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永生报告，李志新被捕逃出报警，江西省委已遭敌人破坏，电台和地下交通线已被敌人利用……情势紧急，即回商讨。”
天刚蒙蒙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在入住的旅馆刚起床，交通员老廖就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一边报告，一边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了他。上述，就是交通员老廖递给张文彬那封急信的内容。这封急信，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亲笔手书。当然，这封急信是隐语信，上述的内容，是已经翻译成正常汉语文字语言的意思。张文彬知道方方书记亲笔手书的急信的分量，更何况还有“情势紧急，即回商讨”的字眼，更何况交通员老廖天刚蒙蒙亮就赶到来。交通员老廖天刚蒙蒙亮就赶到这来，说明他是昨天白天就起程，日夜兼程赶路的。张文彬入住的这家旅馆，是他去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途中的粤东高陂镇的一家小旅馆，他这次去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是与根据地的负责人商讨转送从香港撤出的知名文化人士和外国友人北上延安的具体事宜，并且打算在那驻队逗留一段日子，为当地的基层军政干部训练班讲授军事政治课的。接到方方书记的急信，张文彬只得改变行程紧急返程。返程途中，张文彬又在南方工委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接到另一位交通员交给他的第二封急信。两封急信，均为方方书记亲笔手书，这在张文彬到南方工委与方方共事以来从未有过。他急看这第二封急信，其文写道：
“接老北口信，大梁和大饶翻船失事，怀疑是老二捣鬼所致，请天黑前回到面商处置事宜。”
文内提到的“老北”，即南方工委辖下的广东北片驻地韶关的粤北省委，“口信”即电报；“大梁和大饶翻船失事”，是指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及组织部长饶卫华被捕，因李大林对外公开的身份姓名是商人老板梁达昌，故而这里称“大梁”；“怀疑是老二捣鬼所致”，是说，怀疑是南方工委派去韶关执行任务的郭潜被捕叛变所致；“请天黑前回到面商处置事宜”，也就是说，要张文彬在天黑前务要赶回到南方工委驻地商讨撤退转移事宜。
这时期，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国统区长期实施白色恐怖环境下，隐语信是共产党人常用的一种通信手法。方方亲笔手书的隐语信，即便是翻译成正常文字语言，外人也不完全能读懂，因为里边有一些知道内情的人才能明白的人名和用语。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方方给张文彬的上一封急信文内提到的两个人：永生，即南方工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负责人刘永生，当时在闽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福建平和县的一个驻地，驻地附近的平和县的饶和埔墟上，有一个南方工委地下交通站，被捕的江西省委书记逃出后，来到这个地下交通站报警，交通站负责人带他找到刘永生；李志新，是南方工委去年才派去履职的江西省委书记，真正的姓名叫谢育才，李志新是其在江西省委任上对外使用的名字。这里，第一封急信提到的李志新被捕逃出和江西省委遭敌人破坏，第二封急信提到的郭潜被捕叛变和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被捕的事，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华南地区中共党组织数起重大事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结果。
郭潜，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1942年4月，南方工委通知江西省委，派人到曲江（即韶关城区）向南方工委领导作工作汇报。而南方工委派去的领导人，就是南方工委的三号人物、组织部长郭潜，此行的代号为“老二”。郭潜于5月中旬前往广西的战时省会桂林领取上级拨给南方工委的经费，并顺便考察广西省工委的工作后，于5月23日转道到达韶关城区，准备按约定时间于5月26日与江西省委来人接头。然而，这时的南方工委还不知道，原来，江西省委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即前任省委书记郭潜调离前后，就有多名省委机关工作人员被捕叛变。7月，南方工委派李志新去江西，接替已调任南方工委组织部长的郭潜任省委书记职务。李志新一进入江西省委所在地吉安境内，就在中统特务的跟踪监视之下。李志新在江西省委所在地吉安城郊的山区下山，进入吉安城区的当晚，就被中统特务包围逮捕。接着，敌人利用叛徒假传李志新的口信，诱捕了代理省委书记颜富华，颜富华叛变，并导致整个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悉数被捕，电台台长等部分人员叛变，江西省委及其属下整个江西省的中共党组织遭破坏。因代理省委书记颜富华等的叛变，被敌人完全控制了的江西省委和电台，利用江西省委的名义及电台原来的信号、波长、密码，恢复并保持与南方工委的联系，骗取南方工委的信任。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消息，直到省委书记李志新逃出、来到南方工委的地下交通站“全福处”报警，南方工委才获知江西省委变故的情况。这是后话，此暂搁置。
却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建立过两个南方工作委员会，详情见本书第1页“注①”，此略。广州沦陷后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是1940年11月才组建成立的，它是中共中央为了防止设在重庆的南方局领导机关一旦遭受敌人突然袭击被破坏后，南方各省党的工作仍能有领导地进行而设的，其领导的地域范围，是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内的党组织，是中共南方局之下、省之上的一级党的领导机构，下辖广东北片驻地在韶关的粤北省委、广东南片驻地在香港的粤南省委、江西省委、琼崖特委、湘南特委、潮梅特委、闽西特委、闽南特委、广西省工委等，书记方方，原广东省委暨粤北省委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机关最初设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的西河镇，1941年4、5月间，迁到大麻的恭州，不久迁到高陂，9月又迁到枫朗大埔角。驻地在国统区的南方工委，在国民党统治当局白色恐怖环境下，为安全起见，方方和张文彬，分别带领部分机构和机关工作人员，分散居住在附近不同的驻地。不久，上级调南方工委委员、江西省委书记郭潜，接任张文彬原来兼任的组织部长职务。郭潜于1942年2月到任。因为张文彬主管抗日武装和抗日武装根据地，其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刚刚组建成立，张文彬作为南方工委驻队领导，常需走动于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等根据地，郭潜被安排与张文彬同一驻地，以便在张文彬走动抗日游击根据地离开时，主持驻地的日常工作。
还回来继续前文，南方工委书记方方亲笔手书急信，通知张文彬务要在天黑前赶回驻地商讨撤退转移的故事。
这是1942年5月31日。入夜时分，大雨滂沱，大埔角南方工委方方书记驻地的会客会议两用厅，窗门紧闭，屋里只有一盏老式的油灯点亮着两根灯芯照明，围着一张大八仙桌坐的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及委员和各部部长，在焦灼地等待。他们都是方方书记紧急召集、从各工作地赶来参加南方工委特别紧急会议的与会者。到这时，该与会的除了张文彬，全部都已到齐，而张文彬是除方方外的最重要的该与会者，他不到，这会还不能开。夏季，窗门紧闭的屋里，闷热得很，手持葵扇的与会者，都不停地扇动葵扇扇风降温，但都不约而同地把葵扇扇风的方向背向那盏老式的油灯。然而，老式油灯那两根灯芯的火苗太弱小，纵然是众人都把葵扇背向它扇风，屋里葵扇所扇动的微弱的气流，仍把它弄得摇来晃去。情况紧急，方方们等张文彬自是等得焦急，但路上的张文彬也同样焦急。昨天一早，他接到方方书记的第一封亲笔手书急信，就即刻动身返程赶路，一路上除了饿了渴了停下来吃点喝点顺便歇息片刻，他几乎没停歇一下。原先已经走过的三天的路程，他必须用两天走完，尽管第二天的傍晚下起了雨，他也没减缓两脚的速度，终于，于入夜时分冒雨赶到了大埔角。
一身湿透的张文彬一头闯进屋来，可他和与会的众人互相扬扬手打个招呼，刚坐到围着大八仙桌那张唯一的一张空椅子去，方方书记就宣布会议开始。特别紧急会议开得很简短，从张文彬进屋到散会众人离开，总共也不到四十分钟。会议商讨决定：南方工委机关分两路撤退转移，方方书记率领的一路往东北，撤往闽西抗日游击根据地；张文彬率领一路，往西南，撤往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另外，平时在当地进行较公开活动，身份有可能暴露的当地县委的同志，亦随张文彬这一路撤离。
开完特别紧急会议，张文彬与同一驻地的南方工委委员、宣传部长涂振农一回到驻地，即刻同本驻地机关的工作人员连夜紧急收拾，第二天天刚亮提早吃了早餐便动身，紧急向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转移……
话分两头。前边说到，南方工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去韶关，准备按约定时间5月26日傍晚与江西省委来人接头。这是此之前还不知道江西省委已经被中统特务破坏所做的决定。然而就在25日这天的夜晚，南方工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负责人刘永生，从福建平和县闽西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发来紧急电报——李志新被捕逃出的报警：江西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电台及地下交通线被敌人利用。随后，刘主任带着江西省委书记李志新，从闽西南赶来南方工委驻地，向书记方方当面详述。当晚接到刘主任急电报告，方方书记随即电令郭潜取消与江西省委来人接头，立即撤离韶关。可悲的是，26日早上已接到方方命令电报的郭潜，流连于韶关城的繁华，没及时翻译电文，仍按约定时间、地点前往与“江西省委来人”接头，结果落入敌手。郭潜被捕的当晚就叛变，并连夜引领中统特务前往韶关北郊五里亭的牛头冲，包围韶州师范学校农场粤北省委机关驻地，致使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于次日早晨被捕。中统特务在逮捕了李大林后返程的路上，碰巧在五里亭路口碰上前去向李大林汇报工作的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饶卫华亦遭敌人逮捕。
正所谓“屋漏更遭连夜雨”。方方书记接到江西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利用的报警，还没来得及部署转移，又接获粤北省委电台发来郭潜于5月26日傍晚被捕，并怀疑其叛变而导致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于5月27日早晨被捕的报告。这才出现故事开头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仅隔一天又接到方方书记的第二封急信的情节。
再说南方工委“特别紧急会议”后，张文彬率领本驻地机关的工作人员，按计划从枫朗往西南，紧急向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撤退转移。由于情势紧急，张文彬一行因携带行李加上一些重要文件物品的箱笼，不敢白天走大路，而是徒步绕道山区小路，因而行进的距离速度比走大路要慢得多，迂回辗转六天，到6月6日下午才来到大埔县东南与梅县交界的高陂镇地界。
高陂镇，是大埔县境内国统区进入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最后一个重镇，也是张文彬一行这次撤退行程中，最后一个休息补给点和陆路最后一站。高陂镇里，有南方工委的地下交通站，按这次撤退转移的行程计划，张文彬这一路要在高陂镇补充粮食油盐药品等和停留休息一夜，次日从这里改道乘船顺流而下，进入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控制区。高陂镇上，有一家与南方工委地下交通站负责人老林关系密切的旅馆，也就是前天张文彬接到方方书记第一封急信前入住的那家旅馆。这家旅馆的老板，是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基础群众，安全，张文彬每次去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来回路过这，都下榻这家旅馆的。但这次因为情势紧急，又因接下来的路程是走水路乘船，张文彬决定取消在高陂镇休息过夜的计划，打算歇歇脚补充一些粮食物资，联系好船只当晚连夜乘船，明天天亮前即可抵达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控制区附近的江边。
张文彬一行来到高陂镇郊外，之前派进镇区去与交通站联络的交通员，同高陂交通站负责人老林早已在镇外等候他们的到来。老林报告说，到刚才他出来为止，镇上没发现敌情，于是张文彬一行便随老林进入镇区，来到南方工委的地下交通站“真真照相馆”。张文彬一行在“真真照相馆”卸下行装稍稍歇歇脚，交通员老林和宣传部的涂部长等，便分头出去补充粮食物资，联系船只，张文彬则留下来替老林照看暂停关门营业的照相馆兼坐镇指挥。然而，张文彬一行从高陂镇的东北端刚走进镇区，后面追踪而来的中统特务，也从镇西南的江边来到了高陂镇。张文彬一行的撤退转移，是南方工委最高领导核心临时决定的紧急秘密行动，敌人为何能如此准确地追踪到这？敌我同时出现在一个小镇将会发生怎么样的变故？张文彬一行的命运又将如何？后文将有精彩而详尽的叙述。我们的故事，还是从头理清，从张文彬奉命踏入广东的足迹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