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烈日穿过破损的窗帘洒落在乘客身上。车厢里闷热，汗臭夹杂着腋臭，与旱烟味混合在一起，直往周伊波鼻腔里钻。他阵阵干咳，随手把月白衬衣的扣子解开，蹬掉解放鞋，又摘下眼镜在脸上抹了一把汗。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两鬓下长着一圈黑胡子，额头上深深的几条皱纹，一副老相。他在六年制的医学院里，苦熬苦等了七年，从小学到大学在校园里度过漫长的十九年，终于走出了校门，都说“铁树开了花”，可他还像条蔫黄瓜。近几年间，父亲周三铸被批斗和隔离审查了五六次，最后这次，在审讯中发生中风，在医院里被抢救过来，刚能说话，就又被隔离起来。专案组的人仍然认为他脑子里藏有秘密，猜测他脑子里有一种东西一直没有暴露，那就是“密码”。有人揭发他和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儿媳妇黄山芸的父亲从台湾派人和他联系过，靠的就是“密码”。还有人说，火车站广场上那个雕塑——“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在修建时有敌特偷偷地把发射天线架到了毛主席手指头上，周三铸就是用的这个天线与台湾敌特联系。可是，这么重要的秘密怎么就从他嘴里掏不出来？
家里人不知他又被押往何处，是死是活。解放门饭店早已停发了他的工资，家里老小几乎要把嘴吊起来了。周伊波跟着母亲到父亲单位跑了几次问情况、领工资，均无济于事。他盼着能早日走出校门，自食其力。大学第六年年末，毕业年限到了，同学中的情侣们为了在分配工作时能提出个分到一起的“正当理由”，都纷纷领了结婚证。周伊波和黄山芸也随大流领了证，筑起爱巢。未曾料，教育部一直发不出红头文件，毕业分配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被推迟。
一年后，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毕业分配办公室里熟悉他们的工宣队师傅和老师，考虑到黄山芸已经怀孕七个多月的特殊情况，对他俩说：“把你们分到康安市了，派遣证过几天发！”他们听说康安地处秦巴山区、汉江岸边，虽路途遥远，却通公路有机场，两人已经知足了，急忙回家准备行装。可是，临到办离校手续时，派遣证上写的目的地不是康安市，而是江阳县，他们被人调了包。他们拿出地图找来找去，发现江阳县位于康安市和石涧县之间，是绿色线条边上一个小黑点。听说这个县不通铁路也没有公路，要去那里得先到康安或石涧，然后再在汉江上乘船走一两天水路。毕业分配办公室的人说：“派遣证上写的字，字字如板上钉钉，不可改变。”
这年月，每当危难临头，周伊波和黄山芸都只能先是叹息，继而说一句“既来之则安之，天无绝人之路”，互相宽慰着寻求对策。山芸执意要和伊波一起先赶到工作单位报到、领工资，边工作边待产。周伊波清楚妻子不可能留在古城待产，又担心她乘车颠簸。最后商定，他先乘汽车到石涧，再乘下水船到江阳打前站，她随后乘飞机到康安，再逆水到江阳会合。
汽车朝着秦岭一路长嘶，把路边成片的苞谷地、黄泥巴封顶的麦草垛和一个个村庄都甩在身后。未待周伊波细细回味逝去的大学时光，汽车就已从大峪口钻进了崇山峻岭之中，沿着峡谷从一个山弯盘旋到另一个山弯，再从半山腰的豁口穿出，如同被驱赶发狂的老牛，不住地发出嘶鸣，警告着从急弯背后可能撞过来的同类或者人畜。乘车的人都知道在这条路上因刹车不及或司机疲劳驾驶，曾经发生过难以计数的车祸。特别是到了冬季，汽车挂着铁链颤抖地在冰雪覆盖着的坡道上爬行，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谷底。周伊波望着窗外，坡上丝带般曲曲弯弯的小路刹那间在林边消失，山坳里的农舍顶上炊烟袅袅，院落里牲畜依稀可见，溪涧、石桥一晃而过，远方的嶂峦云遮雾罩。
长途车里，有的乘客光着膀子、肩上搭着毛巾闲聊，有的把脚搁在行李上打盹。周伊波不知什么时候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待他醒来时已到了晚饭时分，汽车在一个河边的镇点停下，司机喊叫着：“现在到了宁县，到石涧、康安的旅客在这里过夜。明早七点开车。”
岔路边停满了军车，大山沟里的这个县城，就是沿着河谷的一条小街。县城虽不大，却是交通要道，汽车要在这里中转加油，司机和旅客要在这里停歇。汽车的喇叭声、人群的喧闹声，让桥下的河水沸腾起来，发出“哗哗”的湍鸣。周伊波随人流过桥，来到不远处一个小旅店。服务员把他领进一间宽大的四壁木板房里。六张硬板床贴边放着，床上散乱地放置着厚棉被褥，被头上露出黑乎乎的被里。周伊波被告知：这里三伏天夜里都要盖被子，每张床铺八毛钱，国家统一定价，最低价位。他在此前没有住过旅店，不知道应该是什么价，只知道他带在身边的一套“红宝书”（注：精装《毛泽东选集》）国家统一定价才三块钱。他拿出派遣证先交查验登记，接着交了店钱，提着帆布袋出门，在街上的一个小食堂里花了一毛五分钱买了碗汤面条，把从家里带来的馍泡上吃了。在回旅社的路上，几个身着白汗衫黄军裤的年轻人骂骂咧咧地与他擦肩而过。
回到旅店，天已经黑严了。伴随着大卡车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的轰鸣声，不时有光柱射进木窗。透过窗户他看见街道上稀寥的路灯和在狭小天空中眨巴眼睛的星辰。周伊波把帆布袋压在枕头下，将被里外翻，拉着一个被角盖到肚子上，倒头睡了。半夜时分，新入住旅客的吵嚷声把他惊醒。他伸手摸摸枕下的小包，就又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清晨醒来时，房内闷雷般的鼾声此起彼伏。他到溪涧边洗漱完毕，接了一缸子水，把剩下的馍嚼碎冲咽了。当他赶到停车场时，司机正在招呼旅客往车顶装行李、系网绳。
汽车继续在大山里盘旋前行。中午时分，窗外的山势变得平缓，稻田和苞谷地越来越多，前方不远处出现一条宽阔川道，密集的房屋群落沿着山谷排开。再远处，崇山峻岭横亘在天际。邻座的老乡提高嗓门赞叹：“好大的坝子！”周伊波向老乡打听后才知道，这崇山峻岭就是近来挂在嘴边的大巴山，汉江日夜奔流在大巴山下，流进长江，再流进大海。周伊波不解：“这么狭小的川道能算‘好大的坝子’？”然而，回想一天半的行程，确如豫剧里的一句唱词“走过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断”。他的心被群山紧紧地裹着，不由得凑了几句顺口溜聊发感慨：
五百里路峰挨峰，九百沟壑纵连横。
荆棘树丛石头上长，茅屋门前盆大的坪。
汽车长吼追星星，炊烟扑面雾伴行。
盘盘绕绕越秦岭，七拐八弯上云层……
客车路过石涧县城，路上行人三三两两，街道两边木楼瓦屋一个连着一个，但极少有三层以上的高楼。周伊波想象自己的目的地江阳县，至少会比这里热闹，会有比这里更大更平的坝子。
他按照路人的指点径直走向汉江码头，赶上了一个即将起锚的带有篷舱和桅杆的大木船。他踩着踏板上了甲板，一个年轻船工帮他把脊背上的红木箱放下来搁在船舱边，船舱里已经坐了十多个人。他坐下来擦汗，感受着江风带来的凉爽。
站在船艉舵位旁的船工，有五六十岁，手里拿着竹篙，当他看见舱前一个伙计把踏板收到船上，另一个伙计在船头也拿起了篙，就吆喝一声：“驾势（注：启程、开始）！”使劲地把竹篙顶在水里，船轻悠悠地离开江岸。当船头掉转，缓缓进入江心的航道后，老船工放下竹篙抓起舵柄，高高坐在船艉，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两个年轻船工分前后站在前舱，有节奏地摇着左右两桨，水面荡起清漪，木船顺流而下。
青翠的山林中，不时传来鸟鸣，江面似镜，映出大山倒影，闪动粼粼波光，远处船上有人在撒网。此情此景让周伊波忘记了烦闷和疲劳，脑海里浮现出电影《刘三姐》里的漓江风光。那还是在高中毕业前，虽然高考临近，可是一听见同学传唱动人心弦的“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他就坐不住了。他曾梦想着，什么时候也能像刘三姐那样在小船上荡漾，陶醉在如诗如画的山水中。未承想，这样的幻境，竟然出现在眼前了。周伊波从跨着弓箭步摇桨的船工身后挪到船头，转身坐下，和善地赞美道：
“你们在这里生活，多美啊，有山有水！”
“美啥子？山水能当饭吃？”站在前排右舷的船工脊背黝黑，稍显年轻，他对周伊波的赞美不以为然，扯起嗓门回了他一句。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还能亏着？”周伊波心想，“恁一定比俺强！”
前排船工瞥了一眼这个城里人，看他确实不是装傻取笑山里人，便无奈地告诉他：“这地方原本是鱼米之乡，吃喝不愁。可现在光景不好，地里庄稼歉收，江河里凡能存住鱼的地方，撒了网捞不到几条大的，就是有漏网的小鱼，也经不住人们隔三岔五用雷管炸、用鱼藤精闹。如今，大鱼小鱼都没有了。”
后排左舷船工年龄稍长，个头稍矮，他似乎觉得他的兄弟没有尽意，半开玩笑地补了一句：
“就连原先满山转的狼虫虎豹、熊鹿狸麂，都和土匪恶霸地富反坏一样，早就打得没有了踪影。”
周伊波小时候曾经拿着钓竿在家门口的城河里钓过鱼，前几年“长征”串联时见到过渔船撒网，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炸鱼、闹鱼，确实不知道深山老林里竟然把生灵赶得这么绝。他生气地问两个船工：
“咋没人管？”
前排船工已经确认城里来的饱汉不知山里的饿汉饥，就耐着性子讲给他听：“前两年两派打得死去活来，把政府搞瘫了，现今管事儿的不是叫‘造反司令部’，就是叫‘筹委会’‘革委会’，当司令、当主任的，都是只管革命，管不了老百姓饿不饿饭。天不下雨，庄稼旱死完了。以前种茶树果树，年景好也罢、坏也罢，还有得收、有得卖。现在树都砍了，拿啥换粮食？”
船工的话让周伊波很吃惊。尽管城里也在搞革命，但凭粮本还能按月定量买口粮，自己家里就是缺钱。他从来没有想过地里长不出庄稼，乡下人没粮吃。
“哐嗵！”“哐嗵！”有节奏的划桨声和哗哗水声，一直伴随着他们的谈话和叹息。
“要过滩了！注意了，不要乱动。前面是九龙滩，是十里长滩！”船艉掌舵的老船工向旅客们喊叫着。周伊波赶忙坐回船舱边，他注意到远处的江面变窄，山势陡峭，山体直插水中，已经没有能行走的江岸了。
木船很快进入了陡壁构筑的“山门”，天空一线，幽暗的峡谷充斥着渗透肌肤的冷湿气雾，与外部世界的炎夏酷暑成两重天地。
木船被翻滚的江涛拥抱着冲向下游，两岸披着青绿的山体一个个被甩在身后。乘客如同骑在奔腾跳跃的骏马背上起起伏伏，左右两舷的木桨在船工手上加快了摇动频率。周伊波想起了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在学校里，对立两派的笔手在大字报上经常引用它，把本派比作轻舟，把对方比作猿猴。而现在，虽没有听到猿声，却是真正进入了诗的意境。
他不经意间一抬头，看见在不远处的陡壁上前后散列着一群人，如壁虎般趴伏在山石上。待木船近前，只见他们头上裹着白毛巾，赤裸着上身，迟缓地向上游匍匐前进，传出单调齐整的“嘿哟—嘿哟”声。这是周伊波第一次看到纤夫，这一幕让他脑海里响起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深沉优美的曲调和旋律：“哎嘿哟嘿，一把一把啊把纤拉，哎嘿哟嘿，拉完一把再拉一把，踏开世界的不平路，齐心合力把纤拉……”这是他在高中时跟着好友董国峻学的，而如今他听到的号子是那么高亢和单调，像是吼叫，既不优美也不浪漫，还撕扯得他心疼。立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幅幻影，他仿佛又看见了冬季的冰雪，看见在古城长乐坡上赶车人使劲地甩着鞭子，马蹄使劲地快速向前扒着，雪片冰碴儿和着泥水四溅。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穿着破衣烂衫，在马车旁使劲地前倾着身子帮爸爸把架子车往坡上拉。这些童年的印记，在周伊波脑海里死死地不肯退去。后来又有几个险滩迎面而来，每当瞥见那些趴伏在地的纤夫时，他就鼻子发酸两眼湿润。
渐渐地，江面又显现粼粼波光，山远水阔，船工划桨的节奏变缓，情绪也变得自在轻松，前排的那个船工忽然唱起了悠扬的号子：
大山大浪大木船，路窄水急九龙滩。
纤绳连在桅杆上，爬上绝壁拜神龛。
他刚唱了几句，就引逗得后排船工也唱了起来：
船工的号子纤夫的绳，蹚河爬坡比蠕虫。
汉江水急呀险滩多，扳船的人儿缺美梦。
前排的那个又应道：
饥食蕨根饮江水啊，草鞋踏着山影影。
年年岁岁崖头上走，何日雁来大路通？
号子在河谷中回荡。周伊波悟到，这些能连成串的号子，在过险滩时是顾不上唱的。等他们唱完，他又从船工的身后挪到船头，转身坐下对着他们，一连提了几个问题：“当船工多少年了？”“每月能挣多少钱？”“拉不拉纤？”
他们都很乐意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他：“自小就跟着老辈人走水道！”“好歹每月还挣二三十块，比在家种地强多了！”“返回时走上水，也得蹚水爬坡拉纤。有时滩太大，还得请纤夫帮忙。在江河上行船和走旱路一样，少一步都到不了！”
又过了一个时辰，船临近了中途歇息地——汉王镇。
船艉平稳地朝下水方向摆动，掉转船头。老船工先抛了锚，右舷那个年轻船工，松开手中的桨，一步跳上船头，把绳索甩到河滩，又猴跃般地从船头跳下。船老大在舱外踩着船舷走到前舱，当伙计把绳索在石头上套好，便把踏板搭在舷上滑落下去。船客们叫喊着：“拢了！拢了！”
在汉王镇歇息一夜，第二天早上周伊波在街道上买了点吃的，又登上木船。
下午三四点时分，木船经过一个叫“肚脐窝”的地方，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木船仿佛行走在一个硕长的恶魔腹壁上，河床上的石条黑乎乎的，像是恶魔的腹直肌，神秘莫测。船头左右摆动几次突然旋转，几乎要碰上陡壁，只见前排船工拿起竹篙，配合着船艉舵手，神情自若地往石壁上轻轻一点，船头就又调整过来。木船绕过一个山弯前行不远，右侧出现一个比汉江略窄的河口，河口以上的支流叫竹河，如小家碧玉拖着一身绿衣，扭摆着身躯缓缓汇进汉江这个浩浩荡荡、带着粗犷和豪迈的英雄怀中。从竹河口向下数百米，两条河水交汇一起，形成了一条黄绿伴行的水带，船工们称它为鸳鸯水，在下游不远处又浑然一体，消失在大山背后。他们介绍说，船行这里就拢了江阳。县城在竹河口对面、汉江阳侧的佛爷山上，是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山城。周伊波从船舱边四处张望，只见江中停泊着几十只大大小小的木船；佛爷山脚边一长排高低错落的木板楼，半边悬空伸向河滩；层层叠叠的灰顶房屋，匍匐在山坡上；与佛爷山相对的山坡上，除过散在的平房和水田荒地外，只有一些稀拉低矮的树丛。眼前的景象和周伊波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的心似乎沉到了河底，神情显得沮丧，待船客快下完时才慢腾腾地从甲板上提起红木箱，将双臂套进绳套。船老大走过去，从背后扶了他一把，叹着气说：“唉，外乡人，不容易！”
这话说到周伊波心里，他紧握着帆布包，小心翼翼地踩着踏板下了船，站在沙石滩上，呆滞地再次向远处张望。沙滩很宽，他在船上已经问过，从江边到河街，要斜着走一二里路，从河街再上五百多个台阶才能到县革委会，招待所在革委会侧边坎下。
夕阳在西边山顶闪烁，船客从河滩地如溪水般朝着河街的路道口流淌。几个背着背篓的老年船客，从周伊波身旁走过时，都是不管不顾地踏进水洼，溅起的水花弄了他一身，与他衣裤上的汗渍和在一起，顷刻间变化成灰白色的污斑。他用手抹了把脸，准备上路。突然，有一群十多岁的孩子，从旁边扑了过来。他们手中拿着绳索、背篓、背夹，竞相争抢他脊背上的红木箱和手中的帆布袋。其中一个大个头的男孩子，已经把箱子一侧绳套从他的臂上拉下来，试图往自己臂上套。周伊波慌忙拉紧箱子，厉声喊道：
“干啥？要抢人？”
他紧张地向周边张望，先前身边的船客都已经消失在远处的人流中。近处还有几个，也都被同样装束的孩子们团团围住，被撕扯着。他愤怒地用眼睛瞪着这群不速之客，手紧紧抓着帆布包，生怕里边放着的证件和几十块钱派遣费被抢走。
“我替你背！”“让我背！”“你是派来的大学生吧？”“最近来了不少，和你一样都戴眼镜！”“到招待所还是旅社？路都难走，你背不动！”孩子们嚷嚷着，争抢着。周伊波已经听懂了他们在说些什么，紧张情绪在消退。
“叔叔，我替你背到招待所，大件四毛，小件一毛！”高个头孩子向吊脚楼方向指指，以恳求的口气说。
周伊波明白了这是一群靠背脚挣点小钱的孩子，并没有任何恶意，紧张的情绪完全消散。如同观察周围的山水一样，他端详着这几个满头大汗、面黄肌瘦的孩子，心想，这么小就在外挣钱，可真不容易！对他们的粗鲁和殷勤，除了诧异外还有了些感动。可是，这些孩子都比自己矮一头多，怎么好意思让他们为自己背行李？更何况自己从来没有吝惜过气力，在中学时代，也多次在假期里当小工、卖劳力，从来没有雇过别人给自己当劳力。
“还是自己来吧，自己来，你们去找别人吧！”周伊波喊着，劝孩子们走开。
僵持了一会儿，几个小些的孩子陆续散去，而那个高个头仍然紧紧抓住绳套不放。周伊波把箱子放到地上，看着他那发黄的、带着一块伤疤的脸问：
“这么大的箱子你能背动？”
“叔叔，你是外乡人，不一定比我力气大，我天天背脚，你这个不算大。”
“十几了？”
“十四！”
“上几年级？”
“小学毕业。”
大男孩有问必答，周伊波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在做社会调查，又似乎在审查这个孩子给自己当劳力的资格，这不是他平日处事的风格。他一阵不安，转而微笑着答应了：
“好吧，你背累了，我换你。”
大男孩听到大学生说了“好吧”，就忙向远处的几个孩子喊叫。少时，一个低他一头的小女孩拿着一个木背夹小跑过来。她帮大男孩子把箱子捆好，和周伊波一起从后边把背夹往上托。大男孩从地上起身，手里扶着丁字形打杵（一种木质支撑用具），问了周伊波一句：“到招待所吧？”他看见周伊波很随和地点点头，就径直朝河街的路道口走去。
“哥，你过细哟！”小女孩喊着，提着大男孩留下的背篓走开。
周伊波跟在男孩后边，解放鞋的胶皮底踩在沙石上，脚板心灼热、垫痛。他刚过了河滩走上河街，就已经气喘吁吁了。男孩停下来，把打杵放在背夹下支撑着歇息，汗珠从他头上滴到脖颈。周伊波本想换换他，却已两腿发软力不从心了。
河街在佛爷山的脚背上，起起伏伏、弯弯曲曲，丈把宽的石板路上行人不多，街的两面多是二层木板阁楼，少有的几家商铺大都关门闭户。他跟着男孩拐过门前摊放着药材的中药店，瞥见斜对面墙壁上一条剥脱了几个字的红漆标语——“伟×的无×××文化大革×万岁！”墙根有几个穿着白汗衫黄军裤、操着关中口音的青年，互相推搡着大声喊叫：“把襄渝铁路修好，让毛主席睡个好觉！”“别乱喊，该回了！”他们的穿着和说话的神气，与周伊波在宁县街道上见到的几个年轻人没有两样。他判断，他们很可能是从古城来修铁路的中学生。
周伊波脚下的青石板，有的已经断裂、边角缺损，有的仍然规整光亮。他刚停下脚，就有几滴水珠落在额头，凉丝丝的。他不由得抬头观看，只见一条条粗细不同的橡皮管、毛竹管被棍棒支着从空中横过，穿入路边的木楼土屋。此时，背木箱的男孩已经一步一个台阶走到岔路口了。周伊波的脚底在石板上不住打滑，双腿肌肉酸软，两膝关节酸痛。他生怕被小男孩落下，鼓起劲紧追慢赶了一阵。男孩终于停在了招待所门前，用打杵抵住背夹大声长吼了一声“哎咳”。周伊波喘着粗气跟上来，帮小男孩放下行李，付了钱，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石坎下，才又放眼回望爬过的台阶和对面的高山，心里直念叨：“这么狭小的天地，能生根开花吗？”
在招待所登记处办完手续，服务员带他来到一个四人房间。房门开着，房内烟雾缭绕，门边有一张空床，门后和里边的三张床上都坐着人。周伊波把帆布包扔到空床上，卸下木箱。对面床上的人见状，起身把烟头往床头柜上按了一下熄灭，上前帮他把箱子塞到床底，关切地招呼道：
“刚到？”
周伊波冷淡地应了一声：“嗯！”
问话的年轻人头发稀疏却梳得溜光，额头几条皱纹很深，颜面皮肤细嫩却红白不匀，身体显得单薄。他看着周伊波试问道：
“你叫周伊波，对吧？”他看周伊波点点头，确认自己没有叫错，接着说，“咱一个学校，你从石涧下来？你那一口子呢？”
周伊波初来乍到心神不定，当眼前有人打招呼，还是校友，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还知道分来的还有他“那一口子”，让他在诧异中感到一种亲切，忙抬头看看对方，并认真地回答：
“兵分两路，我走石涧，她走康安。”
“她坐飞机到康安吧？”他又问。
周伊波仔细打量着对面这个并不熟悉的校友，没再言传。
“我叫杨槐，老婆叫任佳，都是六五级的。她本来也想飞到康安，后来听说飞机太小，安-2型的，很颠，票也难买，就算了。”杨槐见周伊波没再回话，为表示对周伊波的好感，就又提高嗓门传送不久前打听到的相关消息，“都说你人很嫽；你那口子很灵，可惜出身不好。对不对？”他显出一副百事通的样子。
周伊波觉得有点尴尬和难为情，略显不悦地说：“老兄，你该不是专案组的吧？”
杨槐笑道：“专案组的倒不是，可你叫我老兄没错，论年级你是学长，论年龄我肯定比你大，咱农村娃上学迟。”他比周伊波低两级，但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要求把所有“文革”前入学的大学生“一刀切”，全部分配。
周伊波停顿片刻，从帆布袋里掏出在家时买好的一盒“黄金叶”，笨拙地撕开烟盒，抽出一支先递给“老兄”，又走向里侧，再抽出一支递给坐在同侧床上脑袋滚圆、肩宽体胖的中年人：
“来一支！贵姓？”
中年人接过烟捏在鼻前，边闻边说：“姓罗，古城知青办的！”他说话鼻音很重，音调低沉。
老罗刚说完，杨槐就接过话茬向周伊波介绍：“古城知青办罗主任，送知青来修‘三线’（注：毛泽东按战略地位把前线划为一线，中间地带以内划为二线，内陆依山为屏的腹地划为三线）！”紧接着又询问周伊波，“哎——老周，从咱们学校分来江阳的，有个叫罗紫丰的你认识吧？”
周伊波摇摇头说：“三届一千多人，一起扫地出门，哪能都认识？”
“你们六三级都拖成七年制了，在学校那么长时间，还不都是活字典？”
“人笨，记性差！”周伊波边自嘲边把脸转向老罗对面的年轻人，向他递烟。他看起来温文尔雅，年龄和身架似乎和自己相仿，但显得结实。他接过周伊波递的烟后，马上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划着了一根伸出去。
周伊波摇摇手说：“不会！”
他把划着的火柴缩回，点着周伊波给的那支，笑答：“其实，我也和你一样。”还要往下说，就被老罗的话打断了。
“这烟不错！你们都太客气，有啥会不会？抽吧，一学就会！”老罗坐直了，从茶几上拿起自己的精装金丝猴烟向周伊波晃晃，“社会上应酬少不了，你来我往才合规矩！”他在几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面前，显得很有社会经验，一副尊长模样。
周伊波坐回自己的床铺，没有再去想罗紫丰是谁，他在学校里不是一个善于交往的人。
而杨槐不同，他在学校里被人戏称为“消息灵通人士”，也有人说他是“包打听”。无论褒义还是贬义，他自己都觉得名副其实。“怎么能不知道分到同一个县上的罗紫丰呢？”杨槐已经遗憾了一天，对周伊波说，“罗主任是罗紫丰的哥哥，罗主任昨天说起他，我急忙想不起来。”
老罗对杨槐给他“罗主任”的称呼内心自在，而表面却假作谦虚，对别人是否认识他弟弟并不以为然：
“我带知青娃娃来修铁路，做点婆婆妈妈的事儿。科级，就是个勤务员，不要叫主任。哈哈！”
“很大的官啦，科级在县上就是局长、部长级！”杨槐很在行地和老罗耍贫嘴。
杨槐将床头柜上碗里的馒头递给周伊波，让他先凑合吃点，告诉他招待所一天两顿饭，晚上不开灶。街上只有一两家小饭馆，早关门了，就是开门，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买，连饼干白糖都没有。听说卖的白皮点心，咬不动、泡不开、摔不烂，具“全钢防震加防水”特征！
周伊波接过馒头朝着杨槐说：“我也真是饿了，那就不客气了！”
老罗对面的年轻人忙给周伊波倒了一杯水递过去。周伊波向他点头致谢。
杨槐向周伊波介绍：“这位老弟叫魏军定，古城工业大学毕业，这两天都谝熟了。”接着他又忽而高声、忽而神秘兮兮地向周伊波述说他来后的见闻。他听人说全国有三个县不通铁路也没有公路，江阳县是其中之一。这个县连年闹饥荒，年年饿死人；深山里有黑店，黑店里有“孙二娘”，和《水浒传》里的那个差不多，也卖人肉包子。他还说，前两年这地方两派搞武斗，把人和石头捆在一起往汉江里撂，把人和炸药包捆在一起点燃，叫“坐飞机”，还搞“吊半边猪”。
“这么凶残！把人整了，还要整猪？把猪吊起来干吗？”周伊波吃惊地问。
“瓜（傻）娃！就是把人的半边手脚绑在长竹竿上抬着游街！”杨槐觉得周伊波太孤陋寡闻了。
周伊波听得身上起鸡皮疙瘩，不仅觉得自己少见多怪，而且也觉得自己和黄山芸都太幸运了，就连学校里被剃半边光头的老师，甚至被关押挨打的父亲都太幸运了。
“老杨，你说得太夸张、太黑暗了！武斗那些事，哪个地方没有？古城还出动坦克呢！都是阶级敌人煽起来的，都过去了。我昨天和铁道兵师部首长、县革委会领导一起吃饭，他们说，这个县不算最穷，也不算最落后。你们来这儿，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改天换地！样板戏里不是说‘火车一叫，粮食就到’吗？要先苦后甜，想吃土豆烧牛肉，就得先吃糠咽菜，不能一来就抱怨，一开口就渲染阴暗面！现在国际形势有些问题，背后有苏修前面有老美，直接威胁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说，要准备打仗，要不怕牺牲，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你们在这里不能鼠目寸光。要站在江阳望北京，站在巴山看星空。”老罗晃动着渗着汗珠的光脑袋，揉揉肿起来的眼泡，以一个政工干部充满忧国忧民的声调，矫正杨槐的错误思想，论述政治形势。
杨槐讲的江阳这些事儿，魏军定也听过，有的更稀奇古怪。他瞟了老罗一眼，厌烦他不着边际的空话，站在老杨一边分辩道：
“老罗，你和老杨说的是两码事儿。我们和你带来的那些学生娃不一样，铁路一修通他们就走了。我们是来当干部的，要在这里落户，担心以后干不成啥。”
“好我的儿呀，你还没睡醒！你臭老九还想当干部？老罗不是说了，咱是来改天换地的，要脱上几层皮，咱是愚公，子子孙孙没有穷尽。”杨槐加重语气对魏军定飘着凉话，魏军定一时无话可说。
老罗弹弹烟灰，从床上站起来，很严肃地指着杨槐说：“老杨，你这人真差劲！你已经把小魏征服了，这位周同志行李还没打开，你就又东一锤西一棒。现在学生连有人偷跑，铁道兵师部正在追查。你可别在这里瞎鼓捣，你们大学生里若有人当逃兵，可得追究你的责任！”他又朝周伊波说，“小周同志，不要听他的！毛主席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你少来这一套！这么大的人了，能把谁吓住？说空话不牙疼！”杨槐板着脸，把烟头摔在地上。
这几个临时聚在一起的人，不再在意原先谁是保皇派谁是造反派，归属哪一个“司令部”，说话都没有遮拦。周伊波一直沉默不语，杨槐说的这些破事儿让他心烦，馍没有吃完就放下了。当老罗把争论的话题引到他身上，逼得他不得不开口：
“‘好同志’咱不敢当！‘好同志’、红透了的，分不到这儿来。”
杨槐觉得老罗的话很腻歪，心里仍在别扭，而周伊波的话虽然淡淡的，却像是一杯去油腻的江阳大叶茶，随即对老罗反唇相讥道：
“老罗，别看你是专搞人思想的，还当个主任，我看你是瞎搞，说大话吓人顶啥用？学兵要是有人跑了，先得追查你的责任！”杨槐停顿片刻，又挖苦了老罗一句，“就你这水平，我还真看不上，我看老魏、老周，刚出校门都比你强！”
老罗带着鼻音生硬地回应道：“是啊，你们墨水喝得多嘛！毛主席送你们上大学，人民的血肉喂养了你们，现在有资本了，不考虑回报了，是吧？”
“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父母都是农民，省吃俭用供我，图啥？我来这儿回报，谁回报我爹娘？”杨槐走到老罗跟前，梗着脖子瞪着眼睛继续顶撞这个专搞人思想的主任。
老罗抬起光脑袋，眼睛使劲盯着杨槐，他熟练操持着政治术语，提高了嗓门说：“干革命，就得舍小家顾大家，不能老是我我我，你太自私！”他想把眼前这个愣娃的气焰压下去。
周伊波初来乍到，眼前的环境确实让他始料不及。尽管心里烦闷，却根本没有去想另有什么去处，从未产生过类似杨槐那样的念头。他确实认为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离开父母和古城到外地为人民服务是天经地义的。可老罗说话的口气实在让他不爱听，在他的潜意识里，那些喜欢唱高调的人都是手电筒朝外的，他从感情上和老罗拉开了距离：“老罗，坐下说，先别扣帽子！”他拿起馍又啃了一口，边吃边说，“民以食为天呀，雷锋说过，‘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如果我今晚连这个馍都吃不上，还咋睡觉？”
老罗刚坐到床边，就又站起来带着鼻音反驳道：“我就不信少吃几口饭是多大的事儿！‘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革命前辈吃草根树皮走到延安，靠的什么？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粮食，是精神原子弹。有了革命精神，啥困难不能战胜？还怕饿肚子？”
老罗说的这类话，在大学校园里是能压倒任何风向的“东风”，经年累月都是强劲的。昔日一个同学说：“精神变物质是需要条件的，你明天不要吃饭，把‘红宝书’拿出来读，看行不行？”说了这一句话，挨了几个月批。周伊波当时赞同这个观点，却未敢说出来。如今，时过境迁了，他已经不在意说出来挨批不挨批：“你明天不要吃饭，把‘红宝书’拿出来读，看行不行？”他也把脸拉平了和老罗抬杠。
魏军定对老罗本来就没有恭敬，现在看他竟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幽灵，即带着不屑的口吻说：
“老罗，你不要回古城了，陪着学生娃先在铁路上干两年，然后转到地方上来，我们都跟着你干！”
“行不行哇，老罗？说话呀！”杨槐紧追了一句。
老罗被将了一军，躺下不再说话。
杨槐不停地把烟抽进去，又一口口吐出来。他想着自己从小在关中农村长大，家乡一马平川，哪像这般天地狭小。大学毕业分来，户口、派遣证犹如无形的钢钉，把身躯牢牢钉死在这大山上，日后就要在这里待到生命终结。他一支烟抽完，刚坐下就又站起来，打破沉默：“我从初中起就背着干粮上学、住校。一上大学，没有上几天课就开始跟着毛主席搞文化，闹革命。这么多年，自己辛苦不说，爹娘为我操了多少心？毕业了，还不能报效一点点，我没有脸啊！”他的声音里带着忧伤。
周伊波闭着眼靠在墙上，杨槐的话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父亲去向不明、死活不知，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自己总想早一天挣钱养家糊口，也尽快实现当个好医生的理想。可是，来了才知道这里“如此这般”。妻子要带着一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过来，在这地方生孩子安全吗？县城连饼干都没有卖的，更不要说奶粉、奶糕了。孩子生下来，如果妈妈没有奶水，该咋办？两个年轻人，如同蒲公英的小毛毛飘落下来，能在哪里扎根？离校前，听说二班刘明智等人抗分，把户口留在古城另谋出路，大家都讥笑这类人是“逃兵”。自己鄙视“逃兵”，不可能当“逃兵”，可今后的路该咋走？与山芸在古城分别的前夜，俩人还互相打趣说对方有“阿Q精神”。在当下，若没有点“阿Q精神”能活下去吗？多年来，一些人总把“看出身，也看表现，重在政治表现”挂在嘴上绕口令，今天这样解释，明天又那样解释。可是，操弄别人政治生命的这些人，随着政治风云的起伏，自身的政治色彩也在“红”与“黑”之间几经变换。如今山芸已经不太在意有谁再拿她的出身说事儿。她还宽慰丈夫：“少想那些令人郁闷和愤懑的往事。哪里的母鸡都下蛋，即使走到天涯海角，别人能活咱也能活。”周伊波知道，几年来，可以说是从恋爱开始吧，他和山芸俩人的事，在做出抉择时，他都很有主见，山芸也总是心悦诚服地听他的，总是把心交给他揣着。而这半年多以来，在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他总是犹犹豫豫、惴惴不安。此时，他犹如游走在梦境里暗自念叨：“如果自己是光棍一条，咋都好说！”
突然，门外一个女子的咋呼声冲破了寂静：“杨槐！杨槐你出来一下！”任佳中等身材、偏瘦，有一张城里小姐润泽的面孔和白皙的脖颈，虽不漂亮，却也端庄，与杨槐很有夫妻相。
“你进来呀，进来！”杨槐在房内生硬地回答她的呼唤。
“你出来，出来！屋里又热、又闷，不方便！”任佳坚持她的要求。
杨槐板着脸，慢腾腾地把鞋穿上走出门外，对任佳放缓了口气说：“周伊波来了，昨天不是还说起过？两口子都是六三级的，见不？”
“急啥？”任佳似乎对杨槐的话不感兴趣。她站在那里和杨槐个头相差无几，俩人贴近了说话，嘴巴好像挨在了一起：“走吧，外边转转！”
“黑灯瞎火的，手电筒拿了吗？”
“在这儿！”任佳掂掂手里的提包向杨槐示意，又碰了碰他的胳膊说，“先去看姐夫那个战友！”
“你姐夫说那人是‘死呆呆’（注：死板），找他有啥用？”杨槐不悦地迈开八字步，和任佳并行着朝招待所大门口走去。
老罗朝门外瞟了一眼，冷笑着骂道：“嘿嘿！别看老杨屁嘴硬，到了媳妇跟前照样尻子松（注：粗话，色厉内荏）。”
周伊波和魏军定都没作声。周伊波感觉很累，尽管没有一点睡意，也不想多说话。这时，从房外进来一个人，径直走到房中间，对着老罗亲热地叫了一声：
“哥哎！下午没出去？”
“紫丰，坐，坐！来一根！”老罗客气地递烟，招呼着来客。
周伊波觉得来人说话的声音很熟，睁眼一看，一个前额宽阔、鼻梁高挺、满脸堆笑的年轻人站在老罗床边。周伊波非常惊讶，把老罗叫哥的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李紫丰，真蹊跷了！咋能不认识他？原先三班的名人，年级宣传部长，后来又因“隐瞒家庭问题、散播反动言论”在“四清”运动中挨批、休学。周伊波忙起身：
“哎，李紫丰，是你！”
“啊，真巧！伊波，咱们有好几年没有见了。”李紫丰转过脸，热情中略显紧张，他俯视片刻从床上坐起来的老同学，还是把手伸了过去，“以后请多关照，多关照！”
周伊波也把手伸出来：“都知道你办法大，请你多关照！”
“好说，好说！找我哥有点事儿，咱们回头再聊。”李紫丰站在原地朝周伊波客气了几句后对老罗说，“哥，咱们出去走走吧！”
俩人刚走出门，李紫丰就又匆忙折回来，笑容可掬地对周伊波说：“毕业前，我和赵春碧结婚了，你肯定记得，她和你家那口子一样，都让老保整惨了。她对你俩印象可好啦，说了几次让见到你们代她问候。”说罢又贴近周伊波的耳边悄声说，“我妈去年改嫁到罗家，继父是延安时代的。我改姓罗，一定记住，请老同学忘记过去！”他使劲眨了眨眼皮，亲昵地朝周伊波身上轻轻拍打，转身离去。
周伊波陷入了沉思，李紫丰那张题名“血泪控诉”的大字报以及赵春碧被打成“反动学生”挨批斗的场景，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房内就剩下周伊波和魏军定了。魏军定看周伊波在床上翻了个身坐起来，就上前搭话：
“老周，你爱人从康安坐机动船上来，是吗？”显然他对刚才周伊波与罗紫丰的见面寒暄并不在意。
“是啊！”周伊波答。
“哪一天？”
“算着该是今天到康安，还不知道那边买船票的情况。”
魏军定听罢，告诉周伊波：“从康安上来的机动船一天只有一班，票不好买。我爱人离开古城前就托人在康安买了票，今天中午到康安，下午就能上船；行到天黑，在半路上的镇点歇一夜，明天下午到江阳。要是以前咱们在古城认识，托人多买张票就好了。”他觉得有点遗憾。
周伊波又开始为黄山芸担心起来。他让魏军定去接船时叫上他，先搞清路径和船到的时间。他对魏军定的热情心生感激，振作精神坐起来说：
“以后俺到了医院，你身体上有啥事儿，就找俺！”
周伊波的话，让魏军定想起前天看病的事儿。他因扁桃体发炎去县医院，却找不见大夫。听说有的下乡了，有的正挨批斗不准看病。他说：“医院缺人，你们肯定能派上用场。我们工科毕业的在这儿能干啥？‘三线’地区，没有‘三线’厂，就连个汽车修配厂都没有。”他追悔前几年在无奈中度过的时光，“话说回来，我们进大学也没学到啥，只学了应用数学、机械原理、机械制图……没有到工厂见习过，连台机床都没有见过。”
周伊波听罢，安慰他说：“学机械的用途广，容易上手。俺在学校里待的时间虽长，学业仍然荒废，俺现在就是个‘虎’字牌万金油，哪儿痒往哪儿抹。非得跟着老大夫学一阵子，才能独当一面！”
魏军定从周伊波的谈话中，感觉到他是一个既率直又持重的人，不像杨槐那么口无遮拦不分场合，他愿把心扉向周伊波敞开。
周伊波看魏军定说话很诚恳，又没有第三者，就不由得也想把闷在心里的话发泄出来。
俩人从小学到大学的经历几乎相同，从戴上红领巾起就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入团后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刚上大学时意气风发，准备将来做祖国的栋梁，去解放全人类；而这几年风云变幻，变来变去又都变成了蠢材，变成了臭老九。俩人聊得很投机，互相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周伊波心里清楚，他们之间说的这些话，要是老罗没离开，肯定会被他认为是出格，要是在学校里让某些人听见，很可能已经被密报到上面了。
这时杨槐哼着歌从外边走进来，一进门就大大咧咧地笑道：“和老婆在外边亲热完了！”他带着乡土气息的贫嘴，并不令人反感。
“说说具体情节！”魏军定就势笑着接了一句。
“嗨嗨！”杨槐看着魏军定停顿了片刻，又看了一眼累蔫了的周伊波，把想说的粗话过滤了，“老夫老妻了，哪像你们年轻人那么浪漫。再说到了这鬼地方，哪还有那份闲情！”他乐意以长者自居，在斗嘴中和别人黏糊。他收敛了笑容接着说：“任佳的姐夫有个战友在城关公社当武装干事，想从他那里打听点情况。他告诉我，县革委会管安排咱的那个人，那个尖嘴猴腮的家伙，姓郎，别人都叫他‘狼外婆’，人很不地道。”
魏军定不安地问：“就是在‘分配办’见到的那个郎主任？”
“对，就是那个牛皮哄哄的家伙，说话挺冲的！”杨槐反感地骂了一句。
“他好像对分来的大学生成见挺大，好像咱要来夺他的饭碗！”魏军定很不理解县革委会门楼那么高，里面的人为什么还那么狭隘。
杨槐继续通报他的信息：“他从兰州复员回来，先在江阳中学搞人事，咋日鬼的，没过半年就调到了县革委会。”杨槐停顿了一下，看周伊波和魏军定都很留心地听他说话，就又开始了另外的话题，“真奇怪，我和任佳回来时，碰见狼外婆和老罗、罗紫丰在邮局门口说话，好像还挺熟。”
“哎，老杨！你说的这个罗紫丰我还真认识。刚才他来找老罗，一见面我就对上号了。我俩是同一年入学的，后来他因病休学到了六四级。”周伊波刚知道了李紫丰因母亲改嫁，而改换了门庭从父姓，也知道了他和三班的赵春碧结成夫妻。在周伊波脑子里，现在的罗紫丰和以前的李紫丰对接不上，这个人确实是个“变色龙”，在江阳县，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李紫丰了。不过，周伊波想以与人为善的态度让自己不再提李紫丰的从前和这个人的“阴暗面”，从当下开始就按李紫丰的叮咛，改称他罗紫丰。
“我就说，还能没有谁认得他？你注意没有，他哥儿俩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老罗那熊样，还当主任，一点派头都没有，可比他弟弟差远了！”杨槐消除了自己不认识罗紫丰的遗憾，又趁机对弟兄俩褒贬一番。
周伊波应付道：“人不可貌相，好人坏人、干大事儿小事儿，从脸上看不出来，有些猪头狗脸的还当大官呢！”
杨槐突然喊道：“只顾说他哥儿俩，差点忘了正事儿，让咱们明天早饭后到分配办开会，布告贴在县革委会门口。谁老往那儿跑？真看不见，也就算了！”
周伊波轻声道：“明天跟着你走就是了！”他十分疲倦，却仍然睡不着，他的心又飞回了古城，飞到了那个熟悉的茅草屋。
苏制安-2小型飞机从古城升空，在高空气流中颠簸了四十多分钟，越过秦岭降落在巴山北麓、汉江岸边的康安机场。这段飞行，虽然时间不长，却让黄山芸的胃肠翻江倒海。从飞机起飞到降落，她一直端着搪瓷痰盂呕吐着汤水，胎儿似乎不甘寂寞，也一直在肚子里翻滚。她庆幸没有按照婆婆的劝告多吃早餐。当机舱门打开、乘务员下达下飞机的指令后，人们按顺序往外走。山芸四周座位上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她提好网兜起身。此时，一双纤细的手从过道边伸过来扶了她一把。她侧身投去感谢的眼神，过道上站着的女同志仪态端庄，个头不高，短发齐脖，略黑的瓜子脸上微微带笑，上身的白衬衣束在扎着皮带的黄军裤里，肩上挎着一个小包。黄山芸端详一阵，惊喜地喊道：
“泞泞，怎么是你呀？一副大干部派头，差一点认不出来了！”
文泞泞靠近七年未见的老同学，见她圆脸上有几团色素斑，散乱的头发后边还是俩“短刷刷”，肚子圆鼓鼓的，衣裤宽宽大大，形体怪异，装束比中学时代更不讲究。
“我们坐在后边。你一上来，我就觉得眼熟，心想这个女同志怎么像黄山芸？后来你一直吐，又引起我的注意，打量多时才肯定是你。机舱里一直‘嗡嗡嗡’，吵死人，颠得像坐在簸箕上，没法过来。你吐成这样子，是‘反应’还是晕机？”她指指老同学的大肚子问道。她标准的京腔中略带矜持，虽然面带笑容，却没有黄山芸那么惊喜和激动。
“早就不反应了！俺这老土，以前没有受过这么高的抬举，颠晕了！”黄山芸自嘲道。她侧身站稳，亲昵地笑骂老同学：“你个死鬼，这几年到哪儿去了，没有一点音讯？”她把头巾紧裹着的搪瓷痰盂牢牢地提在手里，在观望文泞泞时注意到她身后站着个浓眉大眼、长方脸庞、年龄稍长的男同志，也穿着白衬衣黄军裤，下巴几乎挨着泞泞的后脑勺。他一直在那里静静地听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寒暄，当目光和黄山芸碰到一起时，未等文泞泞开口，便礼貌地自我介绍道：
“常听泞泞提起你，我叫郑贵，泞泞的丈夫，幸会！”
黄山芸很少听到“丈夫”这样的称谓，新社会称呼夫妻的口头语都是“爱人”；也很少听到陌生人见面说“幸会”，最多说声“你好！”她觉得他的话语中带着官腔，不知道怎么和他搭话，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即又朝着文泞泞问：
“你们这是出差？”
“说来话长，咱们先下去安顿好再细说。”文泞泞拿起黄山芸放在座位上的钢精锅等物件，扶着她小心地往外走。
他们一起到了行李提取处，郑贵去取行李。黄山芸告诉老同学自己没有托运的行李，缓步先到卫生间把痰盂洗净，出来和文泞泞找了椅子坐下，热切地聊起来。
黄山芸先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婚姻状况和现状：爱人是大学同学，他家庭原先属于红五类，这两年变黑了。她和爱人一同被分配到了康安地区的江阳县。自己已怀孕八个月，因古城和秦都两边家里都有困难，无法在家里待产，就决定到江阳报到、上班、生孩子。她乐观地朝老同学笑道：
“在医院里工作，还怕孩子生不出来？我那口子‘打前站’去了。”
文泞泞毫不怀疑学医的人不怕生孩子，她似乎更关心老同学家庭的政治状况。她清楚地记得，黄山芸在中学未能入团，问题出在家庭，后来像漏网之鱼一样，侥幸挤进大学。
“你父亲有音讯吗？”文泞泞在问话时一脸严肃，似乎不像是拉家常，倒像是在审问。
黄山芸平时总不愿别人提起所谓的“父亲”，也希望自己对他失忆，不再触碰“亲生父亲”这个伤疤。但她不能让久别重逢的老同学难堪，更何况人家知根知底。她苦笑着答道：
“说不定早死了，咋可能有音讯？”
“毕竟是亲骨肉，如果彼此都活着，谁还不想知道点对方的事儿？要是你父亲没有去台湾，母亲还活着，或者你也去了台湾，还能扛着个大肚子到深山里生孩子？”文泞泞似乎意识到自己的神情并不恰当，转而温和了一些，语调里还带着人性关怀，着实让山芸轻松了许多。而她说话的内容又是那么熟悉，那么可怕。黄山芸想起来，前些年挨批时，班里有几个不怀好意的人同样说过“父女毕竟是亲骨肉”之类的话，非要诱使她说自己如何如何思念父亲不可，然后再批她“没有站稳阶级立场，和反革命家庭划不清界限，想让反革命复辟”，等等。她从记事起，连这个人的影子都没有见过，可他们非要说她思想感情上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任凭她如何解释都没用。这类话仿佛是笼罩在她头顶上的一块乌云，压着她把头低下。几年不见了，文泞泞的装束变了，怎么腔调也变了？让人认不清摸不透。黄山芸忽然警觉起来，她扫了文泞泞一眼，反射性地装出开玩笑的样子，做出以攻为守的表态：
“你可得站稳革命军人的立场啊！”
文泞泞不以为然，仍然神情自若地说：“去台湾的并非都是坏人，也未必都是自愿的，原因很多，情况复杂。我们在工作中接触过这类事儿，有些孤身去台湾的军政人员很想家，千方百计托海外华侨、香港友人来大陆打听爹娘和儿女的消息。他们痛苦孤独，经常会对着亲人的照片以泪洗面。像你家这样的，多苦啊！二十多年音尘隔绝、月缺云残，彼此能不想吗？都是人呀！”她扫了黄山芸一眼，接着又问，“你姨夫还关在监狱？”
黄山芸注视着文泞泞，从老同学冷静而深沉的脸上看不出忧喜，没有了以前的活泼、明亮，猜不透这个一直在“又红又专”道路上高歌迈进的老同学心里到底在想什么。黄山芸点点头，叹息道：“刑期快满了，谁知道他脱胎换骨了没有，把全家都害苦了。”
黄山芸不想再谈这类话题，随即露出笑容，以赞赏的口气把话题转到对方身上：“在咱中学里，就你一个人上了军校，又到北京大机关里工作，是总参谋部还是国防部？说说你这几年的辉煌成就吧！”
文泞泞没有说明她所在单位，苦笑着答：“哪儿来的辉煌成就？”
“别谦虚了，你这个亲人解放军，在高楼大厦里，跟着大领导，咋能不辉煌？”黄山芸刚说完这句话，突然发现老同学沉默不语，脸色变得冷峻，即意识到人家的工作可能涉及军事机密，不能随便问，就朝远处等行李的郑贵扫了一眼，转头问道，“你们啥时候结的婚？”
“1967年年底！”文泞泞也向远处望望，脸上现出微笑。
“文院长和阿姨一定为你高兴！我家搬到秦都以后，很少再回去。后来听说文院长受了伤，我赶去看望，可你家房门紧锁，小院里冷冷清清。”黄山芸一直记得在中学阶段，自己即将失学之际，是泞泞的父亲——职工医院的老院长，曾两次伸出过援手帮她解困。
“他已经去世了，我母亲还健在。”文泞泞脸上现出忧伤，声调很低。
黄山芸很惊讶：“咋回事？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
“运动一开始，他就成了走资派，每次批斗过后，都浑身是伤。去年夏天这次，他撑不住了，一头栽到台下，送到急救室人已经不行了。”文泞泞情绪略显激动。
“他是医院里资格最老的转业军人，对吧？真想不到，怎么能这样？”黄山芸听说文院长去世了，除过伤心，还有不安和歉疚。
“有人揭发他有历史问题，说他在解放前与国民党‘过从甚密’，是国民党的代理人。实际上，抗战时期，他确实执行过一些特殊任务。有多少人清楚党的保密制度和组织纪律？有些事是说不出口的，也不能单凭查档案做结论！现在当权的、造反的懂得什么？想说什么就是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文泞泞的声音不高，话语却很坚定。她还说，“关于我父亲的情况，我和郑贵的领导都了解。”
黄山芸联想起公公在工作单位被人用“七节鞭”打得皮开肉绽肋骨断裂、倒在血泊里的场面，想起连十四岁的大表弟因受他父亲牵连，都得站在高凳上在大太阳下挨批斗的景象，心跳阵阵加快，不由得问道：
“你说，搞成这样，毛主席知不知道？”
“说不清！你不是问我们为啥到这儿来吗？”文泞泞接过黄山芸的话，脸上露出几丝苦笑答道，“转业了！”
黄山芸一听说文泞泞转业了，又像坐在颠簸着的飞机上，忙指着大厅门口的一个标牌问：
“就这地方？康安？”
“不是，是江阳。”文泞泞给了老同学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
黄山芸总觉得自己由于家庭和命运一直在坑坑洼洼的土地上走走爬爬，而文泞泞不一样，她一直站在高处走在高处，怎能从中国最风光的地方也来到偏远山沟？但是，黄山芸感觉到，文泞泞有一种自己根本达不到的修炼，她看似淡然的神情中隐藏着丰富的内涵，有一种经过历练后的沉稳。黄山芸意识到老同学命运的大起大落一定与她父亲投下的阴影有关。一方面为文泞泞伤感，另一方面又为在未来的日子里多了个和自己命运相同、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而高兴。她情不自禁地拉起文泞泞的手说：“真想不到，咱们又到一起了！”她看文泞泞并不像自己那样在意和老同学重逢，就又降低了嗓门感叹道，“你们从军校毕业，又在北京大机关当了几年干部，现在来到深山里，实在太可惜！”
“你不可惜？不说这些。”文泞泞知道这个自小只知道埋头读书、抬头吃苦的同窗太单纯。她不想再与这个不谙世事、不清楚时代风云变幻的老同学过多谈政治。她把话题又转到家庭，问起供养山芸、山芋两姐妹上学的葛茹芝大夫：“你姨现在咋样？”
“她身体还好，就是忙，特别劳累。亏得早早下放了，要是留在古城职工医院，也不会有好果子吃！没有想到职工医院的人那么恶！”
“听说打人的都是职工医院的‘战友’，大多数来自你们古城医学院，个个‘响当当、硬邦邦’！”文泞泞说话的时候，能肯定老同学黄山芸和打人者不是同类，而且也能猜出几分老同学在大学的境遇。她看看老同学又望望远处，见郑贵已取到行李，即邀黄山芸和他们一起到康安军分区招待所。那里有人接待，还可以帮他们买船票，如果顺利，当天下午就可以离开。
黄山芸庆幸遇到老同学，没有一点客气，缓慢地跟着他们走出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