杂志掌门人、省长、大报记者、各国运动员等；但这些都是假相，他真正要写的是他们的“过气”、无望、挣扎、无聊、疲于应付、不知如何面对失败，等等。名演员伊丽莎白还在努力争取新的几乎不可能有的复出；作家克洛德则对一切都已看透，都不抱希望，差不多是只求一死了。作品一层层地把他们内心揭示出来，我们看到的正是比未曾“著名”过的小人物更难承受的凄凉。《胡蜂》的主角在战后是很有可能被视为英雄的，因为他曾在占领区发过几份戴高乐派的报纸，又牺牲在巴黎的巷战中。可我们从小说中看到，这其实是个多么单纯、无知而可怜的人物，在生活中，在政治风暴和性爱中，他都是那么被动，这被动中有善良，也有愚昧，我们从这里看到了“阿Q”的影子。当然鲁迅笔下的人物有更为深广的抽象的意义（象征中国的国民性），这一点在格勒尼埃笔下没有，他写的就是小人物，写一个小人物在重大历史背景中莫名其妙地死去，如同一只不知死因的胡蜂。他是从各个小人物的哀切的命运中让我们看取人世的真谛。
在写法上，格勒尼埃讲究精巧的结构，注意精选生活场景，因而能在有限中展示无限。这也继承了十九世纪三位大家的传统。其实在三位大家中，我最不喜欢欧·亨利。他的小说精巧短小，总能在最后出人意外，因而有“欧·亨利式结尾”之说。问题是这样一来，不仅巧得单调，而且往往会“故事大于生活”，对其故事之巧妙的赞叹每每超过对所描写的人生的关注；与此相反，莫泊桑和契诃夫则都是“生活大于故事”，读他们作品的所得其实更多，审美感受也更深邃充实。格勒尼埃的好处是集这三位大家的优长于一身，他能像欧·亨利那样地安排故事，读到最后，总能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少数作品除外，如未收入本集的《哦，甜蜜的夜》等），但这意外有时并不是故事的出其不意的大转折，也可能是对人物内心的更深一层的理解（如上面所说的《冬季奥运会》，就两者兼具）。而作品的开场往往显得很平静，很生活，他让真实的人生来吸引你，而不是靠故事的外在的吸引，可是在这真实与平静中又巧妙地隐伏着一种紧张感。不过对作品的整体布局他确是匠心独运的，这就是典型的短篇小说的写法了。试以《走向另一种生活》为例，一开始只说玛尔特太太要走，她已下定了决心，不后悔，也不哭，但她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走，要到哪里去，未作交代。三位来者对她很殷勤，很照顾，很周到，作者展开了这一路上的生活，包括她对其中一位的信任和一种轻微的依恋。但终于要到目的地了，她磨蹭着，留恋着本来的生活，到底还是忍不住哭了。最后还是进去了，到这时才交代，她要去的是修道院——她在十多年前卷入了一桩著名的谋杀案，因为年轻漂亮曾被媒体大肆宣传，后判了十年刑，刑满后隐居了一小段时间，这时就有媒体来动员她接受独家采访，并诱使她进修道院（这将是这篇报道的精彩结局），当然答应给她一大笔钱让她转给孩子，看不到任何出路的她接受了这个建议，而那几位媒体人明明知道她以后的结局会有多凄惨——这从小说结尾的对话中暴露了出来。可见，作者在故事的纵横开阖上是极为精心的，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人物纠结的心理和生活的复杂与残酷，而不仅仅是奇妙的故事。因不能剥夺读者的欣赏乐趣，本文只举此一例，不再做“剧透”事也。需要强调的是，格勒尼埃笔下的人物心理变化及一些深层秘密的暗示，总是在故事进展中，尤其在对话中，漫不经意似的悄悄透露的，所以要很仔细地读，并投入自己的情感即审美想象，这才抓得住——探寻并把握潜藏的真意，不正是纯文学阅读中最大的快乐吗？
在整体的风格格调上，格勒尼埃是极淡，而又极浓。淡，是保持生活的本真态，不让情节剧式的热闹离奇喧宾夺主，影响人们对人生原味的感受和体验；浓，则是由于对人生开掘的深透，由这深透造成了浓烈的效果，有时候，它对人心的冲击几乎是震撼性的。作者笔下小人物的遭遇，大多是缘于人性本身的弱点或生活本身的不美好，像《走向另一种生活》那样激烈地批判社会（商业竞争中不良媒体的虚伪和残忍）的，为数并不多。这就使他的小说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更有一种存在论的意味。显然他是受了德法两国的存在主义思想影响的，这也使他的作品具有更永恒的意义和更长久的感染力。如《邻居》是写夫妻生活中不和谐一面所带来的致命伤害的，这种伤害很难说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就不再存在。《在群山后面》也有相似的意味，但同时也写了相互间的真情难以沟通表达所带来的悲剧和痛苦。《节日广场的小屋》也许是这本集子中最“淡”的一篇，它以生活原生态的节奏展现了三个年轻人的爱情心理，其真实性和复杂性足以让人沉思良久。《屏风冥想录》则是书中最不易读懂的一篇，我个人的体会，那是以意识流手法写一位等待死亡的病人孤独、寂寞、悲观的心理，他才六十多岁，却已厌弃一切，也没人来看他，只能整日对着屏风上的贴图反复地看并顺势乱想，这写法正合意识流之长。《逃兵》写了一个离奇人物的离奇故事，生活中这样不靠谱的人物是确实有的，而作者的深意，我想是和《胡蜂》一样，要写出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孤独无依，他们和时代是并不同步的，而时代往往会故意地忽略这一点（当然这位“逃兵”处处主动，他藐视时代而自行其是，这与《胡蜂》主角的处处被动正相反）。《亲爱的好太太》大概是书中最悲惨的一篇了，那位卑微的男主角那么想保住自己的饭碗，为了太太，也为了孩子，却因精神有病的妻子的嫉恨而被莫名其妙地刺死了，临死前一天他正好在电台广播中谈了自己的遭遇，吐露了心声，但这个直播节目，后来知道根本就不曾播出！人世无情，以万物为刍狗，竟一至于此。
那么，作者写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写了人生的真实，也感染了我们，但就是为了让我们沉痛累日，难以释怀么？或者，就如《在群山后面》结尾时父亲所说：“这事傻里傻气的……不过总得有点事干吧。”他就以这样的写作打发时日，也让读者以阅读打发时日吗？我以为并不是的。作者现已年届九旬仍在积极地工作和写作，他的写作状态中有一种内在的激情，他一点不像《冬季奥运会》中的作家那般绝望，也不像《屏风冥想录》的主角那样厌世。我们还不如读读《亲爱的好太太》临结尾时的这段话：
我想了很久，他这一生中至少有过这么一天，让他得以倾诉一下自己的心曲，传送出一个信息。当然，这又有什么用呢？可是，话说回来，也许有人在数千公里以外遥远的岛上，被他感动了呢……
倾诉心曲，传送信息，让人感动——这不也是他写作的动机吗？虽然不能断定这有什么用，但正如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指的是社会批判，可是这原理也应适用于人的存在状态。我们难道就不能有更好的生活吗？我们能不能改变自己的人生，哪怕只改变一点点呢？我以为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隐含着这样的呼唤的。这也是这些精致的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沉重，还有着深刻难忘的审美体验的原因所在。
如此看来，格勒尼埃实在是当世一流短篇小说家，他继承了十九世纪的优秀文学传统，而又有自己的发展。他的创作也一定能给中国文学提供积极的借鉴。
二〇一三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