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因与上海作家林微音（1899-1982）姓名相仿，易被误认，后改名“徽因”。她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1972）的妻子，夫妻二人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在文学创作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等均有作品存世，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九十九度中》等。
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冰心在列举五四运动以来的著名女作家时，还对林徽因赞美有加，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
上海时尚画报上的封面女郎
1925年9月20日，上海。《图画时报》第268号出刊，头版的封面女郎，是20岁左右的林徽因。头版组照，一张是她的家居照片，一张是其戏装照片，正青春年华，光彩照人。
照片加有附注：“林徽音女士为林长民先生之女公子，明慧妙丽，誉满京国。精通中英文，富美术思想。平居无事，辄喜讲求家庭布置之方。小至一花一木之微，亦复使之点缀有致。前在北京，曾就培华女校习英文音乐各科。民九远航间，留学英京，入圣瑁丽学院。逾年内渡，转学北美，专习建筑图案，尤注意于戏台构置。首往纽约省之漪瑟城，入康宾山大学，继往飞飞城，入宾省大学。诚以欧美诸邦专才辈出，剧场建筑不独以工程坚固，陈设华丽见称。举凡美术兴趣、历史观感，随处流露，无往不足引人入胜，以视我国剧场，洵有天渊之别，不可同日语也。将来女士学成归来，必可以贡献于国人者。”
显然，这并不是即时拍摄的新闻照片，而应是一年前的旧照了。因为早在1924年6月，林徽因就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直到1928年8月，二人完婚并在欧洲度完蜜月之后，方才回国。《图画时报》第268号的出刊时间，恰在林出国后一年多的时间段里，此时，是不可能拍摄得到她的家居照片的。刊载的家居照片，应为林1924年6月赴美留学之前所摄。那么，另外一张戏装照片又摄于何时呢？
这张戏装照片的拍摄时间，应当比较明确，时为1924年5月8日。据所附图注称，“女士于戏曲一门，亦有研究。每饰曲中人物，惟妙惟肖。描摹适当，具有天才。左图为女士饰印度文豪所著戏曲中之一角色……”实际上，林徽因所扮演的剧中角色应为齐德拉公主，而剧本正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著《齐德拉》。
原来，1924年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寿辰，正值其访华期间，北京文化圈遂筹备为他举办祝寿会。祝寿会的压轴戏，是观看新月社同仁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该剧取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讲述了一段古印度的爱情故事。剧中，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张歆海饰王子阿顺那，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伐森塔，梁思成担任舞台布景设计。《图画时报》上刊布的照片，应为此时所摄。
一份上海的时尚画报，将关注焦点放在北平，且将一位北平女性作为封面女郎，实为不易。一般而言，报社就坐守摩登上海，本就是时尚前沿，有的是名媛淑女，封面女郎的人选，又何须舍近求远，向北搜寻？毕竟南北间隔千里，采访编辑的难度与成本也会相应增加。但林徽因是个例外，《图画时报》愿意为之破例，即便未能采用到最新的即时拍摄的新闻照片，也不妨将一年前的存照给印上了封面头版。显然，这与林的“誉满京国”有关，也与这份画报的宗旨有关。
纵观1920年代的报纸附刊，摄影图片使用普遍，读图时代已俨然揭幕。《图画时报》原本是《时报》的一个周刊，也是我国第一个报纸摄影附刊，由上海时报社出版印制；至1924年2月17日的186期，更名为《图画时报》。初为周刊，自358期改为三日刊，至1935年10月13日停刊，共出刊1072期。主编戈公振在画报创刊号的《导言》称：“世界愈进步，事愈繁琐；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必藉图画以明之。夫象有鼎，由风有图。彰善阐恶，由来已久。今国民敝锢，政教未及清明，本刊将继文学之未逮，一一揭而出之，尽画穷形，俾举世有所观感，此其本旨也。若夫提倡美术，增进阅者之兴趣，又其余事耳。”这就清楚地阐明了戈公振创办摄影附刊的目的，他强调摄影图片应起到“彰善阐恶”的作用——进步的即是善，当然要大力表彰；落后的即是恶，也要充分阐明。
林徽因的聪慧才智，以及在学业上的进取追求，在《图画时报》看来，是理应作为“进步典范”予以表彰出来的，但又并不是将其如流行明星一样来追捧的。《图画时报》每期必有一位或多位“进步典范”的人物照片刊发出来，林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只是因为这第一次登报，又上了封面，才让人颇觉“惊艳”。事实上，林并不是《图画时报》的“常客”；她的照片再次登上《图画时报》已在近三年之后。这是在其与梁思成完婚之后，作为已婚妇女“进步典范”才再次出现的。同时，这也是她的照片最后一次出现在《图画时报》之上，时为1928年5月30日，该画报的第460期。
这是一张林徽因于1928年3月所摄的签名照片，可能是应报社之请求，特意从欧洲寄回国内的。照片刊发于《图画时报》时，加有中英文图注称：
梁思成夫人林徽音女士，文思焕发，富有天才。早年试演西剧，曾充太谷翁名作《姬珈玳》一幕之主角。留美数载，学诣超卓于舞台布景以及导演诸术，无所不能。近毕业于合众之国之“耶尔大学演艺院”，方偕梁思成君作蜜月之旅行，兼事考察宫室之制及演艺之作风，联袂抵欧。巧值世界戏曲大家易卜生百年纪念盛典，诚我东方古国学术前途之福音也。
这里提到的“姬珈玳”，就是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只是音译不同而已。可想而知，林在出国之前的那场演出，其影响力三年间亦未衰减，已成为这位“榜样妇女”的一个老掌故了。而这张照片的签名时间，恰逢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百年诞辰纪念之际，更让编者不由得产生联想与感慨，他认为，此时尚在欧洲与梁思成作蜜月旅行的林徽因，归国后一定会成为“东方古国学术前途之福音”。
此外，有必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图画时报》上的报道，还是林徽因自己的签名，此时都还明确地写作“林徽音”，而不是后来我们熟知并已习用的“林徽因”。事实上，至少要等到1931年之后，“林徽因”的名字才会正式出现在各大报刊之上。
林徽音之所以改名“林徽因”，起因是与上海作家林微音的名字太过接近，为避免引起误会与张冠李戴，才最终改“音”为“因”，以示区别。1931年10月，林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诗作，徐志摩在《诗刊·叙言》中附带声明一则：
本刊的作者林徽音，是一位女士，《声色》与以前的《绿》的作者林微音，是一位男士，他们二位的名字是太容易相混了，常常有人错认，排印亦常有错误，例如上期林徽音即被刊如“林薇音”，所以特为声明，免得彼此有掠美或冒牌的嫌疑！
从此，林徽音才摇身一变，成为“林徽因”。《图画时报》上的林徽因早期照片与签名、报道与图注，都还写着其本名“林徽音”，或可作这改名事件之前的“原型”存照罢。
美国大学里的“中国校花”
《图画时报》第268号图注中所称，有梁、林二人“继往飞飞城，入宾省大学”云云；不熟悉民国时期对英美各地译名的读者，可能会不知所云。其实，所谓“宾省大学”即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如今简称“宾大”，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即“飞飞城”）。宾大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八所常青藤盟校之一。宾大创建于174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学校的创建人。宾大是美国历史上建校时间排名第四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美国第一所从事科学技术和人文教育的现代高等学校。
宾大在中国招生，可以追溯到晚清。当时，根据音译，宾大又名为“本薛佛义大学”。1924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赴美深造。9月正式入读宾大，而宾大建筑系当时不收女学生，林未能如愿去建筑系学习，只得入美术系学习。凭借她对美术设计的浓厚兴趣与良好功底，从一入学开始，就令校内师生刮目相看，颇得好评。她得以破格跳级，直接升入三年级。林的注册英文名为菲莉斯（Phyllis W hei-Yin Lin），梁的注册英文名则为Ssu-Cheng Liang.美术系和建筑系同属美术学院，又因梁在建筑系，林得以旁听了建筑课程。
林徽因是宾大中国留学生会社会委员会的委员，她性格开朗，举止优雅，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俨然是在此就读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里的“中国校花”。她与美国同学伊丽莎白·苏特罗（Elizabeth Sutro）友谊最深，经常到苏特罗父母家里做客。苏特罗晚年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交往的细节，并称林“是一位高雅的、可爱的姑娘，像一件精美的瓷器……而且她具有一种优雅的幽默感”。
林在宾大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她本身在学业与学术方面崭露出来的过人才华。她积极从事美术设计活动，在大学生圣诞卡设计竞赛中还曾获奖。虽然只是一张小小的纸质卡片的绘制，但也可以看出她精细的才思——那是用点彩技法画的一幅圣母像，大有中世纪欧洲圣母像的古朴质感。这件中国学生的优秀作品，至今还保存在学校的档案馆中。她只用两年时间，就取得了美术学士学位；又作为建筑系旁听生，竟然不到两年就受聘担任建筑设计教师助理，不久更成为这门课程的辅导教师。这位秀外慧中的中国女学生，注定是要在宾大留下一些珍贵记忆的。
在宾大档案馆中，可以看到林徽因在宾大留下的证件照。证件照中的她，如今看来，依然那么摩登秀美。她身着中式外套，一头微卷的短发，眼神中流露着聪慧与坚定，才女外形与淑女气质，已流露无遗。而她与梁思成的合影，在此也存留了一枚。
那是1927年2月，梁思成获建筑学士学位，7月获得硕士学位。林徽因则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士学位，四年学业三年完成。在毕业典礼的文艺汇演中，梁、林二人参加化装舞会，还拍摄了一帧着剧装的合影，至今仍留存在宾大档案馆中。
从合影来看，梁思成身着绘有简单龙纹装饰的长袍，腰束布带，但脚穿皮鞋，头戴短筒无檐礼帽，面部还特别画有八字胡须；林徽因则一身清代宫廷女装打扮，着“旗装”，梳“旗髻”，套戴一顶形似扇形的，可能是纸糊的彩冠，手持一柄大白纸折扇。林、梁二人这身衣装，形似清代宫廷人物，颇有点穿越感。所扮角色虽无从查考，但可以揣测，这样装扮的主旨无非是讽刺晚清腐败的政治，表达新生代知识分子对新世界的期冀。从林当时浓厚的美术设计兴趣来看，这身装扮可能就是她亲手制作的。
1927年8月，梁思成向哈佛人文艺术研究所提出了入学申请，理由是“研究东方建筑”。哈佛最终录取了他。梁于9月离开费城至麻州剑桥。次年2月，梁完成了他去哈佛研修的目的，原拟归国。而对戏剧表演及美术设计一直心存向往的林徽因，在宾大取得学士学位之后，便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跟随著名的G.P.帕克教授学习舞台设计，她也因之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现代舞台美术的女留学生。这时，梁向林正式求婚，林为此也缩短了她学习舞台设计的课程，二人同往渥太华，开始筹备婚礼。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总领馆举行婚礼。婚礼完毕之后，他们便启程到欧洲度蜜月，随后归国。在宾大的整整三年时光，不长不短，但对梁、林二人一生事业与生活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在这三年间，二人在学业与感情方面，可以说都修成“正果”；也正因为如此，探寻二人此刻此地的史料点滴，别具一番意义。
圣诞卡、证件照、剧照合影——虽然这一丁点鸿影遗痕，不算特别丰富，但仍可圈可点、可感可思。试想，当年《图画时报》但凡能拿到其中任意一件，恐怕也会是大张旗鼓地上了封面推介的罢。
“文学祖母”吐槽“文学教母”
冰心（1900-1999）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语文老师的讲述中，冰心始终是慈祥的“文学祖母”形象。殊不知，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女性文学界中，还有一位更为耀眼的教母级人物——林徽因。
从1933年9月27日开始，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期至第10期，一直在连载一篇别有意趣的小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这是冰心在童话之外，创作的一篇据说是要跟林徽因较劲，至少也是在吐槽文学教母朋友圈内幕的小小说。
从文章里透露的细节可以看到，冰心的笔法一点也不“童话”，而极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她相当确切地描述着那个北平的春天，春天里的客厅，客厅里的沙龙，沙龙里的人物以及人物的表情、言谈等等。她写道：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里聚会，从略。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
姑且不论在冰心小说中描述了一些怎样的人物与语言，究竟是否影射过某某；无论如何，“文学祖母”吐槽“文学教母”的事件就此定格，后世读者也普遍认为二者就此结怨。其实，两位殿堂级女作家还曾是闺蜜，这一事件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
首先，冰心跟林徽因是同乡，祖籍都是福州，如今二人故居都成了福州市内著名的旅游景点。其次，冰心夫君吴文藻（1901-1985）、林徽因夫君梁思成，又都是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的才子，而且还住在同一个宿舍里，为同窗好友。可以说，冰心跟林徽因都是遗世独立的才女，夫君也都是同届才子，这两对才女配才子的夫妻档，可谓绝配。
1925年暑期，留学美国的冰心与吴文藻在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刚过20岁的林徽因和梁思成也趁假期前来访友。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相会，欢聚时刻，冰心与林徽因还拍摄了一张野餐聚会时的合影，冰心自己也称，这张照片“作为友情的纪录”非常珍贵（原照辑入《冰心全集》第二卷）。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1987年冰心写《入世才人灿若花》，列举五四运动以来的著名女作家，也赞美林徽因，还提起这次聚会说：“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也是我所见到的女作家中最俏美灵秀的一个。后来，我常在《新月》上看到她的诗文，真是文如其人。”看来，冰心老奶奶一直都欣赏林徽因其人其文的，87岁高龄时都还在赞叹林徽因文如其人——俏美灵秀。事实上，就从当年那张野餐合影来看，二人的表情亲切欢悦，也俨然闺蜜。
然而，1920年代末，林徽因与冰心各携夫君“海归”之后，不知为何，两人的交往没有继续下去。当时居住于京城北总布胡同四合院内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诗人徐志摩、文化领袖胡适、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物理学家周培源、考古学家李济、作家沈从文等等；自美国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等也经常来聚会，遂使这所北平民宅更具“国际俱乐部”的范儿。这些文化精英常在每周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客厅聚会，品“下午茶”与闲聊，林徽因特别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又具有超凡脱俗的风度与亲和力，一下子就成了这“文艺沙龙”里的女主角，“太太客厅”渐成京城文艺圈品牌。
与林徽因在“太太客厅”里的春风得意、一派教母风范不同，当时的冰心在文坛上的人脉、人缘、人气都相差甚远，加之她也不愿意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所以一直是“厅外人”的立场。当然，1933年《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发表出来之后，林徽因与冰心这对曾经的闺蜜，确实就不曾再来往，剧情也就反转至剧终了。
林徽因从香闺走向客厅，从未嫁时的“人间四月天”到成为梁夫人时的“太太客厅”，都充满着传奇色彩与非凡风度。如果说闺蜜反目，终有遗憾，那么冰心所言“太太客厅”的魔力——“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究竟怎样，是否属实，是否还有当年客厅座上客的描述以资佐证呢？在此，不妨再来看一看著名作家李健吾与“太太客厅”的一段因缘，及其为这座客厅所编写的一部剧本《这不过是春天》。
李健吾的客厅话剧
在林徽因的“太太客厅”中，翻译过《包法利夫人》的李健吾曾为座上宾。而且，“太太客厅”他去过不止一次，应当比冰心更有发言权。
当时高举法国文学“现实主义”旗帜的李氏，可能对冰心笔下的“太太客厅”倒并没有特别的在意。恰恰相反，李、林二人相会于北平春日里的客厅，完全是“因为文学，所以文学”的直接表达，是颇为“现实主义”的动机使然，完全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多的隐喻。
原来，1934年初林徽因读到《文学季刊》上李健吾关于《包法利夫人》的论文，非常赏识，随即写信邀约其来她家里面晤。那时林徽因已经享誉文坛，她的“太太客厅”正闻名全北京城，许多人以一登“太太客厅”为平生幸事。林徽因的这种约见方式，多用于未相识的文学青年，似有勉励、提携的意思。然而年龄上李健吾只比林徽因小两岁，而且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社团，在文学修养与声誉上并不逊色于林徽因。因而两人在“太太客厅”的相聚，多少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而绝没有冰心笔下的那种“公关”意味；至少不能与文学青年求见资深编辑的社交类型相提并论吧。
后来，林徽因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了小说《九十九度中》，一时引发热议。须知，当时西方意识流作家诸如普鲁斯特、伍尔芙、卡夫卡等，都还未在中国大规模译介与传播，中国读者对“意识流”概念本身及其文学表现，都还相当陌生。其中，有思想保守的大学教授，就称读罢林徽因的小说，不知所云，搞得人一头雾水。为此李健吾还特意写评论，盛赞林徽因说：“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不但明确“点赞”，李还在文中强烈推荐这部小说，称“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
单单从这些文字里都可以想象得到，客厅沙龙里的李、林二人相互默契与愉悦之程度。加糖或是不加糖的咖啡，面包夹馅是乳酪或苹果酱；林递给李的咖啡，李递给林的面包，都是恰到好处的了解、彼此无间的欣赏罢。
北京总布胡同三号，春日的暖阳正亮晃晃地晒在客厅的纱绣窗帘上。一丝一扣的亮边，精巧中透着欣快。虽然这不过是年年皆有的春天，可在“太太客厅”里的春天总该有些与众不同罢。否则，冰心开篇语中的那个时间段——“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如何才会是“最理想”的？或许正是受客厅沙龙的场景影响，李健吾戏拟了一部三幕皆是以“客厅”为布景的话剧，剧本名为《这不过是春天》。
1934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出版，在剧本一栏里，同时刊出三个剧本。第一个是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第二个是曹禺的《雷雨》，第三个是顾青海的《香妃》。对这样的排列，李健吾有一个沙龙调侃式的幽默解释：“我不想埋怨靳以，他和家宝的交情更深，自然表示也就更淡。做一个好编辑最怕有人说他徇私。所以，我原谅他。”
以“青春”与“爱情”的追忆为主线，带着一点“革命”的时代气息点缀，李氏以近乎“玩票”的轻松状态，展示了其“批评者”面目以外的率真与自信。故事讲述了警察厅厅长夫人年轻时的情人，参加革命后受组织派遣，潜入警察厅厅长府邸。二人重逢后，并没有按照革命浪漫主义的逻辑，产生诸如“为爱情私奔”或“共同奔赴革命”的结局；而是在厅长夫人的周旋掩护下，以那个“革命情人”的独自逃离为剧终。与其说是一部“革命”剧，感觉更像是一部轻喜剧。当然，喜剧效果从何而来并不十分明确；觉悟不高的厅长夫人与自视过高的“革命者”，两者之间形成的戏剧张力也并不明显。但剧中的一段对“太太客厅”的描述，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表现出来之际，观众难免仍会对之会心一笑。
你以为侯门似海，她见客不会自由。现在你一定往反面想，是不是？你走过客厅，看见那许多男女，都是女主人的客人，男主人向例不闻不问，这正是新式富贵人家的好处。你不知道，你这一进来，就招了一群人羡嫉。我希望你过不了两天，能够自动流放到那样一群例客里头。
1937年，当商务印书馆为这个剧本郑重其事地出版精装本时，自序中的李健吾仍然轻松得有点“过分”，他这样写道：
这不过是春天，原是二十三年暮春的一件礼物，送给某夫人做生日礼的，好像春天野地里的一朵黄花，映在她眼里，微微逗起她一笑。连题目算在里面，全剧只是游戏，讽刺自然不免，但是不辣却也当真。据我所知，女学生比较容易，也爱扮演这出喜剧的。实际这里的人物，只有厅长夫人一个人而已。
初次读到这段“轻松”的序言，会为“某夫人”的字眼揣测良久。这位“某夫人”究竟是谁，是否正是当时的梁夫人——林徽因呢？略加考察，似乎可以认为这部戏剧即是李氏送给当年他的文坛“提携者”或“同路人”——“太太客厅”中的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生日的林徽因，在李健吾创作此剧所声称的“原是二十三年（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暮春的一件礼物，送给某夫人做生日礼”的时段里，恰恰是林徽因30岁的生辰。虽然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部戏剧主要是为李氏新婚的妻子尤淑芬而作，但恐怕更多的后世读者更乐意认为其中有林徽因的某种影像罢。
或许，学究式的任何“考证”，皆是不会适于这样“轻松”的李健吾。而我们是否乐于“轻松”一点看待与欣赏，是否乐意不用“标签化”观念去简单概括某种文学史意义上的人物，这却的确不是一个可以“轻松”的话题。
揣想那个“革命”与“主义”纷争激辩、“天才”与“土壤”分道致意、青春与理想各自烦恼的时代，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流年碎影中，泥沙与激流合谋的偶像中，我们还能寻找到哪些“为怀念而怀念”的理由？“为游戏而游戏”的游戏，文学只是其中一种，可惜的是，很多在“文学史”中的文学人物，骨子里是玩不起这种游戏的。李健吾后来回忆起客厅沙龙种种情景时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其实，李健吾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