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夏商的长篇小说《乞儿流浪记》写的是现代都市旁边一个荒凉小岛的传奇，这里面发生的一切无不令人触目惊心——在蔑视、敌意和极度贫困中顽强生存的弃婴，原始的乞讨，同样原始的海边渔猎生活，被跨海大桥工程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的野兽一般尚未开化的民工，他们的野蛮、欲望、犯罪、疾病、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集自杀与谋杀于一身的疯狂卖淫，无不以极端直观的摄相呈现在你面前。你或许可以很自然地将夏商笔下的这些人物命名为“底层”或“弱势群体”，但所谓“底层”和“弱势群体”乃是历史形成的相对概念，这些卑贱者们本来自然栖息于无名小岛，和外界不发生联系，也就失去了和当代中国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任何可比性，仅仅因为连接大陆和小岛的跨海大桥开工以后，他们才在不经任何预告和商量的情况下被迫而盲目地卷入不可逆转的都市化进程，沦为“底层”和“弱势”。他们的命运，从本来封闭而落后的悲惨突然变换为开放和进步的悲惨，悲惨的形式改变了，悲惨的无法解释的本质却前后一贯。
无法解释也无从解脱的悲惨才是真正的悲惨，这种悲惨故事并没有随着民工和妓女们大面积的死亡和小岛原生态生活彻底消失而结束。当他们中间唯一的保存着小岛全部记忆的幸存者混迹于陌生的城市之后，真正属于他们的当代生活才刚刚开始，但小说到此结束——作者并不打算将他的视野超出小岛，投向这以外的大千世界；他只想用一种合适的语言写出今天正在不断消失的无数诸如此类前现代“岛屿”之中独特的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站在我们所熟悉的同情者和拯救者的高度来俯视这个群体，而是从人性的基本方面来打量他们，看他们面对生活的变化时如何自然地做出反应。作者不缺乏同情心，但既然不是为这个人群生活状况的改善探索现实的道路——他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也就有理由满足于如实地写出这个群体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覆灭的过程，由此清晰而完整地勾勒出现代都市的一部隐秘的前史。
小说中人物一个接一个出现，也一个接一个迅速地死去，没有一个人物（包括那个作为灾祸的象征出现的鬈毛）可以充当主角。主角是历史本身，人物的粗糙的生和卑微的死只是历史戏剧开场之后必要的道具而已。在历史强健的步伐和巨大的喘息声中，人的哀鸣实在微不足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许正是夏商所要追求的效果。所以他只描写人物的身体遭遇，并不顾及其心理反应；只计算历史巨人每跨出一步的尺寸，却无意细述被踩碎在地上的卑微的灵魂内部所发生的一切。
由于回避了人道主义者的视角和语言，夏商的叙事笔法就因为中性而显得残酷，又因为残酷而显得遒劲有力。这力量也来自历史本身，因为这历史没有理性，没有目标——也许吞噬渺小无知的个人正是它唯一的理性与目标？在它面前，人的挣扎与反抗无济于事。如果说他们有过挣扎，有过反抗，那照例的失败就更好地反衬了不讲道理的历史的崇高与强悍。
这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在描写大量卑贱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失败和死亡时，不仅回避了人道主义式的同情者和拯救者的语言，也回避了基于人道主义历史哲学对社会进程的展望，所以你读完之后马上会问：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在他笔下的生活的底部和外围为什么没有解释性的框架结构？他的故事为什么没有可以将自己安放在其中的某个现成的宏大叙事？
我想这大概就是夏商的特点所在。他自己知道参不透造化的把戏，也就索性匍匐在造化的巨灵的脚掌之下，以自己的卑污来衬托造化的庄严。他的小说因为将人物完全融化于历史而显示出历史的狞厉之力，和今天的意识形态用以解释历史的一系列观念和话语无关。
夏商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工作、生活、写作于上海，却并不刻意用上海作为他文学上的招牌，更不想随便屈服于不断被制造出来的各种上海神话所包含的虚假而强硬的逻辑。夏商不属于九十年代中期醒悟过来之后急急忙忙梳妆打扮一番就粉墨登场的“上海文学”——我们在这样的“上海文学”中只能看到上海的招牌而看不到文学——他甚至和所谓的“都市文学”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很少刻意在作品中炫耀自己有关都市的知识。他也许喜欢描写所谓“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但这也是一个灰暗暧昧的地带，无法作为标签贴在他的作品之上。
大概就因为他拒绝了许多外在的文学规训，才得以潜心揣摩他经历过的世界，写出这部狞厉而怪异的《乞儿流浪记》。我相信，以这样一副笔墨，如果介入当代都市生活，肯定也会写出另一种有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