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创业裱画铺，襁褓婴儿送人家。
束手无策灯影下，坐困断碑咽苦茶。
从来谋生万般难，妻儿涕泪无力擦。
螳螂捕蝉黄雀后，炒作算盘付水流。
小杨两口子在书院门安家了。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刚满月就拉肚子，才两个月下来，小杨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眼看着嗷嗷待哺的女儿和产后体弱的妻子，急得小杨抓耳挠腮，脑门子直往下淌冷汗。“屋漏偏逢连阴雨”，孩子的爷爷又从河南老家来了书院门，望着生病的孙女，着急跺脚的老杨也拿不出钱，只能蹲在裱画铺巷子外的断碑根旁唉声叹气。再过两天又是要交店租的日子，这六千多块钱到哪，去凑呢？倒是过几天有取裱糊活的，可以收个千把块钱，或许这点钱，能解燃眉之急。小杨就憋屈着出了裱画铺的大门，还没走出巷子，就听到巷子口的断碑旁，一男一女正在争吵。男的说：“琇，对不起，我欺骗了你。”女的蹲在断碑旁呜呜地哭泣：“你说得容易，可你把我害了。”小杨认识这两个人，男的叫宁飞，女的是翠琇。宁飞比他早来书院门半年，就在断碑旁置案子摆摊卖字。他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眼睛不大，但还算有神，一看就是个聪明人，他是第一个在书院门摆摊写字的人。摆摊的初期，两眼一墨黑，不知道写什么字能卖钱，当着围观他写字的陌生人，抓毛笔的手直哆嗦。写出来的字，给人的视觉效果就像硬笔书法，没人喜欢。宁飞脑子灵光为人活套，凭着自己和长安人结交的经验，就揣摩出了西北人的审美习惯，把字写得又粗又黑，有些视觉冲击力，很快就打开了卖字的市场，摆摊的第二个月，钞票就开始往腰包里进了。宁飞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请来了四个年轻貌美的女孩招揽生意。小杨记得其中两个最美丽的女孩，一个叫翠琇，另一个叫丹婵。时间不长，宁飞就和翠琇好上了，招呼生意的差使就落到了翠琇的身上。小杨才想到这里，翠琇撕心裂肺的哭声打断了小杨的思绪，只听女人哽咽着说：“你把我扔在半道上，让我今后咋办呢？”宁飞想去安慰女孩，却欲言又止。“还有我肚子里的娃。”女孩哭着蹲下身去，宁飞见巷子里有人出来，就上前一步，一把拉起女孩，离开了断碑，匆匆朝书院门牌楼方向走去。小杨叹了一口气：“都是为了娃。”眼里涌出了泪水。
长安城是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悠久，每年秋季都举办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古文化艺术节。书院门是长安古文化艺术节的首选分会场，只要一到石榴丰收的十月份，市区两级文化部门都要在这条街上，用现场书画和搭戏台演唱秦腔的方式，唱招商引资的大戏。这时你再看书院门正街，有的地方搭戏台，有的地方置放丈八长的书案，供长安本地的书画名流们现场挥毫，有的地段还别出心裁地请来了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的老太太秧歌队。六十多岁的老婆子们，把队排好，往街道中心一站，感觉良好，随着锣鼓敲击的节奏，边舞红绸边扭屁股，煞是搞笑热闹。扭到兴致高时，老太太们个个大汗淋漓，打过粉底、染了胭脂红的老脸，红不红白不白的，都变成了大花脸，引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远处又传出秦腔开场的板胡曲子，这时的书院门已被人潮拥堵得水泄不通了。今年的古文化艺术节，当然也请来了义气的书法家名公和其他长安书画名流现场挥毫。名公受到邀请后，也按常例做了相应的准备和安排。他先和韩勇掐好码子，只要名公一上台亮相，开始现场书写，台下的韩勇就准备好举手抢购。等名公的粉丝们吆喝着把这幅书作喊过万元的价码，韩勇就志在必得地及时出手，拍下这幅现场挥毫之作，来个满堂喝彩大团圆。名公的社会知名度、经济效益就能水涨船高，他的书作价位也在众目睽睽之下攀上万元台阶。计划赶不上变化，名公安排得周密妥帖，却被书院门一个串街的贼娃子给搅了局。挥毫当天，名公写了幅四尺的“宠辱不惊”行书大字，还没收住笔呢，名公的粉丝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喝彩吆喝起来，人民币的数字也三百五百地往上涨着，眼看要涨到一万了，忽然，现场混乱了。原来韩勇那有钱的派头，早就被一个天天在书院门正街上绺窃的贼娃子盯了梢，在人多混乱的书画表演现场下了手，而且一眨眼的工夫，就把钱包转到另一个同伙手里，这让老杨逮了个正着。当时老杨正站在那块断碑基座上看热闹，他离贼娃子半步远。老杨脑门一发热，也不知道从哪来了一股劲，一伸手揪住贼娃子的衣领，喊了声“抓贼！”老杨和贼娃子就扭打成一团，围观看热闹的人也伸手抬腿地帮着老杨打贼娃子。看着混乱的场面，街道城管员给派出所打了电话，没过几分钟片警就来了。贼娃子一见片警，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两手抱头，一句话不说装起了哑巴。片警也不把贼娃子带回所里，只将贼娃子的双手往后背一铐，再一推，把贼娃子推到了那块断碑根下，然后就让韩勇和老杨随自己去派出所里做笔录。贼娃子埋着头，头朝断碑根，背对着书院门正街，在断碑根旁蹲着。
从派出所里出来，韩勇要请老杨吃饭，老杨摇着头说不去。到了分手的时候，韩勇递给老杨一张名片说：“老哥，我记住你这份人情，以后你在长安遇到难处，可以随时找我。”没等他说完，老杨就赶紧说：“俺家乡有土里挖出来的坛坛罐罐，不知大老板喜欢不？”韩勇想了想留下一句话：“有了就按这地址往我办公室送，我会照价付款的。”老杨一听很高兴，手里紧紧攥着老板留下的那张名片，和他道了别，就往儿子的裱画铺返。他走到离断碑根的十几米远处，看见贼娃子还猫着腰，屁股朝外，在断碑根下蹲着呢，就绕了个圈，从巷子的另一头回了儿子的裱画铺。事后从片警处得知，这伙贼娃子是由四五个成员组成的团伙，行窃时分工明确，得手后共同分赃，除一个姓金的领头的跑了以外，其余的都落网了。
后来老杨时不时地把河南老乡送来的坛坛罐罐不管是绿的还是黄的，有没有上色的，都送到韩勇的办公室里。韩勇也三百五百一个地照价付钱，全部收下，这几次生意做下来，也让小杨一家子发了点小财。小杨为了揽更多的装裱活计，就用这笔钱买了裱画机，把裱画铺扩大成了裱画作坊，还雇了两个河南来的小老乡做帮工。不过小杨两口子的裱糊作坊里，除了满屋满墙的画拓和裱糊板外，到了晚上，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小两口就只能睡在裱糊案子下面。老杨和那两个小工就睡在隔壁的材料房里。韩勇把老杨送来的坛坛罐罐如数买下后，稍加清洗让酒店里一位绰号叫衮雪妹的女服务员叫来纸盒厂的师傅，按每一只罐子的尺寸定做盒子。平日里他的应酬也多，一天到晚迎来送往不断，他把这些坛坛罐罐做礼物送人情用。据说前些年北京人特喜欢长安地区的汉代绿釉陶罐，说其大气古朴，别有一番古意。不过这些河南造的坛坛罐罐的来龙去脉、真伪一时不好说清，说起来这种“胡买黑卖”之举倒也耐人寻味，韩勇除了送人情外，还余下一堆河南造的绿釉陶罐堆了满房子，摆得到处都是，常使他的媳妇不快。家里住房再宽裕，有这些碍眼的绿家伙在眼前晃来晃去，他媳妇能不有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