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陈谦平
采访时间：2017年5月5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9室
采访整理：黄丽祺、单雨婷、张益偲、朱笑言、袁缘
作者简介：陈谦平，籍贯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1955年2月10日生于南京市。现任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博士生导师。1978年2月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3月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2006年1月至2014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专项基金评审委员。社会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
书香传家
我的父亲是南京市食品公司的国家干部，一直做计划财务工作，母亲则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我的祖籍为扬州市江都区，家境富裕，曾祖父那一辈人可能是盐商，在北京开了一个名叫“大丰号”的钱庄，也算是民族资产阶级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合股搞股份制银行，我的曾祖父关掉了“大丰号”，参股周作民在北京成立的金城银行。金城银行是当时北方著名的“北四行”之一，规模很大。而时任中南银行总经理的胡笔江亦是我家亲戚。1920年代，我的爷爷在汉口金城银行当襄理（一说总账会计），我父亲是在汉口英租界出生的。由于患上痨病（肺结核），爷爷于1920年代末就去世了，奶奶只得带着我父亲回到了江都老家，由于有金城银行的抚恤金和股息，他们母子那时的生活还算殷实。
我家的教育环境比较好，也算书香门第。我家在三条巷有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还有晒台和平台。当时南京四层楼以上的建筑不多，每年国庆节放烟火时，我们就会登上平台，玄武湖和中华门两处燃放的烟花都能够一览无余。记得以前家里有很多古代字画、碑帖等，都是祖上留传下来的。奶奶有几个红色的大皮箱，里面装的有祖宗牌位、古字画、掐丝珐琅碗、象牙筷子等，也有她的老衣（寿衣）。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一个箱子里装着一套清朝的官服。奶奶告诉我，我祖父当年用银子捐了一个官（几品不得而知）。当时家里瓷器也有一些，有一套四只摞碟，碟子四周画的是分属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花鸟，十分精美。我父亲喜欢喝酒，冬天喝酒用可以烫酒的酒盅。先在酒盅里倒进开水，小酒杯斟满酒后放进酒盅，再盖上盖子，等酒热了再喝。这套酒器也很精美。这些瓷器应该至少是明清时代的。“文革”开始时“破四旧”，家里的一些亲戚被抄家、批斗。我奶奶胆子小，把那些字画、清朝官服、老衣、连同祖宗牌位，一并扔进炉灶里烧了。
我记得，父亲的书桌上还有很多线装书和碑帖。父亲爱好看书，他的书法非常好，听奶奶和母亲讲，以前在江都老家时，每年春节前都给邻居们写春联，供不应求。父亲从小就要求我们练毛笔字，在他的督促下，我二姐和哥哥的书法都很好。他晚年在定居意大利和瑞士的我大姐处留下了很多墨宝。可惜的是，我哥哥当年在高淳县青山公社插队时，某晚家里失火，人虽无恙，但包括《兰亭序》在内的碑帖拓片都被付之一炬。
大学梦碎
应该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我家兄弟姐妹四个学习成绩都很好。我大姐于1963年从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考上清华大学，轰动一时。我二姐1966年高中毕业于该校，因“文革”爆发未能高考。我哥哥亦于同年从南京名校第九中学初中毕业。我上的小学在南京还算有名，这就是历史悠久的逸仙桥小学。我小学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也是班中队旗手。但“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大学梦破碎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刚刚十一岁，小学四年级。打这以后，我基本上没有再接受过系统的基础教育。所以，实际上我也就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1967年和1968这两年，我们基本上没怎么上过课，就算小学毕业了。毕业后在小学自办的“初中班”学习一年，1969年9月，整个班搬到了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现在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初中部）。我只记得在第二十六中学的一年半时间里上过英语课，学了二十六个英语字母，还学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之类的英语句子，至于语文和数学学过的内容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印象最深的是到南京药学院的校办工厂学工，到南京近郊的湖熟人民公社学农。我在工厂做过翻砂工，在农村插过秧，但更喜欢同工人师傅打乒乓球，在农民家的水塘里钓鱼。
1971年1月初中毕业，我又从第二十六中到新宁中学上高中。这个学校过去是南京第六女子中学，“文革”后全国取消女中，便改为新宁中学。当时该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强，因为从当时的南京地质学校调来了几位教师教数理化。高中读了两年（1971年2月到1973年1月）。这两年高中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也带劲，在此期间，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数理化和语外基础。记得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常常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因为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大学要恢复招生，甚至计划从我们这届高中生中招一批大学生，这成为我们学习的动力。广大师生干劲十足，老师们教得认真，同学们学得刻苦。记得班级和年级经常举行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科测验和考试，每个礼拜还有检查错别字竞赛。成绩优异者会发小奖品。要问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如何？绝对是全年级前三名，大部分测验也是拿全年级第一名，有时候第二名。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各个班去巡回诵念；数学、物理、化学成绩也都不错，数学稍差一点，物理、化学都是全年级的前三名。当时我们都积极准备参加高考了。结果没想到，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还是要下农村，插队当知青。
当时的南京“革委会”比较人性化，规定了一个政策，即每个家庭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里就业。我在家里排行老幺，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当时都不在南京：我大姐于196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同我的大姐夫一起被分到了辽宁省铁岭市的一个农机配件厂；我二姐1966年高中毕业后无法考大学，也于1969年前往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在南通海门县的将军山农场工作，当时在团政治部做宣传干事；我哥哥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也于1969年初去高淳县青山人民公社插队，高淳当时还不属于南京。于是我就留在南京城等候分配工作，并于1973年10月分到了一家大集体企业：南京金属工艺厂，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老字号——宝庆银楼。
国家那个时候要搞外贸，增加外汇收入，而我所在的厂隶属于南京工艺美术公司，原来生产医疗器械，叫南京第二医疗器械厂。这个厂里有十几个师傅，解放前都在银楼做金银首饰，公私合营时进了这个厂。现在国家要发展外贸，就把这批老师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带一批青年工人，教会他们生产金银首饰，为国家出口创汇。我们那一批一下子就进了三四百名青工，经过近一周的培训，让每个青工做一个戒指，由十个老师傅每人先挑选一名大徒弟。这十个老师傅早先在宝庆银楼很有名气，当时都六七十岁了。我有幸被余松鑫师傅看中，成为首批的十大徒弟之一。这十个人后来成为设计人员或生产车间的班组长。我之所以被相中，主要是有绘画的基础，做出来的首饰比较精美。
我们当时主要做黄金和珠宝首饰，包括手镯、戒指和项链等出口国际市场。经过“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国人对黄金并无任何追求。我记得当时在工厂路上，有青工捡到一串泡过药水的纯金戒指，拾金不昧，立即上缴，受到表扬。改革开放后，黄金首饰热俏，听说后来有新进厂的工人在库房领到黄金后，跑到当铺里换钱去打游戏机，由于数额巨大，后来被判死刑，成为南京当时很有名的案件。
当时大集体工厂的工资收入比国营工厂低，我们一级工每月也就三十三块多钱。那时候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下农村；新四届（六九、七〇、七一、七二届）基本都进工厂，而且在南京进的都是国营工厂，像南钢、南化、南汽和一些军工厂等。再下面就是我们1973、1974、1975、1976年毕业的高中或初中生，又是下农村。因为我留城，所以进了工厂，也算是幸运。
由于我喜欢看书，又喜欢写些东西，因此被厂领导看中，经常让我做做宣传工作，不过是业余的，还得完成工作量。后来中央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经常让我给全厂的职工宣讲历史，主持宣传报栏等，还当了工宣队队员，对五老村小学的学生进行宣讲。
不过，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在政治上不得进步。记得小学时参加不了“红小兵”；中学时“红卫兵”组织将我拒之门外；进了工厂，写了入团申请书，也是石沉大海。上大学更是想都不敢想。
小平让我考大学
我们家的文化氛围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对我来说，每天完成工厂规定的工作量实在是轻而易举，闲暇之余，经常读些书。特别是参加“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经历，使我对历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当时可读的书不多，我就从南京图书馆借《史记》来读。我记得上大学以前，我将《史记》通读了三遍。至于《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更是读得滚瓜烂熟。不过，数理化原先基础就不扎实，因而荒废。
1977年初，我大姐和大姐夫调到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大姐告诉我可能要恢复高考，要我复习高中课程，准备考试。那时候粉碎“四人帮”不久，外贸公司的金银首饰外销订单很多，对饰品的产量和质量要求都比以前高，没有时间来投入复习备考。有朋友给我支招，教我在量血压时作弊，只要下肢一用力，血压就会很高。结果我经常去医务室混病假条。这样才有了大块时间进行复习。
最初我想考工科，因为我觉得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加之在工厂是技术骨干。但后来考虑到时间紧迫，来不及复习数理化，所以就先报文科试试。由于高考停了十二年，集聚了大量知识青年，大家都想考大学，因而报考的人数特多。江苏省又是教育和文化大省，因此那年我们考了两次。首先是预考。预考是由南京市组织的，先淘汰一大批考生。江苏省的高考好像是在10月进行的，考了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四门。那时没有全国统考，只有省考，从1978年开始就全国统考了。考试成绩如何？说实在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高考总分是多少，反正数学成绩不好，而语文、政治和史地绝对在九十到九十八分之间，甚至更高。我还记得作文题目叫《苦战》。
当时填报志愿，也没多少学校可选。文科就是文、史、哲，其他专业都没有，经济学到七八级才招生，我们学校当时招了一个大专班。当时也可填报几个志愿，但我从小在南京长大，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我就填了南京大学。那个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大学好坏，就是南京大学比较熟，离家又不远。自从“文革”开始，我们就经常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批斗当权派。当时看过批斗彭冲——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他当过上海市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批斗彭冲的时候，我就坐在他脚底下，我还记得彭冲当时穿一件绛色中山装。我以前经常看大字报的地方，就是现在的西南楼。那时候没事做，就整天到处跑。南京大学是江苏省“文革”的重灾区，“红总”与“八二七”两派斗得一塌糊涂，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曾邦元当年就是这两派的头头。我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和第三志愿都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其他学校都没填报。那个时候，父母根本不管我，随我自己填报志愿。现在想起来，第一、第二、第三志愿怎么能都填一个学校呢，真是破釜沉舟了。
考完那天，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我家院子里面住了一些区教育局的老师，我问考得怎么样，他们说：“你在白下区文科考了第一。”我也没有去求证，因为我对此不感兴趣。厂里的领导、师傅和同事们也对我抱有厚望，说我肯定没问题。我记得当时碰到我们厂里的丁书记，他说：“哎呀，你肯定没问题。”后来有一天在厂里面，突然收到一封挂号信，我一看是南京大学寄来的，同事们都说是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我真的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家的成分不太好，算中小资产阶级。尽管我父亲是国家干部，但是其脱党和经商的经历使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审查和冲击。我记得之前在厂里想入团，写了好多申请书，结果团干部跟我谈话，要我写对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并与之划清界限。我觉得父亲挺冤枉的。我不愿意写思想认识，当然因此也就无法入团。
在入学政审上我也没有遇到阻碍。托邓小平同志的福，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我的大学生活
我们是1978年2月入学的，但因入学考试是1977年进行的，所以仍称我们为七七级。历史系在南京大学是小学科，每年招生人数很少。我记得刚报到时班上只有三十四个同学，同年五月份又扩招了八个。这样我们班一共有四十二个人，七个女生，其他都是男生。基本上以江苏的为主，外地的少。部队的有六七个，以南京军区为主，都是现役军人，也是考进来的。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是来自苏州的丁家钟，生于1947年，是六六届高中毕业，后来和我一起留系，做了团总支书记，不过最后还是回苏州了。最小的张益群生于1961年，扬州人，做过教育部行政学院副院长，现任教育部驻多伦多总领馆教育组参赞。所以同学之间年龄最大差为十四岁。
我在班上和同学关系总体不错，因为我个性比较开朗，也喜欢交朋友，愿意帮人忙。可以说，那时我在班上的威望还是比较高的。记得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民主选举班委，结果我的选票是第一。班党支部书记跟我说，你票数高也不是就说明你可以当班长。我说我根本不想要当班长，这只说明群众认同我而已。后来我做了班委，为班服务。
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周晓陆，他年纪不大经验却很老到。他是南京知青，由于其父母被下放，他到泗洪农村插队，二十多岁就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晓陆多才多艺，在国内考古学界闻名遐迩，在南京博物院、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安美院先后担任研究员、教授和博导，前些年调来我院任教。贺云翱也在我们班，他好像是1957年出生的，很有文采，整天在校学生会宣传组出墙报，也算学生干部。贺云翶在考古学界，尤其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研究国内外闻名。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亦是同班同学，靖江才子啊，在国内大学学报界算得上老大了。陈仲丹教授硕士毕业后去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来又读王觉非先生的博士，毕业后留在历史学院任教。
我们当时同工农兵学员的关系也很好，一直把他们视作我们的学兄和学姐。我觉得，总体上讲七六级同七七级有差距，但是差别也没那么明显，特别是在文史哲各学科。理科可能要求比较高，但文科，各人有各人的经历，各人有各人的性格，不一定要按照书本去死记硬背。七六级有相当多人才，像梁侃，他后来是茅家琦先生的硕士生毕业，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去读史景迁的博士，现在是美国西雅图大学教授；韩明也是茅先生的硕士，后来跟章开沅先生读博士，他当年写了一篇关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相当有影响力；徐金万毕业后分到江苏省委党校，后来当过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现在是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异宾是七六级哲学系的，现在是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著名哲学家。当时他是青年军人，个子又高，非常帅，篮球打得特好。
当时印象深刻的老师太多了。比如韩儒林先生、王绳祖先生、蒋孟引先生、胡允恭先生、吴白匋先生等，这些都是历史系泰斗，高山仰止级的人物，我于1982年2月留校，给系主任茅家琦先生当秘书，同这些老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老先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毓璜先生，他高度近视，但讲先秦思想史时从不照本宣科，一张纸条，引经据典，就是经常拖堂，有时中午近一点才下课，弄得我们常常吃不上饭。王觉非先生学问做得好，非常严谨，为人也和蔼，但他不喜欢学生上课迟到。茅家琦先生当时才55岁，英俊潇洒，通过选举当上了系主任，他在太平天国史和晚清史研究领域影响很大，常常有美欧学者来拜访他。我最喜欢张树栋先生给我们上的世界古代史。记得他第一堂课就测验我们的英语水平，并告诉我们英语的重要性。他给我们讲过的世界上古史，使我终身难忘。还有卢明华老师，当时任历史系总支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我们在打球，他在旁边可以喊出我们班每个人的名字。我就问：“卢老师，你怎么谁都认识？”他就说：“开玩笑，你们都是我招来的，照片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三十多人谁不认识。”
那时没有什么学生组织，也没什么社团，但有班委会。我们的班委还是不错的，班里也比较团结，体育活动比较多。我们经常打篮球，踢足球。七七级、七八级那几年是历史系体育运动的辉煌时期：男子篮球拿过全校亚军；足球拿过全校第三名。卢明华老师夸我们“厉害”，因为那年我们系篮球队有几个校篮球队队员，包括两个美国留学生。最厉害的是我班的王勇，来自连云港，他不仅篮球打得好，三级跳远也拿了省大学生运动会冠军，听说他保持的省大学生三级跳远纪录至今未破。
那时的伙食怎么样呢？南京大学的伙食好可是全国有名的。记得吃饭是在南苑的第一学生食堂（后来失火被烧）。学生十个人一桌，没板凳，拿八个脸盆打八样菜，绝对够吃，且吃得很过瘾。一个月八块钱伙食费，顿顿有荤，如狮子头、红烧肉、烧鱼、烧鸡和各种蔬菜。大锅饭吃了半年就改了，大约食堂负担不了，后来慢慢改为在窗口打饭菜。我因为每月奖学金有二十多块钱，还经常回家改善伙食，因此常常在食堂吃小炒。那时候我们食堂八毛钱的小炒是非常美味的。
同学之间谈不谈恋爱？有一段时间学校流行跳交际舞，我们历史系学生古板，很少见有同学去跳。我们班上大龄同学多，结婚的有好几个。此外，很多同学读书前就有女朋友或男朋友了。不过我们班的才子唐明峰（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追外语系的女生，给人家写情书，落款竟然是“司马迁”。人家到历史系告状，党支部和班委查笔迹，发现是唐明峰，然后就找他谈话。他说我又没写真名，我写的“司马迁”，司马迁不就是历史系毕业的吗？
图书馆我是爱去的。中国古代史的古籍比较多，但是中国近现代的史料则较少。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有不少资料，张宪文老师他们自己也从中国台湾买了一些。我本科论文做的是“中山舰”事件研究，主要靠的是历史系资料室和教研室的资料。历史系资料室藏书几万册图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里的书都是从系里借来的。后来我做系主任，重新放到资料室。因为书丢失得太多了，搞了一个特藏室。
国际“三好学生”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跟欧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欧美学生和访问学者迫不及待地纷纷到中国来进修与留学。南京大学是欧美学生前来留学的热门学校之一。当时匡亚明老校长的思想特别开放，创造各种条件让外国留学生充分了解中国。其中，让中国学生同外国留学生住在一起（简称“陪住”），就是他的一个创举。从1978年秋冬开始，我就成了“陪住生”。当时外事部门要求尽量派来自城市（特别是南京市）、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去陪住。提倡陪住生带外国留学生到家里做客，增进互相了解。我们七七级一共挑选了男女各五个同学去“陪住”，其中五个南京同学，其余同学分别来自北京、扬州与南通。
我陪的是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当时留学生楼在九舍，就是现在的南苑宾馆。最初我们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每天可以在公共浴室洗澡，当时这样的条件算是非常优越了。与我们原先在学生宿舍八个人住一间、睡上下铺相比，可谓优渥啊。那个法国同学叫米歇尔·罗阿，住了一年，于1979年6月回国了，我现在跟他也没什么联系。加拿大人中文名叫巴里，英文名叫Barry Douglas Till，他长我三岁，是铁路工人的儿子，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巴里没有任何不良习气，不抽烟、不喝酒、不搞女人。
巴里跟蒋赞初老师学考古，非常用功。他来南京是要写一本书，书名叫“In Search of Old Nanjing”（《南京掌故》）。这本书后来在香港出版，请的是著名女书法家萧娴为他的书题写书名。但由于当时南京城市周边不允许外国人随便进出，这为他在南京考察历史古迹带来大麻烦。那时出了南京市区，周边的每个路口都竖立着“外国人禁止进入”的牌子，而他要去江宁、句容甚至丹阳拍南朝石刻照片，因此经常误闯禁区。南京大学外办经常接到市公安局的电话：“你们有个叫巴里的学生，由于误闯禁区，又被我们扣留。”学校只得去公安局领他回来。后来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去南京周边那些有石刻而我又不能去地方拍些石刻照片？我同意了。后来，我就骑着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帮他拍了不少辟邪、天禄、麒麟等照片，后来都被用在他的书里了。
直到现在，我们的感情都很深，经常有书信往来。他现在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维多利亚市立博物馆当亚洲部主任，快要退休了。我于1995年和2017年先后去看过他。最让他骄傲的是，他被评为南京大学的“三好学生”。听说当时有人提醒匡校长：“外国人也能评三好学生？”匡校长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能呢？”巴里被评为三好学生后非常开心。也许有人会问：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怎么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国被评为三好学生呢？我要说的是，他的人品非常好。他学习用功，经常在图书馆看书，很晚才回来。但每次深夜回宿舍，他都是轻轻地开门，踮着脚，灯也不开。洗漱完毕后悄悄地上床睡觉，生怕吵醒我。其实我并没有睡着，但这一切令我感动。这就是来自白求恩故乡的加拿大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