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黎嵩
1977年，随着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黑暗与混乱终于退场。中国向何处去？在无数人彷徨的身影中，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中国，一度前途灰暗的青年人看到了希望。13届，570万人涌向了高考考场，踏上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征途。
1977年的寒冬，考场上却散发着郁郁勃发的生气，数百万考生正在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着未来的轮廓。第二年春天，273000余名大学新生踏入大学校园，在高校停止招生的十年寒冬后，人们终于等到了春回大地的一天。1978年7月，新一轮的高考再次拉开帷幕，前后两届共1000多万的考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人生的激情。
40年过去了，昔日少年如今两鬓斑白，但40年的风雨中，他们始终和社会的进步血脉相连。如今，他们依然是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从1977到2017-40年风雨兼程，高考记忆不断变化，但时代赋予它的特殊意义却未曾褪去。我们站在当下，回顾40年前的风雨，聆听南京大学老一辈学者讲述他们风华正茂之时的意气风发、艰难苦恨，记录整理他们在1977年、1978年踏入南大校园的故事，形成了我们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高考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口述历史项目。自2016年6月以来，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的师生采访了19位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校友，且在南京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教授、研究员，记录下他们的高考记忆。同时，向十位毕业于南大、在各地工作的校友约稿追忆其高考前后的生活。
我们从一代学人的成长历程之中，看到了我们伟大民族一步步走向复兴的艰难轨迹，能够在当下记录这个中国命运的转折关头，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时代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
“十年浩劫”中的学习生活
七七、七八两级高考生的构成，可谓中国教育史的一大奇观，其中不仅有应届生，更多的是那些“文革”前、“文革”中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因为“十年浩劫”的缘故，高考于1966年停止，中学毕业生因缺乏足够的升学通道而大规模堆积。因政策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了下乡插队的知青，虽然部分人通过招工、招干从农民变成了工人或干部，但这与他们预期的人生已经大不相同。
童星老师是“老三届”，与那些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的学生不同，在“文革”开始前，他本已做好了参加高考的准备，但“文革”的爆发却令他的升学计划推迟了11年。谈及这一段经历，他感慨万分：“‘文革’对我的影响，这个问题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他解释道：“一开头我们是被当作‘红卫兵小将’，利用完之后就一起赶下乡了，这就导致我们对‘文革’那一套东西信仰的破灭。到了农村之后，就面对现实的生活了，以前那些高调的东西都没有了。”
童星老师回忆了他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在1966年，大概是11月，我也去过一次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之后我作为知青下乡插队。下乡之后，先是种田，当农民，搞了3年；后来到公社的供销社做临时工，供销社临时工按照现在的讲法就是‘农民工’。农民工做了大概有3年，后来正式招工，身份就成了工人。成为工人之后又被县委、县政府借调去，也是中国特色，叫‘以工代干’，就是工人编制当干部，大概又干了3年。在农村连头带尾10年，实际上待了9年，1968年10月下乡，1977年底考上南大，1978年2月入学。”童星在农村扎根，实际上，正如他所说，知青生活几乎已经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我是做好了在农村待一辈子的打算的，我和当地人结了婚，在读大学以前就生了三个小孩，所以我现在有三个子女、四个孙辈。我在南大留校工作以后过了几年，才想办法把我爱人从插队的农村调过来，此前则是分居两地。”
而文革开始时，龚放老师正在江苏省常州中学读高一。龚放回忆起往事：“当时我们年轻幼稚，头脑简单，只要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我们对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红卫兵的倡议举双手赞成，把废除高考作为‘教育要革命’的重大举措。除了高三的有些学兄学姐怅然若失外，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将会完全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从此就和大学无缘了！”
作为六八届毕业生中的一员，龚放老师因为要前往内蒙组成“建设兵团”抗击“苏修侵略军”的传言而热血沸腾，但要被派去苏北农场却令他情绪低落。他听从了几位“造反派战友”的意见，前往溧阳插队落户。他回忆当时的生活：“溧阳汤桥尽管属于苏南范围，但靠近安徽郎溪、广德，发展比较落后，生活也相对艰苦。我们咬紧牙关，把劳动当作‘艰苦但能够把人锻炼成钢铁的过程’。我的一个学长将这段话作为马克思的语录赠送给我，我也深信不疑并努力践行。我们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背汗，学插秧，学挑担，学着在稻田秧行间跪着耘田，撑着小鸭船夹塘泥。在生产队劳动了四年半后，我被抽调到汤桥公社广播放大站当线路维修员。我的工作就是爬电线杆或者栽茅篙，牵广播线。其实我有两份工作、两项任务：一项是登记在册、拿工资但户口仍在生产队的线路维修员；一项是帮公社办公室写材料、写通讯稿，完全义务的笔杆子——通讯报道员。尽管有时候改写稿子要加班加点，但与在生产队割麦插秧挑担子相比，毕竟劳动强度低多了，看书的时间也更多了。”饱尝生活的艰辛，他感叹道：“在真切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同时，我们真正想念在学校、在课堂读书学习的难能可贵！我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重新背起书包进了学堂，但是，上学深造，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了！”
吴稚伟老师是浙江绍兴人，由于父母都是驻守西北的军人，他随父母在西安生活。回忆起大学前的生活，他说：“我中学是在西安六中上的。高中毕业以后实行‘上山下乡’，我就跑到黄土高原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石槽公社的七生产大队，在那里待了两年。”知青的生活并不容易，他回忆道：“在农村我们必须要自立，我们还有地要种，当时公社大队是没有什么供应能力的。我们可以去生产队领粮食，但是副食要靠自己解决。所以那时副食对知青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少能够有知青自己种蔬菜、养牲畜。”
潘毅老师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1976年曾经被贫农组长推荐上大学，但是最后还是与大学梦失之交臂。所幸，他在高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抓住了1977年高考的机会。“我高中的基础还是不错的。一方面我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的，我们这一届是‘不幸中的幸运’的一批人，我们高中入学在1972年，当时邓小平回来当副总理，那段时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所谓教育‘回潮’。虽然也是天天学工学农，但是学校对课程教学还是比较重视的，我们正好在这个阶段，就比较幸运，基础打得还可以。”他所在高中的任课教师都是下放的知识分子，他清楚地记得：“我的数学老师是清华的研究生，后来被下放；我的两位语文老师，一位是非常优秀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教师，虽然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但语文课讲得非常好；一位是从南京下放的教师，普通话很标准，课也教得很好。”“我在高中阶段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了比较好的训练，教学内容的深度也很不错。”
1975年，左成慈老师高中毕业，下乡插队。他回忆道：“我去了当时城市郊区的东方红公社，城东大队第六生产队——现在叫崇川区钟秀乡——城东街道六组的蔬菜队。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一个普通职员的孩子，基本上招工、返城、参军这几条路都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死心塌地做一个农民。”那时，他甚至有些悲观，“我做梦也没有想高考这件事，甚至夸张一点说，那时候连笔是方的还是圆的都已经快要分不清了，连领取年终结算的时候我们都是按手印，不再签名了。”
陈谦平老师高中毕业后幸运地留在城里就业，被分到了南京金属工艺厂，就是现在老字号——宝庆银楼。“我们那一批一下子就进了三四百名青工，经过近一周的培训，让每个青工做一个戒指，由十个老师傅每人先挑选一名大徒弟。这十个老师傅早先在宝庆银楼很有名气，当时都六七十岁了。我有幸被余松鑫师傅看中，成为首批的十大徒弟之一。这十个人后来成为设计人员或生产车间的班组长。我之所以被相中，主要是有绘画的基础，做出来的首饰比较精美。”
突如其来的喜悦与惶恐
回想起得知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老师们还会感慨地用“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来形容。左成慈老师道出了许多考生的心声：“大概是在1977年的10月，社会上开始流传任何人都可以参加高考的说法，但当时的我并不敢相信，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怎么可能谁都可以高考了呢？”张立新老师则是从制度上怀疑消息的可靠性，他说：“当时我们也不敢相信，因为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知青下放满两年，才有资格推荐到工厂、军队或者推荐上大学。我们当时两年还没到，也没当回事，就想着以后推荐不上的话就算了。”
老师们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主要是通过听广播和熟人相告。据陈仲丹回忆：“1977年下半年，我在做民办教师，去邻近的广洋中学参观访问。我坐在船上，突然有一个广播，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高考一九七七》那个电影里一样。”而潘毅老师则代表了一部分正在生产队中劳动的下乡学生，他是干着农活得知高考消息的：“我确切知道要高考，应该是在当年的9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在收完水稻的田里种麦子，一个高中同学也是我们这个生产队的，他过来找我，说确定马上要高考了。”
恢复高考固然可喜，但是考生们对于报名资格却又产生了或多或少的疑虑，其中也有很多老师担心着自己的出身问题。贺云翱老师因为自己的“成分”曾被迫放弃了很多机会：“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过一些机会，比如进部队……后来我们当地的干部说不行，‘他不能参军’，‘他家成分不好’。之后县里的文化局也来要过我，作为写文字的人去剧团什么的，后来也是说我成分不行不能去。”所以，“高考的时候特别担心政审，政审问题就是一道紧箍咒”。而且，当时社会对于恢复高考这一消息还是存在争议的，在宝应参加考试的童星老师就表示：“社会上‘左’的风气还没有扭转过来，比如江苏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在全国性的会议上极力批评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决策，称之为邓小平‘右倾’路线的又一次‘复辟’，认为应该保持原先由工农兵推荐入学、不考试的做法。”最后政府还是顶住了压力，为考生们提供宽松的政审环境，让大部分考生能够顺利报名考试。
在经历了疑惑和挣扎后，考生们还是满怀希望地报了名，但是距离考试只剩下一到两个月，紧张的复习时间让不少考生心生焦虑，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考生们首先要面临的是：因为几年劳动，许多知识已然忘记，而当时又鲜有复习资料的困窘。黄卫华老师回忆说：“虽然我一直当教师，但其实很多知识都忘记了，我就参加了我原来高中举办的复习班，这样通过复习掌握了一些知识。我也不敢完全裸考。我虽然是数学老师，但是有些东西，像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因式分解，以前学得很简单。像十字相乘法，还是我当老师的时候，把我姐姐的书拿出来看才学会的。她是‘文化大革命’前上的初中，内容比较全。我不会做，但是要去教人家，就得自己看。很多数学知识实际上我是自学和在县文教局教师进修学校学的。”
当时除了自学，还有大量老师自发开设的补习班，无偿地为考生助力。张捷老师表达了对这些老师的敬意和感激，“我们补习班的老师都非常和蔼可亲。那个时候春季，晚上我们在教室里听课，还有同学不是正式补习班的学生，就在教室外面隔着窗户听，周祥昌老师看到了就说‘那个同学你进来听吧，你进来没关系的’，还有个教化学的胡老师，女儿刚刚不幸意外病逝，仍然按时来帮我们上课补习，大家也是感动和感谢不已。”
对备考生而言，另一大困难就是他们本不充裕的复习时间还要分很大一部分给当时正在做的工作。吴稚伟老师道出当时一些对于参考生的劳动要求：“什么样的知青可以报名高考呢？就是必须要挣足够的工分，工分是在农村参加劳动积累的一个分值，所以我们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复习。”即使当时有政策依据可以请假，但因为农忙的劳动力需要，许多考生只能选择放弃，龚放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是在职职工报考，允许请假半个月复习迎考。但是我在公社广播站工作，那年恰逢大旱，不少地方河沟见底，无水插秧，必须几级电站接力，提水、翻水。我奉命到开渠引水工地上去牵喇叭，搞广播，编《抗旱火线战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向领导提出请假，即便提出也根本不会获准。所以要看书复习，只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
尽管有种种困难，但他们还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最后的冲刺。吴稚伟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复习还是比较艰苦的，因为农村没有电，所以只能用煤油灯。当时我们生产队总共有七个知青，我们四个男知青住在一起，复习的时候有两盏煤油灯。但是，我们有个知青，他考音乐类，单簧管，他练习乐器的时候非常吵闹，我们三个人就没法好好复习。所以我们三个知青用一盏煤油灯，另外一盏就让他端到厨房去练习单簧管。”而龚放老师则是在公社的办公室复习：“因为到处用电紧张，为了保证抽水、翻水用电，即便公社办公室也都点煤油灯或者蜡烛照明。天气很热，蚊虫也多。我就打一桶井水，将双脚浸泡在水里，这样一则可以解暑，二来蚊虫也咬不到腿脚，就这样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书做题。”
正如贺云翱老师所言，考试主要还是靠平时的积累：“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贺云翱老师的高中班主任）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因为我是1974年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的，我们的复习主要是根据教材。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看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
那是一场改变命运的考试
经过短暂的复习之后，老师们或自信或忐忑，走向了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地方。周沛老师回忆道：“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进入考场前的一些场景。考生有兴高采烈的，有惶恐不安的，也有晕头转向的。我记得还有人忘记带准考证，骑车回去拿。当时我作为考生年龄还是比较大了，因为当了五年兵，都二十几岁了。外面一些应届生在背作文、背历史、背地理，当时觉得人家真了不起，自己就傻乎乎地进了考场。我还怀揣了一个包子，因为我容易饿，饿了会发抖，我是带着包子进考场的，后来由于专心答题，忘记了饥饿就没吃。当然，估计真的要吃的话，监考老师会不允许的。”
而陈红民老师回忆高考，就讲到自己难忘的“忘带准考证”的经历：“考试的第二天下午到达考场时，我突然发现准考证没有带。考场在宁海中学，离我家不远，骑车回去取来得及。但匆匆赶来赶去，肯定影响情绪。我不知为何做了一个极为冷静的决定，先去办公室找到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求允许在考试结束后再送准考证给她审查。那位女老师很爽快地说，没有问题，我认识你，前面三科下来，我看这个考场就你考得好。我才想起，她巡视考场时经常看我答卷。这不但免了我赶回家取准考证，而且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当天下午是考地理，我居然考了92.5，是所有科目中最高的。更巧合的是，多年之后，我在另外场合下遇到这位女老师，她竟然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的太太——窦老师。理所当然，她是我的师母。”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天助，是耶，非耶？
谈到高考题目，老师们普遍认为不是太难，但是仍然有区分度。除了数学、语文、政治，文科还要考历史、地理，理科考物理、化学。黄卫华老师说：“考试是考四门，一个数学，一个政治，一个语文，理化是一张卷子，就是物理和化学，总分是400分。考完以后，我觉得除了物理，其它的都可以。我是化学好，化学50分，我那50分肯定能拿到。数学差不多90多分，语文大概80多分。作文怎么估的分呢？那年正好我老师去批卷子，他知道我的文风，所以他一看就猜是我的。他回来就告诉我‘黄卫华，你这次语文，理科生能考到80多就不错了’。所以我一算，我的分在300左右。”
张红霞老师谈到七七年第一次高考，难免有些遗憾：“我那天进考场前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怕考不好。拿到卷子又觉得题目太少、太简单了，所以大概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做完了，可我就是没有看到反面那一行字，也没想到反面还有作文题。”语文本来是张老师的强项，但是因为漏写作文却拖了后腿。“我交完卷到了门口，我突然觉得我一定错了，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于是我就看坐在第一排的考生，我突然感到那是在写作文。我马上问老师：‘老师，是有作文的吧？’这个老师现在告诉我：‘有啊，你自己怎么没看到。’我当时就哭了，说：‘我又没有作弊，我能不能现在进去补做？’她说：‘不可以，这是考场纪律问题。’那一年，像我这样作文漏做的，据说整个淮阴市一共有十七人。”
由于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和招生工作都略显仓促，加上考生对于高校的专业设置等方面并不了解，其中也有不少“历史的偶然”。
录取的时候，老师们也多多少少遇到些意外。谈到填报志愿，陈仲丹老师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我学历史是很偶然的，那时候志愿是用毛笔抄在公社墙上的，我们文科，就是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这几个。我当然不会上外语系了，因为外语要加试；哲学我也不想上，因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历史和中文了。本来我想上中文的，而且肯定也能上，但是抄志愿的人抄错了，本来中文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少抄了两个点，就变成汉语言文字了，我一看学文字，那很无聊，就选了历史系。”肖敏老师回忆：“那一年高考，各单位准备时间很短，就很混乱。录取的时候听说是各个高校在招生办‘抢’档案，谁抢到算谁的。本地的学校可能抢得比较厉害，就把一些本地的考生给抢了。七七级录取时间紧，没太有规则，七八级录取时就有规则多了，就是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样。我当时是被徐州医学院录取了，但我根本就没有申请医学院，它把我的档案拿到了，然后就问我，医学院你愿不愿意来，因为我不想学医，所以就没去。”
吕效平老师也谈到自己遇到的两个很大的障碍：“一个是南京市教育局规定，所有公办老师只许考中五个人，因为那时候在南京的中学做老师的知青很多。如果允许他们考试的话，他们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都会考走的，这样中学就会严重缺乏老师。那时候的概念就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利益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事业。所以南京市教育局发了这个文件，我考了第四名，这样我就有机会上了。还有一个障碍，政治考试满分100分，我考了93分，因为我《毛泽东选集》学得好，他们那个考试主要就是《毛泽东选集》。分数登记的时候，他们不相信，政治怎么能考到93，就给我填了63。南京大学的录取老师是外文系的几个老师，一看我说南京大学没有拿到我材料，我说不可能，我考得非常好的，然后他们说你政治不行，我说政治尤其不可能不行。然后我姐姐在外文系，我姐姐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已经在学校做老师了，他们说我给你查分，结果卷子一看拿出来93分，登记63分，差30分。”
人们的境遇，有如此偶然的影响，然而偶然之中，又蕴含着多少必然？
恢复高考招生录取后的南大校园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挫折，1978年南京大学迎来了久违的新鲜血液。1977级新生在2月报到入学，紧接着1978级新生在同年9月报到入学，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南京。冒荣老师回忆自己来到南京的艰辛：“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我是坐轮船来南京上学的。长江的航运，现在没有客运了，只有货运，还有旅游的。当时从南通到南京，逆水而行，路上大概要花十四个小时，船票两块五角钱。那时候一个学徒工，十八到二十块钱一个月，一般的工人就二三十块钱一个月。我是自己来的，因为我已经走过好多路了。”
七七、七八两级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有的文革前高中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岁，甚至已经结婚生子。有的则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最小的只有16岁。秦亦强老师就讲到自己作为应届生的心态：“我们那一级有不少老三届，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生的，1946年到1949年生的比较多。他们跟我们的年龄基本上就是两辈的关系，当时他们30多岁，我们16岁。我们应届生和他们老三届，对学习的态度有所不同。我觉得老三届和工作过的人，重新得到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很难得，就非常投入，非常认真。而我们这批人，十六岁上大学，到学校里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就会迷失自己，觉得学习没有那么迫切，因为没有那么来之不易，所以就不是非常努力。那个时候如果有班主任或者辅导员来引导，结果就会不一样。”
进入大学以后，学习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由于文革对教育的影响，高中教育不重视基础知识，使得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显得尤为困难，尤其是像英语这样特殊的学科。但是全校学生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学习热情和刻苦的学习态度。张红霞老师回忆道，“我们排队打饭的时候，都是很整齐的一列一列，也是‘低头族’，头低着背英语单词，排到自己了，再抬起头来。我们六点钟起床，早上大喇叭响，必须起来跑步，围着八舍半小时跑完以后，都拿着英语朗读，冬天是在路灯下朗读。我上大学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英文根本不会，摸底考试就考了5分，所以在英文上狠下功夫。”左成慈老师也回忆说：“我每天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六点起床，食堂是六点半开饭，每天花十来分钟把个人卫生做好以后，在六点十五或者六点二十的时候就到食堂去排队，等着食堂的窗口开门去吃饭。这个时候我手上都是有单词本在背单词的，一边排队一边把碗夹在胳肢窝里背单词。吃完早饭以后，我固定在中文系小楼门口，无论寒暑地读英文，高声地把英文读出来，一边读一边背。”
另外，专业课在学生的课程体系里占比例很大，当时选修课还比较少。陈红民老师说，南大当时是中国最早实行学分制的大学之一。当时对学生的毕业要求是修够125学分，而专业课学分就占到了110分以上。并且，学生很早就进行了专业的分流，进行专门的知识学习和学术训练。贺云翱老师谈到历史系的学生大一下半学期就进行了专业分流。系里非常重视他们的专业课，当时像蒋赞初这样的知名教授都来为本科生授课。除此之外，系里还请来了例如宿白、朱伯谦、刘叙杰、姚迁、罗宗真、李蔚然等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来为本科生授课。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差。宿舍远不能和今日的鼓楼宿舍相比，每间宿舍住的人数从八人到十人不等。潘毅老师说，“我们当时是安排了十个人一间宿舍，是宿舍楼顶头最小的一个房间，五张双人床，上下铺，过道非常窄，所以稍微胖一点的人就很难进出。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的校长匡亚明到学生宿舍来看望大家，因为我们宿舍正好就是进门第一间，一到就到我们宿舍来了，他比较胖，肚子比较大，想直接进到宿舍里有困难，侧着进来也有点困难，最后还是侧着进来，因为侧着进来肚子可以往里面收，这个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丁柏铨老师也回忆道：“1978年的夏天特别热，40摄氏度以上，并且这种高温天气持续了很多天。我们晚上就都睡在篮球场上，每人拿一张席子垫在地上当床铺，因为宿舍里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热得无法入睡。当时一般的住户都没有空调，空调可能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甚至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普遍使用。寝室里也没有电扇，都得自己弄一个小电扇，所以夏天的时候宿舍里面就像蒸笼一样。后来学校提前放暑假，考试暂时不考了，等下学期开学再考。”
食堂也是学生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学生八个人一桌，人来齐了才能用盆打饭。另外，由于缺少椅子，很多学生都是站着在吃饭的。学校对于贫困学生发放了伙食费，张立新老师回忆道，甲级户伙食费是十四块七毛钱。农村家庭的学生还可以拿到家庭助学金。由于生活条件艰苦，还要面对上学所需的种种开支，吃饭如何节俭显得尤为重要。吴稚伟老师回忆道：“我记得原来在南园门口有一家馄饨店，卖馄饨和面条，偶尔去吃一下，就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早上一二节课以后，学生食堂会拉出包子来放在南园门口，大家下了课就跑出去买包子，我觉得那个包子吃起来特别香。”除了日常的饮食，学生还要用不多的生活费购买书本。贺云翱老师当时拿的是班上最高的18元奖学金，其中一半的钱都用来买书了。生活用品则是能省则省，贺老师穿的棉衣补丁打了很多，鞋也是母亲给他做的。另外，贺老师还说由于价格太贵，他大学四年都没有买过水果。
图书馆的条件也远没有现在的现代化，当时鼓楼的图书馆是今天的校史博物馆，但是很多学生都在图书馆学习很久。周同科老师说：“当时的南大图书馆，条件很糟糕，找书不太方便，基本上就是站在柜台翻卡片柜，翻到一本书，再把书号抄给柜员，柜员帮忙找，找半天才出来说没有，要看的书很难借到。书籍管理很严，当时书被视为重要财产，需要妥善保管，没有现在讲究利用的概念，很难满足同学们旺盛的读书需求。虽然条件艰苦，但当时的学习氛围很好，同学们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学习。大家特别热爱图书馆，去图书馆还得抢座位，比如，先吃完饭的同学就得背十来个书包跑到图书馆去占位子，迟了就没有了。晚上宿舍楼的厕所里面都有人看书，因为厕所的灯通宵亮着，而宿舍是统一熄灯的。后来有人向匡亚明校长提意见，学校就特许考试期间在西南楼开一个不熄灯的教室，让同学们复习。”可见，虽然当时学习的硬件设施较为落后，但是学生的学习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社会思潮的“左倾”未能完全扭转，一些社会旧观念还未能完全解放。对于大学生来说，谈恋爱也是大学生活重要的一面，但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京大学，恋爱的氛围却显得颇为拘谨。童星老师回忆道：“谈对象的问题，当时已经结婚的同学就无所谓了，没有结婚但已经谈好对象的，在读书期间都可以结婚。我们班上仅有一对是毕业时明确关系的，平时都是私下的活动。校规也没讲允许，也没讲不允许。但当时的人，即使是在热恋中，也不会当着人拥抱、牵手的。”陈红民老师也表示，当时不提倡进大学之后谈恋爱，尤其是在大学发展新的恋情，会被看作“陈世美”而遭人白眼，当时甚至有人因此受到处分，或者在毕业分配时遭遇刁难。相比之下，张红霞老师与自己的丈夫高抒的自由恋爱显得难能可贵，张老师说：“当时学校纪律是非常保守、非常严格的。……大多数同学，尤其是我们女同学，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对或者不理解，而且我们女同学大多数悄悄地都有男朋友，但她们不像我这么公开而已。其实我也没有想过什么公开不公开，我觉得我该这么做就这么做，现在看来我好像有点自我中心，朝好的一面说是创新精神，朝坏的一方面说是特立独行、不守纪律。”
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总结高考对于个人、国家的影响，潘毅老师说：“高考改革不仅彻底改变了我们个人的命运，对国家的发展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文革期间，高校教育暂停，人才特别缺乏。恢复高考选拔人才，对后面的改革开放和整个国家的发展都太重要了。对个人来讲，我能搭上高考这辆车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个人后面的发展。我们家在农村，当时除了当兵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出来深造或者工作，所以高考算是我实现当工程师梦想的唯一机会。而且1977年、1978年高考对我们这些当时已经回乡几年的人来说，就更难得了，因为像我们在农村里长大的年轻的一代，如果没有高考，大家可能就会考虑找对象结婚，如果成了家，即使后面机会来了，可能也不一定会参加高考了……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国家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真的发自内心感谢恢复高考。”
吕效平老师对于高考也有自己的理解：“整个文化大革命使得社会停顿起来，有一拨人就被甩出去了，他们从农村回到上海回到北京，连住房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技术，等到30多岁再来学，就来不及了，那我们在社会大踏步进步的时候，我们赶上了这样的进步，跟上了这样的潮流，这样就不至于和我们的时代拉开距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国家命运改变了，我在国家命运里面享受社会进步。”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道，一场革命成功之后，那么此前所有革命的理由便不复存在。40年后，当高考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青年人生中的必由之路的时候，我们在质疑高考的考试内容、质疑应试教育的教育异化。但是，有识之士不会质疑“高考”这一形式本身，它不是一场普通的选拔考试，它承载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公平，它给无数人以“天道酬勤”的信仰，它让无数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改革开放40年到来之际，我们以口述历史和约稿的形式，记录下二十九位南京大学1977、1978级学生的高考记忆，记录下这样一场无声的革命，献给那些亲身经历了共和国曲折奋斗年代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