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
好家风是润物无声的力量，值得我们时代好好涵养和传承。
由是，继《家风十章》之后，我们又编写了这本《家风十日谈：中国古人的治家良训和故事》（以下简称《家风十日谈》）。前一本书主要是从理论上阐述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家文化与家风的关系、传统家风的核心精神及其现代价值等等。虽然在这种理论阐述中也要结合一些人和事，但它毕竟受到学理论说的局限，还不足以充分显示家风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和圣贤豪杰崇高人格生命中的“活”的特点。为了补此不足，我们选出周公、孔子、孟子、诸葛亮、李世民、范仲淹、苏轼、朱熹、曾国藩、梁启超等十位代表人物，以“十日谈”的形式，用具体的人和事来彰显家风对于这些圣贤豪杰的人格塑造和人生业绩所起的重要作用。
家风是家文化的灵魂，家庭是家文化的载体，而家风的传续是通过家教来实现的。因此，重视家庭、重视家教是传承和弘扬优秀家风的前提。而优秀家风的传承和弘扬，并不局限于一家一姓，它不仅是一个家庭和家族的和睦兴旺、代有才人出，还指向了“家国天下”的一体之仁，确立了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价值的“三不朽”。它所塑造的圣贤豪杰的崇高人格成为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和人们争相效法的楷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这也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世代传承和不断发扬光大的机制所在。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以农立国，以耕读传家。《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这段话说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远古时期就不断地认识自然界与人类自身，创作了“八卦”（即后来所称《周易》）的文明成果，从包牺（又作伏羲）之世的渔猎生产逐渐进化到了神农之世的农业文明。自此之后，中华民族历代都是以农立国，而农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广大乡村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与家的联系是形成“聚族而居”的村庄，故而重视家庭和家族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历史必然。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契是尧、舜时期的人物，传说他曾担任火正，发明了以火纪时的历法，这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他还曾帮助大禹治水，后来被任命为主管人伦教化的司徒。这说明在尧、舜时期中国文化就已经有了崇尚人伦道德的价值取向，《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由孔子编纂的《尚书》是从《尧典》开始，这并不是偶然的。孟子还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同上）这也说明，至迟在夏、商、周三代，中国就已经有了以“明人伦”为宗旨的学校教育。
《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古时候是以二十五家为闾，每闾有家塾；以五百家为党，每党有庠校；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其学校称为“序”。“国有学”是指在国都设立的“国学”，而国都以外的学校则称为“乡学”。如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所说：“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其学又有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的两个教育阶段。在这套教育体制中，家塾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而在家塾之前则纯属“家教”的范畴。因此，家教是这套教育体制的基础，亦可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据西汉刘向所作的《列女传》，周文王之母就已重视“胎教”，即所谓：“大任者，文王之母……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后来周公辅佐武王灭商，又辅佐成王治理天下，其制礼作乐，重视家教，有《诫子伯禽书》流传。《礼记·内则》记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这里的一些具体细节不必详究，而从中已可见古人对于家教有详密周到的安排，其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注重儿童的品德教育，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从《论语》中可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而他对自己的儿子孔鲤也谆谆教导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由此开创了以后主要以“诗礼传家”的家教传统。孟子“私淑”于孔子，而孟子之所以能成为儒家的“亚圣”，又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正说明优秀的家教为孟子养成圣贤的崇高人格和“大丈夫”精神奠定了基础。
孟母教子实可以作为中华母亲优秀家教的一个杰出代表，她们是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虽然孟母教子的故事不止两则，但是写入《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却极具典型性。我们在童年时常听母亲教导我们“要学好”“要要强”，而“昔孟母，择邻处”也正是母教中常说的“要学好”，而“子不学，断机杼”也正是母教中常说的“要要强”。再往深处解读，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厚德载物”精神就蕴含在“要学好”的母教中，“自强不息”精神就蕴含在“要要强”的母教中。
中国文化重视家庭，儒家把孝悌作为普遍仁爱的本始，把家庭成员之间那种真挚的温暖的亲亲之情作为“仁民而爱物”的根源。这自有道德发生论的合理性，而且这也得到了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人士的认可，即《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所说：“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在孝悌与普遍仁爱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只有将亲亲之情“扩而充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是真正的孝悌。这正如孟子所说：“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如果“无以保妻子”“不足以事父母”，那么这肯定不是儒家所主张的孝悌。宋代的理学家程颐曾说：“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如果仅仅局限在血缘情感，那就是“分殊之蔽”，这不过是“私胜而失仁”，并不是儒家所讲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中国文化对家庭的重视，也折射到中国哲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中，此即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大家庭，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故而天地就是人与万物共同的父母。如《易传》所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彖传》）“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尚书·泰誓》也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孝经》）；而人与万物又都是天地所生，故人就应有“仁民爱物”或“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的道德自觉。因此，儒家的孝悌观念的扩充，就指向了“家国天下”或“民胞物与”的一体之仁。如朱熹在讨论《西铭》时所说：“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古之君子，惟其见得道理真实如此，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其所为，以至于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而非意之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美》）
钱穆先生比较中西文化，曾说：“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孔子与心教》）在此“教堂”的优秀家教中，从来不是教使孩子鼠目寸光、自私自利，而是教导孩子“要学好”，做个好人，“要要强”，做个胸怀宽广、志向远大、能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前面提到的春秋时期“三不朽”之说，“不朽”本来可以是一个在个体生命结束之后灵魂继续存在的宗教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中却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的家族传衍问题，更加被肯定的则是以“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即能为社会做出重要而持久的贡献，为人生价值的“三不朽”（《左传》）。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家文化的家教培养、家风传承中，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受人崇敬、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都是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做出了杰出成就的人。
我们之所以选出周公、孔子、孟子、诸葛亮、李世民、范仲淹、苏轼、朱熹、曾国藩、梁启超等十位代表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可作为中国历史上优秀家教、家风和实现人生“三不朽”价值的杰出代表。我们称他们为“圣贤豪杰”，而实际上他们又有所区别，周公、孔子和孟子是儒家的圣人，范仲淹、苏轼、朱熹和曾国藩是儒家的贤人，而诸葛亮和李世民则是偏重于事功的豪杰。这里的梁启超比较特殊，在他人生的前一阶段是追随乃师康有为，把学问与事功结合起来，在他人生的后一阶段则较专心于学问。他曾自诩“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清代学术概论》），故亦可称他是新思想界之豪杰。这里说的“新思想界”就已是中国近代以来古今嬗变、中西汇通的思想界，梁启超的学问与事功既继承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更具有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人格。梁启超所传扬的梁氏家风，既是他本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又成功地把九个儿女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我们从中恰可以思考，传统家风在现代的价值及其如何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新形态。
在《家风十日谈》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写下以上感想，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