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小时候读过一点书，虽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总是有点文化。辛亥革命前后，在四川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十分活跃。邓文明当时二十多岁，正值血气方刚之年，本来就对旧的社会不满，很自然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装暴动。
民国建立之后，邓文明当过县里帮会组织“袍哥会”的首领，当过广安县的团练局长，还当过协兴乡的乡长，在当地算是个人物了。只是他过于讲义气，过于热心于社会事务，对做生意和发家没有花多大精力，所以家境并不宽裕。不久，他得罪过的一个土匪受招安当了师长，一个师长对付他一个团练局长是绰绰有余的，他感到了威胁，便跑到重庆去避难，家里的日子更是每况愈下了。
尽管是在避难，邓文明还是十分关心儿子。一般来讲，父亲和母亲的关心内容不一样，母亲注意孩子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而父亲更重视孩子的学业长进、功名前程，邓家也不例外。
邓文明在重庆街头，看到了一张海报，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招生启事。他仔仔细细地读完了这份启事，又认真地盘算了一番，马上托人捎信给家里，让长子邓希贤到重庆来报考这所学校，准备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把心爱的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在当时是要有点魄力的。
邓文明卖了一些谷子和田地，才给儿子凑足了盘缠。但邓希贤到了法国以后，又遇到了种种困难，一度连饭也吃不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写信向家中求援，希望能寄点钱来。邓文明接到信后，又卖掉了一些谷子和田地，把钱寄到法国，资助儿子的学习。尽管这时家中已是十分困难了，但他没有丝毫犹豫。
儿子在外面参加革命，他是知道的。因为儿子来信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新的思想，儿子寄回来的一些报刊和书籍，也都是在宣传革命的主张。他把这些革命报刊和书籍都认真地收藏着，装了满满一箱子。直到面临国民党的搜查藏不住了，他才把这一箱子书刊烧掉。
这就是邓文明，一个混杂着新旧思想的人，也是一个值得人们记住的人。
他死于1936年，这年他还没有过50岁的生日。这时，他的长子邓小平刚刚和红军大部队一起，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红军的一名重要指挥员。次子邓先修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