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周沛
采访时间：2017年3月7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楼
采访整理：郝怿、邓雅欣、张益偲
作者简介：周沛，1954年6月出生于江苏南通；1978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基地、南京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遥不可及的大学梦
我的老家在江苏南通县平潮镇，就是今天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我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大哥及大姐等当时都是中小学教师，这对培养我读书写字的兴趣爱好有直接的助益。十岁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通读过《三国演义》，尽管不少字还不认识，但是对故事梗概有了大概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喜欢上了历史以及文言文。我们那个年代，小朋友的“课外读物”主要是连环画，即“小人书”。当时读的小人书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中国的古典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等；一是革命题材的小说，如《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卫队》《红岩》《林海雪原》之类的。阅读小人书，不仅给我们带来乐趣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孩童读书的兴趣与习惯。
我接受过完整的小学教育，但中学教育却是“残缺”的。因为中学期间正值“文革”的早、中阶段，学校停课闹革命，不上课或很少上课，学生就成天玩，如骑自行车、玩无线电、打乒乓球，还有钓鱼、抓螃蟹等等，可以玩的东西非常多，很是开心。我们还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节目，唱样板戏等等。中学时的课程大多是学工学农的内容，从文化学习上看，我的中学教育是“断档”的；但从社会学习和社会实践上看，则有一定“社会阅历”的积累。
对于上大学这个遥远的梦想，只有在小学时有过。记得家父有一支金笔，曾对我说，等你考上大学后给你。那时的大学梦，仅是朦胧的，虚幻的。而在中学阶段，那时大学停止招生（1966-1971），我以及很多小伙伴都没有这个念想，不仅感到遥不可及，而且觉得此路不通，因为现实生活中大学的门已经封闭。
1972年初，我高中毕业，当年年底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叫“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那一带当兵。紧张的军营生活对年轻人是很好的考验和锻炼，我的身心得到了很好的锤炼，练就了强壮的体魄与较为坚定的意志。尽管那时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我也知道无论如何这都是与己无关的事情。
大概在1977年10月的一天，我随连队在陕西陇县穆家寨一个山头劳动，听到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在播送要恢复高考的新闻。几天后找到《解放军报》，看到确实有恢复高考的消息，动心之余还有茫然。动心是想尝试，不能放弃这个机会，茫然是怎么复习考大学？我一无所知。
在家人和友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开始偷偷复习。之所以“偷偷”，是因为：当时的战士身份与军营环境不允许我公开复习。因为部队有繁重的营建劳动与战备训练。我参加过盖房子、搬砖头、拖预制板等劳动，什么都要干。夏天收工时，衣服后背都是一片白色，那是出汗后带有盐分的汗渍；我也常常参加野营拉练，风餐露宿，睡过猫耳洞，有时一天要行军一百里[2] 的山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战士想参加高考，只能是“偷偷复习”了。
由于我的中学学习是“断档”的，因此，怎么复习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切应该从头开始。我就从初中数学的“有理数”复习起。没有教材，我就向驻地老百姓的一个初中生借了初中数学书，自己去看什么“有理数”“三角函数”等等；现在还记得，当时居然还能一看就懂，并且能做对大多数题目。
1978年4月复员回乡后，我到二哥工作的地方，江苏淮阴地区灌云县闭门复习迎考。二哥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给我找来复习资料。其间我主攻数学，兼顾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其他课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数学基础比较差，而对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文科的内容，我基本上比较清楚。这与我平时一直看书有关，如我在部队时翻阅了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的前几册，尽管是囫囵吞枣式的；这也和当时政治学习的氛围有关，如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以及1975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那时我还在部队当“小教员”，给全连战士讲授“儒法斗争”之类的内容。尽管当时对那些内容也不是太明白，更不了解其政治背景，但对后来的考试有很大作用，所以政治、历史，还有语文等，对我来说不是太难，最终考上了南京大学。
揣着包子进考场
你问当年有无政审？七八级是有政审的，但是我没有在政审这个环节遇到什么问题，因为我是退伍战士。七九级以后好像取消政审了。在那个特殊年代，政审往往可能把一些成绩合格的考生因家庭成员的“政治原因”而刷掉，这种情况后来就不存在了。
我们七八级全国招生三十多万，非常少。当时我是在江苏南通县参加高考的，考场设在平潮小学。试卷是全国卷，七八级开始都是全国卷了。七八级的试卷，现在网上也能下载，用现在的眼光看，是非常简单的。但历史地看，在那个时代，十有八九的人是做不好那套试卷的，题目再简单，那时候很多人做不出来。这是因为“文革”，教育停滞十年带来的恶果。但是另一方面，在那十年中，能坚持读书的人，或许就是恢复高考的幸运儿，这也说明了知识积累和持之以恒的道理。
现在我还能回想起当时进入考场前的一些场景。考生有兴高采烈的，有惶恐不安的，也有晕头转向的。我记得还有忘记带准考证，骑车回去拿的人。作为考生我当时年龄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当了五年兵，都二十几岁了。外面一些应届生在背作文、背历史、背地理，当时觉得人家真了不起，而自己傻乎乎地就进了考场。我还怀揣了一个包子，因为容易饿，我饿了会发抖，所以我是揣着包子进考场的，后来由于专心答题，忘了饥饿而没吃。当然，估计真要吃的话，监考老师会不允许的吧。
第一门考的是政治，第一个名词解释就是“阶级”，我乐得心花怒放，因为我复习过这个名词——“所谓阶级就是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是列宁说的一句话，我一气呵成，一下子写出来。当时我政治是拿了比较高分数的，八十几分，换算成一百五十分制就是一百二十多分。如果五门课程中有三门拿八十分左右，那就离重点大学不远了。后来的语文、历史、地理等，我的考分都接近八十分。
考试之后估分，我低估了自己，觉得分数或许能上中专或者大专之类的。当时，有中专上也愿意去，因为当时只要上了高等院校，就是国家的人了，就业就有保证。结果分数公布，我的考分比录取线高出很多，就毫不犹豫报了南京大学。
之所以选择南京大学，也是因为那时南京大学排得挺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还有南京大学，南大总是在前五六名。那时候南京大学的文科就只有历史、中文、哲学几个系，我报的是哲学系。以当时的社会情况，普遍是能考上大学就不错了，很少有刻意挑剔专业的。反正文科主要就是文史哲三个系选择，后来才知道有经济系，那是1978年才成立的，原来很小的一个系，因为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现在商学院可牛了。当时考虑的是“入了大学门，就是国家人”；分配工作就是“我是一块砖，天南海北任党搬”，特单纯。能被南京大学录取，说实话挺惊喜的。很遗憾的是，录取通知书可能是交上去了，准考证、学位证、毕业证我都保留着。
历史的幸运儿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我是坐轮船来南京上学的——长江航运，现在已经没有客运了，只有货运，还有旅游观光的——当时从南通到南京，溯流而行，路上大概要花十四个小时，船票两块五毛钱。那时候一个学徒工的工资，十八到二十块钱一个月；一般的工人二三十块钱一个月。
我是自己来的，因为我已经走过好多路了。当时我住在南园二舍，后来是十一舍，在八舍的东面。南京大学因为是全国性的高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班有北京的、上海的、浙江的、福建的、湖南的、广东的、广西的、东北的、西北的，江苏籍学生比较多。南京大学七八级哲学系入学时一共五十八位同学。
七七、七八级绝大多数同学入学前都在社会上历练过，有当过兵或正在当兵的，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在工厂当工人的，有在农场当职工的，有在农村务农的，还有在商场当营业员的，也有在小学当代课教师的，当然，也有几位应届毕业生。生源构成复杂，折射了当年中断高考十年后社会青年的复杂结构。同时，入学同学年龄差别很大，以我们班为例，有年龄差十五岁的。大的同学对小的同学说：“小朋友，叫叔叔。”这在今天是个笑话，可在当年确实如此。
1978年秋季入学时，南京大学几个食堂只有桌子没有板凳，我们是站着吃饭的，你们可能没法想象。但是我当时觉得非常幸福了——当在部队服役时是蹲着吃饭的，上大学了已经可以站着吃饭了。那时上大学有助学金，完全够吃饭，不用缴纳学费，学习书籍是免费发的。
在“文革”断档十年的背景下，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深知上大学的来之不易，抓紧点滴时间学习，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那时候大学生生活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教学楼及宿舍十点钟熄灯，许多同学买来蜡烛，秉烛夜读，学习氛围很好，大家深知读书机会的珍贵，都有渴望补充知识的迫切需求。整个社会对知识日益尊重，大学生也确实当了一回“天之骄子”。
大概在1981年前，南京大学图书馆设在现在鼓楼校区的档案馆，很漂亮的一个建筑，但不大。有借书卡，先在这个卡上查，查到了然后就借，还是比较原始的。系里有资料室。绝大多数同学都有提前到图书馆及教学楼占位子的习惯——用书包或一本书放在位子上，就意味着这里有人了。这一方面说明大家读书的热情高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年图书馆及教室等硬件的不足。
当时的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在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外哲学史、自然辩证法、逻辑学、心理学以及物理学、数学等方面。从总体上说，当时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是政治问题，也有社会经济问题，我们还到安徽滁州（当时叫滁县）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调查。不管同学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经过哲学系四年的学习，大家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逻辑方法、研究视野、认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等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受益终生。我们要感谢南京大学，感谢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
当时学生的信息源除报刊外，就是校园广播和广播电台，载体是校园里的大喇叭和少数同学才拥有的收音机。录音机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才逐渐进入校园的，但是学生拥有者很少。当时教室自习时有个亮点，就是能看见有一些同学带着收音机，用耳机在听，一般都在听英语或音乐。如果说现在大学生看手机刷朋友圈是一种生活必需，那么，当年大学生听广播和录音机则是一种学习手段与时尚。
1977年恢复高考对七七、七八级考生，对我们这一代人，对整个社会，都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影响与历史意义。许多有志青年通过努力实现了上大学的夙愿，决定了其后来的人生发展方向。社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我们在各行各业都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这一代人不仅改变了当年我国人才短缺的窘境，还肩负起承上启下的重担，为改革开放添注了有生力量。尽管除了少数人后来成为重要人物或名人，绝大多数人默默无闻地从事着普通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在整体上是我国特殊年代与特殊时期的特殊代表，他们确实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为民族的振兴做出了特殊贡献。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也是时代的弄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