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工程师们会不惜花费数亿美元在平坦、空旷的平原地带公路上设计并修建出昂贵且看似并无必要的弯道。这一奇怪的做法说明了长且笔直的道路并非确有必要。如果一定要找出个特例的话，也许你会喜欢澳大利亚的艾尔高速公路，它看上就像一根长达九十一公里的箭头，或者是美国北达科他州的46号高速公路，这条路至少有整整123公里都笔直得如同一把量尺。但真要在这两条公路上行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旅程必定会又迷茫又艰难，而且行驶在这些路上还特别容易出车祸。为什么会这样呢？相比花时间和精力来掉转方向、判断路况或频繁刹车，还有什么更简单的法子能帮助车子顺利地一路向前呢？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路上的弯道，直到我的两个熟人因为两起不同的火车相撞事故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1996年8月8日，我的同事露丝·霍兰德在离开自己位于伦敦的英国医学杂志社办公室后，步行了一小段路去往尤斯顿车站，她要在那里坐17:04的车去往米尔顿凯恩斯。列车开动约二十分钟后，在沃特福德南交叉点，司机驾车闯过了一个红灯并与另一辆火车相撞，露丝不幸身亡，另外还有69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报道出来以后，调查结论显示，露丝乘坐的那辆火车的驾驶员是在对前面两个黄色警示灯出现时都不曾做出反应的情况下，最终闯过后面出现的那个红灯的。怀着对失去了一个敬爱同事的悲恸之情，我决定找出事故发生的深层原因所在。为什么对看到警示灯要减速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这位司机都无法完成呢？而且很巧的是，这一个人兴趣又能很好地融入我在剑桥应用心理学研究所里正在进行的一个科学与医学研究课题。
当时，我们课题组正在努力寻求帮助大脑受损的病人恢复认知能力的方法。约翰是个电影摄像师，他从一辆正在行驶中的卡车上摔了下来，头部受到了撞击从而导致大脑功能受损。当我坐下来给约翰进行测试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非常聪明，对答卷上所有的问题，他几乎都能得到满分，这能显示出他的注意力、记忆力都十分超群，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我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那么，你可能就会问了，那他身上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下面是我摘录的一段谈话记录，交谈者是我、他，以及他的妻子。当我们在里间谈话的时候，他们三岁的儿子安德鲁在外面玩耍，我的一个学生在看护着他，而约翰的妻子怀里则抱着他们的另一个孩子。
“约翰，事故发生后，你有没有碰到什么特殊问题呢？”
“我失业了——大半时间里，我总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
“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记忆力或注意力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吧，这还真不好说……珍妮总说我稀里糊涂、丢三落四的……”他看了一眼坐在角落的妻子，而她看上去有些紧张。
“珍妮，你注意到他的变化了对吗？”我鼓起勇气直接问道。
“约翰，你怎么能说自己身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啊！”珍妮突然厉声说道，“昨天我叫你照看安德鲁一下，只要一个钟头而已，可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居然还是一个人在那里玩！”她的声音因为气愤而有些发抖了。
“我只是骑自行车上路去试了一下轮胎啊，”他赔笑道，“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别骗人了！”她呵斥道，“你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你脸上的表情了——你把安德鲁完全忘到了脑后！想到如果我是把老小留在家里的话……”说到这里，珍妮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约翰的生活已陷入一片混乱。珍妮威胁说她要离开他了，而且因为自己的不靠谱，他还失去了摄像师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人：我看着坐在桌子对面的这个人，从日常生活中根本看不出他会是个反应迟钝的人，他的认知功能也是完全正常的。而明明又是同样一个人，他会粗心、轻率且不可靠到完全忘记自己正在照看亲生儿子。
在测试中高分通过的聪明人约翰和坐在我对面的失魂落魄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我陷入了沉思。但在露丝·霍兰德死于那场火车事故后，有个想法突然似一道灵光射进了我的脑海。一个火车司机的致命失误和约翰在完成日常生活中例行事件时的混乱无能，这两者间是否会存在某种联系呢？我想，可能是与例行事件相关的什么东西会“关闭”掉约翰和那位火车司机身上所具备的一些过人能力吧。
所以我让约翰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这个测试模拟了列车驾驶舱中单调的例行行车程序。我设定了一套电脑程序，让1到9这几个数字随机地循环出现。对约翰的测试要求很简单，他只需要盯着屏幕，每次看到3这个数字出现的时候就赶紧按下空格键。这个任务极其单调——正如驾驶火车一样——然而令我失望的是，约翰完成得很好。即便是度过了头脑麻木的半个小时，眼前看过近千次数字，而且平均每9个数字中3这个数字就会随机地出现一次，约翰也几乎没有错过其中任何一个。至于另一个相关的实验，约翰也完成得很不错。但我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表现不会有这么好。
我还尝试过许多类似的测试，试图模拟其他一些类型的日常生活事务，但所有这些测试约翰都能完成得很到位。我是碰到了神经心理学的特例了吗？专业人士通常都会通过标准化测试来评估一个人的精神正常与否，但现在恐怕我要被啪啪啪地打脸了。约翰的妻子甚至是他的小儿子都能清楚看到的一些问题，我却无法通过这套标准化测试将它测出来——真叫人想不明白！
谢天谢地！谢谢剑桥的茶水时间！自1991年开始我便任职于其中的剑桥医疗研究委员会的应用心理学研究所（即现在的认知与脑科学研究所）多年来都有个不成文的工作规定：每天上午10:30和下午16:00，所有人都要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或实验室，喝点茶，俯瞰一下楼下大块的绿色草坪——并谈谈自己正进行的科学研究。所以呢，在对约翰身上的问题进行过研究并且失败之后，又过了好几个月的某天上午，我碰巧对坐在我身边的同事杰基·安德拉德吐槽了我的挫败感。
我告诉她我知道约翰身上一定存在一些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办法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测试方法将这个问题找出来。我还告诉她，如果要让约翰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无聊情境上的话，这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因为每次当他看到数字3或其他一些类似固定指令时，他都可以按下相应的目标按键。茶水时间结束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大约又过了半小时，杰基把我喊去了她的实验室。
“试试这个。”她说。
我看了看，原来还是我的那份简单测试，里面还是随机闪现的数字1到数字9。
“我已经试过这套题了。”我兴味索然地说。
“你才没有，因为我的要求是，每个数字出来你都要按一下，除了那个3。”她笑眯眯地回答道。
我一脸的狐疑，然后开始按键盘，除了那个3，每个数字出现我都会按下空格键。
“我的老天爷！”
我已经把这个3误按了第四次了，所以不得不继续按下去。
“天啊！别再这样了……我只是不小心呢！”3出现的时候，我又误按了一次。“杰基，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会把3误按这么多次啊？”
杰基于是大笑起来。她也一直在做这个测试，而且她也会像我一样误按，只是次数比我少多了。但不得不提的是，她也发现想要不误按的话，实在是很难啊！所以说，我开始的那套测试方法是错的？看来也真的很有可能呢。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把约翰找来，然后用杰基的方式又让他做了一次测试。庆祝自己发现了别人的病患似乎很不礼貌，但是，我真的发现了！他的测试分数比我还惨不忍睹。尽管他已经在努力克制了，但他还是误按了很多次3。而且这样一个看上去挺有礼貌的小伙子，过程中仍然会懊恼地喃喃自语，“哎哟！哎哟！”——这句话出现的频率太高，以至我们把他的这一反应直接写进了论文，而这篇以对他的研究为基础的论文发表于露丝·霍兰德去世的第二年，1997年。上述测试——我们将它命名为SART（持续关注响应测试）——现在已经是全世界通用了，专家们将它用来评估慢性失眠症到抑郁症以及老年痴呆症等的整体治疗方案。
而我也逐渐找出了问题所在：每次有3出现的时候就按一下空格键，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并非难事，因为它能很快将这一指令放在“自动驾驶”的控制模式之下。当大脑变得越来越习惯于某个新的任务指令时，它的控制中枢就会从较高的大脑皮质区转移到皮层下的一个被我们称为基底神经节和小脑的区域中，于是上面所说的“自动驾驶”模式就开启了。当你掌握了某项新的习惯性技能后，大脑的这些区域还能在不惊动皮质的情况下偷偷停止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旦你学会了骑车，你便再也不会忘记，而且后来当你再骑车的时候，你也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便能重新上手。
SART中“3不要按”的测试要求使约翰在每次看到3的时候就不得不关闭自己的“自动驾驶”模式，这对他来说就显得很不容易了。对“自动驾驶”模式的抑制会让人难以保持“自动”状态，这需要你始终保持警觉和全神贯注。那么在面对这样一种无聊任务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感觉自己难以胜任，尤其对约翰来说，难度更大。
SART将控制着人类习惯和意识的两个大脑部位放在互相冲突的位置上。控制人类意识的大脑部位始终不停地监控着人脑中有什么任务正在“自动驾驶”，查到后就会将这一任务关闭或是“抑制”。几年后，在最新的大脑成像法的帮助下，我经过研究发现，这种抑制作用发生在大脑的额叶。
相比我之前设计的其他测试，这一新的测试方式将“记住某事并按下某按键”变为“记住某事并不按下某按键”，它与我们的日常经历其实更为相似。我们的一些日常行为——起床、洗漱、吃早餐等等，都是自动的、周期性的活动。它们之所以成为常规活动，理由也是很充足的——试想一下，如果这些每天必须要做的事都需要我们去进行谋划和思考，那一天下来，我们得累成什么样啊！
不过有时这种配备着“自动模式”的周期性日常活动也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比如，最近我的智能手机内存满了，所以我需要删掉一些旧照片以清理内存。我就一边看一边按“删除”，一边看一边按“删除”，一边看一边按“删除”……一直这样继续着。只是短短十到二十秒吧，我的大脑就不可救药地把这套动作变成了“自动驾驶”模式，然后……真该死！我删除了一张自己想保留的照片。尽管刚开始清理内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提醒自己要把那张照片留下来，但我的小脑还是顺利接管了手指，并让它们趁我那粗心大意的大脑额叶在被其他一些动态有趣的东西分散了注意力的时候按下了删除键。
所以呢，想要顺顺利利地完成当天日程计划的奥秘之一就在于能够及时停止做重复的事以及不要被控制着“自动驾驶”模式的大脑部位影响到你。这就是所谓的“抑制”，并且，为了知道何时需要进行抑制，你得时刻对你自己以及你所做出的行为活动保持关注。特别是当你在驾驶一辆火车的时候，你一定得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如此看来，对人类大脑来说，最难完成的事情之一就是保持警觉，对周期性的日常活动保持关注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持续关注”。当我一直试图找出露丝·霍兰德的死亡原因的时候，我发现持续关注能力的丧失就是造成这起世界上最大火车事故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件令我惊奇不已的事：世界上有很多实验室都在利用SART来研究抑郁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因为那时我的研究重点还在于人的大脑损伤这方面。但它证明了人类应对压力的能力与SART所测评的持续关注类型是紧密相连的，对此，下一章节还会有相关介绍。
所以最终我仍然需要在实验室里通过一些方法确认约翰的家庭所面对的问题类型。现在，我已开始着手探索他的大脑到底有着怎样的运行方式，更重要的是，我要找出能够帮助他回归职场的方法，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帮助他挽留住他的婚姻和家庭。但有些事的进展真的不如我所愿。好吧，在前面我也介绍过，要约翰保持注意力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并且很显然，这种微弱的注意力应该会引发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会体现在我之前给他做过的那些测试当中——可他都完成得相当不错呢！
应用心理学研究所的喝茶时间已经过去了若干个轮回，我仍然没有找到这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接着我们就迎来了2002年诺贝尔奖的揭晓。令我高兴的是，他们将经济学类的奖项颁给了一位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搬去普林斯顿之前，他是我在牛津大学的前同事。在那里，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人的幸福感会迫使经济学家修正他们关于人类经济选择之理性基础的假设。
这促使我去重新翻阅卡尼曼的著作。在牛津大学的时候，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幸福感，我却很关注这一点，并且在几年前就阅读过他的那本《注意力和努力》。仿佛是下意识地，带着一点也许能为约翰的难题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期待，我赶紧去往图书馆，并找到了卡尼曼写的那本薄薄的、上面已经布满灰尘的书（对我的研究，这本书至少有两次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次是与约翰有关，还有一次大约是在十几年之后，当我再次读的时候，它帮助我理解了与老年痴呆症有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会在本书第五章再进行详细的介绍）。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眼睛中的瞳孔。当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的时候，你的瞳孔就会放大。而当你受到惊吓时，你的反应居然也会是一样的。但卡尼曼有另一个发现——对事物的漠视同样会造成你的瞳孔放大。当他让实验人群来做算术题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大家的瞳孔都放大了。不仅如此，任何精神上的挑战都会使瞳孔放大。例如，在一组声音中选出音高略高的那个声音，这样的测试就会对瞳孔产生同样的影响。而且他还发现，挑战越大，瞳孔就会变得越大，这种瞳孔的放大与挑战之间的关系是自动响应的。心理上产生了什么负担的话，貌似会触动大脑里的某个东西，而瞳孔放大就是大脑在发生变化的信号之一。至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我在十年前就已经有研究成果了。
而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的瞳孔肯定也在放大。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约翰可以完美地通过我的测试，在家里的表现却一塌糊涂了：挑战不同。当约翰坐在桌子前做我的这份测试题的时候，那些题目很难，于是他的大脑就能认真做出回应。当时我并没有测量他的瞳孔是否在扩大，但我敢打赌，就像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所描述的那样，面对眼前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瞳孔一定会变大。
在面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时候，比如照顾孩子们或是组织家庭活动之类的事，理论上它们也算是个大的挑战，而在约翰的脑中，这些都只不过是些日常的行动，都很无趣和无聊，因此他没有特意“打开”任何额外的大脑思考程序。正是这个隐秘的大脑思考过程使得他能顺利通过我的那些神经心理测试……除了SART。一些有难度的挑战激发了约翰要表现得更好的决心，而杰基的SART版本呢，对我来说看似容易，对约翰却未必，它可以完全暴露出约翰在我的那些测试题中没办法确定的大脑问题。最终，我感觉自己对约翰身上所存在问题的理解又上了一层楼。接着，第二起火车事故发生了。
2011年2月28日，我的一位老同事，心理学家史蒂夫·鲍德温为了参加伦敦的一场会议，登上了从约克出发的一列早班火车。大约在早上6:13分，一辆路虎牌汽车从邻近的高速公路上冲出并落在史蒂夫所搭乘列车的铁轨上，径直撞上了火车，将火车挤进一条货运火车轨道，而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火车正行驶在这条轨道上，这次事故造成了史蒂夫和另外9名乘客丧生。汽车司机被判入狱五年，因为他在行车时居然睡着了！原因则是他在事故的前一晚，通宵混迹于网络聊天室。
震惊于史蒂夫的去世之余，这事让我对露丝·霍兰德的那次事故有了更多的思考。同时，对约翰身上的问题，我也有了新的想法。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真的只是简单到完全出于肇事者的困倦吗？在一个有意做睡眠抗性研究的医学院实习生的帮助下，我和我的那些在应用心理研究所工作的同事迅速决定对此假设做些相关实验。
这位实习生说服了自己在剑桥彼得豪斯学院的十个同学同意自己将电脑放进他们的卧室，并让他们连续四天在四个不同时间段内完成SART测试——这四个时间段分别是早上7点，下午1点，晚上7点和深夜1点——而且要确保他在进入房间开始测试时，他们已经处于清醒状态。实验结果证明了我们的怀疑：当他们正处于睡意最强状态的时候，即早上7点和深夜1点时，他们会比日间清醒状态下按下更多的3。我们将总结科研结果的论文命名为《冲泡玉米片的咖啡》。这篇论文明确帮助学生们理解了为什么在午夜时分，那些睡眼惺忪的医生会更容易偶然犯下致命的医疗失误，比方说会对药物剂量计算失误，或是忘记帮病人打开吊点滴的开关，诸如此类。
上述错误类型跟约翰在心不在焉时经常会犯下的错误类型其实是一样的，它也就是约翰在生活中总会产生分心问题的背后原因。那么是否就像剑桥大学的学生在深夜实验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某种类型的睡眠不足就会导致SART的得分较低呢？
所以，约翰仅仅是个睡眠状况不佳者？我那两位敬爱的同事的去世只是因为两个司机昏昏欲睡吗？想要保持一个好的持续关注状态，只需要保持绝对清醒就够了吗？好吧，只是碰巧像约翰这种大脑受损的人，确实一般都会是个睡眠状况不佳的人吧。而尽管在露丝·霍兰德的案例中，那位司机的情况还没有个明确说法，但史蒂夫·鲍德温确实是死于另一个在行驶中进入了睡眠状态的汽车司机。于是我便再次陷入沉思，睡眠与注意力这两者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我决定撩开记忆的面纱，将自己之前曾进行过，后来又搁置了的关于睡眠与大脑间关系的研究再度提上日程。
我记得那几位剑桥大学的学生都是在深夜1点和早上7点之间打瞌睡的情况最为严重，因为在他们的大脑中，控制着“昼—夜”“睡眠—唤醒”的生物钟早已深植于大脑中一个叫“视交叉上核”（SCN）的地方。这个生物钟就好比我们大脑中的一个开关，通过抑制化学信息的传递，降低人类大脑皮层的细胞活跃程度，帮助我们进入睡眠状态。然后到了早晨它又会重新启动，帮助我们解除夜间的抑制状态，让大脑恢复清醒与活力。这一机制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记忆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个好的夜间睡眠能帮助我们将一些新鲜经历转化为新的记忆并存入脑海。但它将怎样解释学生们在SART测试中的失误呢？对于睡意与注意力这两者间是否会相互影响，我们是否也能从中找出一点细微的线索呢？
然后时机非常凑巧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盖里·奥斯顿—琼斯和他的同事们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中首次提到睡眠生物钟与人类大脑中一个名为“蓝斑”的重要关注力部位紧密相关。这个位于脑干深处的微小细胞群几乎是大脑的关键信息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唯一来源，当然，这个信息素在美国通常被叫作“降肾上腺素”。它是帮助我们凝聚注意力的少数信息素之一。奥斯顿—琼斯发现，当我们注意到某个新鲜事物或者某个令我们感到惊奇、有潜在好处抑或是令人害怕的事物的时候，蓝斑（通常简写为LC）就会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将去甲肾上腺素迅速散布到几乎整个大脑，它的传播速率远远超过如多巴胺一类的更为人熟知的化学信息素。
所以当“睡眠—唤醒”控制器，也就是视交叉上核开始关闭日间功能并为人类进入睡眠状态做准备的时候，它的部分行动目的就是要安抚好LC这个特别活泼的小孩子了——LC实在太容易被新鲜的事物、令人惊讶的想法以及墙面上某个有趣的图案激发出活力了！它会降低LC以及大脑中其他的一些兴奋中枢的活动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安然进入睡眠状态，不再被那些或刺激，或新奇，或可怕的想法打扰。
然后当我们头脑昏昏沉沉地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大脑中SCN的控制力就会有所下降，而LC的活力则会重新被激活。同时，大脑中的其他中枢仍会受制于SCN，一定程度上就牵制住了它。可能在这个时候再来喝上一杯咖啡的话，LC的活力就能进一步摆脱睡眠控制器的束缚，从而让你变得更加清醒。
睡意与注意力就像一对分不开的竞争对手那样把控着我们的意识。睡意中存在着一个缓慢的“昼—夜”循环周期，通常我们将它称为“昼夜节律”。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个节律的时长都各不相同，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节律的时长也会有所改变。众所周知，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总是会晚睡晚起，对年纪大一些的成年人甚至是年老的动物来说——节律就有所改变了，他们更倾向于早起，而且通常也会比年轻的时候睡得更早一些。
相比上午11点，要在凌晨4点集中精神似乎难度会更大些，用咖啡冲泡玉米片的需求似乎也会更大。因为在凌晨4点的时候，SCN这个睡眠控制器正在值守并抑制着LC。想要在夜间找出问题解决方案或是进行学习就很困难了，因为LC无法释放出大脑所需的、足够数量的去甲肾上腺素来帮助你集中注意力或是进行学习。
但即使是在时间仍然较早的晚上，即使你的警觉时间尚未到达SCN的启动时间节点，你也未必能保持注意力的集中。请记住，LC和SCN始终是处于竞争态势的，彼此都想关闭对方的开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LC的活力开始下降的活，视交叉上核就早已在旁蓄势待发，时刻准备着上位，去窃取大脑中它最爱的那件睡眠斗篷。那么到底哪种东西会降低LC的活力呢？一场乏味的演讲、一场无聊的电影或是某个平淡无味的故事都能达到此效果，同样，毫无疑问地，能达到同样效果的还有——一条没有弯道的公路。
所以这就是工程师们要花那么多钱在公路上建造出看似毫无意义的弯道的原因：将蓝斑从它的竞争对手——控制睡眠的SCN手中拯救出来。与一个言语平淡的讲师会将听众引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同理，一位富有感染力的讲师则会让昏昏欲睡的学生们重新振奋起精神。所以在公路上修建一个简单的弯道，可以让无聊的驾驶体验变得足够有新意，这一程度适中的挑战能让LC为大脑分泌出更多有着抑制睡意作用的去甲肾上腺素。
史蒂夫·鲍德温去世的原因是，在那位将他所乘坐的火车撞出轨道的路虎车司机的脑中，蓝斑在与视交叉上核的对抗中失败了。他那天早上无法保持良好的清醒状态，因为头一天晚上的缺少睡眠使得SCN在他的大脑中占据到了有利地位。而在深夜一点的SART测试中表现不佳的学生们则与那位司机有着类似的昼夜节律，同时，这也是约翰身上的问题的根源所在。
我知道低水平的去甲肾上腺素会引发睡意。所以我不禁很想知道——这种大脑中的重要化学信息素的缺乏是否也能解释约翰身上的问题呢？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我没有办法来测量大脑中去甲肾上腺素的多少，所以我也无法对自己的这一假设进行检验。我的研究进入了瓶颈期。
这个时候我已经搬去了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在那里，我的一位同事麦克尔·吉尔，当时正在研究遗传学中的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症。能够诱发ADHD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在偶然一次与麦克尔的交谈中我得知一种致病基因，如果一个孩子从他的母亲或者父亲甚至是两个人的身上遗传到了一个或者两个这种基因的话，那么相比体内没有这种基因的孩子，他们日后患上ADHD的概率会大上很多倍。让我感到异常兴奋的是，这种名为DBH（多巴胺β羟化酶）的基因对去甲肾上腺素到底会产生多大影响，这对大脑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约翰身上所显示出的注意力障碍类型是否真的与LC和去甲肾上腺素相关呢？直到这个时候，我终于有机会看到上面这个导致史蒂夫·鲍德温英年早逝的原因的假说能否被证实了。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体内带有一到两个致病基因的患有ADHD的孩童大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则会偏低，而且相比体内没有这类基因的ADHD患病孩童，他们在SART测试中的得分也会相对偏低。
我们设法取得了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进行研究的许可，并雇用了一位才华出众的澳大利亚博士后马克·贝尔格鲁来进行实验的跟进。为了找到我那个问题的答案，马克花了两年时间在爱尔兰境内四处巡游，专门对已经确诊ADHD的儿童进行测试。这是一个有些冒险的预测：所有患上了ADHD的儿童，他们都有着类似的注意力不集中和冲动冒进的症状。我们预测SART测试能将这些没有进行预先分类的患病孩童自然分类，这些身上带有致病基因和没带致病基因的孩子对他们大脑中去甲肾上腺素的影响程度也将会是有区别的。
当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忍不住发出了欢呼声。我们不光通过SART测试将身上带有DBH基因和不带DBH基因的孩子进行了区别，而且那些体内携带了两个致病基因的孩子在SART测试中的错误率会高于体内只有一个致病基因的孩子。同时，这两者在SART测试中的错误率通常又会高于体内没有那个致病基因的孩子。最后，我开始寻找构成良好注意力的重要成分——注意力、挑战和大脑化学反应这三者间的联系纽带。
但是，总是与科学形影不离的东西又出现了——又一个新的疑团开始困扰着我。在上一轮实验中，我的研究对象是一群特定的、患有ADHD的儿童。而如果注意力和去甲肾上腺素真的与公路上的弯道、注意力涣散的父亲以及出了交通事故的司机有关，那么我应该将这些关联在一起的事物放到正常、健康的成年人中进行研究才对。于是我安排自己在圣三一学院带的一位名叫席亚拉·格林的博士生来对一些都柏林人进行测试，他们体内分别带有零个、一个或两个能对大脑中去甲肾上腺素产生影响的基因。
席亚拉的测试结果证实了我的理论。在正常、健康的成年人当中，有基因令他们大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分泌量轻微少于其他人的，在SART测试中通常会比其他人更多地做出“哎哟”这样的懊恼反应，同时也会按下更多的数字3。所以说，这就证明了我的理论并不只适用于患有ADHD的孩子，对此我表示欣慰。
对科学家来说，一些细微的、抽象的事情就能让他们变得很兴奋，而对普通人来说，要让他们从眼前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相关的学术论点，那他们恐怕只能摸摸头一笑而过了。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我想知道在看到数字3的时候就按下空格键、有去甲肾上腺素或是没有去甲肾上腺素，诸种情况对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很重要。我的同事，临床心理学家汤姆·曼利则很高兴帮我一道寻求答案。
汤姆和我邀请了两组正常、健康的成年人来做实验。这两组人之间只存在一点区别——注意力集中的程度不同。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牛津大学的同事，伟大的心理学家唐纳德·布洛德本曾设计过一个“认知失误问卷”，用以测量人们心不在焉时的倾向程度。下面就是问卷中的一些问题——你觉得适用于自身的答案越多，就证明你在日常生活中心不在焉的情况越严重。每个问题你都可以用“很经常”“经常”“偶尔”和“从不”来回答。
●当你在阅读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没有看进去，所以你需要回过头再看一遍？
●你会发现自己忘记了为什么要从房间的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自己在专注地看，但仍然会错过信号灯的指令？
●在选择方向的时候，你会左右不分吗？
●你总是会撞到别人吗？
●你总是会回去检查自己是否关了灯、关了炉子或是锁了门吗？
●当有人在向你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在听吗？
●你会在说完一些话之后才觉得自己有口不对言、侮辱他人的嫌疑吗？
●当你手头上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你会听不到旁人在跟你说话吗？
●你会很容易被激怒，事后又后悔吗？
●你会遗失重要邮件、信息或是好几天都忘记回复他人信件吗？
●对于你很熟悉却走得少的道路，你会忘记在哪里转弯吗？
●当你在超市里选购物品的时候，会出现你想要的东西一直摆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这种情况吗？
●当你在思考自己是否正确使用了某个字词的时候，你会突然走神吗？
●做决定对你来说很难吗？
●你会忘了自己有约会吗？
●你会觉得自己很容易将钥匙或眼镜这类东西遗落吗？
●你会不小心将想要保留的东西扔掉，而将要扔掉的东西保留下来吗？
●当你应该认真聆听的时候，你会走神吗？
●你会忘记别人的名字吗？
●你会正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突然又分心去做另一件事吗？
●有时候有些话“就在嘴边”，你却实在想不起自己要说什么，会这样吗？
●进入商店后你会忘记自己要买什么吗？
●你会总是掉落东西吗？
●你会发现自己开口以后总想不起来自己要说些什么吗？
在这套问卷中，你能拿到的最高分是125分——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哪个人会对上面这二十五道题中的每一道都回答一个“很经常”。心不在焉的状态是持续性的，但大部分成年人在这套测试题中的平均分都会在40～60分之间。
我们还发现，像摄像师约翰这种大脑受损的人身上通常都会有这类型的问题。但是这个人群呢，比如约翰本人，并不会特别留意自己身上所体现出的心不在焉的行为。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缺少自我意识与这类型的注意力障碍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对此，我会在第四章进行详细解读。
约翰的家庭日复一日地忍耐着约翰做任何事时的心不在焉，其他有着大脑受损家庭成员的家庭，也在忍受着同样的事。更值得一提的是，在SART测试中的表现越差，家庭对这些人在做事时心不在焉的抱怨就越严重。所以我的临床心理学家同事们都确信，SART测试绝不是一场与人们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不接地气的电脑测试：恰恰相反，它能很准确地预测到大脑受损人群每天的日常生活会有多么艰难。
但这一测试会与你我这种并未遭遇大脑伤害的人有关系吗？或者说，它与平时表现很正常但会在关键时刻注意力涣散从而造成致命车祸的司机有关系吗？汤姆和我安排一些正常人也做了SART测试，这些人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知失误——分数出来之后，可以确定的是，在SART测试中，相比那些得分低的人，平时心不在焉的程度更严重的那群人的错误率几乎是他们的两倍。
但是，像所有科学研究一样，你得继续去寻找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我想知道，如果在智力水平相似的情况下，有心不在焉倾向的人群是否会比正常人群更难以达到注意力集中的状态呢？也许在SART测试中对去甲肾上腺素更为敏感的这类人群并不会与常人有所不同呢？
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我们又编制出了一个与SART很相似的测试，但这个测试与SART的区别就在于，平均每一秒都会有一个数字冒出来，这个数字就是3。感觉上它会与正常的SART测试有很大不同，因为在正常测试中，3这个数字只会随机地出现在10%的总测试时间内。在这个出现概率占总测试时间50%的新版测试中，数字3的出现仍然是随机的，但出现概率提高了不少，而且测试参与者们几乎不会被拐带，甚至没有机会误按下其他所有数字。
结果正如我们所预测的那样，有心不在焉倾向的实验人群和其他正常人一样，很好地完成了这套测试——约翰也不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一样的：挑战。数字3的频繁出现刺激到了约翰大脑中某个面对日常生活时会无动于衷的部位，而这样的刺激对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爱丢三落四的那群人也一样有效。同理，土木工程师只是简单地分析了一下事故统计表，就知道了在修建公路时，他们需要设计出一些弯道来提高大家的注意力。
数字3的出现概率达到50%的这套新版测试题，就如同公路上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弯道一样，因为有挑战的存在，所以你就要一直保持警觉和专注。在上述环境条件下，约翰和我们这些有心不在焉倾向的实验者在进行处理时都不会觉得很难。而一旦这种持续性的挑战消失，处理时需要动用他们大脑中遗失了的“那个物质”的时候，他们就会明显力不从心。
从我们对ADHD患者进行的研究可以看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来验证之前的那个理论：约翰身上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他大脑内部缺少了去甲肾上腺素造成的。但我心中仍有疑团存在：“他们大脑内部”能确保充足供应遗失了的“那个物质”的控制中枢具体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这种关注力与大脑中的去甲肾上腺素密切相关，但这种如公路上的弯道一样至关重要的物质到底是由大脑中的哪个部分负责供给的呢？为了速战速决提高效率，我与汤姆·曼利，还有我剑桥大学的同事们一起完成了一项关于SART的脑成像研究，此外，还与多伦多若特曼研究所的布朗·拉文尼一道，又进行了一次同样的研究——而两项研究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
大脑前方的右部外侧，通常所谓的“额叶前部背外侧皮层”——大致对应着你大脑外右侧太阳穴位置——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在大脑中释放去甲肾上腺素的工作。要知道，这种物质与公路上的弯道一样对人至关重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新发现，因为这同时也证明了，人脑内的同一部位还参与了比保持注意力更有意思的另一件事——自我意识，我在几年后发现它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积极应对压力的重要因素。
但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帮助约翰呢？他在家里的表现已经越来越差，而且一直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需要一些弯道来帮助集中注意力，但我要怎样才能把这些弯道建造出来呢？我要怎样才能把实验成果转化为一个对约翰来说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呢？最终的答案，来源于克里斯汀……
克里斯汀，一位来自剑桥北部沼泽地区的七十岁的老太太，她为人非常温和友善，由于她的右侧大脑受到了中风的影响，所以她不光左侧身体偏瘫，还罹患了一种被称为“空间忽视”的疾病。在这种特殊病人眼中，他们的所有行为都似乎显示出左侧的世界是完全不存在的。举个例子吧，比如他们在看报纸时，只能看到报纸右侧的内容，吃东西时也只能吃到盘子右侧的食物，只能与坐在他们右侧的人进行交谈，诸如此类。
然后有一天，似乎是出于直觉，也似乎是受到我之前做过的一些研究的提示，我发现我可以通过用拍手或蜂鸣器制造出某种随机的噪音来帮助克里斯汀将注意力集中到左边来。
我们发现对其他一些深受此病困扰的病人来说，此举同样有效，于是将这一研究结论发表在了一本名为《自然》的科学期刊上。这项研究背后的理论思想就在于，突发的声响能促进病人的警觉性，而且又因为警觉性是由人的右脑控制的，它能同时提高病人对左侧空间发生注意的能力。或许同样的理论在约翰身上也能奏效呢！
与此同时，汤姆·曼利和我也发现了另一个测试同样能够找出约翰身上的问题。我们在电脑上为他设计了一项虚拟的工作——宾馆前台。我们让他假装成一个宾馆的前台工作人员，现在他手上有五个不同的工作任务，这些工作任务都不可能在半小时内完成，而我们则要求他在十五分钟内完成。第一项工作任务是校对广告传单；第二项工作任务是将慈善箱内的捐款硬币按不同的面额进行分类；第三项工作任务是为一场会议摆放姓名牌；第四项工作任务是整理客户的宾馆账单；第五项工作任务则是为一场营销活动收集电话号码。我们告诉约翰，他肯定无法及时完成任何一项工作任务，但是他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等量的五项任务。完美的分配方案应该是花三分钟来对付硬币，再花三分钟来对付会议的姓名牌，以此类推。
事实上，日常生活中大多数工作都是这样的。你手上可能有很多事需要完成——就像杂技中的“接球”一样——但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其中任何一件。事实上，一般来说，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从一件事跳至另一件事，应付好每一个不同的要求，搞定后又回过头来完成之前要做的事。约翰在此间的表现却非常糟糕，而这就是他倍感压力的原因所在。
事实也是如此，当我们将已经被命名为“宾馆测试”的这套题目交给他之后——约翰的表现确实是让人不忍直视。尽管他面前就有一个很大的时钟，但他好像还是全然忘记了自己应该将任务时间进行分配，所以在做完上一件事后，怎样与下一件事进行衔接他也是全无概念。最后，连他家那位全程都在进行旁观的妻子珍妮都看不下去了，他这种注意力没法集中的人所做的事，谁看到应该都会泄气吧：比如他会一门心思地把捐款箱里的硬币进行分类，光是做这一件事，他就花了整整八分钟。接着他好像就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手上好像还有其他任务没有完成，于是他就马上去制作会议姓名牌了，于是时间又流逝了五分钟。在剩下的最后两分钟时间里，他才开始手忙脚乱地查阅电话号码。他没有做校对工作，更没有时间去整理账单。所以也无怪乎他无法胜任任何一种工作了。
那么现在，是时候为约翰大脑中的“道路”设置几个“弯道”了。我们的“弯道”就是由蜂鸣器随机发出的、每十五分钟就能出现六次鸣叫声。令人欣喜的是，只需要简单地制造出一些这种无意义的提示声，就足以将约翰这种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人转变为一个能圆满完成多项工作任务的虚拟宾馆前台。他能同时着手做好这五项工作，并且在规定时间内，还能将每项工作的工作量都完成得很平均。按响一个蜂鸣器就好比是公路上设置的弯道，它能帮助约翰表现得像个正常人。我们接着对十个与约翰有着类似问题的人都用这样的方法进行了一番测试：结果就是它对他们同样有效。
所以我们计划帮助约翰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不过仅限于在十五分钟之内。当他留在家里照看自己的小宝贝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测试能起到什么作用吗？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克里斯汀上场助攻了。通过拉响一个蜂鸣器，我们已经帮助她变得更为警觉，并且对发生在她左侧的事物，她也已经能够进行留意，但我们还在努力找寻方法帮助她脱离蜂鸣器，学会自主留意。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它是这样起作用的。
首先我们与克里斯汀讨论了她是怎样变得无法集中注意力直至完全无视周遭的事。比如，她女儿就发现通常是在探访时间的中期，她会慢慢变得反应迟钝和茫然，这让她女儿很是无语。渐渐地，克里斯汀也发现了自己身上总是会出现这一问题，所以每次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时，她也会沮丧不已。
“克里斯汀，你女儿说在她们探访你的时候，你们聊着聊着你总是神游天外，无视她们了？”
“她们确实是这样跟我说的，可当时我的反应是怎样的，我本人是完全没意识的。不过有时我会发现她们都在盯着我看，这时我就知道我刚才肯定是又走神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也不清楚……我觉得可能是在中风后，我变得有些嗜睡的缘故吧。”
“那我可以做个测试吗，克里斯汀？我想要击个掌。”
她略带疑惑地看着我。
“悉听尊便。”她笑着回答。于是我将手掌重重地拍响了一下。
“你体会到什么不同的感觉了吗？”我问道。
“我有种被惊醒的感觉。”她说。
“意识方面更警觉了吗？”我继续追问。
“哦，还真是——刚才就像喝了一杯浓咖啡似的。”
“那我还能再试几次吗？”
“完全可以啊。”
我静静等待了一阵，直到她开始习惯性地环抱着双手想要入睡，于是我马上又击了一次掌。她的头马上抬了起来，睡意全无的样子。又击了几次掌之后，我问道：“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学会刚才的那套方法吗？”
“自己击掌吗？”
“哦，不是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什么也不做，你也能让自己找到刚才的那种感觉。”
“我是很想呢，可是怎样才能做到？”
“如果你想的话，你随时都可以击掌啊，不过下面这三件事，可能会比击掌更简便哦！首先，挺直身子站起来，然后做个深呼吸，最后你可以对自己说个单词或是一句话，只要它能帮助你找到那种清醒时的感觉就行。你觉得自己想说句什么话呢？”
“快清醒吧。”她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棒极了，现在你会自己做这个词语检索游戏了吗？以后当你再感觉自己精神涣散想要睡觉了，你能做到我刚才说的那三件事吗？如果我看到你又注意力不集中了，而且也不记得我刚说的话了，请放心，我会提醒你的。”
几分钟后，克里斯汀果然又没法集中注意力了，但她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为了提醒一下她，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几秒钟的停顿后，她挺直身体站了起来，做了一个深呼吸，并大声说了句：“快清醒吧！”
“有效果吗？”我问她。
“当然有，”她笑着回答道，“我完全清醒过来了。”
在接下来半个小时甚至更长一些的训练时间里，克里斯汀几乎都能够通过自我惊醒程序重新回归到清醒状态，这期间我只是提醒了几次而已。进行了几次拜访之后，她已经能将这种方法融入自己的生活习惯当中，而在此之前，她连想都不敢想呢！她的注意力集中的频率已越来越高，她左侧身体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这意味着，出去散步时，她再也不用担心会有注意不到的东西伤害到自己了。克里斯汀的女儿对自己的母亲看起来越来越“在状态”感到十分欣慰，而且在与母亲谈话时，她们也终于得到解放，因为她们再也不用说着说着就要把母亲摇醒。现在，她们只需要等着母亲自己回过神来就行。
这一非常简单的技能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一个直接的身体姿势或是一个深呼吸，都能加强大脑的觉醒。说一句提示性的话则能够帮助大脑建立起一个类似“注意力唤醒机制”的开关。换句话说，为了起到集中注意力的作用，这句话也可以换成某个计划或者意图。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对其他一些有空间忽视症的病人同样有效，所以我将这种方法发展成了一种理论，一种康复治疗师可以在常规治疗过程中帮助病人进行训练的理论。
我们也在约翰身上尝试了这一方法。他的提示话语是：“注意力集中起来！”他已经学会了在一天中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对自己说一句：“注意力集中起来！”然后挺直身板站起来，思考一下他当时正想要去做一件什么事。一开始，当他发现自己总是忘记要去看一下自己那极度活跃的三岁儿子在隔壁房间玩些什么的时候，他总是会陷入恐慌。但渐渐地，利用这一简单的心理调适法，他变得不再浮躁。他从来都不敢想象自己有天能重新回到摄像师行业中去，他只是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找了一份兼职而已。一天下来，不管他正在做什么事，他总是需要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公路弯道”心理调适法。而这个方法，也已然成为一个不会打扰他正常活动的生活习惯。家庭生活的压力不再像以前一样让他感觉不堪重负，他的孩子们也能感觉到更多的安全感了，他的婚姻就此得到挽救。
丹尼尔·卡尼曼向我们列举了很多公路上的弯道——任何一种挑战都称得上是弯道，换句话说——它提升了我们的眼界，让大脑清楚地知道要去迎接挑战。普林斯顿的盖瑞·奥斯顿—琼斯和他的同事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当动物注意到某个重要事物的时候——某件事、某个想法、某种情感等等——小小的LC就可以分泌去甲肾上腺素，迅速将消息传遍大脑。但是，LC和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方面，卡尼曼所言及的扩大的瞳孔作为另一方面——这两者间会不会也存在着某种联系纽带呢？
我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同事们，皮特·莫非、乔什·巴斯特、雷蒙德·奥卡内尔以及我本人，直到2013年才发现了被忽视的纽带。我给一群实验志愿者安排了一项简单的、与注意力相关的任务。我安排他们都躺在实验室的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上，准备对他们的瞳孔直径进行扫描。在大约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他们需要观察头顶屏幕上所显示出的一些斑点，当偶然出现了某个大一些的斑点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按下一个按钮。这项任务很枯燥无聊，但也算是个强度较低的心理挑战，所以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实验结束后，志愿者们的瞳孔直径都由大变小了。但我们的“挑战”就随之出现了：在去甲肾上腺素这一大脑兴奋度的唯一来源——这个小得微不足道的、直径只有两毫米宽的大脑内部细胞丛——和实验志愿者们的瞳孔活性之间，我们能否探索到这其中也存在着某种若隐若现的联系纽带呢？
当然可以。LC的激素传递与瞳孔的放大和缩小就是同步的。而且，一旦目标物出现，瞳孔和LC就会同时注意到这个挑战——就像路面上的弯道一样。大脑内部去甲肾上腺素与瞳孔放大之间的这种联系，终于首次被公之于众。
而现在，我们仍然无法确定约翰大脑内部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因为他的案例是在我最终发现“去甲肾上腺素—瞳孔联系理论”之前很多年发生的。所以我们还在尽最大努力去挖掘他的大脑活动机理，这次我们使用的方法是通过皮肤的排汗反应来观察去甲肾上腺素活动。这一方法就是所谓“对抗或飞行反应”的普及迷你版本，它意在收集并分析人在应对危机或挑战状况时的身体交感神经系统反应。
去甲肾上腺素是实验连锁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激素，它能在我们需要进行搏斗或是迅速跑动时指挥我们的汗腺排出汗液，从而降低人体温度，提高行动效率。皮肤的排汗状况看似微不足道，却与大脑中去甲肾上腺素的扩散与回落密切相关，所以它也能被视为观察大脑活动的大概标志。它与我们所发现的人眼睛里瞳孔的秘密是相对应的——如果你看到了某些有趣的、困难的、有吸引力的或是令人恐惧的事，你的瞳孔就会因为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而放大。
我们与莎莉——一位被诊断为多动症的成年病人也进行了会面。她告诉我们说，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在尚未成年时就被确诊，因为她发现留在学校读书简直是一种太过无聊的折磨，而且心情也一直因为自己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和冲动而搞得非常沮丧，没办法振奋起来。我之所以能见到莎莉也是因为她志愿加入我们的一项实验测试中，而我们所做的这种警觉力训练，在脑部曾受过创伤的摄像师约翰身上显示过它的积极效用。
为了帮助像莎莉这样患有多动症的成年人，我的同事雷蒙德·奥卡内尔和我一致决定将皮肤排汗测试作为他们产生警觉的信号。一旦出现了某些新鲜的、令人惊讶的、有趣的或是令人感怀的事，不仅你的瞳孔会放大，你的皮肤也会发生轻微的排汗反应。正如丹尼尔·卡尼曼所言，即便是单纯使用心理测试，你也会有上面所说的反应。如果我们想要将患有多动症的人的实时排汗状态显示出来，我们只需要在电脑上做一个动态图表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反馈”的类型之一。
生物反馈就是通过一些指标显示出人体或大脑在正常情况下意识不到或感觉不到的信息。例如心跳频率、血压或某一特定肌肉群的紧张度等等。如果只是简单地注意到这些信息，再通过某项实验或某些研究人员目前也无法完全理解的错误方式，你可以经常来学习怎样去控制它们，但未必真实有效。而关于这些实时反馈的信息——比如心跳频率——你确实可以尝试通过很多种方式去降低或提升你的心跳频率，最终，你就可以找到最常用的一种，这些古怪的方式可能你们自己都无法解释，可是它确实有用、无害。在电脑屏幕上则更为直观，人们只要通过挂在身上的皮肤电导就能在屏幕上看到相关数据的缓慢升降。下面就是我们对一位患有多动症的实验志愿者珍妮所进行的指导。
“珍妮，你有没有看到那条直线一直在动？”
她点点头。
“它就是对你的手指部分皮肤所进行的双电极记录。如果你感觉无聊或是想睡觉，这条线就会往下延伸，而如果你感觉兴奋或是恐惧，它就会向上扬。如果你只是保持着普通的警觉，它会始终在中间位置向前延伸。明白了吗？”
“听懂了。”她一边说着，一边用双眼紧盯住那条在屏幕上游走的直线。
“现在呢，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会站在你后方的这个位置拍一下手掌。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她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那条线已经在向下游走——珍妮也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屁股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显然，这是因为她已经感觉有些烦躁和无聊。于是我在她脑后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哎呀！”她惊叫道，并且转过头来看了我一下。
“你看下电脑屏幕。”我说。
那根线条就像是要在屏幕上描画出一座高山的山峰一样，陡然走高。我们静静坐着，看着它随后又下降到山脚下的大本营。就像是对克里斯汀那样，这样的实验过程我又在珍妮身上重复了几次。每次，这张图表都会有高峰的出现。
“现在轮到你自己来了。”
“什么意思啊？”她问道。
“我希望你能够自己控制大脑，然后通过你的皮肤出汗反应来自行制造出屏幕中的高峰。”
“我应该怎么控制啊？”
“回忆一下在我击掌后，你的身体产生了什么感觉呢？在你的头脑中自行想象一下那个感觉，然后尝试着将它创造出来。”
我注视着珍妮，她正在努力尝试着控制自己的大脑觉醒系统。过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且她坐在那儿都开始有松懈的迹象了。
“哎呀，来了！”她突然大叫一声，手指着屏幕上那条正慢慢走高并呈现出峰丘的线条。
“太棒了！”我说，“现在再试一下吧，让这线条的起伏更突出些。”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珍妮就利用自己的皮肤电导制造出了多个高山巅峰般的线条。
“真是太神奇了！”她说，“我真的能够控制自己的大脑了吗？”
“你当然可以啊，珍妮，我们觉得你是给自己的身体注射了一种你自己分泌的、能够帮助你提高警觉力的药。它的名字叫去甲肾上腺素。”
“好酷！所以我现在可以自己给自己配药了吗？”
“当然了。你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学会给自己注射一点这样的药物，特别是当你要去做某件重要的事情并且确实不想搞砸它的时候。”
“比如当我需要为老板校对我的月度报告的时候。”
“确实如此。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确实需要给自己注射更多一点的药物。”
“还有就是当我需要去男友母亲家吃晚饭的时候——我曾经没留意就把一些愚蠢的话脱口而出了，这让她很不开心，后来我和我男友还大吵过一架呢。”
“听上去，在那种场合下你确实需要加大剂量。”我开玩笑道。
在进行这种生物反馈测试约半小时后，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像珍妮这样患有多动症的成人志愿者都能自主学习把自己“摇醒”。因为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瞳孔的扩大也能作为去甲肾上腺素活性的一项测量指标，我们便无法证明这一点，但我们猜莎莉和其他一些志愿者应该都学会了为自己“注射”去甲肾上腺素。我们还发现，正如在SART测试中看到3就要按下空格键那样，如果人们能够经常进行上述练习的话，他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因为冲动而犯的错误也会相应减少。
现在，每次“注射”都只能持续几秒钟，而且我们也无法想象最终增加的去甲肾上腺素在莎莉大脑中的具体激素水平。我们现在想要做的只是培训像她那样的患有多动症的志愿者能够进行自主“用药”，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帮助下，每到一些他们所认为的关键时刻，每到犯了心不在焉或是冲动的毛病让他们陷入麻烦的时刻，他们就能为自己“注射”一点去甲肾上腺素（对此我们仍持怀疑态度）。
莎莉逐渐意识到了要将这些危险时刻进行分类。对她来说，危险时刻指的不过就是那些没有特别挑战出现的时刻，还有就是单调的日常工作时间。不过不管是不是日常工作，她都需要对这些工作负责，她需要集中精神来写工作报告，或者是认真对会议内容进行记录，等等。对这位聪明的女士来说，大多数时候她都能轻松应对这些工作任务，但这也会给她带来容易走神的巨大风险，她的公司也会相应地付出一些代价。
所以莎莉学会了辨别这些危险时刻——当她在工作日里要完成一些例行但又很重要的工作任务时，她就知道是时候使用自己之前学会的那套自我警醒方法了，于是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她会反复多次进行练习，自行给予她的大脑“注射”足够天然和足够安全的去甲肾上腺素以帮助保持注意力的集中，避免在工作中出错。在会议过程中，每当感觉自己有分心走神的趋势，莎莉也会使用这套方法以避免遗漏记录会议要点。这些都帮助她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工作表现，她也变得更加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了，因为后面你就会知道，无聊感也会造成人的情绪低落。
我带的博士生西蒙娜·萨洛莫内、同事雷蒙德以及我本人所进行的实验都证明，我们的方法不仅仅对莎莉有效，还对很多跟她有着类似病症的人群同样有效。在他们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自我警醒训练后，相比另外一组使用安慰剂训练疗法的实验人群，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涣散和冲动指数都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此外，他们还呈现出了更低的抑郁倾向，在注意力测试中的表现也更为优异。
之前我就已经发现，在摄像师约翰所犯下的诸多失误中，“挑战”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通过研究他在SART测试中所犯下的错误，我也曾试图在实验室中将这些“挑战”一一记录在案。在进行了一番经年日久的研究后，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了它在人脑中的作用机制。于是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在哪种情况下，这些挑战能对我们产生积极的作用并帮助我们应对人生逆境，而又是在哪种情况下，会让我们一蹶不振？约翰、莎莉和克里斯汀的故事以及他们所参与的实验，都为我继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黑暗的背面即是光明。如果露丝·霍兰德在1996年的那场列车相撞事故中没有去世，我可能永远也不会踏上这条漫长旅途——这条最终让我有了自己的研究发现，这条能帮助莎莉、克里斯汀和约翰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增添大脑挑战，即他们脑回路上的弯道的漫长旅途。
作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当我看到自己长年累月的研究确实能产生好的效用时，内心绝对是欢欣愉悦的。但作为一名科学家，在理解了挑战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怎样塑造我们后，我的内心仍有些不满足。还有就是它会在何时伤害我们？是新西兰的一场地震帮助我解答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