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自己生活经历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开始说起，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七〇年，我十三岁，那时候刚上初中。
那是一个不用去上学的日子，好像是星期天，老师忽发奇想，把我们一个个都喊到学校去了。去了也没什么事，都扔在操场上玩，在和同学们戏闹的时候，我不幸被一块石头击中了眼睛。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祸从天降，谁也没想到过它的后果有多严重。并不是很疼痛，我捂着眼睛跌倒在地上，印象中有一位工宣队师傅走了过来，他草草地看了看情况，说不得了，得赶快送医院，于是我被匆匆送往医院。
进了医院，门诊说是要做手术，就进了手术室。手术时间并不长，当时乱哄哄的，医院里正搞什么“医护工三结合”，医学权威都打扫厕所去了，什么人都敢拿手术刀。我也弄不明白究竟是谁在给我做手术，反正是几个人一边做，一边在讨论应该怎么做，一边还嘻嘻哈哈。然后手术就结束了，因为害怕相互影响，我的双眼都被蒙了起来。
几天以后，医生开始为我打开蒙在眼睛上的纱布，我听见一位女医生叹气说：
“不行，这里还得再补上两针。”
这是一位被打倒的专家，她的语气中充满了遗憾。然后就又去了手术室，再补两针。现在看来这一定是个很严重的医疗事故，但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医院乱得不成样子，根本就没有“医疗事故”这个词。谁都没有顶真，我的母亲在旁边甚至都没有问一声为什么。医生的话总是有道理，他们怎么说，只能怎么做。
当时，我父母都还在干校劳动。我眼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干校，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误差，变成我把别人的眼睛打伤了。一位造反派立刻训斥了我父亲，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阶级报复。父亲于是坐着火车赶到南京，愁眉苦脸地赶到医院。一路上，他都在痛苦思索，在想怎么办，该怎么面对别人的家长，怎么跟人赔礼道歉，等到知道是我的眼睛被别人打伤后，父亲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父亲好像是当天就走了，因为干校就在郊区，他急着要回去向我母亲汇报。第二天我母亲来了，来了也无话可说，事情反正已经发生了，还能怎么样，她陪了我几天，因为我的双眼都被蒙着，无法自己照顾自己。然后就是打开没有受伤眼睛上的纱布，这时候，我因为有一只眼睛已能看见，开始能够自理了，母亲也就立刻离开了，又回到了干校。接下来，我独自一人在医院里住着，到拆线的时候，医生试了试受伤眼睛的视力，已经很模糊了，只能看见手影在动。当时并不明白，我的一只眼睛已瞎了，毕竟还是个孩子，那只好眼睛还能看到东西，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太了不起。
现在回忆这件事情，我并没什么抱怨，因为虽然它对我的人生之路影响非常严重，但是在当时真的是很自然，很简单。我们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索赔一分钱，甚至都没有指责过肇事者。老师说，那位同学也不是有意的。这当然不是有意的，像这么巧的碰撞，想有意都不行。
对我来说，那次眼睛意外受伤，只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牌，这以后的一切，接二连三，都好像是注定好了的，虽然我从小就不想当作家，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偶然成全了必然，我七绕八弯，终于成了作家。
最终会走上文学这条路，我至今觉得非常滑稽。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对文学充满了恐惧，所以从小就教育我不要写作，不要当什么作家。父亲觉得我长大以后干什么都可以，能为人民服务就行，但是只有一条路绝对不能走，这就是写小说，不要去耍弄笔杆子。
受家庭影响，我小时候有很多理想，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当作家。我上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玩半导体无线电，在高中和当小工人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照相。与同时代的同龄人相比，我显然是那种数理化都说得过去的乖孩子，学习成绩好，听父母的话，不调皮捣蛋，从来不和别人打架，从来不欺负人，从来都是被别人欺负。高中毕业以后进工厂当了工人，我自学了高等数学，后来恢复高考，我最想报考的是医学院。
当时遇到的一个最现实问题，是我受过伤的眼睛过不了体检关，这可是一个硬杠杠，体检不合格，一切都是白搭。最后我只好选择文科，文科才不管你是不是已经瞎了一只眼，文科意味着什么人都能干。印象中，一向很讲究的政审已经不重要，家庭出身也不重要，是不是“右派”子弟根本没关系，毕竟“四人帮”粉碎了，就要改革开放了。不过选择文科真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傻乎乎地想上大学，当我收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时，父亲没有给我一句祝贺，只是感叹了一声：
“没办法，又要弄文了。”
父亲把写作看成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的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我。考上大学虽然很高兴，但是学文完全不是初衷，为此我常常感到找不到北，根本就不知道努力的目标在哪里。学文的人必须得有才气，我一直觉得自己最缺乏的就是才气。我丝毫没想到眼睛不好会把我逼到这条路上来，如果不是因为眼睛，我想自己更可能会成为一个科学家，我的性格很内向，不善于和别人打交道，把我扔在实验室里倒是非常合适。我并不在乎干那些单调无聊枯燥的工作，而且我的动手能力也很好，和周围的人相比，我这方面明显地要高出一筹。
考上大学后，我一直是把写作当成一种玩的东西，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发表小说，我都没有决定要当作家，都没有想到会把写作当作自己的职业。我用到“玩”这个字的时候，一点都不夸张。我只是觉得一个人业余写点东西挺有意思，写作是一种能力，是个人就应该具备这种能力，学文的人更是马虎不得。直到研究生毕业，到出版社做了编辑，写的东西开始多了，我才慢慢地走上了文学不归路。和文学，我是地地道道地先结婚，然后再恋爱。因为写作，我爱上写作；因为写作，我已经不可能再干别的什么事。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想象，还有什么能比文学更美好，更能让人入迷，离开了文学，我还能干什么呢。
我们常常会说文学是一种痛，为什么，为什么歌舞升平常常就不是文学？文学与珍珠的形成十分相似，珍珠是河蚌的一种痛造成的，是因为有了伤口，有了不适，文学同样是痛苦的结晶，没有痛在里面，就不可能形成美的文学。世界上好的艺术品，文学，音乐、绘画，都一定要有点痛在里面，要让你难受，要让你痛不欲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产生一些真正的好东西。好货不便宜，如果轻易就能够得到，如果说来就来，手到擒拿，稀里糊涂地就产生了，那真的就不一定是珍珠。
不管真相是不是完全这样，我的眼睛所受到的伤害，它成全了我与文学结缘。就个人的生活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很痛的事。一个人的伤痛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文学真的不能没有痛，不关痛痒是不行的。
文学痛在人心，没有痛，就很可能没有美，不妨以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痛为例。张的名篇《金锁记》大家一定都熟悉，七巧嫁给了残疾人，早年守寡，后来获得了一大笔钱，但是这钱使这个女人变成了一个恶魔。为了控制自己内向而美丽的女儿，七巧让女儿养成很多坏习惯，包括抽大烟，后来女儿终于遇到了心仪的对象，谈婚论嫁，开始对未来有了美好向往，悄悄把大烟给戒了。一天，那个她爱的男人来找她求婚，可是七巧用一句话，就很轻易地把女儿的一生幸福给毁了。七巧说了什么？她告诉那个男人，说女儿“抽完了大烟就下来”。
为什么一个做母亲的人，要处心积虑地毁掉女儿的幸福？明明女儿已经在戒鸦片了，谁都知道戒鸦片是件很痛苦的事，她作为母亲，不帮女儿掩饰，却还要故意夸大其辞？这就是张爱玲的过人之处，她看到了人性中那种无奈的痛，就忍不住要把它写出来。关于张爱玲小说有很多评价，我一直认为这个细节非常有力度，非常华美。写的人心痛，看的人也心痛。痛是一种难以言语的东西，不仅仅是美，也不仅仅是丑，它很揪心，像阴魂不散的鬼魂，像黎明前的雾气，它伴随着我们，让我们忍不住要叹息，忍不住要叫喊。
文学往往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痛，而痛中间始终都有善。事实上，只有善才能让我们更容易体会到人生，才能确切地感受到文学中的痛。善根是文学存在的基础，好的文学作品里面不仅要有痛，要有痛的底子，还必须要充满善，一定要有些让人刻骨铭心的东西。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就会想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想到他的自杀。茨威格或许不能算是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但是他的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看不见的收藏》都是非常好的作品。他出身在一个非常有钱的犹太人家庭，根本不需要文学来养活自己，他有点像当年的京剧票友，所以会玩文学，是觉得文学很美，觉得文学很有意思，于是就从事了这项伟大的事业。
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茨威格的小说，而是他的最终结局。他是犹太人，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已逃到了巴西。能幸免于大屠杀，对于任何一个欧洲犹太人来说，都是十分幸运的，都是奇迹，但是茨威格最后还是自杀了，他不愿意苟活，和他的同胞遇难一样，他选择了打开煤气阀门，死于煤气中毒，只是地点不同。
为什么他会选择自杀呢？因为他对当时的人类太绝望，他找不到自己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他曾经觉得这个世界会非常美，充满了诗意，然而一个本应该很美的和谐世界，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不堪，如此丑如此恶。茨威格的小说里到处都是美，而这个世界实在太丑陋了，这让他感到太痛，所以他选择了自杀。
我不想评价自杀这件事，我只是想说，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他必须得有些相当与众不同的东西，必须得有些相当多的与众不同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够货真价实地感受人间的至痛和至善。
还是把话题回到我受伤的那只眼睛上，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它只是个人的不幸，是命中注定，是生命中必须承受的痛。记忆中，我当时最大的恐惧，不是自己破相了，不是已经瞎了一只眼，而是医生要为我直接往眼球上注射药水，这是治疗的必须，根本就不可能避开躲过。这个真是太恐怖了，医生把装满药水的注射器对我举起来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了世界末日。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医院，身边甚至没有一个熟人。事前事后都没有人安慰我，我胆战心惊地走向治疗室，因为注射将在这里进行，对于一个孤独的十三岁孩子来说，这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每次注射我都感到自己想吐，很疼，头痛欲裂。每次我都要独自一人在治疗室呆坐半天，医生觉得我很勇敢，护士觉得我很可怜，她们时不时地会表扬我几句。多少年来，我一直不愿意回忆这事，我一直都在试图忘却。然而我第一次觉得它的严重性，却是在二十多年以后，当时是在上海，跟余华和苏童三个人在一个宾馆里聊天，无意中谈起当年。当我说到父亲听说是自己儿子被别人打伤，而不是儿子打伤别人，心里竟然仿佛一块石头落地，余华就在原地跳了起来，说这太恐怖了，这叫什么事呀，怎么会是这样。
这个例子足以用来形象地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多少年来，父亲在儿子眼睛受伤这件事上，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更多的都是感慨那个特殊时代的巨大阴影，也就是余华的本能反应，是那种对变态和扭曲社会的敏感，是对以往历史的锥心之痛。人已经变成了非人，人已经变得完全麻木，这就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认识。我们会想“文革”就是这样，就是这德性，知识分子被打倒了，受迫害了，还有不可一世的工宣队，还有草菅人命乱哄哄的医院和社会。
今天，当我们以一种近乎控诉的心态回忆、重温“文革”的历史，往往会意气用事，会居高临下，会觉得有很多往事不可理喻，会觉得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可是事过境迁，心平气和地回想往事，回想到我的眼睛受伤这个事件，似乎还可以找到另外一种答案。对于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事实上，我太了解父亲的为人，即使不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年头，即使不是被打成“右派”，他也仍然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去伤害别人。
自己的孩子伤害了别人，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一定要他做出选择，我相信他会选择让自己孩子受伤。这显然又与时代没有什么关系了，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并不重要。就好像热爱文学很可能会是我们的天性一样，怕伤害别人也是文学的重要品质。怕伤害别人是什么，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善，一种很大的善。善在文学中同样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文学光有痛还是不行，还必须得有善，要有大善。文学并不是用来复仇的，不只是还债，锱铢必较，睚眦必报，这不是文学。文学可以控诉，但绝不能仅仅是控诉。
我一直认为《在酒楼上》是鲁迅最好的小说，它的情节很简单：小说主人公吕纬甫回老家完成母亲叮嘱的两件事，一是为自己早逝的小兄弟迁坟，老母亲总是对死去的爱子念念不忘；二是为一个小女孩送她想要的剪绒花，这个小女孩曾为了想得到这剪绒花挨过骂，因此老母亲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结尾也很简单，前一件事很顺利地完成了，后一件却无法完成，因为那小女孩听信他人的谎话，以为自己会嫁给一个连偷鸡贼都不如的男人，结果郁郁寡欢，生痨病死了。
一个老母亲对死去的小儿子牵肠挂肚，一个美丽的小女孩被谎言蒙蔽，并因此丢了性命，这些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小事，细细品味，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好的小说就是这样，不要太多，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文学常常不是说什么大道理，有时候就是表现一些非常细腻的小情节，这种东西很小，却很痛，很善，因此也就会显得非常美。
文学往往就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思考，我祖父曾反复告诉我，你一定要用心去发现。文学往往不是去考虑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考虑它有没有用，而是去发现一些看似十分平常的东西。你必须要静下心来，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的眼睛，要有一双会观察的眼睛。要有心，要能敏感地感觉到痛，要能敏感地感觉到善。文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它也许很平常，也许很简单，但是一定要痛，但是一定要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