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1937年。10月下旬，一场台风夹带着暴风雨刚刚过去，天无云，地无风，扯旗山下的海岸，难得少见的细浪轻抚。外望海面，海轮几艘，渔船点点，雁鸥翱翔，碧波无涯，水天一色。回首北望，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海峡，各色大小渔船、轮船，或近岸泊靠，或慢吞吞地漂游，一幅太平悠闲的景象。稍稍显得忙碌的，就是那往来穿梭其间的轮渡——把此岸码头上聚积的人群渡过彼岸，卸下，又将彼岸码头上聚积的人群渡过此岸。两岸濒海的马路，各色车马人等熙来攘往，一派喧嚣。这场景，让人难以与其紧紧相连的北边大陆正战火纷飞，与之肌肤之贴的百粤海陆正战云密布联系到一块。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一般平民的意态，或者说是这两小片土地的殖民统治者和它的“殖民”的意态，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有识爱国进步人士并非如此。中国共产党人预料，大陆北边的战火，不久将燃及毗邻九龙半岛的百粤之地。可不，就在这时，在九龙半岛的一栋唐楼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正在召开一个秘密会议——为南中国及广东地区抗击侵略者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基的会议。会场，简洁而庄严肃穆，二十多位年龄参差的老少，围着用条桌摆成与房间对等的长方形的“方桌”，静肃地听取一位主持会议的青年男子发言。发言的青年男子，年约二十五六岁，中等身材，有些显得消瘦的个子，却显现一身刚毅的气息，乍一看像文人，细看却又像个久经磨炼的军人，再细看又像个集文武于一身的儒将。他，叫张文彬。这张文彬，是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派遣，于两个月前从延安来到广东工作，任务是：恢复、重建和发展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建立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及抗日武装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广东及广东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张文彬，1937年8月下旬就从延安出发，一路辗转十多天，于9月上旬才抵达香港，而后再从水路秘密进入广东的省城广州，此后的这段日子，他就循秘密通道频繁地穿梭于广州与香港之间，近日，为召开和主持今天的会议，又从广州秘密返回香港。
这张文彬，可是有来头的人物，他参加过举世无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前，曾担任过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七军政治委员等红军高级职务。红军到达延安不久，调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秘书长。张文彬还是西安事变的“先头部队”负责人，和随后中共同蒋介石谈判的重要代表之一。早在1936年8月，张文彬便受中共中央派遣进入西安，对杨虎城进行统战工作，并以杨虎城少校秘书的身份，同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联系。西安事变后，张文彬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协助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参与同蒋介石的代表的谈判。从延安来广东之前，张文彬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派这样一位有来头的人物来广东，可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领导人，对党在广东地区工作的重视程度。
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张文彬来到广东仅仅七个月，就领导他的战斗团队做了三件大事：派人找到了红军北上后，留下华南坚持武装斗争、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两年之久的陈毅和项英的部队；召开“九龙会议”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为华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完成撤销（前）南方工委、组建广东省委的任务。
张文彬来到广东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代表云广英赶往粤北韶关，寻找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后，留下来在粤赣边坚持斗争的项英、陈毅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这是张文彬离开延安前，受党中央的重托必须尽快完成的一项任务。终于，张文彬派去粤赣边的云广英等，在韶关南雄县的山区与外界消息隔绝的游击区，找到了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两年之久，不知道“七七事变”，不知道西安事变，更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签署联合抗日协定消息的项英和陈毅，以及他们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使粤赣边红军游击队与党中央接上联系，让这支红军游击队加入到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日阵营，令中国又多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掌握的南方抗日武装骨干力量。
1937年10月张文彬在九龙半岛主持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史称“九龙会议”。“九龙会议”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部署，在原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组建成立过两次（个）南方工作委员会，这是第一个南方工作委员会，详见第1页注①。由张文彬担任书记。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成立的第一个南方工作委员会。“九龙会议”还就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及其发展建设，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自卫武装队伍，在包括广东、广西、闽西南、赣南和湘南在内的“广东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及开展游击战争干部培训作出了相应的部署。这是张文彬及其领导的中共南方工委，贯彻执行党中央“建立抗日自卫团、进行游击战争培训为中心任务”指示的一部分。会后，张文彬及其南方工委领导的战斗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九龙会议”工作部署的全面实施中去。
在“九龙会议”前后，广东地方的中共党组织，省及特、工委一级领导机关刚恢复不久，大多数县、区一级及以下的地方党组织机构仍在恢复重建中，党的力量非常薄弱。张文彬奉命来到广东，在着力抓南方工委的组建及“九龙会议”筹备工作的同时，花大力气抓党组织的恢复建设。因而，在南方工委正式成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广东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迅速恢复，恢复重建及新建立的中共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九龙会议”后，“九龙会议”的其他工作部署的实施也同样卓有成效。然而，战争形势下，局势瞬息万变，为适应新的形势，在南方工委组建成立不久，中共中央又指示南方工委筹备组建广东省委。于是，张文彬和他的南方工委战斗团队，在继续不放松地抓“九龙会议”工作部署实施的同时，又开始广东省委的组建工作。
次年，也就是“九龙会议”和南方工委成立仅半年后，1938年4月18日，张文彬在广州主持召开南方工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销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广东省委以代替南方工委领导广东地区党的工作。中共历史上第一届广东省委因此诞生，张文彬也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改任广东省委书记，因而成为1934年9月中共广东省级机关遭破坏后的首任广东省委书记。
新的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延续原南方工作委员会职能，开展更开创性的工作，在张文彬的领导下，省委继续集中精力抓党的恢复建设的同时，在基层党组织中，普遍推行中国共产党通过知识分子作为桥梁发展党组织的成功经验，从而发展吸收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党员，扩大了党的队伍，建立了更多的党的基层组织。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为广东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情报骨干和地方主要领导人。与此同时，省委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当局机构和以国民党当局名义组织的群众团体中去任职，并在这些机构和团体中，发展吸收了大批先进分子入党。我们这故事中的主角之一厉岚，就是在这时期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
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在华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武装根据地，是中共中央交给张文彬的，与恢复重建广东地区党的组织同等重要的任务。为适应这时期抗日武装斗争的需要，在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会上，张文彬把军事工作问题作为议题交由会议讨论。会上，他强调全省党员要军事化，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要重视并亲自抓军事工作，号召全省全体党员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和战略战术，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诸如此类，不必一一赘陈。
张文彬，是一位具备领导才能，又具备很强的执行操作能力的干才。新的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及第一次会议后，每当省委及各地党组织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他都必选派有实战经验的理论干部前去宣讲游击战术理论，指示全省各地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采用各种办法建立党所掌握的抗日武装。在他的领导下，广东地区各地的党训班，每期都必然设置理论联系实际的游击战术课程，而张文彬本人，就是这些课程的教员之一。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省委成立了专门负责军事工作的军事委员会，具体领导全省的抗日武装斗争。
诸事忙过理出了头绪，另一件张文彬一直牵挂的事，又摆上了他的议事日程。在撤销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新的中共广东省委三个月后，省委书记张文彬指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①再次赴粤北的南雄县，找年初才上任的南雄县县长莫雄②。
莫雄，国民党亲共进步人士，共产党的好朋友，北伐战争时期就已与一批共产党人士结交甚深，马日事变以后，曾营救过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帮助中共特科人员打入国民党军政部门并掩护他们工作，甚至直接为共产党收集情报。因他送来一份关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情报，被延安的一位中共领导人称为“白皮红心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那是1934年10月初，时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德安专区保安司令的莫雄，参加完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后，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的绝密计划，亲手交给共产党的情报人员项与年③，嘱咐他：“赶快，万万不可耽搁！”项与年历尽艰险，于10月7日辗转赶到瑞金，及时将这份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交到了李克农和周恩来手上，使中央红军得以赶在敌人的“铁桶围剿”合拢之前，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撤出井冈山中央苏区转战长征。随后，莫雄又帮助被捕关押的项与年越狱脱险，并参与营救方志敏的行动。1935年春，莫雄调任国民党贵州毕节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其间，他设计缠住国民党军六十三师师长及其部队，使当地游击队得以及时转移红军长征留下的七千多名伤病员。次年2月，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莫雄又有意率部避让，使红二、六军团在三面受敌的危急情形下甩开敌人，不费一枪一弹进驻毕节休整达半月之久。不久毕节让路一事泄露，莫雄被蒋介石以“通共嫌疑”下令逮捕，关进南京军法处监狱，四个月后才经杨永泰、张发奎、薛岳、陈诚等人出面保释得以出狱。
这回张文彬指示云广英去找莫雄，是希望他设法释放在他到任县长之前就已关押在南雄县监狱的六七百名“政治犯”。这数百名“政治犯”，包括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和进步人士，其中有数十名是党的重要干部。关于这段历史，本书引用一段云广英的回忆文字以作交代：
1938年夏，省委书记张文彬指示我说：“现在南雄县政府监狱中，还有一批我们的同志和进步青年没有释放，你到南雄去找莫雄县长交涉一下。莫雄是很进步的民主人士，耐心说服他，他是会释放的。”两天后我就赶去南雄……我向他（莫雄）讲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莫雄先生说：“我多年来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所以我拥护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深信国共两党坚持团结，一致抗日，是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军，全民族一定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番话体现了他对我党的信赖和对抗日胜利前途的乐观态度。……最后，我对他说：“据了解，在你县府监狱中有一批‘政治犯’还没有释放，请你按照国共抗日共同纲领中‘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决定，释放这些参加过革命斗争的青年出来参加抗日活动。”……莫雄先生果断地对我说：“关在牢里这批革命青年我早就主张释放，我同意无条件的全部释放，请你们派人来接收，释放后由你们动员和分配他们参加抗战好了。”这事办妥后，我就回广州向省委汇报，经过省委研究，决定派古大存去接收……后来我得知古大存到南雄时，莫雄先生已经把这批青年全部释放了出来，并妥善地安排好他们的住宿和生活。④
还在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的两个星期，一位叫司徒千里的省委副秘书长，推荐了他的一女一男两位学生给张文彬，张文彬亲自批准了司徒千里的推荐。司徒千里推荐的这一男一女两位学生，女的叫厉岚，二十二岁，中学时期就积极参加共产党人领导的各种进步活动，是张文彬领导的广东省委推行通过知识分子作为桥梁、发展党员这一策略吸收了大批党员中的一分子；男的叫倪柏松，二十三岁，上中学还是司徒千里的学生时，就已经秘密入了党。厉岚和倪柏松是同窗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但厉岚不知道倪柏松的秘密中共党员身份，倪柏松也不知道厉岚后来也秘密入了党。由于厉岚和倪柏松彼此不知道对方秘密共产党员身份，不久后，因各自的秘密革命工作不能向对方解释而产生误会，闹了一场大别扭后，又因各自忙各自的而再没机会见面解释，以至一直误会下去。他俩的这段故事，后文有较详的叙述。
这里提到的省委副秘书长司徒千里，是一位语言天才，能说一口流利的英、德、法、日语，所以，他除了协助省委领导分管的工作，还兼任省委领导和省委机关的外文翻译，其详后边自有交代，此处暂略。
张文彬批准了司徒千里的推荐，倪柏松进入省委机关工作。而厉岚，则列编省委机关和机关特别支部。这是一种特别而极其少见的，在中共组织史上怕是史无前例、难觅后例的组织关系形式，因而得在这多花点笔墨说明。
因厉岚公开的工作，是国民党军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中尉政工文书，入党前和入党后一直身处隐蔽地下工作状态，再加上厉岚的家庭背景、性别和性格特征，张文彬确定厉岚的角色、战斗任务和方向为：首要任务是长期隐蔽，作为一颗革命种子长期隐蔽存放在国民党机构内部；相机为省委提供敌人内部的消息，但只作为省委的耳目而不是情报人员，不得以冒险获取情报；对省委既定的国民党机构内部明确的统战对象相机进行统战工作。
厉岚的这种组织关系形式及其角色任务，用张文彬的话说，叫做“非常时期，可以用非常的方法处理非常的事”。本书后边故事发展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位“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远见卓识的决定。张文彬确定厉岚的这种组织关系形式，是极度秘密的，在省委机关里，知道厉岚的“列编”和组织关系形式，又见过认识厉岚的，最初除了推荐并作为她的直接上级领导的司徒千里，只有省委书记张文彬。在省委机关的名册里，你找不到“厉岚”的名字，详情后边的故事自有交代。这里要说的是，这厉岚，原本就是张文彬的崇拜者，“粉丝”，她是听了司徒千里所讲的黄洋界阻击战和“虎胆神枪手”的故事开始，从对共产党人的崇敬、崇拜而对共产主义产生浓厚兴趣而进步，而入党，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当司徒千里告知厉岚她列编省委机关，是省委书记张文彬拍板确定批准，并告诉她，这张文彬，就是黄洋界阻击战“虎胆神枪手”故事里的张莼清时，她为自己有幸得到“虎胆神枪手”亲自拍板列编省委机关，为自己有幸在“虎胆神枪手”的直接领导下为党工作而兴奋了好长一段日子。那天，性格早熟而性情内敛的厉岚，少有的不切实际地向她的老师、她的直接领导司徒千里要求说：“司徒老师，能不能找个机会安排我见见这虎胆神枪手？”司徒千里知道她是张文彬的“粉丝”，理解她想见到“虎胆神枪手”的渴望心情，然而，他们所在的是广州，是白色恐怖的国统区，别说张文彬是处于地下地位的中共省委书记，就是普通的中共党员，也不能公开以党员的身份互相见面认识。但是司徒千里没有回绝厉岚，他说：“好，看看，找个机会我跟他说说。”其实厉岚很清楚，自己给司徒老师出了个难题。她也清楚，司徒老师这么说，只不过是跟自己说说而已，压根就没当它定要兑现的承诺。可让厉岚没想到的是，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司徒老师破天荒地专程找上厉岚家来告诉她，“那虎胆神枪手想见见你”。
厉岚的家，其实就是她姑姑和姑父的家，当然，毫无疑问也是她的家。厉岚有一个知识军人的家庭背景。厉岚的母亲在与她的父亲结婚前，曾经是一所中学的国文教师，父亲则是一位职业军人，少将军衔，现任职国民政府某军副军长兼师长。但她自上学起就不随父母亲过，而是同她在广州的姑姑、姑父生活。厉岚的姑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姑父，则是战区参谋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同厉岚的父亲是当年军校的好同学。厉岚的姑父，就是当年在军校时，同厉岚的父亲到她家时看中她姑姑的。婚后一直没有生育的姑姑，就把哥哥家里排行老四的厉岚接过来抚养，厉岚便成了姑姑和姑父家的一分子。这年厉岚不到六岁。姑姑和姑父把厉岚接来家里生活，虽然没有收养之类的契约文书，但没少“过继”的口头认可。尽管厉岚仍叫姑父、姑姑，但她的姑父姑姑，早把她当女儿看待，厉岚也早将姑父姑姑视同养父母。其实，不管是厉岚的亲生父母、家人，还是左邻右舍和亲友，早已经认定她和她姑父姑姑是养父母的关系。
厉岚的姑父一直在广东的军队里工作，因此她的姑姑和姑父婚后一直在广州居住生活，厉岚，也就一直在广州生活、上学，直到从军就业。司徒老师找上厉岚家里来，告诉她那“虎胆神枪手”想见她，完了说：“你家是军人之家，你姑父对我们党一向持温和态度，在你家里是安全的，所以，他想上你家来见你。你看怎么样？”
厉岚当然知道司徒老师说的“他”是谁，因而不假思索地说“好好好”。无需太多的话，也无需看厉岚的表情，只听她连说三个好字和她那语气，就清楚她的意思该怎么样了。
注：
①云广英（1905-1990），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广州、韶关办事处主任。建国后曾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副主任等职。
②莫雄（1907-1980），国民党亲共进步人士，共产党的好朋友，被当年的中共领导人称为“白皮红心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关于莫雄，很多书、刊都有载文讲述，如《南方日报》（2009年9月9日）、《大洋网》、《福建日报》（2006年8月20日）等等，此不赘述。
③项与年（1896-1978），中共情报工作人员，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特科”成员之一，当年莫雄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司令的德安专区保安司令部的中共联络员，以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身份作掩护。1934年9月，莫雄参加了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的第五次“围剿”军事会议。会议结束一下山，莫雄就将第五次“围剿”全套的“铁桶计划”（书）的安排部署和具体实施方案交给项与年，项与年历尽艰险及时转送给中共临时中央，使中央红军得以赶在敌人的“铁桶围剿”合拢之前，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撤出井冈山中央苏区。
④这段文字，摘录于《广东文史丛书〈莫雄回忆录〉》所录云广英的回忆，本书作者对原文作了相应的文字理顺和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