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年年都要在课堂上讲述张爱玲及其作品的文学教师，听到她在大洋彼岸的公寓里飘然独去的消息，联想到这位让人觉得非常“特别”的上海女性作家七十五年的传奇经历，总免不了生发些须感慨。可是静心细想，却又觉得海天之遥，死生之隔，仿佛什么话都无从说起。几十年来，对张爱玲的崇仰与非议可谓多矣，但这其中究竟有几幅画像能够被张爱玲本人认可，或者被历史确认，则实在难说。“媒介”往往只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最后抟出来的大半是似是而非、亦真亦幻的“臆中人”。准确地理解一个普通人已是难乎其难，何况面对的是这位复杂而又神秘的张爱玲？知己好友尚且不易传真，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只能根据某些零落的档案文字去推测索解的隔代小子？
不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忍不住跃跃欲试地想说点什么，或者就如张爱玲本人隔着大片云水去“张看”人生的秘密一样，也戴着各自的眼镜去“看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概是人生免不了的小悲哀。
读张爱玲，看张爱玲，又从众多的张爱玲画像中推敲张爱玲，似乎也看出了一鳞半爪。综合起来，我得到了一个抹不掉的印象，那就是张爱玲这辈子，若从文化归属上说，算得上一位很纯粹又很特别的“上海人”。
这一点，她跟冰心正好相左。冰心老家福建，却在北方长大，性格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北方文化。而张爱玲祖上是北方人，她自己小时候也在天津呆过几年，两度赴港，最后客死美国，可是她性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却是在上海，给她以最深刻影响的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都会文化。所以张爱玲生涯中表面上走南闯北的传奇色彩怎么也藏不住她性情深处、行为处世乃至著作文章里浓浓的“上海味儿”。
说张爱玲跟上海的缘分最深，确实并不过分。新文学运动发生的第五个年头，无论政坛文坛都有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发生，张爱玲就在这惊天动地的大背景之一隅落生在大上海腐朽没落的官宦之家。在这个死而未僵的百足之虫的躯体上，张爱玲似乎适得其所，飞快地发展着自己的“天才”。三岁背唐诗，七岁写小说，九岁就雄心勃勃地给报刊编辑写信、投稿，梦想着依靠自己那点“天才”和“特别”快快“出名”。在生活上的理想则是：“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而且，她还幻想出这么一幅天堂乐园的图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从这些稚气的憧憬中，我们乃可想见三四十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都会给了张爱玲多么庸俗而又多么壮丽的梦想！
张爱玲在浓厚的东西方世俗文化杂糅的空气中长大，又从暴戾的父亲和俗气的继母那里感受到人世的冷暖，她渐渐学会了如何机警、乖巧地跟人打交道，学会了如何用意志和心机保护自己，也学会了如何在关键时刻把握自己、推销自己。近代上海那种在荒滩上崛起，又在崛起中享受的精神质量似乎在张爱玲自我塑造的紧要关头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所以张爱玲打心眼儿里喜欢大上海的热闹与繁华，喜欢上海人的机灵圆通和那兼收并蓄善于消化的好胃口。当她在香港读了三年大学，看惯了香港人的摩登之后，她回到上海如鱼得水，所见所闻无不亲切有味。她称赞上海：“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传奇》中的若干篇什皆以香港为背景，可她却说：“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生活行径中的张爱玲，似乎也正是一个十足的上海平常女子：集大雅大俗于一身，融古今中外于一瞬，务实求新，勤于进取，乐于惊世骇俗，却从不悲天悯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话用在上海人身上，好像该倒过来说：“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谓我心忧。”上海人是务实的。
不过，说张爱玲是“上海人”，并不等于说她只是个凡俗的上海市民，张爱玲之为张爱玲，自有她自己特别的动人之处。她的家庭是败落了的半古半洋的官宦世家，这使张爱玲从小就培植了一点内在的贵族之气和对人世悲欢极为冷静犀利的洞察。她的早熟聪慧使她的性格平添了一些任性负气的成分，又使她机敏果断，善于发现人的长处和短处。她良好的文化修养使她得以博览群书，融汇中西，尽管她读的这些书往往是些通俗而且过时的“大众”读物（她的美国丈夫谓之“垃圾”）。同时张爱玲又很“矛盾”：她总是冷冷地和时代保持一段距离，不愿与政治沾边儿，可她的生活却总是不知不觉地被政治形势所左右，她自己也总在有意无意之中被时代的潮水打湿鞋袜。上海的沦陷曾经为她的“红极一时”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上海的解放与变革却又使她在隐隐的恐惧中最终逃离了上海——或许这就是张爱玲式的聪明？张爱玲不善交际，为人冷漠而乐于独处，但却在与二三挚友的交往和两度并不美满的婚姻中用情甚专，知冷知热，细心周到，从不轻言抛却。
这就使她跟一般的“上海人”拉开了距离。
更重要的是：张爱玲是一位拥有独特的“上海情结”而又独具慧眼、独具风格的女性作家，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独有的一种风采。她大部分小说的地域背景均为上海，即使以香港为背景的《沉香屑》和《倾城之恋》，其主人公也往往都是上海人。不过同样是写上海，她却既不心仪“左翼”的茅盾、夏衍，也不向摩登的“新感觉派”看齐，她笔下的上海虽然常常处在“忙着换朝代”的大背景中，可这大上海的夜空高悬着的却总是一个毫无时代感的“月亮”，清冷且苍凉。同样是写女性，她却迥异于冰心对圣洁母爱的殷殷赞美，又不似丁玲那样以一种强烈的热情与焦灼关注时代女性的苦闷和困惑，张爱玲总是像一把锋利凛冽的解剖刀，冷静而又细腻地剖析着那些生活在时代之外的怨女们幽暗、敏感的深层心理。她描画的就是那么一群注定要被时代所遗忘、所摒弃的现代的“海上花”。
张爱玲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这些尘世女子们零零碎碎的心灵故事，喜滋滋地咀嚼着自己扶摇直上九千里的小快乐，可又那么清醒地“张看”出了尘世人生的悲凉与虚无。所以即使是在她最得意的时候，她也敢于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因此，置身于繁华热闹中的张爱玲，又总像在逃避着什么，最后她终于漂洋过海，去过另一种只有黑夜没有白天的孤寂生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完了七十五年的传奇历程。
从革命和功利的角度看张爱玲，确实正如柯灵所说：“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但是换个角度，张爱玲作为一个特殊的生命存在，一副风味独具的文本，以及由此构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却又十分耐人寻味，值得一看再看。
当年《传奇》出版时张爱玲曾经表示：“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这里或许不无为自己做广告的意味，可她的这番表白似乎也并非言不由衷。而且她的这份愿望果然很容易地实现了：四十年代处在沦陷中的上海文坛炒红了张爱玲，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还是上海的读书界最早想起了她，给了她那么多美丽的赞语。上海人如此钟爱张爱玲，大约也正是因为张爱玲有意无意地触动了上海人某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吧？
红极一时而又飘零一世，张爱玲何其幸运又何其不幸！想到这些，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但是张爱玲已飘然而去，传奇的终端出现了句号，接下去真的是大片大片的空白么？跟着时间的脚步，我们且一路看下去……
当年海上花，一顾可倾城。
孤影窥秋月，闭门写心经。
曾经沧海恨，无奈百年情。
聪明一代女，遽尔成飘零。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八日
附记：前些时候，获悉上海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中心”可能要为张爱玲逝世十周年举办一个纪念活动，主题似乎是“张爱玲与上海”。突然想到十年前张爱玲去世后自己曾写过一篇短文，内容正与这个话题相关（只是不知为什么，此文竟寂寞地在屉中藏了十年，差不多已被遗忘），倒不如借会议机会使之“起死回生”。乃写信与陈子善先生联系，希望赴会凑凑热闹。回复很快来了，不想却是一份“研讨会取消”的通知：“敝中心为纪念张爱玲逝世十周年而举办的‘张爱玲与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原计划二〇〇五年十月下旬举行，后延期至十二月上旬，敝校方面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但因遇到意想不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研讨会取消。”会看来开不成了，那就让这篇十年前的旧文代替自己发言吧！
作者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六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