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焚毁，后来仅仅凭仗历史的公正，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鲁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誊写人誊写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给他在《巴黎杂志》供职的朋友杜康。《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决定从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连载《包法利夫人》。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工作全权交给编辑部。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四个字。从10月1日至11月15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做删节。及至12月1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鲁昂大教堂里出来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们还是把它删掉吧。”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做了删节。”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特此说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12月15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在12月1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段，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经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这部轰动性小说——《包法利夫人》在发表时《巴黎杂志》竟“顾虑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这还了得！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福楼拜等人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1857年1月31日开始。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警。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入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入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就在开庭前夕，当时影响力很大的诗人拉马丁，约见年轻的作者（福楼拜那时年仅三十五岁），对他表示支持。福楼拜问他：“先生，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这一点你想得通吗？”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亲爱的孩子，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这非常令人遗憾。不过，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事实证明，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面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的辩护，面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巴黎第六轻罪法庭虽然在“判决书”里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无论是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无罪”，“不予追究”。
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场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所有的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1]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这场官司不仅为《包法利夫人》做了广告，使它在两个月内的销售量达一万五千册，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不满夫妻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通奸，最后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的故事。这样一个桃色事件，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以往的爱情小说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立即对作者提出公诉，给他加上“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须严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昭然若揭。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及当时的社会状况。
爱玛出生于外省一个殷实农家。和许多乡下女孩子一样，她聪明伶俐，天真纯朴。可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都会把女孩子送进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举止，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爱玛的父亲鲁俄老爹爱女心切，也赶时髦，把她送进鲁昂的修道院。爱玛生性敏感，感情热烈，想象力丰富，在修道院里，“修女们在训诫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在宗教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调低下，音调轻浮，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幻莫测的感情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只能起反作用，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不仅如此，1830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消极浪漫主义，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活动，也渗透进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小说的熏陶，成天满脑子想的是情男、情女、眼泪与吻、月下小舟、林中夜莺、凭窗盼望白翎骑士前来幽会的女城堡主。这些东西与她出生的环境和她日后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蚀了爱玛稚弱的心灵，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靡的种子，做成了堕落的温床。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教育，日后的爱玛及其生活道路，必然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鲁俄小姐，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乡镇医生，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一个体面人物，可是他平庸无能，感情迟钝，与爱玛幻想中的骑士相差十万八千里。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沃比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示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在那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生活滋味，看到了养尊处优、浪荡调情的贵夫人，看到了曾经在王宫里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老公爵，还同那位风度翩翩、颇有骑士派头的子爵跳过舞。这次舞会，是涉足社交生活的爱玛所上的第一课，使她在修道院时期所产生的天花乱坠的幻想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在她的一切渴求和梦想的背后，都浮现出这次舞会的难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来并不是个坏女人，尽管受了这些教育和影响，但是在迁居永维镇之后，她还是一度发狠躲避莱昂的追求，力图当一个贤妻良母，甚至试图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创造惊人的成就，名扬天下。但是丈夫太无能，太不争气，险些断送一条人命，这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击，觉得包法利这个姓氏给她带来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贞节观，才彻底崩溃了。她也一度试图到宗教中去寻求抵御情欲诱惑的力量，可是自称“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的本堂神父，对她心灵苦闷的倾吐无动于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彻底归于幻灭。社会给她制造了堕落的温床，她在本能地一再反抗、挣扎时，在社会上却找不到任何救助。罗多尔夫、莱昂这类道德败坏、专门玩弄女性的男人，却一再勾引她。这样，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虏获物，最终堕落为无可救药的淫妇。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错误在于，她不懂得豪华淫逸的生活和浪漫传奇的爱情，需要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她的家庭环境，无论她父亲还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她却偏偏要去追求那种不可能属于她的生活。在她寻求爱情和幸福却沦为别人的玩物的过程中，她不知不觉地将丈夫的薄产挥霍殆尽，这便给高利贷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唯利是图、精明狡猾的奸商勒乐，看准了包法利夫人的弱点和处境，拿物欲作为诱饵，让她签署一张又一张借据，使她积债如山，而一发现她身上再也没有油水可榨时，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财产去抵债，并且张贴布告宣布拍卖。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产、身败名裂的绝境。她求助于情人，情人们推诿搪塞；她求助于税吏，税吏无动于衷；她求助于公证人，公证人花言巧语，企图乘其危难占有她。这时的人世，对包法利夫人是那样冷酷无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就是结束她尚且年轻的生命。作者本人就说过：“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国的十二个村庄里受罪、哭泣！”[2]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会唾弃，引诱她堕落的情人罗多尔夫和莱昂，却逍遥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结尾的这一笔，更饱含了辛辣的讽刺和血泪的控诉。福楼拜说：“任何写照都是讽刺，历史是控诉。”[3]这种讽刺和控诉，构成了《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强烈的批判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对爱玛命运的描写上。这部小说有个副标题，叫作“外省风俗”。除了爱玛的生活经历，它还给人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外省风俗画呢？给人以鲜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群丑图。这里有满嘴“进步”“科学”，实际上不学无术，却怀着政治野心、欺世盗名的药店老板奥梅；有自诩为“医治人类灵魂的医生”，实际上对人的感情一窍不通，浅薄可笑的本堂神父布尔尼贤；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却满肚子男盗女娼，与奸商暗中勾结，中饱私囊的公证人纪尧曼；有唯利是图、奸诈狡猾、重利盘剥、置人于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贷者勒乐；有灵魂肮脏、腐化堕落、随心所欲玩弄女性、纵情声色犬马的地主罗多尔夫；还有生活空虚、百无聊赖、整天摆弄旋床以消磨时光的税吏兼消防队队长比内；等等。当然，乡镇医生包法利也应算其中一个，这是一个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迟钝、麻木不仁，做过“名扬天下”的美梦，但终因医术平庸，只好安于现状的人。够了，在一个外省乡镇，数得着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基本上齐全了；要说缺，只缺一个乡村教师，因为那个时代在乡间，教师还不受人重视。作者把整个乡镇的头面人物，写得如此周全，几乎一个不漏，不能不说是一种着意安排。这些人算得上乡镇的精英吧，可是在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坦荡君子，没有一个德才兼备之士，没有一个有德行的角色！他们全都是蝇营狗苟之辈！一个乡镇如此，推而广之，整个社会，不是可想而知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包法利夫人》虽然写的是外省一隅，却具有震动整个社会的力量。
作为外省风俗画，作品中以浓重的色彩、渲染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农业评比会”。这是当局宣扬成就、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一次盛会。会场上张灯结彩，敲锣打鼓，鸣枪放炮，一派在永维镇难得见到的节日景象。就在这非凡的热闹气氛中，各种头面人物，上至省府参事，下至本地乡绅，粉墨登场。其中，药店老板奥梅，上蹿下跳，出尽风头；教堂执事赖斯迪布都瓦，趁机向参加会议的农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捞外快；省府参事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说，大肆吹嘘全国农村的进步和政府对农民的关心；罗多尔夫钻到二楼，甜言蜜语勾引包法利夫人，两个人一个慷慨激昂，一个窃窃私语，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而主席台下的整个会场，人群吵吵嚷嚷，牛哞羊咩，乱成一片。一个庄严隆重的评比会，变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闹剧。不仅如此，在大会主席宣布的长长一串获奖者名单中，有一位给地主干了五十四年活儿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上的还多，身上穿着破衣服，两只手长年接触谷仓的尘土、洗濯的碱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发硬，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而她半个多世纪的辛劳所换来的奖赏，只不过是一枚仅值二十五法郎的奖章！作品精心安排这样一位被剥削制度压榨干的农妇作为获奖者的代表，不正是对省府参事所唱的高调，对这次所谓评比会的抗议吗？会议结束后，头面人物全都留下来大吃大喝，而群众散去，“人人回到原来的地位，一切照旧：主子依旧粗暴对待仆人，仆人依旧鞭打牲口”。这是多么尖刻的讽刺，多么有力的批判。而这种讽刺和批判所针对的，从作品中不难看出，是政府，是最高当局，甚至是国君。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国的社会现实。难怪作品一问世，就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政府攻击，报纸谩骂，教士仇视”，帝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问罪。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正是这部作品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成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又一部杰作的根本原因。
作为继《红与黑》和《人间喜剧》之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部杰作，《包法利夫人》不仅思想内涵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效果，而且艺术风格上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国甚至世界文坛，获得了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拉马丁说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来读到的最优秀的作品”[4]。波德莱尔赞扬福楼拜“肩负了开辟一条新路的使命”[5]。圣勃夫评论说：“在许多地方，我觉得从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学的标志。”[6]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7]。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则认为：“完美无缺的《包法利夫人》问世后，在文坛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8]这些评价不约而同地高度肯定了《包法利夫人》的艺术成就。
福楼拜把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当作小说创作的最高原则。他像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把小说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9]。他认为真实和美是不可分割的：“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10]这些论断反映了福楼拜的艺术风格的基本倾向。但这种基本倾向并非福楼拜所独具。人们同样可以拿这些观点，去衡量和评价其他现实主义大师的艺术特点。福楼拜的独创在于，他通过《包法利夫人》，把小说艺术的真实原则推到了“纯客观”的境界。他主张，作家写小说，应该像自然科学家搞科学研究一样，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糊地猜测到，也是不允许的”。作品中“一页一行，一句一字，都不应该流露出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丝毫痕迹”[11]。《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说，无论司汤达的《红与黑》，还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作品中作者都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由作者叙述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评价人物和事件；作者还经常借题发挥，抒发感慨或阐发哲理，甚至向读者进行说教。总之，作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包法利夫人》里，这一切都不见了。作者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了。读完这部小说，甚至很难弄清故事的叙述者究竟是谁。作品上卷第一章写上中学的夏尔·包法利，其中有一句话：“夏尔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恐怕谁都记不清了。”由此看出，故事的叙述者似乎是夏尔的一位同学。但仅此而已，后面再也没露出蛛丝马迹。写爱玛的遭遇和命运，作者自始至终没有出面发一句感慨；写“农业评比会”那样的场面，作者也没有出面发一句议论。总之，作者把自己彻底从作品中排除了。他只是通过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把现实生活忠实地描写出来，一切让读者去体会，让读者去下结论。这种“纯客观”小说，根植于前期批判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左拉就特别推崇《包法利夫人》，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典范之作”，并且通过对《包法利夫人》的评价，阐述了自然主义的艺术观：“小说家无动于衷是一条基本法则。自然主义小说家使自己彻底消失在自己所叙述的行动背后。他是藏而不露的戏剧导演。”“作家不是说教者，而是解剖学家。他只满足于讲出在人的尸体里所看到的东西，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小说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福楼拜就是这样写小说的。”[12]
前面已经提到，《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说，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主要人物的出身，甚至重要活动或习俗的来龙去脉，无不详详细细交代得一清二楚，力图让读者感到，一切都有根有据，天衣无缝。可是，读完《包法利夫人》，读者会发现，这本小说根本没有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交代，人物的出身也没有专门的交代，更没有家族谱系式的回顾与叙述。作品的着眼点，是描写现实的生活，描写人物现实的活动、遭遇和命运。至于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片虚无。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隐藏起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体会和理解。关于这一点，作者福楼拜说得很明确：“我觉得美的，亦即我想写的，是一本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书。它仅仅靠自己，靠其文笔的内在力量来维持，就像地球没有任何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这是一本没有主题，或者尽可能让主题隐而不露的书。”[13]这种“建立在虚无之上”的小说，正是《包法利夫人》整体风格的又一重要特点。
福楼拜是位语言大师，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语言描写。但是在《包法利夫人》里，他对人物对话的描写显得相当节制，作品里几乎见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对话。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突出地运用了人物内心独白。不仅爱玛和夏尔，就是罗多尔夫和莱昂，甚至鲁俄老爹，都有大段的内心独白。虽然从整体上来讲，内心独白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它为“包法利特色”。内心独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个最隐秘、梦呓般难以表达的领域的流露，是人物的思想在无意识层次的流动，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具有立体感，更真实可信。
福楼拜是一位锐意创新的艺术家，他在《包法利夫人》里为追求艺术的完美所做的尝试，为革新小说的艺术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引起了20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家们的普遍注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认为，在《包法利夫人》中人物内心独白和动词非确指过去时的运用，使得福楼拜“几乎像康德一样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更新了认识及外部世界现实的理论”[14]。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称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处于当今所有文学问题的汇合处”[15]。而20世纪60年代“新小说”的主要作家罗伯—格里耶和娜塔丽·萨洛特，在猛烈抨击巴尔扎克式小说的同时，却把福楼拜奉为前驱，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包法利夫人》革新性的艺术特色，进而把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到了极致。现代派小说家们对福楼拜的崇奉和继承，充分显示了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包法利夫人》的研究、评价和借鉴，说明这部作品成了现代小说名副其实的经典。法国当代小说家兼评论家蒙泰朗说得好：“法国当代所有作家，至少像我这种年龄的作家，都从他（福楼拜）那里得到了一点什么。”“人们感激他塑造了一个典型——包法利夫人的典型。”[16]
罗国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