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龚放
采访时间：2017年3月8日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和园小区
采访整理：单雨婷、朱笑言、张益偲、袁缘
作者简介：龚放，江苏江阴人，1949年2月生。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7月毕业留校工作。现为南大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系主任暨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谁的青春不迷茫
我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江苏省常州中学上高一。我记得刚刚进入6月，高三的学长都已经完成体检，填报志愿，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地准备参加高考了。我所在的省常中当时与苏州高中、南师附中和扬州中学并列，被人称作江苏省高级中学的“四大名旦”。高考学生金榜题名的比例很高，每年都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毕业生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未料到《人民日报》突然全文刊载了《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中央很快做出了全国高校招生“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由此被废除。当时我们年轻幼稚，头脑简单，只要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我们对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红卫兵的倡议举双手赞成，把废除高考作为“教育要革命”的重大举措。除了高三的有些学兄学姐怅然若失外，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将会完全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许从此就和大学无缘了！
“文化大革命”如野火燎原般迅速席卷全国。青年学生大都血脉偾张，激情澎湃，朗诵着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积极投身其中，写大字报，上街游行，破“四旧”，批斗“走资派”，有的还参加造反、武斗，有的甚至搭上了年轻的生命（我所在的省常中就有三位高一同学在“文革”中不幸丧命）。但当时人们普遍还认为这是参加革命，是捍卫毛主席、党中央。在那个躁动、狂热的年代，年轻人的热情用在了动乱上，也有很多时代的误导和自身的盲目在其中。
“文革”造成了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上千万“老三届”毕业生既上不了学，也无法进工厂企业就业。于是，掀起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六六、六七届毕业生已经在1968年秋冬安排下乡插队劳动，我们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在1969年初“分配”。本来传说我们将赴内蒙组成“建设兵团”，据说每十个知青一顶帐篷，每人发一杆枪，配合曾经在无锡、常州“支左”的二十七军，抗击“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侵略军”。远赴内蒙，扛枪戍边！这也着实让我们这些狂热依旧、热血未冷的年轻学子激动不已。但是后来的消息却让我们情绪直线低落：内蒙戍边的任务交给北京和上海知青了，江苏省的中学毕业生是到苏北农场，组成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主要是接管原来的劳改农场，省常中的六八届毕业生去射阳的新洋农场，“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尽管还是军垦农场，但因为不再是去风雪弥漫的北国边陲，不再是抗击苏修的第一线，所以就远没有去内蒙那样让人怦然心动。恰好在这时，我在省常中“红色造反团”的“战友”——已经下乡插队的几位学长极力鼓动我不要去苏北农场，而去农村插队。他们的理论是：“知识青年就像苗圃的树苗一样，长到一定阶段就要分开，就要栽种到广阔天地去，才能生根、成材；如果还是众多学生挤在一起，就像苗圃的树苗不分开不移栽那样，永远长不大！”我认同并接受他们的“移植”理论，没有与同班同学一起到新洋农场做“兵团战士”，而是与其他三位同学一起，在1969年5月4日来到溧阳县汤桥公社东陵大队杭东生产队插队落户。
溧阳汤桥尽管属于苏南范围，但靠近安徽郎溪、广德，发展比较落后，生活也相对艰苦。我们咬紧牙关，把劳动当作“艰苦但能够把人锻炼成钢铁的过程”。我的一个学长将这段话作为马克思的语录赠送给我，我也深信不疑并努力践行。我们雨天一身水，晴天一背汗，学插秧，学挑担，学着在稻田秧行间跪着耘田，撑着小鸭船夹塘泥……在真切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同时，我们真正想念在学校、在课堂读书学习的难能可贵的时光！我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重新背起书包进了学堂，但是，上学深造的梦想，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了！
与1977年高考“擦肩而过”
1973年10月，在生产队劳动了四年半后，我被抽调到汤桥公社广播放大站当线路维修员。那时候没有电视，也很少有农民家有收音机，就靠有线广播和村口地头的高音喇叭宣传政策方针，联系千家万户。所以每个公社都建有一个广播放大站，配两个工作人员，一个负责开机值机，另一个负责线路维修。我的工作就是爬电线杆或者栽茅篙，牵广播线。其实我有两份工作、两项任务。一项是登记在册、拿工资但户口上仍归属生产队的线路维修员；一项是帮公社办公室写材料、写通讯稿，完全义务的“笔杆子”——通讯报道员。尽管有时候改写稿子要加班加点，但与在生产队割麦插秧挑担子相比，劳动强度低多了，看书的时间也更多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拨乱反正，宣传、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功绩。溧阳在抗日战争时期属于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是陈毅、粟裕等开创的革命老区。江苏省镇江军分区在1977年春组织苏南有关市县成立茅山抗日根据地创作组，从军队和地方抽调人员到老区采访、调查，用文艺创作形式反映新四军茅山斗争的史实。我因为之前参加知青创作活动出过一些成果，就被溧阳县人民武装部选中进入了创作组。先是在溧阳前马水西村——当年陈毅、粟裕挺进江南时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采风，后来又到皖南泾县和江苏丹阳、金坛、句容、溧水及茅山等地调查访谈，到镇江、南京图书馆、档案馆查阅相关报刊、资料。工作节奏快，活动范围广，文字任务重，但感觉十分充实！
1977年10月，镇江军分区政工科又从创作组抽调了五个人，其中军队三人，地方两人，到北京去采访当年在茅山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同志。我与县人武部的章科长作为溧阳的两个代表被遴选进去，另一位来自地方的是金坛中学的汤钟音老师。能够加入这样一个采访组，能够进北京做为期二十天左右的高层采访，我当然感到无上荣光，格外兴奋。因为当时进北京是十分稀罕之事，更别说是要访谈许多曾经与陈毅、粟裕等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老前辈了！
我记得大概是十月二十几日，我们一行五人乘火车去北京。大家都是硬座票，连带队的军分区政工科孙科长也没有买卧铺票。在飞驰的列车上我突然听到广播，说中央已经决定恢复业已停止了十年之久的全国高校招生考试，将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让我的心脏几乎为之停跳！恢复高考了，而且很快可以报名，一个月之后就参加初试。这让我很兴奋啊，可以放开考试了，而不是像招收工农兵学员那样由地方、单位领导推荐。推荐要讲成分讲出身，有些地方还要讲关系，怎么也轮不到我。所以当时我兴奋莫名，马上找到孙科长说：“恢复高考了，我能不能回去报名考大学？”没想到平时文雅和蔼的孙科长立即虎下脸来，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这个进京采访的机会千载难逢，镇江军分区下属近十个县市几十个创作人员里，就选了你们几个人来参加，地方同志就只有你和汤老师两个，怎么能轻言放弃呢？再说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怎么好意思不完成任务就中途溜号去高考呢？”我转而一想，孙科长说得不无道理，老一辈“龙灯花鼓夜，长剑走天涯”，舍生忘死，毁家纾难，我等后辈怎么能为了自己参加高考而半途而废呢？所以，我就这样和1977年的高考失之交臂了。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先住在前门大栅栏某旅馆，后来又搬到解放军的一个营房住，前后在北京将近一个月时间。我们访谈了很多老革命，比如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他曾经是苏南特委书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访谈了全国妇联的副主席之一、后来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章蕴，她曾任苏南区党委委员兼妇女部长。还找了空军学院副院长吴肃少将，陈毅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时他是作战参谋，后任江南指挥部作战科长。还有一个农业部的司长叫陆平东，抗战时期是共产党溧阳县委书记。他们大多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有的刚刚从“牛棚”解放出来，得知我们来自茅山老区，分外激动，格外热情，讲起陈毅、粟裕当年的人品、韬略、文才、战功，真是滔滔不绝。本来我们还要找粟裕的夫人楚青采访，但因为她当时身体不好，没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整个访谈积累了很多资料，我白天访谈，晚上整理成文。这些极其丰富又极为鲜活的素材，为我们的后期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源泉！第二年我们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弯弓射日到江南》和《创业艰难百战多》，我自己也创作了三部短篇小说，而且是这两本书的两个最后的统稿人之一。1978年秋我上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后，还运用访谈所得素材，创作并发表了《炊事班长的心事》《五一子》和《轰天雷》等短篇小说。
“失之交臂”与“失而复得”
尽管收获多多，但与“文革”后首次高考“失之交臂”，让我感到实在可惜，难以释怀。我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弥补缺憾。因为离开学校到农村插队时尚不觉得有何不妥，等到整天面朝泥土背朝天，起早摸黑耕耘收割的时候，方才知道有机会再走进课堂读一点书，实在太难得、太宝贵了。在停招多年后，1972年大学开始选拔工农兵学员，说是“择优推荐”，其实最重要的是两条：一看出身成分，二看人情关系。尽管我父母亲都是教师，出身成分属于“职员”，问题在于我父亲被说成“有政治历史问题”，加上有个叔叔被划为“右派”，属于“社会关系复杂”，这两条就足以让我与“推荐上大学”无缘了。与我一起插队东陵的同窗好友陈申在1974年被推荐上了南京师范学院，1975年，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本地回乡知青杨清香因为“出身贫农，根正苗红”也获推荐进了南京师范学院。在衷心地祝贺他们的同时，我也有些怅然若失，我意识到高等学府对我而言真是“可望而不可即”。
粉碎“四人帮”，恢复统一高考制度，让我重新燃起进大学深造的希望。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切会来得那么迅速，那么及时！1977年11月初考、12月复试，1978年2月入学。一转眼，1978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又启动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终于等来了人生转折的大好机会！
我兴冲冲地报名参加高考，但是留给我的复习时间实在是太短太短，而要补习、复习的内容又实在是太多太多！我虽说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其实只修完了高一的课程。下乡之后，父母一再关照我要忙中偷闲，好学上进，铭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务农之余，我也确实在煤油灯下看了很多书，但那多半是《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缘缘堂随笔》《海底两万里》等闲书。高二、高三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我都没有学过，重新来学实在捉襟见肘，所以我决定不报理工农医，而报文科。这样只要集中力量补学数学等科目。
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是在职职工报考，允许请假半个月复习迎考。但是我在公社广播站工作，那年恰逢大旱，不少地方河沟见底，无水插秧，必须几级电站接力，提水、翻水。我奉命到开渠引水工地上去牵喇叭，搞广播，编《抗旱火线战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向领导提出请假，即便提出也根本不会获准。所以要看书复习，只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因为到处用电紧张，为了保证抽水、翻水用电，即便公社办公室也都点煤油灯或者蜡烛照明。天气很热，蚊虫也多。我就打一桶井水，将双脚浸泡在水里，这样一则可以解暑，二来蚊虫也咬不到腿脚，就这样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书做题。
因为已经将近十二年不摸课本了，能够找到的复习资料少之又少，用的大都是我原来初中、高一用过的课本，以及读初中时购买的许莼舫的《平面几何学习指导》等有限的几本参考资料。汤桥中学的一些老师与我熟悉，他们支持我复习迎考。每天早晨，施仲明老师等从中学来集镇买菜路过公社，常常会敲开我的临街窗户，“丢”给我一张白纸，上面是待解的几道数学题。我的三弟龚扬，是常州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在武进小新桥插队，当时已经在公社文化站工作，也在复习迎考。我们兄弟俩互通有无，相互交换复习资料和作文信息。因为他靠常州市近，获得资料的渠道也多，所以他对我的支援远超过我对他的帮助。他时常将收集、寻觅到的地理、历史、政治、数学复习资料寄给我。其中很多是油印的，还有一些是他自己用复写纸工工整整地誊写好的。我所在的广播站离公社邮电局很近，我是那里的常客，以前是去看《参考消息》，现在更多地是等我兄弟俩的“鸿雁传书”。每当我收到他复写誊抄的一沓沓高考资料时，亲情暖意就在我心头油然而生。
当时，恰巧有两件事发生，给我提供了复习迎考的宝贵时间。首先是1978年3月初，我父亲骑自行车去上班的时候被人撞了，腿股骨断裂，在常州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诊治。我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回常州照料、服侍。因床位紧张，我父亲只能睡在病房走道里的加床，幸好是在走廊尽头，我就在他病床前打地铺，晚开早收，照顾卧床牵引接骨的父亲。端茶送饭、挂水、按摩之余，我得空就看书做题，清晨起来在病房外朗读外语。父亲当时在中学教英语，我有不解之处，也可以就近请教。
后来到了四月份，镇江军分区政工科通过溧阳县人武部通知：我所写的关于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三个短篇小说都被选中了，要到南京后宰门省人民出版社招待所集中改稿。半个月的改稿结束后，出版社和创作组又选留两个人统稿，其中有一个是我。所以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南京，可以起早读一点书，晚上改稿结束了之后自己做一些题目。我记得和我一起统稿的还有一个溧水文化馆的恽建新老师，他是常州人，“文革”前从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毕业，很关心我，不时鼓励我。有几次我们一起路过广州路，他遥指南京大学的校门调侃我：“小龚，加油啊，再过几个月你就会在这个门里进出啦！”实在没有想到，居然真的被他言中了！考进南京大学以后，我曾经在第十一舍住了两年，果真经常在广州路的南京大学后门进出！恽建新老师为人真诚，才华出众，后来成为一个造诣颇深的书法大家。
走进考场：哪朵云上会有雨
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其实是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出题考试的，1978年才真正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试时间是从7月20日到22日，我还一直保留着当年的准考证，所以时间不会错。
我记得我是到上沛中学考场参加高考的。上沛在溧阳的西北部，离我插队的汤桥公社有十五里路，[3] 临近几个公社的考生都集中到这里。和我一起去考的还有两个当地知青。一个叫吕治炎，与我同年，就是上沛镇人，当时在汤桥集镇上的老虎灶负责泡开水。还有一个是我广播站的同事、值机员汤法明，他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他自己刚刚从汤桥中学毕业两年。汤桥中学的教导主任蒋老师十分热情，邀请我和汤法明住在他上沛的家里，就用竹片在堂前开两张床铺。因为恰逢三伏天，很热，在人家堂前开铺还要挂蚊帐，很不方便。所以我们住了一夜就搬到上沛集镇的豆腐坊住了。尽管屋子里弥漫着十分浓烈的豆腥味，但因为晚上没有其他人，我们可以安静地在那里“临时抱佛脚”。参考的人很多，除了我们这些老知青外，还有邻近好几个公社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都住在附近简陋的小旅社，或者借住在公家办公用房。我记得农历快到月半了，晚上一轮圆月升得很高很亮像大银盘一样挂在天上，还能听到附近一些考生读书、背诗的声音。
一天考两场，一共考了两天半时间。考题并不算难，但有些人考着考着就不来了，也许是某门考试“卡壳”了吧？和我一同住豆腐坊的值机员小汤，他第二场考下来，可能化学做得不好，就不考了，后来经我劝说，第四场又鼓足勇气进了考场。我所在的那个考场靠窗一排八个考生，大概都是“老三届”知青。我们每场考试都是认认真真做到最后。不像其他人一样考了一半多会就交卷了。这道“风景线”不久引起了考场工作人员的关注，后来连上沛考场的主考官也专门来察看。这位主考官是上沛中学的王校长，后来出任溧阳政法委书记，他后来告诉我：“当时考场有老师告诉我：这一排八人总是做到最后，看来这朵云上会有雨。”
最后半天是考英语。1978年高考时，外语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录取分数（外语专业除外）。所以考到最后一场时，开考半个小时后，全场走得几乎就剩下我们八个人了。年轻考生大都觉得没什么考的，一到可以交卷时间就走了。我的想法是，虽然不计入录取总分，但人生难得次高考，再怎么也得善始善终吧！尽管十多年不摸英语了，临时突击也未能改变若明若暗、似懂非懂的状态，但我坚持认真审题、做题，直到清脆的铃声响起，方才郑重交卷。卷面很难看，自己也很惭愧，英语都丢得差不多了。后来得知我英语成绩最差，只有五十六点五分，但那一年江苏省考英语专业，五十分就能上线参加面试。
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平均每门课要考到九十分，总分争取四百五十分，英语不算。最后考下来，我记得是八月份寄的考试成绩通知书，我总分考了四百四十一分，也就是每门课八十八分左右。
未能达到预定目标，主要是因为数学只考了八十，“豁边”了。我自己觉得初中和高一数学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我初中读的是常州市一初中，后来改名叫二十一中，是常州最好的初中。初中阶段我对数学很有兴趣，特别是因式分解、平面几何等等，几个同学花时间比赛添加辅助线、多种证法，整个的兴趣爱好都在那里。高一在省常中读书，我的班主任张雪君老师就教立体几何，鼓励我们开动脑筋，多种方法证题解题。我还记得自己曾经因为多种证题期末考试得了一百零二分。尽管下乡插队了十年，很多东西我还记得。复习时我就基本没在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上花功夫，时间主要投放到学习三角函数、解析几何等科目上去了。数学考试时我也很自负，前面题目似乎做得很顺利，做完之后我粗粗检查了一遍，就开始做后面理科考生必做的附加题，而且也做出来了。没想到前面一个三角的题和另外两个小题我解错了，而附加题即便文科生把它做了出来，也不计分。
我考得最好的一门是地理，考了九十七分。考地理也有一个糗事，说给你们听听。第一道题是一张中国地图，要求你把当时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名称及其省会城市名称都写出来。这个题其实并不难，现在看更是很简单的，因为天气预报每天都会涉及。我也很快就标明而且确信无疑了。全部考完后将试卷复看了三遍，我就看出问题来了：怎么内蒙古自治区的版图好像小了呢？原来我复习时看的是1960年代初的地图，弄得很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区划有所调整，把内蒙古自治区的有些地方划给了河北和辽宁。出题依据的是1970年代出版的地图，当然和我初中时学的以及复习时看的地图册有所不同了。问题在于我一时兴起，居然就在题目边上加写几句批语：“内蒙版图有误，请再核实！”等等。这也算是“妄加评议”吧！后来听溧阳参加地理阅卷的老师说起，曾经有人批到这份试卷，我的“妄加评议”在阅卷老师中传为笑谈。
再说一下我填报的高考志愿。当时好像是报名参加高考时就填报志愿了，不像现在都是成绩出来之后再填。那个时候报志愿不像现在一样考虑大学层次，讲究“985高校”“211高校”之别，也没说一定要把北大、清华、复旦报在最前面。我当时填的五个志愿，第一是南京大学，第二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三才是复旦，第四、第五是华东师范学院和山东大学，专业都是中文系或者新闻系、历史系。这样的志愿排序，放在今天看是很好笑很悖理的。当时我没填北大，因为比较远，我的女朋友刚好那年从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分到溧阳南渡中学工作了，我不想离得太远。
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年发得特别迟。到9月中旬了，其他学校的都发了，人家都先后拿到入学通知书了，我却还“音信全无”。我表面上淡定自如，其实心里直嘀咕：是不是又因为政审而搁浅了？没想到姗姗来迟的是好消息！到9月底我终于拿到了录取通知：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时候家里没电话，我立刻到邮电局给父亲发了电报：儿已录取南京大学。
“而立之年”始读书
大学生活终于开始了，当时我写了一首叫作《而立之年进大学》的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后来刊载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刊物《耕耘》上。那时候南京大学门口迎接新生时写的标语都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欢迎你，未来的哲学家”“欢迎你，未来的数学家”“欢迎你，未来的天文学家”等等，认为上了大学就成“家”了。大概到1990年代，新生入学时就不写这些了，因为大家认为上了本科，还不能算是成才或是“成家”，只能算作人才的“毛坯”。像我们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十年的插队劳动，还有机会进入大学，就已经很感激很感慨了，有类似于“欢迎你，未来的建设者”这样的标语，其实是让人倍感亲切的。
南京大学中文系七八级是一个大班，有五十二人（三年后又有五位专科班同学升本加入），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年龄跨度大。我可以算是班上年龄最大的，1949年生人，算是“四〇后”。我们班还有三位1961年出生的，也属牛，但比我整整小了一圈。1982年夏我们毕业时，黄宏同学就在我的毕业纪念册留言：“我们都属牛，真好！”他们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高中只有两年），因为是江苏省中学生作文竞赛前三名，所以就被保送进了南京大学。
我一直认为，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两期大学生，学生年龄跨度大，经历、阅历差异大，使得大学的生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得益最深的，是那些有幸借助历史变革之车进入大学，与我们这些饱经风霜、历尽艰辛的“老三届”共同完成本科学业的年轻学子。他们进校时还相当稚嫩，如与我同属牛却小了十二岁的吴锦才，是江苏句容人。刚入学时，我们让他担任一个团小组长，他兴奋地在铺上打滚：“我掐指算了一下，我这个职务的级别相当于公社书记！”但是四年之后当他毕业离开南京大学到新华社工作时，已经成熟了许多。后来他很快成长为“京中名记者”，后来又成为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和我们这些老知青在一起学习、生活，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给了他们许多参考、许多借鉴、许多教益。当然，他们的热情、直率和真诚，也让我们受益匪浅。
对我们这些“老三届”知青来说。十年蹉跎、十年彷徨之后能够进入大学深造，真是弥足珍贵！我们抓住时机，看很多书，想很多问题，同时还把大学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刚入学时我们住在二舍，我们早晨五点多就起床了，起床之后，就跑到北园大操场锻炼，除了跑步，还玩单杠、双杠。后来搬到十一舍，靠近广州路的南园大门附近，我就改到五台山体育场去跑步。有时候起得早，学校大门还没开，我们就得翻墙出去。在五台山黑黢黢的体育场跑步，望着高耸的空荡荡的看台，有一种超脱而又特别的感觉。等我们三圈跑完回来，学校的大喇叭才开始放起床曲，我通常是读半个小时的外语，然后再去吃早饭。
除了如饥似渴地学习、读书之外，我们还会在教师指导下做一些学术研讨，并且组织很多活动。比如春游的时候到汤山南唐二陵参观（当年还没开放，我们去大队会计那里找了钥匙去看），中秋的时候到燕子矶一起去赏月，去石榴园里买石榴吃等等。那时还有一些外国学生，有些同学就陪外国学生去农村，带他们到采石矶去看李白的衣冠冢。生活还是非常有诗意，很丰富多彩的。
对于自己“而立之年上大学”，我有极深的感慨。1978年有机会参加全国性的高考，应当说是人生的一个拐点。没有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果断决策，及时恢复全国高考，也许我的人生道路将会全然不同！我抓住这个机会，凭着多年的积累以及以前中学打下的底子，考上了大学，并在大学任教，带研究生，做科研，真的感受到如孔子所云，“不知老之将至”！2014年我年满六十五岁退休了，但我退而不休，且行且喜，现在还继续做研究工作，经常参加江苏和全国的学术活动。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是奔七之人，但仍然觉得精力充沛，生活充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也许，这都是拜1978年高考所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