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编在希望的田野上
——南京大学七七·七八级校友的高考口述
受访人：贺云翱
采访时间：2016年9月30日；2016年10月16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采访整理：朱笑言、张益偲、许汝南、单雨婷
作者简介：贺云翱，江苏扬州人，1956年12月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与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众考古》月刊主编。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会长等。
“小医生”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我从家乡的初中学校升高中时很幸运，正好那年要求上高中要考试，如果搞推荐而不是考试，我就上不了，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伯父在中国香港，舅父在中国台湾，“文革”中要排斥有“海外关系”的人。那年考高中，我的成绩很好，考到了宝应县中学——宝应最好的中学，我们生产队属于城郊公社，大多数人是进城郊中学读高中，但由于那年实行考试选拔，县、镇里面的中学就也都可以报名。
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读高中时，当时都是推荐上大学，大家也就没有参加高考这个想法，只想把学习搞好，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高中时我很幸运地做了班长，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对老师的了解也比较多，当时师生之间总体上是互相信任的。
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也没有什么毕业联欢，就是同学们互相写一写美好的告别语句。我们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学生，县城的学生毕业之后自然就会找工作，只有少数农村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回家了。我是农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了农村——当时叫作“回乡知青”。那时，我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就像其他农民一样，跟着村里年纪大的人去除草、插秧，我那时候还学会了耕地。最苦的活是挑粪，挑一百米路左右就要放下来歇一歇，肩都磨破了，特别苦。我在农村什么苦都吃过，但我觉得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不过我真正做农民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一年不到。农村对宝应县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是很重视的，生产队安排我做农业技术员，我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用鼻子能识别出几乎所有的农药品种，工作做得也很好。我还做过材料员，就是帮助参军的人、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也做过很短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再后来，大队干部又让我去了本地的医务站。
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兽医，我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边学习一边做，当地的干部认为我做农技员非常认真，做农民也很认真，表现不错，正好有一个去学习的名额，大队领导就让我去了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学习时间是将近一年。那个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扬州农学院下放的，教学都非常好。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还有实践课。学完之后，我回到了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期间多次获奖励。农民厚爱我这位“土兽医”，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我“小医生”。
处一份道义，扬一种精神
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真正得到消息，已经是10月了。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叫张贞庆，他是我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我们宝应县中学当时高中有十个班，我在一班，好像是被认为最好的班，我是班长，当时跟班主任老师感情很深，他待我像儿子一样。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是农村学生，家里又穷，张老师对我特别爱护。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当时要防传染病，所以组织了很多兽医，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去打防疫针。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我，说大学可以考试了，叫我赶快准备，我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到了县城老师家，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板铺，叫我不要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复习。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个月，这样我就真的住了下来。当时他家里还有一个他的亲戚，我俩一起复习。[1]
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们的复习主要根据教材。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靠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也稀里糊涂，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练练题目。张老师不让我太辛苦，有时晚上还拉我去看电影。有时候我坚决不去，他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去。我记得看过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还有国产电影《闪闪的红星》，大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考试前一天晚上他还拉我去看《白毛女》，就是不让我熬夜，不要太紧张。
我复习时的心态比较放松，也不算累。我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段较短的时间里熬夜、过度紧张。那天我走进考场之前，也是张老师把我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告别时他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是有把握的。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我们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很有意思，一开始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张老师前几年去世了，我回家乡专门参加追悼会，也写了悼念文章，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真是太重了！复习考试是他告诉我的，最后选择学校也是他给我决定的，后来也顺利考上了。
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一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车到乡下，一到我家，就跟我和父母说“恭喜啊，恭喜啊”。考上之后县城的广播电台专门对我做了一次访谈，采访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热爱学习、又红又专的，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是在农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糊涂，考试也好，考上也好，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还没认识到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考上了就考上了，也没有怎么样。家里虽然很高兴，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吃饭，更没有什么谢师宴，当然我还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师家里，当面感谢他。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他应该帮助你，不会索要一分钱，而且还贴钱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就是这样。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处的是一份道义。
我不是太了解我们宝应县中学的录取情况。我在高中一班，那年考上大学最多的就是我们班，考取了四个，所说其他班有的一个也没考上。我们班有一位考上厦门大学，还有一位考上一个徐州的大学，另外一位考上了一个船舶学校，也在南京。考上厦门大学数学系的同学，现在也是教授。考到徐州的同学，后来回到我们县做了教育局副局长。进校以后，我所知道的从我们宝应县考上来的，还有哲学系的童星老师，我们历史系的陈仲丹老师。当时我们考得都不错，童星老师当时还是江苏省的文科“状元”。当然，我是很荣幸地考进了南京大学。
1977年高考时，我们高中毕业已经好几年了，但高中时的学习状态，应该讲对高考有决定性作用。高中阶段，我也要感谢老师们，特别是张老师。他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是非常会做思想工作，非常会带学生，给了学生许多正面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引导。后来我上了大学，他还经常给我写信，说要为祖国学习等等，今天听起来可能被认为都是大话，但他们恰恰一直都是以一种超越自我、轻个人、重家国的人生观来引导学生。所以我认为一位好的老师、一个好的班风、一种理想的引导，对中学生都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影响一生的。
我上大学之后没多长时间，张老师也离开了教育岗位，去做了宝应县司法局局长。地方上人都说他为人正派，是位优秀的局长。读高中时，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入共青团，高中十个班，其他的班长大都是共青团员，但是我不是，所以有时学校开干部会开到最后，说非团员干部退出，我和极少数人退出去，其他人会盯着我们看。那时候才十几岁，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强，这种情况对我是有打击的，所以后来内心就特别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严和互相尊重。但是张老师跟我说不用担心，他一次次帮我去跑团县委，一直到我快要高中毕业时，就是1974年5月4日，他终于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我加入了共青团。中学教育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家里都是农村人，母亲不识字，父亲虽然识一些字，但是对高考、大学全无概念，所以我始终认为应该感谢张老师，还要感谢我的师母刘道庆，在我复习迎考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做好吃的饭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的深厚恩情！
1977年高考有政审的环节，我当时是比较害怕。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有过一些机会，比如进部队，当时我帮当兵的人做政审材料，把材料送到带兵的人那里，带兵的是甘肃部队的一个首长，他看中了我，说：小鬼，你为什么不报名？我就跟他讲我报不了，我家成分不好。他问我家什么成分，为什么不好，我就跟他讲我舅舅怎么样，我伯父怎么样。他又说，他们在香港、台湾，我们的部队在北方，没关系。可后来我们当地的干部说不行，他不能参军，他家成分不好。之后县里的文化局也来要过我，作为写文字的人去剧团什么的，后来也是说我成分不行，不能去。
所以高考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政审，政审问题就是一道紧箍咒，我再努力地考，政审过不了还是白搭。但是那年政审，说是对青年大学生要放松一点，一般的历史问题、家庭问题是放开的，所以后来也没问题。好像有一些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也参加高考了，因为我进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当时我们在南京大学学生会，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等等，不同专业的学生会在一起交流，说自家是什么成分，就有人说自己家是地主或者说是富农的。没有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影响高考，应该讲当时对人也是一种很大的解放。
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到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我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那时从宝应县到南京时间很长，早晨出发，要下午四点左右才能到中央门汽车站。那时候，我们到了车站都有学生接，感到很亲切，他们是年级比我们高的学长，是学校最后的两届工农兵大学生。接到学校之后，他们就迅速把我们送到宿舍，是学校南园二号楼——那时候宿舍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到系里。那时候历史系办公楼在西南楼，就是现在鼓楼校区生物系所在的那个楼。我印象中报到手续都是在系里面完成的，有一个主管学生的书记——瞿老师，是他接待我们。报到以后会有一些欢迎新生的活动，全系的老师、同学都聚在一起，开一个迎新晚会，同学们一起唱歌，很快就融洽了。我记得当时还叫我出一个节目，我刚好从老家带了口琴，就吹了一首口琴曲，那水平真的很差，现在想想都不好意思，但是那场面非常热烈，也很温馨。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第一次到大城市感到什么都新鲜。那时候家里父母看我一个人来南京本来很不放心，但是后来发现完全不用。我们班主任朱宝琴老师对我们也特别关心！
宿舍八个人一间，一边两张床，上下铺，上面四位，下面四位，是比较拥挤的。我们是二月份来的，刚刚过了春节，天气还很冷。饮食相对比较简单，但吃饱没问题。我来自农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后来学校发助学金，我拿的是班上最高的，应该是十八块钱。那时候一半的钱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当时经济很困难，除了助学金之外，你吃饭时可以有免费的汤，有些菜也很便宜。我最喜欢买咖喱土豆，只要几分钱，非常便宜，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土豆，因为吃得太多了。如果你经济条件好，有好的贵一些的菜；经济条件不好，也有很便宜的菜，每个同学都能各取所需，应该都能吃饱。
那时候的食堂比较简单，窗口很少，开饭之后同学们来排队，菜也是一大盆一大盆放在那里，你买土豆，就从大盆里面给你打一份，免费的汤放在食堂的一角。那时候桌子特别大，同学们围着这个大桌子坐，相互之间就能交流、讨论问题。很多人坐在一起，比如对面坐了哲学系的，这边坐了历史系的，就可以边吃边讨论，这样一来，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现在的食堂，一桌最多只有四个同学，好像学生更喜欢人少一点，我们那时候喜欢人多一点，喜欢热闹，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交流。当时家里面很困难，印象中整个大学期间我好像都没买过水果，没有热水瓶，穿的棉衣有打补丁的，鞋都是农村里面母亲做的布鞋，没有穿过什么皮鞋，这一类的东西那时候跟我没有缘分。
我们那一级考古专业，不管考古还是历史，我都觉得学校领导特别重视。我们考古专业的老师，哪一门课是哪位老师教，我大都记得清楚。张之恒老师教我们旧石器、新石器史；北京大学的李伯谦教授教我们商周考古——李老师后来是北京大学文博系的主任；除了北京大学的老师，商周考古也有南京博物院的邹厚本老师教我们，秦汉考古就是查瑞珍老师，魏晋南北朝考古是蒋赞初先生，隋唐考古是秦浩老师，古文字是洪家义老师，古代陶瓷是浙江省考古所的朱伯谦老师，古汉语是孟昭庚老师、伍贻业老师等。当时，我是古汉语课的课代表。当然还有中国史、世界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公共课程。教学的老师都很资深，如世界史的张树栋老师，中国古代史的洪家义、吕作燮、史全生老师，中国近现代史的路哲老师，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倪友春老师，史学史的邓华老师等。还有一些课程比如古代建筑，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的刘叙杰老师来教我们，刘老师的父亲就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史专家刘敦桢先生，刘老师家学深厚，教学要求高，对学生极其关爱，他不仅在课堂上讲，还带我们出去实习，对我们后来做考古及文化遗产研究帮助很大。还有一些北京大学有名望的老师，比如说宿白先生，当时也来给我们讲过课。考古测绘是南京博物院的老师来教的。当时还有南京医学院的姚传业老师（体质人类学课程）、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何克辛老师（考古摄影课程）等多个院、系的老师给我们上过课。
有的老师是本校或本系的老师，有的是从外面请来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的老师、南京医学院的老师，还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博物馆的老师，如石兴邦先生、汪宁生先生、佟柱臣先生、安金槐先生、赵青芳先生以及姚迁、纪仲庆、汪遵国、邹厚本、葛治功、方长源、尤振尧、白英等老师。一些特别资深的专家，应该是我们的任课老师请来的——如做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的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先生，还有南京市博物馆的李蔚然先生，应该都是我们蒋先生请来的。当时承担课程的老师会请一些老师来，提升我们的眼界，弥补学校师资力量的不足，因为考古学是一个涉及知识面比较宽、实践性要求高的学科，单单靠本校的老师可能不行，比如我们的陶瓷课，就是浙江省考古所的朱伯谦老师来教的。古代书画是中文系的吴白匋老师教的——吴老师应该是胡小石先生的最后一位弟子，我们非常荣幸能听他上课。我印象中外请的老师分为两种，一种是院系特意邀请来的，另一种是任课老师凭自己的朋友关系去邀请的，他们认为学生应该跟这些著名的专家接触，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对1977级考古专业学生在师资配置上的特别照顾。
此外，在野外实习时，老师还会请许多当地的专家给我们讲课。我们在陕西、河南、湖北实习时，听过巩启明、宫大中、何正璜、韩伟、段浩然、安金槐、王劲、陈振裕、舒之梅、林邦存等十多位老师的课，内容十分丰富，饱含着这些老师的终身积累，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也到我们考古实习的地方看望和指导我们，还与我们合影留念。这些著名专家的课程和人生故事激发起我们热爱专业、矢志学术、服务社会的很高热情，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晚上熄灯之后，在盥洗室、路灯下面、教学楼的台阶上，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饭时我们经常跟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科的同学交流，谈学术，关心国家。我现在看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要又红又专。”“要有理想，为国家贡献青春。”这类东西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文革”刚刚结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这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能不努力吗？
我的英语底子很差，原来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到大学才学英语，所以我借书以中文为主，英文书也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借得比较多的英文书，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类，那时候我们借了是想自己翻译的，翻译之后还能去发表。印象中，我在湖北的一个杂志上发了第一篇翻译文章，是谈早期人类考古学问题，具体是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不过主要还是看中文书。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手工查询，一张一张卡片地找。当时读书大概分两类，一类是近现代学者写的书，东西方的都看，比较杂，读的量也大；还有一类是古籍文献、考古报告等原始资料。那时为了多读书，寒、暑假尽量不回家，就在学校学习，最自由的状态下读书效果最好，我现在还是这样要求学生。
图书馆馆藏英文文献是旧的比较多一些，我当时看到的一本Industry Archaeology，《工业考古学》，算是比较新的，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样的新书，其实是不多的。我当时看的书主要是文科方面的，理工科的书也会去翻翻，比我们文科的更先进、更新一点。早期我基本上没接触过系图书馆，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借。那时候借书上限比较多，开始时可借的书少，后来好像一次可以借十本左右，每一次我们都借尽量足，一次性背回去，这样可以把一个专题的一批书同时借出来，比较方便阅读。比如说，我们会就一个课程论文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一个专题，或者对某一类文物，或者某一个课程老师布置的任务，集中地借一批书来读，自己要做研究，经常写些读后感。
我们进校的时候还没有细分专业，就是历史系，一开始也是上历史学的公共课——世界史、中国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代汉语等，这都是要上的。上了半年不到，系里面就给我们开会，意思是要分专业，历史学和考古。我当时选了考古学，我们班里一开始好像有十三个人选了考古学，后来有一个退出去了，好像是肖朗同学，后来他去研究世界史了。
历史系每年学生总数大概四十人，当时我们考古学是十二个人。这样我们从一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就学考古学专业课了，课开设得很细。因为专业课开得早，大四也不会为找工作、考研而烦恼，我们的知识也比较系统。当时全校的课可以通选，我还选修过美学、心理学，选过地理系的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城市历史。当时理科的课我们也选，而且都是修学分的，跟他们一起到田野去考察，一起去做理科的课程论文等等。当时就是想建构一个更好的知识结构，打好专业基础。
七七级学生进校的时候，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然后奔着这种理想不断调整计划和兴趣，不断补充知识，大量阅读，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也会经常自我探讨或者写一些小论文。那时候我们会从一年级开始自己设计未来，写学术规划——我将来究竟要在哪一个专业方面做研究，我究竟要架构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我的学术理想是什么。在那时的日记里还能看到我的学习计划：应该读什么书，补充什么知识，选哪个系的什么课，会有一个自我建构。在后来的知识增长中及对社会的了解中也会做一些计划调整，再补充相关知识，还会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进行自我批评。现在我们教本科生，我也会问四年级的学生，你们的学习一开始有没有做过学术规划？有没有树立什么学术理想？对未来的发展怎么计划和去实施？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人这么跟我谈过，是不是他们保密，还是没有做过？
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近四十岁，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所以那个时候开玩笑，年纪最小的叫年纪最大的同学“爸爸”。同学们在一起的气氛非常融洽，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有的人还自己写诗，像周晓陆老师，我们现在还在历史学院一起工作。晓陆老师有各种各样的爱好，他当时翻译过屈原的诗，非常有见解，才华都展现了出来，他在生活上也给过我帮助，近年来他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还有张敏老师，他记忆力特别好，后来他做了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现在也经常来给我们的学生讲课。系里的老师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组织交流，跟我们座谈。我们从二年级——1979年开始出去实习，一实习就是几个月。第一次考古发掘实习去的是南通海安青墩遗址，后来学古建筑到苏州去实习。蒋赞初先生给我们讲南京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在南京地区实习。秦浩老师还带我们到郑州、洛阳、西安实习过，本科期间在湖北荆州、武汉，特别是在鄂州也有大量的田野实习。
我们那时候田野实习中喜欢写诗，讴歌这样的考古生活，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诗去歌颂，赞美当地的民俗风情文化和自然山水。当时都觉得世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学习是那么地快乐，未来是那么地美丽，心里充满了激情，感觉到一定要学好，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我现在看当时写的诗，都为那时青年大学生的昂扬风气感动，歌唱祖国，歌唱美好的生活，向往未来，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我读本科的时候，鼓楼校区的南园内对着北门，有幢小楼，是学生会和团委所在地，楼下是学生会，楼上是团委。我当时在学生会工作，学生会有学习部、生活部、宣传部等等，我当时是在宣传部。我和我们宣传部部长冒荣——后来做过学校高教研究所所长，我们在一起办黑板报，那个黑板报看的人非常非常多，甚至每次新的黑板报一出来，看的人挤满道路，其他人连走路都很困难，黑板报前围的全是人，因为当时也没有其他的宣传手段。我也是黑板报主要的工作人员，会写稿子、会在部长安排下开展工作，就为大家做些事情。当时的学生会同事还有我的好友周同科，中文系七八级的，他后来成为南大教授、书法家。当时同学们会积极投稿，我们要选择、修改，所以我那时候就比较喜欢做编辑，毕业后就一直喜欢做编辑，办刊物。当然我自己也会写小文章，大概写过几百篇东西，用过几十个化名。那时候学生参与学校活动的热情很高，对服务公共事业，对活用知识，这些意识是非常强的。
学校也很重视学生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匡亚明，书记是章德，他们当时在学校里还组织过一些集体活动，这些活动对学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我们进学校学生会就像应聘一样，大家也是各个院系来的。我刚到学生会的时候，上面还有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也很好，比我们成熟，会主动跟我们交流，寒暑假回家还会带一些好吃的来和我们分享，大家也会经常讨论问题，学校有什么任务，我们会合作，分头去做——组织演讲、办黑板报、办文学杂志、给学校报纸或广播站投文章、组织学生的各种联欢活动。学生会有各个部门，不同部门负责不同的工作。总体来讲那时候大家对做这类事情都很严肃，都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同学们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我们那时候办黑板报，经常需要找粉笔字写得特别好的、做事情特别认真的同学来抄写。我们每次邀请，就会有许多人来报名，气氛很好。
到了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时候，一是学校里有大的报告会，会请一些著名学者来给我们作报告，有时在阶梯教室，有时在学校的小礼堂，听的人特别多，有时候许多人没座位就站着听，教室里站满了就站窗外听。这个我的印象比较深，那时候学校经常会请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的学者，当然也有本校的学者来作报告，他们的思想都很活跃，会谈一些国际国内形势，也会对当时中国的形势作一些剖析，更多的是作科学问题的报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我们都喜欢去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我印象很深的有地理学家陈正祥的报告、天文学家戴文赛的报告、化学家温元凯的报告等。如温元凯先生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他的报告既讲学术问题，也谈学习和研究方法，真的很生动，让人深受教益。二是系里会组织一些思想学习活动，比如读报纸，谈体会。还有一类就是同学们相互讨论，自己看书，交流读书经验。那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看报纸，经常读《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了之后就交流，还会自己写文章。我那时候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就是写“解放思想”“报效祖国”之类的。
那时候我们跟老师联系比较密切，我觉得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那时候大家常常谈论的，一是国家的思想解放，还有就是要求学生做“新人”。我那时候还会收集资料，带着问题跑到老师家里去请教，我记得自己找过南京工学院的刘叙杰老师，在他家求教城市考古与城市文化问题；到南京师范学院就是今天的南京师范大学的地理学家、我国人文地理学的鼻祖李旭旦先生家，他家就在南园八舍对面的一个院子里，我去求教历史文化地理学问题。那时候学生在课堂上或者课外登门向老师讨教，是很普遍的事情。现在不要说本科生，连研究生都很少主动跟老师联系，来讨教、交流，都要老师主动找他（她）们了。
那时候学校不时会在小礼堂放一些电影，也很便宜，票价就几分钱，一毛钱。我们会到小礼堂去看一些英文原版电影，或者一些什么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学校里放的电影，一般内容还比较严肃，多数都是以重大事件为题材或者著名演员演的。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外国拍的关于二战的电影，场面非常宏大。
当时非常流行伤痕文学，我们也特别喜欢看。这样的作品在图书馆能借到，同学之间也会传，比如你买了一本，你看完我看。当时给我很深印象的就是《第二次握手》，那个小说在学生中间特别流行，那是一个关于科学家凄美的爱情故事，体现了人的那种纯洁、坚守的精神。我们刚入学的时候，这个小说已经流行了，据说之前是手抄本，但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正式出版物。另外当时一些伤痕文学的诗文，像北岛，舒婷的诗，也特别流行。我们自己也写类似的作品，那时候学校里有一本文学杂志，就发表了我的散文《姐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仅读，很多学生都写作，写诗、写散文、写小说。
那时候写作主要还是反思“文革”，因为1977年、1978年进校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文革”的，除了少数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可能受“文革”影响不深。他们本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长辈，其实多少都受到“文革”的冲击。到学校之后思想解放了，加上受到社会上伤痕文学的影响，很多同学都是发自于内心地写这些小说、散文、诗歌。我们的黑板报经常发表这一类作品，同学们也很喜欢看。
南京大学在我的印象中，整个气氛都非常活跃，那时候匡校长还组织舞会——虽然我没有参加，是听同学说的——当时是很新鲜的。我们的校长都组织舞会，就说明大家思想还是很开放的。那时候除了做课程实习，我们出校门的次数不是太多，偶尔出去看看电影、出去转转。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从学校出去，从南园宿舍那边走到新街口，一路上有不少老字号，现在大多都被拆掉了。还有我们班组织同学去登紫金山，爬到紫金山上面就奖励两个苹果，我们从不同的路线朝上登攀，天没怎么亮就出发了，不管有没有苹果都很开心。
岁月峥嵘，幸而与理想同行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因为实行分配制，基本上在毕业之前就有单位来预先要人。像我们考古、历史专业的同学，会有一个单子给你，上面是要人的单位——有北京的机构或者某个省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有政府的，有研究机构的，也有新闻出版的，也有学校，我们更多的是挑选博物馆、考古机构，大家基本都是奔着自己的专业理想选择单位，选择空间很大。
一开始学校团委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更希望做与专业方向相关的工作。正好南京博物院来洽谈——当时是双选——他们也点了我的名，希望我到南京博物院工作。那时候考研对我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而且我来自农村，对于出国、考研好像一点没有什么概念，比较懵懂就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岗位要我，那我就去。因此，我就到了南京博物院。在我们二年级考古实习的时候，南京博物院的专家们带过我们，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好几个月，相处得感情很好，老师也了解我们。学习期间我还去博物院向老师们求教过问题。南京博物院当时的考古部主任纪仲庆先生，直接跟我讲“小贺到我这来吧”。我们还没毕业，他就来要我们了，我们也很乐意到他们手下去工作。
当时同班有五位同学一起选了南京博物院，因为都想做专业工作，有的选了安徽省博物馆，也有同学出国深造了。那时候大学毕业生不存在就业压力，选择的空间很大，是自由选择制，选择自己满意的单位。
工作以后，我每年都要发几篇论文，参与写书、做田野考古工作，我当时在南京博物院还兼任共青团的书记。后来工作了大概两年，我准备考研，而且也真考了，一边做考古发掘，一边在深夜复习，很苦的，考过之后，熊海堂老师对我说，我的专业课成绩很高，但是大概外语课少了两分，报了南京大学没录取。后来北京大学的宿白先生，非常优秀的一位老师，当时决定要我，推荐我的是教过我们的北京大学的李伯谦先生，他比较了解我，后来听说南京大学不录取我，就叫我到北京大学去，我也答应了他。但是后来正好“五一”劳动节放假，北京大学的那个期限大概就是“五一”之前，我们这边调档没调过去，等能调了，北京大学录取结束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不再读研了。
我今年快六十岁了，高考过去将近四十年，尽管这中间是坎坷的，工作中也有一些波折，但总体上讲还是很幸运，也可以讲幸福感很高。就我本人来说，在大学毕业之后到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做考古，做了多个重大的考古项目，如扬州高邮神居山西汉广陵王刘胥家族墓考古发掘、徐州龟山西汉楚王刘注墓发掘、句容城头山新石器至商周遗址发掘、扬州唐城南门遗址发掘、南京六朝墓发掘等，还兼做团书记。然后1984年参加了学术刊物《东南文化》的创办，我那时二十多岁，在梁白泉、王英、唐云俊等先生的支持下参与创办了这份刊物，从起刊名到做编辑部主任共八年，这个刊物做得也很成功，现在还是核心期刊。1996年又创办了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在改名为“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并且做了这个所的负责人，获得了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负责了明孝陵申报世界遗产的学术工作，还做了六朝都城考古工作，发现了钟山南朝北郊坛遗址、南朝上定林寺遗址、六朝至隋唐的石头城遗址等。2002年又回到母校做老师，开始创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一边教学，一边做自己认为对国家有意义并且还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这些年我和研究所的同志承担过全国数百个课题，还应邀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自我感觉是尽心尽力，做得也真的开心。
一路走来，尽管非常辛苦，但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本科时期我就有这个理想，就是为了学术事业，为了国家，我能够尽自己的力量。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我感觉很幸福。如果说有那么一点遗憾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考研，如果不是调档遇到了麻烦，就能被北京大学录取——宿白先生也是一位国内外都很知名的教授——内心认为也许我今天在学术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遗憾。
入学的时候，就高考的底子而言，我的外语比较差。我在宝应县中学才开始学俄语，英语是进了南京大学才学的，外语方面我整体弱一些。中学时尤其是农村读初中的底子薄一些，我们知道有许多不足，根基不厚，所以要不断学习。但是一九七七级、一九七八级两届学生做出的成就，一定是奋斗出来的。七七级学生从决定高考到高考之间，其实只有一两个月时间，那时候我们还有工作，也不可能都在复习，时间是极短的，能够考上，肯定是自己在“文革”那段时间有积累，不是靠临时复习出来的。平时有积累，高考的时候就体现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特别在进校之后，我看到的这种学习的奋斗精神，当然包括我本人的亲身体验，可以讲是今天很多学生很难比拟的。他们四年如一日，每天都早晨五六点钟，天蒙蒙亮就起来读书，夜里面就着洗手间门口的灯或路灯读书，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我从跟其他同学的交流中，知道很多同学是有理想的。我觉得在大学里边有没有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尽管今天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那时候——我现在翻开当时的日记——就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毕业之后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麻烦、困难，比如被人嫉妒、被人打击，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放弃，为理想要一直执着坚守，毕竟你不是只为自己，你有远大的事业追求，这样内心才能经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愿意一直向前走，才有幸福感。
七七、七八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不用像今天这样，承受那么大的就业压力。现在我看到研究生，甚至包括博士生，居然为了工作如此费心，到处去找单位，到处去参加招聘考试，甚至放弃了课程去考试。现在的不少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这让我很痛心也很遗憾。我们那时候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单位很多，可以随便挑，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把自己的理想跟需要的岗位结合起来。今天的学生，很难找到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我们是占了便宜的，或者说是拥有了比较好的社会资源。有这种社会需求，正好也有选择的机会和条件，两者很容易结合。
所以要分开来看，一方面要看到七七、七八级学生的这种优点，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们处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考大学——他们出来的时候，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对他们的渴求，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条件，是非常丰厚的。当时有个玩笑话，说七七、七八级的学生毕业之后非常吃香，会有好多人来找他们谈对象，条件非常优厚的一些女孩子的父母会找来，“哎呀，我的女儿嫁给你吧”。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本身就受到社会的优待和欢迎，这种期许是社会给我们的，我们要对得起社会，而今天的大学生数量多，竞争激烈。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看到，完全说是因为他们有优势，所以他们做出了成就，我觉得这并不实事求是。“时势造英雄”，大概有这层意思吧。
关于高考，我有两点感悟。第一是中国的人才选拔，目前也只能通过高考。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很难把优秀的学生选拔进高校。因为中国这种人情社会，如果没有高考这道门槛，也许会把我们搞砸掉，会让优秀的人上不了大学。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讲人情而是讲公平竞争，讲法规，不用人情来运转了，大学办得也都很优秀，大家都能够公正地自由择校，也许就不需要高考了，所以我们需要办更多高质量的大学。但是就今天看来，高考还是唯一的方式。第二点，由于高考是让学生进行高校选择、专业选择的唯一机会，所以会带来大家只会为高考而高考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七七级、七八级的学生，在得到消息之前，不知道有高考，我们也没想过会去参加高考，那我们其实就是平时自己看书学习，家里没有书，就到别处去借，星期天会到公共图书馆去借书看。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看书，没有功利性，也没有目的性，单纯喜欢。今天的初、高中生好像读书就是为了高考，这样一来，由于过分强调功利性，可能给了我们学生一种暗示，认为我进了大学了，好像我就达到目的了。这种心态会损害自我的兴趣，以及不利于自我理想精神的培育。
所以我觉得，第一，高考这个形式，目前仍然是相对最公平的选拔机制；第二，高考中间存在的过分功利化的现象，对学生的理想主义、自我兴趣培养、自我独特才华的发挥是一种损害，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这是很遗憾的，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