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陈仲丹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11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历史学院楼143室
采访整理：黄丽祺、朱雪雯、张益偲、许汝南、单雨婷
作者简介：陈仲丹，江苏海门人，1956年生，现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一九七七级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生，历史学博士。
在荒芜中苦读
高考之前我在江苏省宝应县射阳公社，因为家里是下放的。我父亲之前在扬州卫校工作，后来在“文革”中被扣了“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成了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批斗，后来就被赶到农村去了，也是比较失意。他是学医的，就在公社卫生院工作，还是有工资的。但是农民的生活就真的很困难。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渔民，穷到家里只有一条还不太破的裤子，所以夫妻俩撑船到镇上看病，船上只有一个人能穿着这条裤子出去走，女的要出去男的就把裤子给女的，自己窝在船里，穷到这样的程度。农村吃饭也很困难。我的同学中午吃一顿干饭，早晚都吃稀饭，而且菜就是咸菜、蔬菜，很少吃肉、鸡蛋，肉一年就吃七八次。
我在农村的时候，在当时的公社中学读初中。上初中的时候，学生就很少了，一个班只有二十多个人。那时传言“上了学要下放”，从公社下放到农村就变成知识青年了，户口从镇上户口变为农村户口，吃不上商品粮，所以大家就不上学。后来我在那个学校做过教师，说明当时我的文化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至于高中，七七级的同学都是从“文革”过来的。“文革”的高中跟现在的不一样，第一，“文革”期间是两年制，不是三年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第二，课程好多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工厂工人教工业基础知识，生产队会计教农村会计，学实用知识。我在农村上的高中，课也开不全，地理课、历史课全都不上，主要开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还是教的。后来来过一位老师教英语，他叫杜振，是我英语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恩师，琴棋书画无所不知，对我帮助很大，后来他去宝应中学任教。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所谓面向社会实践的有用知识，比如“三机一泵”——柴油机、抽水机、拖拉机和水泵。我后来做工的工厂就是做柴油机零件的，还要教农民用柴油机。其实柴油机是跟着师傅要动手做的，开拖拉机也是，就像学自行车一样，需要练，不需要在课堂上学。那时候的学习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当时劳动还特别多，我们大概有一半时间在劳动，我们还有试验田。总的来讲就是学不到东西。当时基本都不用做作业，只有数学做一点，语文做一点，主要是作文，学业是比较轻松的。当然，中学最后有一个考试，但也不是高考，所以好学生也不愿意学习。
我做教师的时候，会给学生讲李白、杜甫，他们印象就比较深。那时的教材鲁迅的文章比较多，还有社论——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这种大批判的文章——只能学着写点所谓“小评论”的批判文章。真正的古文很少，就是《曹刿论战》和《史记》里的《鸿门宴》，外国的文章基本没有。那时候教材编得很糟，老师水平也低，学生如果不是自己好学，学不到什么东西。
从高中毕业到考上大学，这中间我工作了四年多——做了一年工人，后来在我毕业的中学做了三年半的民办教师。我能考上大学跟我做民办教师就有关系，而且即使到了农村，我也算是比较好学的。我爱看书，当时也没有图书馆，主要是我自己买了很多书，一直在看。找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爱看书对高考就有帮助。我在农村的时候办过自学小组，当时已经看过一些自然辩证法。现在回过头发现，那时候看的书都不是乱看的，知识面宽了，历史考试就简单了，谈地位、影响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比较好做，看看就会写了。
我那时候买书是通过写信给上海新华书店的邮购部，他们寄书的目录过来，然后我去买。我有两三百本书，这个对我的学生也是有好处的：我的学生有相对好一些的，后来上大学、做干部的，就有人是因为受我的影响，有一些价值观念上的看齐；我还告诉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去买书，有个学生喜欢画画，我送些讲美术的书给他，如《怎样画铅笔画》。农村的孩子不怎么读书，很调皮，那时候我当他们的班主任，管打架什么的也很头疼。那个时候就是你能早点看到书，就能比别人多学点。
被错别字改变的人生
1977年下半年，我在做民办教师，去邻近的广洋中学参观访问。我坐在船上，突然有一个广播，听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高考1977》那个电影里一样。
我是有点偏科的。高考要考数学，读文科的人都不怎么看数学。我不是一点都不看，但也就看一点，最喜欢的还是文学作品。所以我当时一下子就傻了，傻了以后去看电影，放的《地道战》，我没心情看，就去看数学。当时觉得来不及了，因为我还有工作。那时我隔壁有个教数学的老师，我后来能考上南京大学跟他有很大关系：第一，他有教材，还有什么数理化自学丛书，那个时候都是宝贝，外面看不到的；第二，他还教我做题，题做不出来他随叫随到，真是帮助很大。后来高考时我的数学考了六十几分，我们班还有十几分的。因为那个时候文理不分，就是一张卷子，所以我考的分数算高的。
当时的中学对高考还是很重视的，重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些教师都激动起来了。住我隔壁的数学老师，因为没有教科书，他就自己编讲义，有一些公式、题目，字数不多，两三万字，然后找人刻钢板。“文革”那些测量土方、生产会计都是不考的。当时学校还是很支持我们高考的，同事之间关系很好，也想大家都有个出路——民办教师不是正式教师，没有编制的，工作几十年，不能转公办，最后年纪大了，生活无着落，下场很惨的。另外像我们在农村当教师，公办教师基本上不和民办教师谈恋爱，女的是民办教师可以，男的不行，因为你身份低，也没保障。
复习的时候，就是背地理、政治，历史也是找本书来背，“五四”运动的意义、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工农联盟、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当时出题很死，高考的题目大概就是这么几个题。我当时还是比较喜欢看历史的东西，“四人帮”的时候也讲历史——“儒法斗争史”，虽然是官腔官调，但是可以看古文，像刘禹锡的《天论》等等。我当过政治教师，有一年他们考高中，考十道题，我猜中了八道，就是我从报纸上抄下来的，所以政治、历史这些我就比较熟。语文作文题我记得叫《苦战》，就是这么两个字，命题作文。当时叶剑英有首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就用的这个题目。政治就是时政，考一点理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这些后来都属于批判“四人帮”的东西，但是当时还在考，所以等于是废话。
我们都没有受过什么很好的教育，童星老师是“老三届”，基础比较扎实，人也比较聪明，就考得比较好。我们那个地方那么穷困，能考出来也不容易。我们这一批人走了以后，学生高考就普遍考得不太理想了，因为有点水平的老师都走了，直接影响当地的中学的教学质量。
那个时候时间很紧，分两次考，一次是公社的初考，谁都能考，改完试卷以后，再选拔到县里面考，要不然人太多。我初考考得不太好，一共两门，数学不是很好，语文大概能做出来，但也达到复试的线了。复试就考得好一些。当时我把一切工作都停了下来，连学生作文都没批，就堆在那边，考完再批改，上课可能也耽误了一点，因为忙着复习。
后来开会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邮局来了封南京大学的信，是入学通知。我拿到以后立刻就轰动了，因为上南京大学的人，我们公社就我一个，我就是最好的。另外最好的是我一个同事，考了苏州医学院，现并入苏州大学；其他人可能更差一些。当时就能感觉到，公社里的一些年轻女打字员——她们在镇上工作，穿衣服也比较整齐——平常不跟我说话，我一拿到录取通知就跟我说话了，说明我地位比较高了。
那时候理工科加上附加题总分四百多分，文科是四百分，我考了三百三十几。北京大学是三百三十以上，所以我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要是报北京大学就上了，但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南京大学。像童星老师，他是当之无愧的全省状元，考了三百六十几分。数学我考得不错，其他的就更高了。后来查到我语文拿了九十多分，写的文章也成了范文，这跟我当教师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教政治、语文。
我学历史是很偶然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本厚厚的册子介绍志愿，当时可选的专业不多。志愿是用毛笔抄在公社墙上的，我们文科，就是哲学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这几个，没有经济系，没有政治系，没有法律系，现在的海外教育就更没有了。我当然不会上外语系了，因为外语要加试；哲学我不想上，因为看不懂；所以就剩下历史和中文了。本来我想上中文的，而且肯定也能上，但是抄志愿的人抄错了字，本来中文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少抄了两个点，就变成“汉语言文字”了，我一看“文字”，心想那可能很无聊，就选了历史系。所以我本来要上中文系的，就让这两个字搞坏了。这是很偶然的。我挺喜欢地理，但南京大学地理是理科的，所以我要上南京大学，就只有历史系了，那时候也没有考古什么的。所以人生、命运，都是很偶然的。古人讲，人的命运就像柳树上的柳絮，飘到哪就是哪。飘到厕所就是厕所，飘到池塘就是池塘，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少抄了两个点，我的专业就不一样了，我遇到的人也不一样了。
我政审情况还好，我父亲工作的医院是帮了忙的。我父亲算是有点问题，如果查档案的话，就会看到他是挨整的，所以我政审的时候还蛮担心的。但是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讲了要放松，如果他没讲，估计就不行。我们单位的一个人，父亲是右派，他第一次就不能如愿，后来是扩招进的大学。毛泽东有句话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家庭是家庭，本人是本人，不过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
南京大学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个圣地。那时候农村孩子要是上了大学，就相当于有了工作，那就不是农村户口了，这个很重要。我有个同学是农村的，家里给他定了蛮不错的“娃娃亲”，后来他上了高级师范，可以到小学或者初中工作，就解除婚约，在农村里闹得挺大的，还有人告状，说他是“陈世美”。而且上了大学，前途就很好了，一个是能在城市工作，一个是有专业了。那时候我有个想法，就是成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教教书，写写东西。我刚来的时候，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的吴世民老师就对我说，你要写能发表的东西。我就想着写的东西要能印成铅字。这就是那时候的期待。
这世上没有我不能吃的苦
当时的交通还是很方便的，宝应到南京有汽车。我来南京报到，是先坐船到宝应住一晚，第二天早上买汽车票，坐到南京，当时汽车要开六七个小时。报到期间，学校还会有人在车站那里接站，然后有汽车从站台把我们接到学校，学校里也有相应的迎接台。
我们的住宿条件非常差，十个人住一间房。当时最普遍的是八个人住一间房，如果八个人住，还有空的位置放东西，十个人住就没有放箱子和其他东西的空间了，我们只能把箱子堆在地上，堆得非常高。有一个同学时殷弘，现在已经是非常著名的学者了，他人比较矮小，当时就直接把箱子放在床上，整个人像虾米一样弯曲着睡觉。因为人侧着睡也很难放下箱子，就把箱子竖起来放。要是想拿箱子里靠下的一件衣服，就得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都翻出来，才能拿到。
我们吃饭的条件也比较差。那时候叫“包伙”，就是必须一桌人到了以后才能吃，大家拿一个盆子打菜打饭，然后有一个人给大家分，桌子上还写有名字。实行了一年后，因为太不方便，这种方式就被改掉了。
我们班上同学，年纪最小的是应届生，大的三十多岁，我二十二岁，算中间。北京大学还有父子一起考上的，夫妻一起考上的，这是很难得的事情了。当时大家都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要是有一个讲座，窗子上扒的都是人。那时候学习积极性真的很高，根本不需要人催促，也没有人厌学，晚上学习大家都会熬夜。那时候我很喜欢熬夜，一般要看书到两三点。当时我的下铺是朱剑，现在《南京大学学报》的主编，他睡觉很警醒。现在想想真的很影响别人睡觉，因为我只要上床，床就会动。有一天我轻手轻脚把鞋子放好，他对我说，鞋子你就重重地放，我已经习惯了，要是一个鞋子掉下来了，另一个老掉不下来，我就睡不着。现在想想，他其实是等我睡了才能睡，我两点睡觉他就得等到两点。这是一件很害人的事情，但是当时是想不到这些的，当时的人学习都非常疯狂。
当时的必修课很多，选修课少，比较呆板。以中国近代史为例，一年分上下两段，一个星期上四节课，现在应该一个学期就上完了，所以我们的课至少要比现在多一倍。必修课时间拉得长，就讲得很啰唆，中国史、世界史都要教三年，最后才开一点选修课。老师也就是讲讲教材里的东西，没有现在灵活，当时比较重视基础。当时的选修课，比如蒋孟引先生，开了一门“西方史学史”，讲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他备课非常认真，一口湖南话。他们这样的大学者，早年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学问都很好，知识面也很宽广。有一些老学者，如韩儒林先生，当时就已经很著名了。还有茅家琦先生，年轻时就很有名气，现在也有九十岁了。
图书馆书不多，找书也非常困难。那时候大家都想看《十日谈》，排队排了非常长，因为就那一本，所以大家都是冲过去借。当时我们借书不像现在是开架，过去是要先查卡的，然后填一个条子进去，有些书可以借到，有些就借不到。文科的书相对多一些，因为学理科的人也看文科的书，但学文科的人不太看理科的书。文科书籍很多都是基础性的东西，都是非专业性的，而理科的书淘汰起来快，比如关于网络、计算机的书，过时了就报废，只能当废纸。那时借书，一次能借三四本，期限差不多一个月。
我们学世界史，会看一些英文书，但是看得很慢。那时候就看英文的通史什么的，经常要查字典，老记不住。南京大学有很多老外文书，就是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留下来的，我就经常找一些老书来读。至于港台书，有个小的港台阅览室，就是放一些报刊。外文书是可以借的，一般通史著作都可以借到。到了四年级，院系的图书馆也可以借书了。
当时有一个阅览室，里面的书也要查条子才能看。阅览室在老图书馆旁边，就是原来金陵大学的校史馆，看书要上二楼，我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这个地方消耗掉的。座位非常少，要排队的，大概开放五分钟内，座位就被抢光了，没有座位的就只好去别的地方看书。但是宿舍也不太好坐，有两三个人就很挤了。教室也不行，我们找不到空教室，课都排满了，我们就只有找个草地坐坐。我们上自习也去教室，但是会去那种特殊的教室，里面的椅子是带扶手的，可以搬来搬去，你可以找一张空椅子搬到某个地方去坐着自习。我们的教室在西南楼，随时想去看书的话，还是有座位的。
除了学校里的学习以外，我们也去学校外面活动，出去转转，看电影什么的。因为鼓楼有一个优点——在市中心，我们就在鼓楼和新街口之间跑。那时候还有一个百花书场，讲讲相声，现在都不在了。看电影是常有的，但那时候电视不多见。在街上跑跑，也算一种文化生活。同学们还会约着去一些景点，团支书周晓陆就组织过我们到三台洞这样一些“野景点”，一般人旅游不会去的地方。他是南京人，就带着我们跑，燕子矶、牛首山……都是到这种地方，大概去过四五次。聚餐、吃饭很少，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很少一起吃饭。大家以吃食堂为主，很少出去吃。
学校里面是有助学金的。我拿得少，只有七块钱；贺云翱拿得最多，有二十几块。他当时最穷，他家平均每个人的收入只有三块钱，因为只有三块，所以给了他最高的补贴。每人都有一点，条件特别好的就不给了，比如有同学的爸爸是大校，工资水平比较高，就不拿了。
当时学校有规定，不准谈恋爱，但实际上还是有人谈。因为年龄很大，不能谈恋爱就把人家给耽误了。有的女孩子都二十五六了，总不能不让人家谈。而且这个机会是末班车，这里集中了那么多单身男青年，在大学里找不到对象，在外面就很难找到了。总的来说学校是不管的，特别是到了高年级，其实也知道哪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关系，因为他们都在一起，但不像现在，没人拉手之类的。
虽然不管谈恋爱，但分配工作的时候会把男女朋友分开。当时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把两人分开，另一个是如果想分在一起，就都分到比较差的地方。这个其实也是很奇怪的，有点不近人情，但当时就是这个做法，不能照顾。因为规定不许谈恋爱，你谈了我可以当作不知道，但你们一直要在一起就要到最差的地方，决不可能两个人都到北京的大机关。我们班四十三个人，女生特别少，七个女同学，六比一。两个女生已经有男朋友了，后来果然跟男朋友结了婚。其他五个女生全都是本班找，一点儿也没有到外面去，高度的“自产自销”。
当时工农兵学员和我们不在一起上课，我听过他们的课。他们人很少，二十个左右，在一间很小的教室里面，也都是一些扶手椅，我有时就和他们一起听听课。我们和工农兵学员的课门类差不多，应该都是一个系统下来的。现在的课就很灵活了，但这样也有问题，必修课成分占得少了，必须要自己下功夫。当时有一个规定，必修课不能讲老师自己的研究成果，选修课可以讲。必修课必须要把知识原原本本传授给学生，可以讲研究动态，但是不能随意讲自己的东西。
那时候同学关系都不错，工农兵学员和我们的关系也还可以。有的工农兵学员会比较担心别人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考进来的。事实上，虽然有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但里面的人才也很多，比如张异宾、李良玉等，都是很有才华的。现在学生的承受能力没有我们强，但工农兵学员的承受能力更强。我在农村的时候参加过函授班，扬州师范学院中文函授班，业余学习三年，老师会在宝应集中面授。我没有学完，因此没有拿到文凭，但那是一个大专文凭。有一次我去函授，那时候地震，房子不能住，大家都在防震棚里，没有任何取暖措施。当时还在下雪，我住在防震棚里，雪花直接飘在头上，相当于半野外的生活，一夜睡下来，身上冷得不得了。我当时就讲，这个苦都能吃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不能吃的苦了。
爱折腾的“七七级”
一般来说，七七级的人，行政能力很强，自己打理自己的能力也很强，所以不管是经商还是做干部，都有做得很好的。我们这一批同学，总的来说，还是很有成就。贺云翱，他相当于一个人创办了一个公司，办了两本杂志，养着二三十个人，每期杂志卷首语都是他写，还要去开学术讨论会，还要教课，非常敬业。他并没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没挣到什么钱，但是他很有理想，创办的《大众考古》杂志，影响很大，还拿了考古学界的奖。
杨冬权，原来的中央档案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上学的时候他就很喜欢看书、写文章，本科时就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文章了。他被分配到档案局，但档案局是个行政机构，不太适合搞学术，他就每周日（当时没有双休日只有周日休息一天）跑到国图或者省图去查资料，还写过东西。
周晓陆，以前是大队书记，全国、江苏省的知青模范，比我大几岁，是一个很成熟的人，行政能力很强，有什么问题都能自己解决。我们班有个同学，喜欢外文系法文专业的一个女生，就疯狂地追求她。最后闹得比较大，就要处理了。周晓陆就去找这个同学，让他主动承认错误，写检讨。
我们班里也不是没有普通的同学，但是每个人在普通的岗位上，也都认认真真做事。班里很多元化，也不都是学历史的。七七级历史系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爱折腾，就想把事情做好一点，出彩一点。
那时候，就业无法自主选择，是系里面分的。分配是按照分配方案，比如三十个学生，有三十个岗位，这叫分配方案。但是会有一些单位没人去，我们考研，就空出来一些岗位。这样就由我们辅导员朱宝琴确定分配方案，她要找学生谈到哪个单位，比如说，喜欢打篮球、喜欢娱乐的同学去团中央，喜欢做学术的到档案局，这样也有点照顾到每个人性格的意味了。
我们的辅导员朱宝琴很正直。她本来是我们的书记，现在退休了。她工作很认真，也不搞什么人际关系。她当过浦口校区的书记，后来到我们系来当一个教师。要是换作别人，肯定不愿意，但是她就做普通教师。辅导员的工作高度敏感，决定人家一生的前途，好的去处和差的去处差很多——在北京中央机关和安徽某矿山子弟中学，差别太大了。辅导员工作因此很考验人的——真的很难分配，总有人有意见。但是她确实是正直的人，也比较公平。
总体来讲，分配主要是去两个地方，一是北京，二是南京，其他很少，就只两个去安徽的名额。那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女同学年龄大一点，想找男朋友，但是她的相貌、条件一般，她就找到了这个男同学。这个男同学要去安徽考博物馆，她就说她也去。结果她一去就出了问题，她去的那个单位叫安徽省地质局，要二次分配——分配里面有名堂的——一般都是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就是在她到安徽省地质局报到以后，叫她到矿山某子弟中学去。你来单位，结果下面还有分支，后来还是学校出面给她重新分配去了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我们七七级的分配，用分配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因为多少年没有人了，很多职位空缺。我要是不考研，到北京找个国家级的出版社是没问题的，后来连地图出版社都没人去。
我走的基本上是一条钻研学术的路，读硕士、博士，最后成为老师。如果不是这么做，可能会从事别的工作，但我走上现在这条路也没什么后悔，这个跟你的特长、兴趣有关系。学历史的也不一定要搞历史，当时对我们来讲，到党政机关就算很对口了。真正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很少，不到五六分之一。大部分历史系的人都在做别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和历史相关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