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
1898：陆沉中升浮起一片圣地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戊戌变政的一大举措
1898年新政变革的一个大举措，便是当年7月3日的“诏立京师大学堂”，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由政府开办的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原先的官书局与译书局均合并入京师大学堂，清政府派孙家鼎为管理大臣。梁启超也于此年入京，“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是与当时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设想相联系的，它是作为逐步改革科举制度的一个步骤予以实施的。与之相联系的，是废八股，改试策论，最后以新式的综合性大学取代腐朽的科举制度。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本意即在于以新式的大学引进和宣扬西学，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以代替沿袭的旧式教育。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总理衙门起草了一个题为《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文件，该文件确定了这所未来大学的高标准：“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在京师大学堂宣布成立的同时，政府通令各省、府、厅、州、县，将所有的旧式大、小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1898年7月20日，清政府明令各省兴办中、小学堂。应该说，这是当日大胆也很果断的一个改革措施。
作为维新变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京师大学堂成立的初衷，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当时拟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十科，着眼于培养多方面的综合的实际有用的人才。从它所设的学科门类来看，已经显示出新型的“综合大学”的趋向。可惜这种设想随着那场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无法实行。
戊戌政变之后，一切的改革措施都被迫停止和取消了，而唯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而成为“幸存者”。这是当局者为减少刺激而作的策略上的考虑，并不是他们真的赞成教育改革。但在那种非常时刻，它的原先拟想的内容当然也无法实行。政变之后的京师大学堂，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学生不过十余人：“兢兢以圣学理学诏学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所以，大学堂的名称是新的，而内容则依然是旧书院的那一套。由此可见，随着那场改革的破灭，原先的腐朽势力也猖獗地反扑过来，重新占领了包括教育的一切。
但毫无疑问，京师大学堂这个名字得以保存却是一个胜利。这名字的本身，就是一团烈火，点燃在那个漫漫长夜的尽头，预示着新世纪的希望。正如后来一位哲人说的：石在，火是不会灭的。这所学校，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烟，它坚硬如石，炽热如火，它是民族良知的象征。
钟声第一次鸣响
那时候几乎每一个年头都是灾难，不独1898年。1900年，八国联军开进这个末日王朝的首都，大学堂当然是难以开学了。过了两年，即1902年学校复学，增设预科班（政科、艺科）及速成科，设仕学馆和师范馆。1903年又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习馆，毕业生授给贡生、举人、进士的头衔，也算是半新半旧的面目。但却是比先前的诗、书、易、礼、春秋等前进了一步。
也就是1903年，中国和俄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先是，沙皇俄国交还营口到期，他们违约拒不撤兵。4月18日俄国大使普拉A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永远控制东北三省。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师生二百余人“鸣钟上堂”，集会声讨沙俄侵略。他们的举动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消息传到上海，爱国学社学生一百多人成立拒俄义勇队，与北京学子相呼应。
这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后师生的第一个爱国行动。对这所成立于一百年前的全国最高学府而言，1903年的那次集会是历史性的。那时敲响的钟声，一直震荡在古老中国苍茫的上空，成为中国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向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发出恒久的警钟的象征。1903年的这声钟鸣同时也成了这所大学的光荣的第一页记载。在这里求学的莘莘学子，他们无疑是把这里作为接受教育、增长才识以期将来报效社会的场所，同时，逐渐形成的精英意识，又使他们在求学和研习期间不忘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他们从这里开始，也实践着以种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关切和愿望。
1910年，京师大学堂的科目设置又有变化。学校改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这种改设，接近戊戌年最初设计的模型。可见，经历了世变，历史又弯曲地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而对中国来说，这种曲折的前进乃是一种常态。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北京大学。1912年，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主张废除清朝的封建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由于蔡元培富有远见的和创造性的教育思想，也由于他丰富的学识和阅历，更由于他崇高的人格所获有的崇高的威望，在他卓越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一任管学大臣
在蔡元培之前，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自清朝到民国，还任命过几任校长，孙家A是1898年7月4日，由光绪皇帝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当时还没有校长的称呼，管学大臣应相当于校长的职务。孙家鼎当时是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清廷把这个“新生事物”委派给这样一位重臣，可算是戊戌天折的改革之中一件非凡的举措了。
光绪皇帝十分重视教育的变革，在他思考教育的问题时，设立京师大学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898年6月11日，在他下的《明定国是诏》中，特别强调建立这所学校，经过与顽固派的多方较量，严令军机处迅速筹办大学堂之事。当年7月4日，正式下令成立京师大学堂。
在物色这一重大的教育改革的负责人时，光绪毅然选中了孙家鼎，可见他对这一个新生的大学的重视。孙家鼎于咸丰九年（1859年）32岁时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此后，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一直任朝廷命官。他于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3月、6月又兼刑部尚书，并于11月被授为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年）3月、6月又兼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并迅即被补为顺天府府尹。在短短的时间，如此频繁地迁居要职，可见当时朝廷非常器重这个既有学识又有经验的人才。
孙家鼎的办学思想，在他正式被任命为管学大臣之前即有思考和表达。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年）奏上的（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得以“凌抗中朝”，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完备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造就了各种学科的专门人才。他认为中国若要振兴，绝非当日那些旧式的各类学馆所能承担。那些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培养不出新式的能够掌握先进学问的人才。
同时，孙家熬认为对西方教育制度也不宜照搬，西方的分科立学，确实规制井然，但也有缺点，其病在于“道器分形，略于体而详于用，故虽励精图治，日进富强，而杂霸规为，未能进于三代圣王之盛治”。[1]孙家鼎认为京师大学堂应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行事，取中国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使之集于一身。他提出的办学六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他的主张是独立的、自主的、取他人独立长处而为我所用的：“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2]
不论孙家鼎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有多大的局限，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校长[3]，他一开始便体现出与这所大学地位相称的独特风格——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基于自主独立而又开放的思考。早在他督办官书局时，孙家鼎就力主广泛翻译国外那些有益于中国发展的著作以开阔国人的视野，这便是最早的学术自由的思想。
孙家鼎虽然是个旧式官员，但是在当时腐朽的官僚体制中，他却是一位对事物有着自己敏锐而独立看法的开明人士。他除了在京师大学堂的筹划和主持中屡有新见之外，还对当日的新闻改革起过明显的推进作用。他曾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在提出这一动议时，他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所以论治之患，不在贫弱不均，而在于塑蔽之患。“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王，亦不问可知。”[4]他还进一步认为只上海《时务报》一家改官报还不够，还应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诸地的督抚将当地各报馆的报纸均呈送督察院和大学堂，“择其有关时事，无甚悖谬者”录呈御览。可见孙家鼎的这些“改官报”的主张，其目的不在控制舆论，而在于当政者开阔视野、通达民情，收兼听则明之效。
清廷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之后，选派孙家卿为第一任管学大臣。这种遴选，不论就孙在政界和学界的地位，还是就孙本人的学识，特别是对各种事物的开放和开明的观点而言，无疑都是非常适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日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改革派，在设立京师大学堂一事上是极为重视的。
选学界泰斗为校长
继孙家姑之后，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之职的严复，更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位人物。要是说，孙家鼎是一位旧式官僚，他的好处是不拘守旧制和通达时政，因而，他是一位在整个保守思想体系中的开明人士，他的所有建树，在于从维护统治利益的角度而收到推进新事物的效果。而他的继任者严复的文化背景就与此迥然有异了。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建省闽侯县）人，生于1853年I月，卒于1921年10月。严复的出生地位于闽江的入海口，是滨海的亚热带地区，那里终年气候温湿，四季长绿，遍地生长着葱郁的花木。因为地处江海接合部，地理位置决定了与外界有频繁的交往，形成了那里的人面向海洋的开放意识。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综合，更造就了一些中西文化交汇的先驱人物，严复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严复幼年受到旧学熏陶，父早逝，家境贫寒。1867年应试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被录取，于1871年毕业。在船政学堂的四年中，严复学习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科目。这造就了他与旧式文人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严复于是成为第一代既有广泛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又掌握了当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融汇了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拥有综合知识的学者。而尤为特殊的是，严复还有非常丰富的、对于现代技术操作的经验，这在同代人中更显得突出。
船政学堂毕业后的五六年间，严复一直在海军兵船上工作。而且曾随“威远”号练习船远航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又曾登“扬武”号巡历了黄海和日本海。1877年到1879年，严复受清政府委派，赴英国普次茅斯大学，后又转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在那里学了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各种知识。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和实际技术之外，严复在留学期间，还广泛接触和研习了社会政治和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问。也就是在此期间，严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术理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亚当·斯密、孟德斯鸿、卢梭、穆勒、达尔文、赫胃黎、斯宾塞等人的学术名著，奠定了他西学的基础。这为他日后的社会改革立场、现代学术观念的形成以及作为翻译家的生涯奠定了基础。
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往往也是社会勃发着生机、蕴蓄着无限可能性的时代，而且也是呼唤全面发展的可以称为奇才出现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清代，经历了三百年的繁荣昌盛，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国势开始衰落。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国际列强势力的入侵，加上民众心理上的积弱，造成了那个世纪末普遍的社会危机感，当中华帝国这艘世界巨轮颠簸于风浪之中，眼看就要沉没之际，“船民”中的感时优世之士便站到了潮流的前端。这时，他们的天资和毅力便受到严峻同时又是有效的考验。时势造英雄，在行将沉没的艰危中，站出来一批拥有智慧和胆识的巨人。这些巨人，涉及思想、哲学、军事、农业、教育、经济，直至文艺各个领域。严复，这位生长在南中国海滨的贫家子弟，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关于严复的生平，本书在论析《天演论》出版的章节中，曾有介绍和评论，着重评介了严复对中国近、现代翻译工作的开创性贡献。但的确，翻译在严复的丰富人生经历中，只占一个不算大的位置。他的贡献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是一种巨大而全面的覆盖，他的确是一个危艰时势中涌出的奇才。
继孙家鼎之后，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人选落到严复身上。这一方面说明当事者对这所大学极为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的地位。从那时开始，可以说是从决定成立这所大学的那时开始，关于这所大学校长的人选就不是一个随便和可以随意而为的问题，对于这所大学的校长人选的重视，从来都和对这所大学的特殊地位相关联。
校长人选不是小问题
很显然，北京大学的校长必须是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并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的学者，从学问到人格都应当是为全国学人所推崇的人物。任命何人为北大校长从来就不是一件轻率的举动，这点连包括清朝皇帝在内的历来政府都是明白的。北京大学的王瑶教授曾经就北京大学校长的地位的重要性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北大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的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举例说，孙家兼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严复对《天演论》《法意》《群学肆言》等的翻译及其政论著述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蔡元培的美学思想和教育思想，胡适的主张白话文以及倡导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等多方面的尝试，都不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事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怀念和思考马寅初在50年代所主张的市场经济和人口计划是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的吗？如果只把他们的主张和行为单独地作为独立现象来考察，那么这些只是个别历史人物的贡献和成就，但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其所以如此，除了他们个人的成就以外，是同他们作为北大校长的身份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不只是一个著名的全国学术中心的代表人物，而且周围还有一大群知名学者程度不同地支持和赞同他们的主张。所以从这个角度审视和考察中国现代思潮，就有可能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的前进步伐。[5]
从王瑶的论述可以看到，他首先认为北大校长必须是一位能够成为全国的学术的代表和核心的人物，同时，他也论证了北大校长所处的地位和他可能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整个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命运和走向。
从这一前提来观察历史上的北大校长，我们便可获得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新的概念，同时也加深了对戊戌维新最直接的产物京师大学堂的认识。在考察历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的总题目下，蔡元培无疑是对中国新旧文化交融、冲突和转变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位人物。首先是蔡元培个人所拥有的学术地位和人格力量，其次是北京大学所拥有的历史性影响，这些因素的融合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祥地，成为近代以来争取社会进步的民主堡垒，同时，也成为中国新文学革命的中心。伟大的“五四运动”最初的怒吼从这里发出，由于校长蔡元培以及北大进步师生的协力奋斗，团结了全国的学界，并推进到全社会，终于促使这一思想文化革命的成功。
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
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人物。他生于186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他正好30岁，是学问和人生都到“而立之年”。他自然能以非常成熟的眼光考察和审视那场巨变。他原是光绪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清代的翰林院是储才之地。清制殿试朝考后，选取一部分新进士入翰林院授庶吉士。庶吉士修三年后，经考试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检讨等。其余的人则改授他职。留翰林院的人，升迁与他官有异，清代内阁大臣多从此出。这说明，蔡元培当日的处境，为他的日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甲午海战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派。这说明他并不着意于维持当口的仕途优势，而选择了更为独立的道路。1898年9月，即政变发生后的当月，他怀着对政局的失望心情回到家乡绍兴兴办教育，提倡新学，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辛丑条约》签订后，他对清廷的腐败无能非常激愤，决心远离政治中心，在边缘地区谋求事业的独立发展。蔡元培在这一年到上海，任教于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1920年，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先后游学欧美诸国。
蔡元培是一位新型的教育家。他的影响不仅在北京大学，而且在全中国；也不仅在当时，而且绵延到今天。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明确宣称并坚定实行他卓越而独立的教育理想；他坚定地推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6]为这所中国第一学府奠定了精神的基础。
蔡元培是一位贯通中西的学者，是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反对尊孔、倡导新学的学界领袖。他担任北大校长后，不遗余力、无所畏惧地推行他的教育主张。他要求北大学生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强调“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涵容百家，乃至保护异端，在北大蔚为成风。由于他的努力，使北大彻底摆脱封建旧学的影响，而呈现出生机勃发的新式大学的最初轮廓。所以说，今天的北京大学的根基，是蔡元培以他坚定的努力所奠定的。
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既是前清进士，又是翰林院编修，又担任过教育总长，以他的资历而言，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自是绰绰有余，名位相当的。但更主要的是他个人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的儒学功底极深厚，叔父铭恩是清末凛生，设塾授徒，蔡元培在叔父的指导下遍读经史小学诸书，打下了旧学的坚实基础。他13岁时受业于王子庄，王系经学名宿，蔡元培于是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造诣。但蔡元培的学问绝不是到此为止，他绝非自封于旧学的人。在到达当时学人所能到达的高度，他不止步，而是重新开始寻求新知的跋涉。
他奠定了北大的精神基石
1898年，正是新旧思想激烈冲击，维新改革之风吹起的年代，蔡元培于这一年开始学习日文。为了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决心到世界各地考察问学。1907年，蔡元培抵德国，先补习德文。蔡元培学习德文时已41岁，早已过了青年时代，但他依然以坚定的努力，弥补自己知识的缺陷。第二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心理学等学科。1919年，他再度来到莱比锡大学文化研究所问学，并开始为期三年的欧游，其间访问过美国。一个出身于旧学环境，并中过清代进士的旧式文人，在他自己坚持之中，终于成长为精通西学的发展全面的新型知识分子。这里说的“新”，不仅指他在知识的构成方面，而且也指他在治学方面的成功，对世界学术、文化历史现状的了解以及独立的人格修养的完成等。他已完全能够以一个卓越自立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问家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更是深孚众望的、当之无愧的人选。
蔡元培作为北大奠定新型大学雏形的校长，他留给后人的最深印象，是他改革了旧日京师大学堂的官僚积习，为之注入现代社会的民主性精华。他的影响最深远处，是在新式知识分子品格的培养和塑造方面。他上任校长的首要之务，是在学校中推进新型的教育思想。他接管北大时，这所大学已染上当日官场和执绮弟子的衰颓风气，读书便是为了做官，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思想。蔡元培指出：“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强调学术的独立性等。这均是针对当日教育思想的实际而发，对当日学校内的官场习气起了扭转的作用。
蔡元培的学术自由思想是广泛而精博的，其中“兼容并包”四个字，则是他实施他的一整套教育思想的切实的一步。如今“兼容并包”已与这所大学的精魂“科学”“民主”一道，成为竖立在北大校史上的精神碑石而与世长存。单就“兼容并包”这方针来说，蔡元培是想到、说到就全力以赴、力排众议地去做到。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蔡校长聘用教授的措施上，他认为教授的身份在于他在学术史上有所贡献，在本行中是权威，并不在于他选择何种政治态度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他学术独立的原则在于承认学术的本质是自由，并且使之和政治予以区分。
这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纯洁性，也是为了坚定地排除学术之外的因素（如政治）对学术的干扰。
当时北大教授中有一位叫辜鸿铭。他在民国成立多年之后，还拖着一条辫子，在政治上主张帝制。但他早年留学英国，并历游欧洲各国，精通英文，蔡元培便聘他教授英语。此外还有一个刘师培，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旧学基础极好，蔡元培聘他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在蔡元培聘请的教授中，既有辜鸿铭、刘师培这样极端保守的人物，也有陈独秀、李大钊这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人士，还有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各种主张的人士。这种广纳才俊、并容百家的举措，使当日北大呈现出学术上学派林立、各种学说自由传播的盛况，北大随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及中国的学术中心，便是自然而然的。
马寅初对此曾高度赞扬蔡元培的主张和实践：“当时在北大，所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安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侃、刘师培、林纤诸氏。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无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评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王变，蔚成巨欢。”[7]
广纳贤才一例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上，其用心最多处便是为贯彻他的兼容并包精神而宴请当时国内闻名的各派人物。他的确做到只求有真学问而不论其政治态度地礼聘各路贤达。王国维是当代大学者，他甘当清代遗老的保守立场与蔡元培本人的进步民主思想迥异，但蔡元培为了动员王国维到北大任教，还是竭尽全力地演出了一场极为感人的故事。刘恒在他的新著（王国维评传》中有一节文字生动详尽叙述蔡元培这次请王国维出山的细节，今引用如下：[8]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奠定北京大学具有国内外很高的学术地位的伟大教育家。他提倡大学要办好研究所，首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这时候，王国维国学研究的成绩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就是聘请各学科和不同学术派别的最有成就的学者到北京大学讲学，于是，一种新的互相探讨的学术风气很快就形成了。
1917年9月初，蔡元培写信给马衡，表示聘王国维为“京师大学教授”，王国维即托故推辞。1918年冬天，蔡元培再次委托王国维的同乡和朋友马衡出面礼请，又被王国维婉言拒绝了。不过，王国维也留有余地，告之北上有困难。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征求意见。罗振玉请他征求沈曾植的意见。音韵学家沈曾植可算是前辈遗老。王国维估计到：“北学之事，若询之寐臾（沈曾植号——作者注），必劝永（王国维——作者注）行，然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也。”[9]以后，王国维专程去征求意见后，报告罗振玉说：“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者述事者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行作二月勾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10]最后，王国维忙碌了一阵，思想上有矛盾，最终没有应聘。
1912年春，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后，马衡又请岁振玉作书相劝王国维应跨。罗振玉当了马衡的面写了推荐书说：“公有难于北上者数端，而淑兄（指马衡——作者注）坚嘱切实奉劝……”可是，第二天早晨，罗振玉又另写信给王国维，证明昨天晚上的信“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公必知非弟意”[11]。王国维回信对罗振玉说：“马淑翁（指马衡——作者注）及大学推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帷旅沪日久，与各界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事与日俱增，儿笨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淑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淑翁为荷。”这次不受聘，说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确实符合王国维处事的习惯。
可是，过了不久，罗振玉自己先应了北京大学之跨。他对王国维说：“去冬法国博士院举弟为考古学通信员，因此北京大学又语前约。弟谢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职位，不责到校，当以为各人面尽指导之任，蔡、马并当面承允。因又托弟致意于公不必来京，从事指导。乃昨忽有聘书至，仍立考古学导师之名，于是却其聘书。盖有跨书，则将来必有薪金，非我志也。若有书致公，请早为预计。”[12]
马衡于同时也写信给王国维说：“大学新设研究所国学门，请淑蕴先生为导师，昨已得其许可。蔡元培先生并拟要求先生担任指导，嘱为函恳，好在研究所导师不在讲授，研究问题尽可通信。为先生计，固无所不便；为中国学术计，尤当额手称庆者也。”[13]同时，正巧顾顿刚南行，又去上海面请王国维。王虽将他们携来的薪金退回，但这次有进展“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14]学校方面考虑到王国维不就教职的理由是“以迁地为畏事”，那么，通讯导师本来不必“迁地”，这层困难应该解决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写信恳请说：“大学同人望先生之来若大早之望云觅，乃频年孜请，未蒙俯允，同人深以为憾。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
这次，王国维总算答应了。
不久，又起波折。北京大学就再派人送去薪金，王国维仍然拒收。他于1922年8月1日《致马衡》中说：“昨日张君A甫见访，交到手书及大学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性休。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己惟浅劣，本不敢应命。帷惧拂诸公推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先。不谓大学稚意又予以束。窃以羊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印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魔，弟以何劳敢贪此踢，故已将金托张君带还，优祈代级，并请以都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15]在大学方面看来，不受薪金，是不是意味着会不受职位。于是，马衡于八月十七日又致函王国维说：“大学致送之款，本不得谓之束，如先生固辞，同人等更觉不安。昨得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兄来函，深致歉疚，坚嘱婉达此意，兹将原函附呈。”同时，再请张嘉甫致送一次；又申明“务祈踢予收纳，万勿固辞，幸甚幸甚”。这封沈兼士致马衡的书信手稿，近期亦已见到。沈兼士听到王国维不受薪金事，郑重地告诉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须赖静安先生指导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半年拟恳静安先生揭示一二题目，伴研究生通信请业，校中每月送百金，仅供邮资而已，不是言束。尚望吾兄婉达此意于静安先生，请其俯允北大同人欢迎之微忱，踢予收纳，不胜盼荷。项晤蔡孑民先生，言及此事，孑民先生主张亦与弟同，并嘱吾兄致意于静安先生。”[16]王国维多次不受薪金，显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廉洁。这使人想起了殷周时代的伯夷，作为遗老，不食周莱而亡。那么，以清朝遗老自居的人能不能拿民国的国立大学的薪金呢？看来老实的王国维在思想中经历了曲折的斗争。蔡元培校长很懂得体贴人。他以特有的智慧指出：这不是薪金，而是邮资。因为，既然接受了通讯导师的名义，紧接着“邮资”总该接受的。这样就名正言顺了。果然，王国维在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的信中说：“前日张嘉甫携交手书并大学二百元，诸公词意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耳。”并且，立即任事。他说：“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干人？其研究事项想由诸生自行认定？弟于经、小学及秦汉以上事（就所知者）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耳。《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奉寄。”[17]王国维终于经多次邀请才出山。
沉思的铜像
在现今的北京大学一角，那里有一个湖，这湖到现在还找不到合适的名字。但未名湖却成了它的流行的、也是永远的名字。那里还有一座塔，那塔倒是有名字，叫博雅，取博而雅的意思。也许，这似是预先设下了一个名字，让北大接受并丰富它。就在湖光激沌、塔影婆婆的校园一侧，那里有一棵只有在北方寒冷气候中才能成长的巨大的雪杉，在雪杉的浓荫下，蔡元培先生在那里永恒地沉思着。他的安详而睿智的目光，一直深情地注视着现今的一切，也许他是在想今日的北大是否承传了他的学术自由的传统，也许他是在回忆“五四”时代他为保护营救被捕学生愤而抗议辞职的悲壮往事……
要是再把目光往前追溯，北京城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名叫沙滩（其实那里没有海，当然更没有所谓的沙滩）。那里立着一座魁梧的楼宇：红楼。红楼的一侧，是民主广场。这些，都是与1919年开始的中国现代史相关联的名字。这些名字，都和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校长联系在一起。
正是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件重大的事件，几乎都和社会危难有关。1919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举行了巴黎和会。北京军阀政府在会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5月4日以北大为中心的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队伍便是在红楼钟声的导引下在民主广场集合并由此出发的。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并痛打章宗祥。警察逮捕学生犯人。当日下午，各校学生在北大开会，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一致联合，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蔡元培校长为抗议当局逮捕学生，愤而辞职。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不止一次为保护北大师生而以辞职相抗议。1923年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教授，蔡元培又一次辞职。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进步学者。
蔡元培以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为北大竖起了永恒的丰碑。在他手中完成了北京大学的现代改造，使之以崭新的、既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统、又拥有领导最新学术潮流、具有先锋精神的、传统与现代、中国和世界综合融汇的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它不仅以学术博大精深和创造建设著称，而且也以它对中国社会的使命和责任的承诺著称。北京大学历来是中国文化精英荟萃之处。这些社会的才俊贤达作为民族和社会的大脑，一直进行着富有历史性的思考。北大师生因此也成为民族和社会的良知，他们勇于在社会和国家危难时挺身而起。北大的这种既代表学术和科学，又代表正义、勇敢和道德的伟大精神，是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建设并完成的。是蔡元培赋予北大与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名字相称的胸襟和气魄。蔡元培本人也在这种建设和赋予的过程中成为北大精神的代表。
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校名的更换表达了中国历史的一次腾跃。中国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到民主共和国的腾跃，从近代史向着现代史的一次大转移。这种腾跃和转移，极而言之，在于证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这所学校的成立有着极密切的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北大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是由北大的教授和学生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阵地《新青年》（创刊于19巧年，最早叫《青年杂志》）与北大师生关系极深。据胡适自述：“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民国七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作（新潮）。英文名字叫作The Renaissance，本义即是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18]
“五四”新文化革命的火种，也是由北大的教授点燃的。1917年I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当议》，指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断言白话文学必将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这是中国文学史中开创新时代的宣言书。后来，胡适又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详细论析了上述观念。1917年2月，也是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呼应胡适的理论，发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有着雄视千古的非凡气概：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雄琢的、阿谈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迁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篇宣言所具有的魄力与胆识，可以与世纪之交出现的巨人精神相衔接且毫不逊色。由于这批人勇敢的宣告以及创造性的实践，终于使这场空前的文学革命取得了成功。数十年后的今日，有人重新评估这些前驰者的言行，有责之为过激主义者，其实是缺乏历史眼光的见解。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简单地斥之为“破坏”亦为未妥。陈独秀三大主义的每一项都是既有“推倒”，又言“建设”。他在作这样的论述时，有着整个的旧文化和旧文学作参照。旧时文学样式所具有的束缚和局限、僵死和腐朽，它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之与新时代的严重脱节和不相适应，以及清末以来“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的未能奏效，激起了那些前驱者的“改造”或“革命”的愿望。这些人，不是简单地提出口号，他们还付诸实践，是既有幻想，又肯实干的一代人。胡适是其中最富幻想性又最富实践性的一位猛士。他的新诗“尝试”，以及“尝试”的成功，如同千年塑塞的河流被打开了一道缺口，从此激流奔涌而形成不可阻挡的浩荡之势，实有赖他那种勇于试验实践的精神。
重评“五四”
20世纪最后几年，也就是“大批判”“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巨大的文化灾难和文化动乱之后，人们在进行历史反思时，从百年过激的和粗暴的行动中，于巨大的惊恐和惨痛之余得到某种启示。这种启示不幸地与“五四”运动发生某种联想，联想导致谴责，他们以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总结。其实，这些判断乃至结论恰恰是激动之余、又混杂着惊惧的情绪性的产物，并不是一种科学的和理性的总结。
这种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估，在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中多持批判性立场，或质疑的态度。一位中年学者把“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又把它与“文革”和80年代文化热联系起来，统称为“三次文化批判运动”，认为“五四的反传统的传统经过‘文革’进一步得到强化”，“‘文革’是‘五四’精神的更片面的发展”。[19]他在另一次发言中重申上述论点，认为，“五四文化思潮把整个文化传统看成巨大的历史包袱，要传统文化对中国的落后负全责，以为经过简单激烈的决裂才能对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带有明显的激进色彩。在学术层面上，全面否定儒家的价值体系和整个中国传统的价值，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两分，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割裂，以科学、民主排斥道德、宗教、文化，不能正确了解‘传统’‘权威’的积极意义，这显然失于偏颇”[20]。这是一段倾向性十分明显的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在诸多代表指责中一种较为冷静的评述也在出现。1996年“五四”运动77周年前夕，《光明日报》邀请三位学者重估“五四”精神，与会者的谈话中表现出深刻的学理性和历史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耿云志高度评价了“五四”的功绩：“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树立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与进步。譬如：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为社会进步、文化创造开出无数法门；新教育的诞生，为国育才有了可靠的基础；新文化的诞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学术范式的建立，为活跃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为扫除愚昧与迷信、发展科学与技术创造了思想前提；整理国故，翻译西书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基础工作。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教育、慈幼事业等的提倡，则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提倡人民素质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所有这些，都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分不开的。”[21]耿云志研究员这个发言，是对众多的事实的概括，他所讲述的内容，很难以“过激主义”的名义予以取消，所以，是相当切实和相当冷静的总结。
在接近20世纪尾声的1996年，陆续出现了这样一批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言论。这些言论对于那些浮躁的、情绪化的判断有一定的沉淀作用。中央音乐学院蔡仲德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重估了“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其中一些判断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更重要的，则是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五四”的根本精神。既有激进的“五四”，也有渐进的“五四”；既有排他的“五四”，也有兼容的“五四”；既有救亡的即政治的“五四”，也有启蒙的即文化的“五四”。“五四”有启蒙与救亡两层含义，其救亡一面与历史上的救亡有同也有异，同在爱国，异在君国分离，人民自觉参政议政，即救亡建立于启蒙之上……而救亡是紧迫任务，常导致激进、排他，启蒙非一跳可就，必要求渐进、兼容，故“五四”的根本精神不是救亡、爱国，而是启蒙、民主，作为新文化运动，其本质更不在救亡而在启蒙，不在激进、排他，而在渐进、兼容。就此而言，更不能将“五四”运动的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
知再顾及“五四”的实践，则我们可以看到：辜鸿铭可以与陈独秀同登讲坛，《学衡》可以与《新青年）分庭杭礼：坚持文言可以与提倡白话共存于世；“中国本位文化论”可以与“全盘西化”论激烈争辫；自由讨论带来了学术的繁荣，因而涌现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这样的思想家；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这样的哲学家；鲁迅、曹禺、巴金、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家。就此而言，将“五四”精神归结为“激进主义”便经不起事实的检验。[22]
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虽然缘起于戊戌维新的改良思想，受惠于孙家鼎、严复等这些宿省硕儒的开拓倡导之功，其根基却奠定于伟大而恢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与蔡元培对于这所大学进行现代改造有关。蔡元培始创思想、学术自由原则，立兼容并包的方针和标举科学、民主精神，这些思想奠定了北京大学的百世基业。他的精神垂范至今，成为北京大学永久的校训。而由胡适、陈独秀等发起并推进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更是以北大为舞台，演出了一场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话剧。
中国新文学的摇篮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提倡了一种对旧世界的批判以及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他们既富有理想又勇于行动、特别是面对重重压力而始终怀有坚定和自信。北大正是因此而成为新文化的堡垒，它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新诗所造出的功绩为国人所共知。
胡适在北大校园未设塑像。不仅于此，在革命意志旺盛的时代他还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面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激烈的抨击。1954年10月，《文艺报》为支持两位“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发表署名文章，涉及对胡适的批判：“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和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23]对于胡适及“胡适派”的批判运动，是5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次思想批判运动，胡适作为“反面人物”的形象也于此时开始被确定。
但胡适作为中国批判旧文化、创建新文化的前驱者和领袖人物的形象依然屹立于此。他的精神与这所校园同在。那次批判运动事实上未能改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不能损害他的光辉。胡适自1917年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之后，在北大任教数十年，先后担任过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46年至1949年任北大校长。在中国教育界，他是一位著名的教授和教育家，在中国学术界，有人作了统计，他是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众多“第一”的一位勇于实践的人：“第一个提出用白话取代文言，推动了白话运动的开展。第一个用白话写诗，出版了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推动了现代新诗的诞生。第一个编写中国哲学史专著，出版了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促进中国哲学史科学的诞生。第一个把白话小说作为学术项目进行研究。第一个用现代观点考证《红楼梦》，开创了一代新红学。”[24]这篇文章概括的胡适这些“第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体现了北大人的开拓精神。
在北大生活和学习的知识分子，多少都染有这所大学的某些精神遗传。人们朝圣般地来到这里，沐浴着这里的清纯和肃穆，进行着认真严肃的学术研究，又向着自己多难的乡邦投以热诚的目光，为着它的苦难发出惊天动地的呐喊。他们各有自己的个性，也各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学术道路，而宽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则是他们的母校所要求并赋予的。自近代以至现代，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过程，都可以从这个学校找到它的投影和回声。这个学校的师生，也以他们的智慧和献身的热情丰富了历史，他们于是也成为中国的良知。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都有自己的姿态和声音。但不论如何，从这里走出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则是一致的。在乌云笼罩的时候，这里点燃了理想的火焰；在黑暗的重压中，这里发出了抗争的呐喊，而他们唯一的武器便是思想——思想让一切腐朽和反动为之丧胆——自由的信念，民主的意识，加上对于社会进步所拥有的热情的关切，构成了他们共同的品格。
中国的良知
20世纪50年代，这所大学开始一段新的艰难的历史。不断有风暴袭击着这里的宁静。但岁月无情，一许多的记忆如今都改变了当时的含义，那些往事也成了过眼烟云。如今保留下来的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渴望和追求，热情和单纯。记得当时，一个新生的社会走到全体中国人的面前，这所大学如同以往任何的社会转折那样为之产生巨大的激动。进入5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担任北大校长。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于每个新年的除夕之夜都举行全校的新年团拜，似乎形成了制度。
每年除夕，那时北大的大膳厅（如今的大讲堂）里总是人头攒动，静待新年的钟声鸣响。午夜时分，钟声响过，这位校长便出现在全校师生面前。他红光满面，有时是由于兴致佳好，有时是由于酒后微硕，以“兄弟”自称，向全校师生祝贺新年。话很短，也平常，有时则是某某宴请，多喝了几杯之类，都是家常，但体现出一种自由、洒脱、轻松。那时口号盛行，校长的致辞也绝少政治标语，却有一种难得的清新，倒是在平常中充溢着日益变得淡薄的人情味。在当日口号连天、到处革命红光的中国大陆，能够在万人聚会的讲台上听到这平常心、平常话，这只有在自由、民主的北大。在严峻的时代，这里依然有一种严肃的坚守，一种自信心和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性，甚至是一种无言的对于流俗的抵抗。这种亲切的、温馨的氛围为当年北大校园所独有。在当时，政治运动的瘟疫已经无可阻挡地袭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在这里，由于这位校长的无声的倡导，却依然坚守着最后一刻的自由。
校长的新年致辞之后，便是就地举行的万人舞会。舞会一直进行到子夜。那就是当时非常难得的对于升平景象和自由生活的挽留和纪念，因为更加严峻的岁月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这位在钟声中准时步上讲台祝贺新年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他是中国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本书笔者作为当年北大的一位学生，有好几个新年能够躬逢其盛，有幸目睹这位学者的风采。他是当日中国自由精神和独立个性的化身，而当日北大，也是那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里难得存留的一片民主圣地。直到1957年那场暴风吹起之前，那里一直是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招展的地方。
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时，马寅初16岁，已是一位知事的少年。他诞生于1882年，浙江绍兴人。早年离家出走，在上海读完中学，后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矿冶专业。1907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北洋政府保送美国耶鲁大学官费留学。在耶鲁，马寅初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正是在耶鲁，他学会“冷热水浴”的健身方法，使他始终能够以健康的体魄走完百岁之途。1910年，马寅初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4年以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并列为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教材。
1914年马寅初归国，受蔡元培之聘，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后兼经济系主任。后蔡元培在北大设置教授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并设教务长职。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马寅初对蔡元培的治校方针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过：“蔡先生来北大，留学人才归国，将外人之无学识者，完全革去，聘请中国人，可谓痛快极矣。”[25]在北大，马寅初主要讲授应用经济学课程，有银行学、货币学、交易所论、汇兑论等。1919年3月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李大钊在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蔡元培的题目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题目与之相近，叫《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但马寅初的内容和角度均强调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由此可见，他在当时便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了。天安门发出的声音，是当日北大思想的一种发扬。
1958年马寅初把他的新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献给北大，并在该书的扉页上题词：“敬以此书作为给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纪念的献礼”。这本书中收入他的学术经典《新人口论》。1958年和《新人口论》的写作和出版，对于马寅初的一生来说，都是牵萦着他的命运的年代和事件。
马寅初当时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1957年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马寅初把“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大会。《新人口论》是马寅初学术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的提出，以及随后的事件，不仅体现了这位学者的科学预见性，以及维护真理的坚定和勇气，也展现出这位学者的人格光辉。马寅初的形象是20世纪50年代北大人形象的集中展现，他无愧于这所学校的光荣的名字。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对中国传统的“广土众民”人口思想的挑战，也是对当日盛行的“人多是好事”的人口观的质疑。马寅初考察中国人口问题多年，他坚信中国当日面临着人口自身的生产与资金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新政权建立后由于就业机会增多，生活改善导致青年成婚人数激增，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多子多福等封建思想传统结成联盟造出的结果，便是过高过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马寅初据此提出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他痛切地警告世人：如任其自流，其后果将严重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马寅初的忠言直谏得到的回报却是无休止的、愈演愈烈的批判运动，直至他被迫辞去校长职务为止。一篇评介马寅初的文章，不无感慨地这样说：“不论《新人口论》的目的多么崇高，也不论其内容多么坚实、科学，更不论持论者多么痛切勇敢，三十年前能够并敢于听取这科学之声的耳朵还太少了。这固然说明创造这种耳朵，听取这逆耳之言，并冷静客观地理解它还需要时间，但这里显然还有更潜在的根源。首先是民主问题。”[26]
1958年5月在有关当局的策动下，开始讨伐《新人口论》和马寅初。数万人参与批判，发表的批判文章共五十八篇。马寅初最后发表的文章是《重申我的请求》，其中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自此以后，他失去了言论自由，被禁止发表文章。马寅初在旧社会曾有过被迫沉默的时期，那只是1943年、1944年两年。这是他的第二次被迫沉默。但这次沉默期的时间是上一次的十倍，长达二十年之久。
我们从马寅初身上看到了活生生的北大精神，不仅以他那卓然自立的、先于时代的独立思考，而且以他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以他坚定的人格。他在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中说过：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绒，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钱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鹤的。[27]
马寅初正是以这样的“北大精神”面对自己所承受的现实苦难。他在沉默的最初几年，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发愤著《农书》百万字，不幸的是，他遇到了一场范围更广泛的灾难，他为了使此书免于沦落，“文革”中亲手焚烧了它。下面这篇短稿记载了这位文化巨人的深沉的悲愤——
1965年岁末，马寅初已经将他的一百多万字的《农书》初稿写完，而且还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
1966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突然降临和燃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火。
马寅初听家人、亲戚对他讲红卫兵到处抄家、打人的事情，就觉得真可怕，就觉得这一次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了，很可能要大难临头。
开始，马寅初对红卫兵抄家，还是一般的提心害怕。深秋的一天，当他从子女那里听到红卫兵已经到他的好友邵力子、张治中家里转了几圈之后，就更加害怕起来，甚至做了一场蛋梦。
几天后，马寅初就毅然作出决定：与其等着让别人来抄家破四旧，还不如自己动手为好。
“现在我向大家说一件事情，”一天早饭后，马寅初让家里人都来到客厅说：“近来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但又扰豫不决的一件事情，现在终于决定下来，这样做，虽然十分可惜，又非常痛苦，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今天，你们大家都不要出去；也不要去干别的事情，我们全家自己动手来破‘四旧’……”
于是，多年来，国内外的朋友送给马寅初的各种各样的花瓶、瓷器和玉器制品被摔碎，当作垃圾处理了，家中的许多皮鞋以及款式新颖的衣服均被锯掉鞋底和剪成碎片送进锅炉炉膛烧掉了。
马寅初的那个绿色的保险拒也被打开了，里边珍藏着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他的亲笔信件，何香凝等许多著名书画家送给他的字画，还有他多年积累的有关中国和世界的许多经济方面的珍贵资料，等等，等等，都被拿出送进炉膛。
他的那部用数十年心血研究并写成的近百万字的《农书》，那个由十卷手稿堆放满的藤箱子，也被抬到锅炉房，一卷一卷送进炉膛化成了灰烬。
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在“文化大革命”中，马寅初的家免透了查抄和浩劫，马寅初本人也未受到大规模的批斗和皮肉之苦。但那些化作灰烬的信件、字画、资料，连同他的《农书》的手稿，成了他永久的遗憾！这也是一个学者终生的遗憾。[28]
在众人不能觉察时的“盛世”发出危言，可是“盛世”却不能容忍这样独立思考的“异端”。科学精神受到了愚昧和专横的反击。这种野蛮对于文明、无知对于科学的反动，虽曰造出无数个人乃至全社会的灾难，但反转来，却是对于癫狂时代的无情的嘲讽。马寅初八十高龄烧毁《农书》的行动，让我们想起历史上许多悲烈之士的焚稿断琴！历史最严厉地惩罚了无知的专权，它对于一意妄为的答报是无法遏制的滚滚而来的人口洪流——这是20世纪中国无视科学导致的一次空前的灾难。
永远的北大精神
而马寅初终于在这样的灾难中完成了自己。他既是悲剧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作为个人，他在苦难的忍受和抗争中成为强者。他把他毕生所崇尚的“北大精神”予以完好的展现——当然，这种展现是极其悲壮的。但历史终于补偿了他，他活到101岁，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历史能够有机会向他道歉。1982年5月10日下午5时，这位勇敢而智慧的老人终于告别了他为之争取、抗争也因而饱尝了苦痛的世界。
从孙家04到严复，从蔡元培到胡适，再延伸到从19世纪末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谢世的马寅初，这些与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名字相关联的是一些独立的和智慧的人。他们的名字连成一串展示了近百年的中国文化精神，也展示着这所大学所具有的特殊品质。本文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曾为这座校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这些可以用来概括和纪念1898年梦想改变中国命运而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这棵常青树所结出的精神之硕果：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狄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
这是一片自由的圣土。从19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积聚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用批判的目光审度漫漫的封建长夜，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赴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近百年来这种奋斗无一例外地受到阻遏。这里生生不息地爆发抗争。北大人的呐喊举世闻名。这呐喊代表了民众的心声。阻遏使北大人遗传了沉重的忧患。于是，你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人的沉思的面孔总有一种悲壮和忧愤。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
这圣地的魅力
这片园林吸引了我，使我乐于为之奉献毕生的光阴。也许有一日我会离开，但它不会从我心中移走，它已与我的生命融二为一。
这园林的景观其实也无甚特别，一湖，一塔，湖称未名，塔名博雅；湖畔植榆柳，红楼荫松竹；小桥曲径，通往几方荷池。所不同者，晨有健儿驰步，昏有弦索随风。其实这样的风景，在这座古城中，类似的少说也有十数处。论气势，它缺少皇家园圃的富丽恢宏；论情调，它不具有杏花春雨中的江南庭院的媚妩。也许唯有我们——这些生存奋斗于此的人们方日久年深地感到它的血脉的涌动——永生的依恋是由于永存的魅力。这魅力，喻之志士的激烈，哲人的睿智，淑女的温情，都是，也都不是。它们都不足以概括这块圣地无所不在的、生生相承的、超时空的魅力。
有人说，京师几所大学校，北京大学的穷，历来为众所共认。但北大虽穷而历来愿为天下先，也饮誉于世。在北大，考试意味着一次无情的淘汰后的精英荟萃。20世纪初叶，那些背着行囊的老旧中国的儿女们，带来的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万家忧乐和拳拳的报国热情。那些来自中国每一个角落的年轻学人，沿袭了中国现实的贫乏和世代的希冀。他们获得的机会不仅意味着他们属于千万人中的幸运者，也意味着把那一切挣扎中的希望加诸一身。于是在这里，静静延续着的庄严肃穆的氛围，几乎与青春的生命不相称；每一个思考和每一声呐喊，似乎都是基于使命感的“代言”。中国低层的无文化和文化少与这里的“文化集中”形成的反差，更是一种推力。它给予这里的每个人以一种无形的激励，孕育和鼓动着那闻名于世的勤于学习和勇于思索的校园风气。
从历史上的民主广场到现实中的三角地，北大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国运民痪的关切。从黑暗深处传出的愤怒的暴风，夹杂着民间底层的血泪。尽管北大“学院派”的风气显示了与中国平民习常的某种“脱节”，但北大的超前思考显然体现了中国觉醒知识阶层的前卫特质。这里仿佛是奇异的磁场，似乎总可以摄选那些飘浮的东西而为深沉。青春的骄傲，浪漫的奇思，热情的憧憬，因苦难和理性的浸淫而化为沉甸甸的思考。这好比一湾不断倾泻的长流水，前面的人走了，后面的人进来，除了学校的教职员，作为主体的学生是不断更换的。奇妙的是，几乎所有的北大人都承继了北大的传统性格，都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圣地的火种从未熄灭过。这一代人的呐喊和上一代人的呐喊相接，那是从中国苦难的底层深处呼啸而来的撕心裂肺的沉郁的风涛骇浪。这近百年来无休止的抗争，无不对着反科学反民主的恶势力。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是在无边的封建巨网中挣扎，当因袭的泥掉窒息了所有渴望并争取自由的灵魂的时候，先觉者感到的，是西西弗斯似的悲凉。
北大感染了世代的忧患，但似乎每一代的后来者，都不愿承受风暴退后的沉寂。周末舞会有电子音乐伴随着的热烈的迪斯科，未名湖畔有情侣缱绻的身影，咖啡厅里有悠扬的乐曲，学术沙龙里有热烈的论辩，自由讲坛传播着各式各样的声音，“经商热”和“出国热”一样地侵袭着这片优雅的园林……
北大属于中国社会。那些五彩的经商广告背后渗透着总体的嘲谑，这显然并非心甘情愿。北大想借此说明，它的洒脱有着多样的表达方式。
校训是心灵一盏灯
在一个学校生活久了，有一个声音始终在耳边响着，那是慈母般的声音，是她在日夜叮嘱我们，要我们勤学上进，要我们不忘远大的理想，将来做一个于社会、于人类有用的人。这就是校训。老师的教导是有的，但老师不可能终日耳提面命。最恒久、最精括的是一个学校的校训，它是一盏长明灯，它又是一口警世钟，伴随你求学时间的日日夜夜，影响你的一生一世。
校训体现一个学校的精神，体现学校的办学理想。校训的概念是西方引入的，在中国近代，最早设有校训的学校大多是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是Light andTruth（光与真理）；燕京是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意为：“即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世界名校的校训各擅其长，异彩纷呈，令人赞叹。剑桥是‘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耶鲁与圣约翰相近，是“光明和真理”；其中尤以哈佛最为高远豪迈，原文为拉丁文，大意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
校训表达一个学校对所有学生的要求和期待，它代代相传，使理想的精神赓续久远，永无止期。我的中学也是教会学校，英国卫理公会办的，前不久重访剑桥，找到了那里的三一学院，认它为母校的姐妹校。可惜福州的三一学校留下来的只有校长万拔文亲自写的英文校歌，而没有确定的校训。至于说到我引为骄傲的母校北大，我只知道它现在的校区燕京有（见前引），遗憾的是，北大是始终阔如的。
一所特立独行的学校，一所风格鲜明的学校，一所从立校之初就负着坚定使命和旷远目标的学校，也是一所举世闻名的学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它至今尚未确定自己的校训。也许是它素有的“满不在乎”在作怪，也许是由于它的自恃清高的矜持，所有的命名都无法抵达它的无以言说的高远与丰富。就这样，它在这种举世昭昭的注视下，成了一所迄今不设校训的名校。
这所大学有悠久的历史，要是从1898年算起，迄今历时一百一十余年，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诸多改革的措施，都在那场惨烈的血洗中化为乌有，而这所学校体现着建立现代综合大学的宏愿，是这场流产的革命仅有的遗存。风暴和烈火中诞生的学校，它保留了近代以来中国为改变国运奋斗图强的激情和记忆。一百多年间，中国大地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莫不与它有关，都有它的身影，都留存着它的呼吸和体温，以及充满激情的惊世骇俗的呐喊。它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写：沙滩红楼、民主广场、《新青年》和《新潮》，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和马寅初，这些人名和词组，镌刻着它的历史的辉煌。
记得季羡林先生在世时曾有言日：北大当初的校名是京师大学堂，是国中最高学府，是“太学”，论历史应从汉代算起。季先生的一番话，无意间延展了北大的千年历史。这种延展有点遥远，一时难以说清。按照鲁迅的观点，“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是有别于旧式学堂的新学，它有新精神、新传统，因此也应当有体现新精神、新传统的新校训。遥想“五四”当年，它从遥远的西方请来了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外来的先生，加上力主学术独立、兼容并包的蔡元培精神，看来，“民主”“科学”，应当是体现了这所大学的立校之根本了，然而，北大依然没有考虑将此列为它的校训。
关于这点，几年前我与当时主政的周其凤校长曾有言及，我给他写过信，提及此事：“那天席间你述说到北大的校训，也是至今没有（北大这学校真怪，没有校歌，也没有校训，连湖也始终是未名）。校歌的事，你交给我做了，我不做对不起你。校训你没有叫我想，本无需我用心。但事后我发挥了积极性，还真的为此动了脑筋。我一不引经，二不据典，也不用文绉绉的古文辞，用的是‘五四’提倡的大白话，就十个字：独立的学术自由的思想。”当然，我的提议也是无一例外地石沉大海，没有回响。
沙滩红楼之后是西南联大，联大复员之后是院校调整，学校搬进了燕园，此地湖光塔影，风物绮丽，学校依然沿袭着当初办校的方针和理念，北大还是北大。这里有一方美丽的湖，此湖天下闻名，却硬是无名，人们习惯了，就这么永远地让她“未名”着。未名湖的未名，似乎感染了北大，也“启示”着北大，于是北大也就这么心安理得地永远地不设校训。记得有一个时期，有些负责人不知从何方搬来“求实”“创新”之类的不相关的陈词，也想借此为它立个校训。但聪明而自负的北大人冷落了它，久之，也忘却了它。于是，终于，北大依然没有校训。
也许这就是北大，北大的精神是难以用言词概括的，它依然崇奉着建校之后的“规矩”，按照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精神，学习着、行动着，并且始终如一地坚持着。然而，遗憾的是，它依然拿不出属于它的、体现它的传统精神的校训！
采薇阁记
采薇阁在朗润园。从博雅塔沿未名湖东岸北行，约千步，入朗润园，过石桥，有月亮门迎面而立，便是采薇阁了。这是北京大学为中国诗歌研究院新建的仿古建筑，采薇之名是我建议的。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采薇者，《诗经·小雅》之名篇也。以中国万诗之源的名篇为研究院定名，立意秀雅沉潜，近于实。“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这首源于民间的远古咏叹，表达了劳卒戍边的苦情，应该说，是符合传统诗教“兴观群怨”的原旨的。况且它有那么动人美妙的诗句，历数千载而传诵至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采薇之声传递的是歌者旷古的悲悯情怀，以此名楼，让人勿忘世上万千劳苦众生，彪炳的原是诗歌之大义。
采薇见诸典籍，比诗经还要早的，是沈德潜《古诗源》收录的上古的《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磋祖兮，命之衰矣！”这一曲《采薇歌》，见于《史记》的《伯夷列传》。诗背后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饿且死，作歌。”我们可以不论殷周，也不问成败，单就它所崇尚的精神气节而言，对我们的诗歌理念也有很多的启示。诗缘情，诗言志，一个情字，一个志字，情到深处，志之所之，谓之诗，便可做出惊天动地的诗章来。
朗润园是今日燕园的后园，在鸣鹤、镜春两园之北，万泉河流经其南，它曾是圆明园的附园。旧时皇帝驻蹿圆明园避喧理政，王公大臣为了朝觑方便，多在附近治府邸，朗润园周边有很多他们的别业。这院子原名春和园，先后是庆亲王永磷和恭亲王奕诉的赐园。园中涵碧亭仍在，题额便是奕诉亲笔所书。以是之故，它有过长时间的繁华。此园曲水蜿蜒，周遭树木藏龚，有山夹岸绵延，风景绝佳。园的主体是一座岛屿，四面环水，遥望若碧玉浮于春江，清朗圆润。每当仲夏，苗首映日，荷香袭衣，令人若置身江南锦绣。古人有句：“更喜高楼明月夜，悠然把酒对西山”[29]，便是此地情趣。采薇阁选择的，正是此种充盈着诗情画意的佳丽之地。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之后，我们便开始了院址的寻觅和选择。诗人骆英、校长周其凤都是热心的探路者。随后，校长批地，诗人筹资，多方配合，美轮美奂，遂成佳构。这园林的山崖上镌有季羡林先生手书“朗润园”三字，季先生的故居便在湖的北岸。与采薇阁隔水相望的，是一座岛中岛，孙楷第先生之故宅在焉。沿湖自北而东，那里的一排公寓房汇聚了少说也近一半的燕园精英。这园子历史上曾是贵族和诗人的府邸，此后更住进了北京大学的几代学人，他们为京都三山五园的丰盈华丽，更注进了中华千年文脉的精魂，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名园的骄傲。
采薇阁创意之初，诗人骆英便与我们相约，静待采薇阁成，拣一个春和日丽之晨，或是秋高月圆之夕，携三五好友，邀诗界嘉朋，或把酒临风，或绰约花丛，或清茶香盈，或咖啡情浓，假倩楼之几席，举吟风弄月之雅集，浅斟低吟，献筹交加，短歌长啸，纵横诗坛，不知月淡星稀，无辨晨曦晓雾，此亦人生之大乐也。秀阁耸峙，庭花有待。院门长启，以侯时贤。
我怕惊动湖畔那些精灵
好久没来这湖边了。我拣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来这里跑步，为的是重温往日的记忆。清晨，严寒，有点风，还有点雾——可能是轻霆，这城市为雾霆困扰已久，我们也习以为常了。这湖是我的最爱，我的生命的大部分已弥散于此，常居昌平之后，我总找机会回来，回来一定找机会到湖滨跑步，这已是我数十年的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记忆，也都会说话。我脚步轻轻，怕惊动那些沉睡湖畔的精灵。严冬，湖面已结上薄冰，工人正在整治今年的冰场。再过几天，冰场就会启用。
我有自己的跑步路线。从住处畅春园出发，进西校门，过鸣鹤园小荷花池，绕池一周。经民主楼、后湖，入朗润园。紧挨着路边，出现一座小院，正房住着温德先生，东厢房住着他的中国佣人。温德先生终身未娶，中国是他永久的家。他九十岁还能骑自行车上街，还能仰游，他为美丽的燕园增添了精彩的一笔。温德的小院种满花草，其中不乏他喜爱的富有营养的野蔬，他不仅精通汉学，还是营养学家。温德先生是闻一多先生的朋友，当年被闻先生“引进”，一引就是终身。中国成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我跑着，想着。眼前就是十三公寓——季羡林先生的家到了。先生住在东边单元二层，那边窗户里深夜的一盏灯，是朗润园的一道风景。那灯光我是熟悉的，因为我和季先生曾是邻居，我住过十二公寓。记得那一年，火焚一般的夏天过去了，好像是萧瑟秋风时节，已是落叶满阶。那日在朗润湖边遇见先生。久别重逢，他关切地问：“还写文章吗？”答：“还写，但不能发表。”先生意态从容，沉吟片刻，说：“那就藏诸名山吧！”我们相对无语，只是淡淡，在我，却是如沐春风。
由此向东，是十二公寓了。情景如昨。也是冬天，湖水凝冰。透过湖面薄雾，依稀是儿子正在滑动他的冰车。迷蒙中我欲唤他，却是伤痛攻心，遂止。想起那厢住着吴组缃先生，他是直接教我的，我要向他执弟子礼。吴先生当年从镜春园搬过来，也是二楼。他搬来时我已搬走。那次拜望是为北京作协的朋友引路。记得有林斤澜、张洁、郑万隆、李青，可能还有严家炎。那年我们为吴先生庆八十大寿，吴先生说自己是“歪墙不倒”。陈贻掀先生住在吴先生的楼下，他也是从镜春园搬来，不仅搬来了他的书房，也搬来了那边的竹林。先生有名士风，爱竹。他一如既往地欢迎我，一如既往地款我香茗，与我谈诗论文，也一如既往地展示他湘人的傲骨，湘人的才情。
朗润园四围环水，有石桥通往内园。岛内崖畔，镌有季羡林先生手书“朗润园”三字。整座园子晴朗温润，宛若一块浮于水中的美玉。此刻冬寒，花事式微，已是满眼枯瘦，只能于记忆中寻找旧时芳华。此刻这一带枯水寒山，一路唤起我的记忆，有欢愉，也有无尽的怀想。金克木先生的家我是去过的，也是那年夏季过后，风雨萧疏中大家都很寂寞，我在北大想约请学界纯正人士，谈些那时已被冷落的学术。电话约请金先生出席。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爽朗而诙谐：“不行哆，我现在除了嘴在动，其他的都不能动了。我已是半个八宝山中人了！哈哈——”北大人都这样，他们会把沉重化解为谐趣！
从朗润、镜春两园遥逝向西，林间山崖，婉转隐约，顷刻间未名湖展开了它冰封的湖面。湖滨柳岸萧瑟，叶已落尽，空有枝条在寒风中摇曳。沿湖小道两旁，昔日截龚的花草也已枯黄。这边是斯诺墓，这位充满爱心与正义的美国人，选择这里的一角长眠。墓地面对着花神庙。花神庙那边有一片略为开阔的地面，稀疏地立着是供人们休憩的几张靠椅。那年也是清晨，也是在这里，晨曦中但见朱光潜先生在练拳。趋前请安，先生告诉我，这套拳法是他自编的。20世纪80年代，先生还未退休，他身材精干，脸色红润，双目迥然，那时正在紧张地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他是康健的，记得当年英国一剧团来华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朱先生挤公共汽车去展览馆看戏，一时引发舆论热议。在北大，年长资深教授挤公共汽车是常态，不稀奇的。
临湖轩优美地隐藏在竹林中。竹子仍然呈青绿色，有点暗，带着与霜冻抗争的痕迹。这里曾是司徒雷登校长的住所。司徒校长当年主事燕京大学，这里是燕大师生感到亲切并且向往的地方。据说冰心先生的婚礼是在临湖轩举行的，司徒雷登校长主持了她的婚礼。此刻竹影婆娑，似乎参加婚礼的人们还沉浸在昨夜美丽的香槟和鲜花的回忆中。对于司徒雷登而言，这里当然也是他最不忍离开的地方，不想，那年北平围城的一声“别了”，竟是他与友好、挚爱、终身视为朋友的中国的永别。燕大的校友们、北大的师生们对他的思念是永远的。我选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清晨，向至今还活泼泼地生存在这里的精魂致敬。我怕惊动他们，轻轻脚步，又不免沉重，因为这方土地负载太沉重了。
绕湖一周，习惯地回到了燕南园，这是我从学生时代至今都隐秘钟情的地方。院子不大，内涵却是深厚，花径弯曲，总觉是绵长无尽。三松堂人去楼空，三棵“院树”（宗璞先生“封”的）依然凌寒而立，发出严寒中凝聚的苍绿的光焰。路经冰心先生当年的小楼，仿佛见她正推着婴儿车款步花荫，裙裾迎风，风姿绰约。周培源先生的家在近旁，那日我陪徐迟先生访问过他，在他的书房聆听他关于湍流的论说——周先生到最后都没有同意三峡工程。
燕南园集中了燕园最瑰丽的风景，他们劳作过，思想过，快乐过，也痛苦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作为学者，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一旦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试图摧毁他们的学术尊严，雍容尔雅的他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抗争。燕园的居民都记得，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及夫人，曾经以最断然、也最惨烈的方式把自己写进了历史。他们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以自己的方式决然离去，是这座园林始终不能愈合的伤口。尽管我的脚步轻轻，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触动了历史最敏感的一页，我还是惊动了那些曾经爱过、曾经痛过、曾经辛劳过、也曾经幸福过的灵魂。
多情最是此湖水
记得当年，天边那浅浅淡淡的烟云，那远远近近的霜雪，渐渐地都消失在岁月的尘埃之中了。那是一个明霞满天、歌吹遍野的年代。庄严的、郑重的生活召唤着一代青年的热情。我也是那个准备时刻投身于为建设新生活的、无限长的队伍中的一个。那正是激情似火、意气如虹的人生。青春作伴，偕侣北游，负岌京师。我终于选定了燕园的这一片土。曾自喻是蒲公英的一粒种子，被命运女神的兰心蕙口轻轻一吹，不经意地掉在湖边那片草地上。自此落地生根，入定于这一片塔影婆要、柳丝摇曳的名园。
迁至北京西郊的北大，依然承袭了老北大的文脉气韵。红楼笙箫，汉园弦诵，广场悲歌，长街呐喊，依然随处可见北大精神的延续。北大建校于戊戌维新，历经国难，视野自是高远，襟怀自是阔大。莘莘学子，每怀宏愿：天下兴亡，社会盛衰，人心今古，世事浮沉，未敢一日或忘于心。强国新民，科学民主，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依然是北大立校的根本。蔡元培首倡自由独立的思想精神，宏大精博的学术品格，自此在中国树立起第一所融学术与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新型大学的形象。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摇篮。也许只有北大，能够如此智慧地把挽救国难的激情最后转移到伟大的文化重建上面来。“五四”运动中，不仅有走在队伍前面的北大师生，更有以《新青年》为基地的关于重铸国运民魂的思考以及参与的激情。红楼的庄严雄伟始终是北大精神的象征。红楼始终站立在北大人的心中。即使是迁了校址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仍然以《红楼》命名北大的文学期刊。这是我们永存心中的纪念。
但北大毕竟是青年学子的汇聚之地，青春以它自有的方式在这里运行不息。北大不仅是庄严的和深邃的，北大又是浪漫的和轻松的。北大始终代表着中国的青春和活力，代表着不竭燃烧着的生命之火，以及伴随着生命展开的那些奇特的、充满灵气的思想。北大人的创造激情和浪漫情怀期待着一种表达。青春焕发的年代给予了北大一个诗意的燕园——燕园里一个更为诗意的、始终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名字的湖，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未名湖。
未名湖是镶嵌在燕园中的一颗绿宝石。环湖垂柳，柳荫小径，塔影婆婆，波光激瀚。月下观湖，静若惺松着睡眼的处子，微风花影，则是一杯轻漾的春醒。这湖这水，给紧张的大学生活平添了温柔的诗意的情趣。但即使是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也没能隔绝北大师生与外界风云的心灵的联结。
北大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也是那个年代，校园里日日夜夜鼓涌着关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思考。深层的反思，锐意的质疑，涉及的都是当日国家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前沿问题。那是一个春意阑珊的季节，校园里的辩论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激昂的讲演，热烈的争论，从大饭厅到三角地，一夜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大字报——那是一篇篇对于蒙昧和专权的批判，那是一声声对于民主和正义的召唤。一株又一株的“毒草”，坦然地、无畏地，然而又是天真地和稚嫩地，向着惯性的思维发出尖锐的挑战。
但北大毕竟是北大，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和见证了历史的大创伤，它依然挺立着，依然包容着和选择着，依然从这里向社会输送出一批又一批才俊。北大有着成熟的经验并拥有兼容而健全的性格。性格的一方面，是以红楼为代表的坚定、浑重和深邃；性格的另一面，是以未名湖为代表的潇洒、浪漫和不拘于定则的、往往令世人感到意外的灵思。一方面是建立于科学基础上的务实求真，一方面是寄托于诗意空间的梦想和不同于世俗的精神探险。
作为北大人是幸运的，他们既拥有昨日的红楼，又怀抱今日的未名湖。红楼赋予它以深沉的历史感，未名湖又使它尽情地享有今天。历史是那样的严峻，今天是那样的充满柔情。多情最是此湖水。如果说，红楼是父亲，那么，未名湖却充满了女性的温柔和浪漫，未名湖是母性的。
长记那湖畔柳荫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长记那花神庙边午夜的悄语，长记那荷花池旁傍晚的幽约，长记那月下花前，一圈又一圈的环湖漫步，人生、事业、友谊、爱情，我们总有不竭的话题。记得那年初进燕园，相约几个刚刚相识的朋友，定中秋之夜湖畔观月。几杯新酒，若干小酌，把酒临空，望塔边的月轮，晶莹澄澈，清绝寒冽。若有若无的远近灯火，如幻似梦的笑语笙歌，那水，那湖，那树，那花，那飘浮在空气中的青春气息，那种道不明、说不尽的诗意和梦想的思绪，有点近，有点远，又有点空茫，但却是那样实在和久远。这一切如今已融入了我的血脉之中，它将与我的生命相终始。
更难忘湖畔那些数不清的甜蜜的约会，如今都秘藏于心灵的深处，成为一页页永不褪色的记忆。难忘那个夏日的薄暮，月上柳梢，晚凉初至，新浴方罢，执手荷塘。长裙曳地，湿发垂肩，罗帕轻给，兰香浸人，正是无以言说的千种风情。自此年年春草，长记那一袭浅色罗裙！更难忘那年元日新正，凌晨霜重，呵气成冰。湖边柳岸，雪蔽结成了万树梨花。瑞雪纷飞中携手湖面雪场。冰刀如电，红衫如火，柔情似水，正是严寒中送出的融融的春意……
未名湖，你授我以知识，育我以志向，养我以精神，你是我除了生我以外的另一个至爱的母亲。你更给了我深深的、浓浓的、长长的、远远的友谊和爱情，你是我永难忘怀的亲密的女友！未名湖，我该怎样感谢你？我该怎样报答你？我的所有的感谢和报答，又怎能与你所给予我的相称？未名湖，我真的是无以面对你的深情和深爱，无以面对你的一切一切……
此湖多情，一经相约，便矢志伴我一生。
湖畔的“新风景”
80年代后期，有一阵风传严家炎将出任北大副校长。我和严家炎很熟悉，常开玩笑。私下里戏言，希望他“上任”后完成“三项任务”。其中两项意在“破坏”，一项则着意于建设。三项中的其余两项这里略去不表，单说那剩下的属于“破坏”的一项，这就是：“拆去未名湖边那只冒烟的大烟囱”。严先生很开明，欣然应之。可惜他官运欠佳，毕竟没当上那官，落了个逍遥。而对我“交给”的“任务”，则每次谈起总是会心一笑——当然是悬置起来了。
不知者以为我是在小题大做。大凡到过未名湖的人都知道，那冲天而起的锅炉房丑陋的烟囱，几十年来给诗般的湖光塔影留下了多大的遗憾！每次兴冲冲地举起照相机，对准那湖边的塔，同时进入那镜头的总有那可恶的烟囱，真是煞风景。幸而北大毕竟还有一些洞明世事的人。终于把拆除烟囱之事，引入了北大百年庆典的准备工作而进入了倒计时。
随着校庆日的临近，那只丑八怪般的烟囱也在一天比一天地矮了下去。终于在1998年“五四”到来之前彻底地从未名湖边消失了。这在我，简直比校庆本身更值得庆祝。老北大是有很多病疾，但却也时不时地有让人意想不到的闪光的壮举。现在的“拆烟囱”就是壮举之一。
记得校庆90周年时，那如今变成了花坛的两处勇敢的“破坏”，就让人心存感激，且为她的勇气骄傲——北大毕竟是北大。现在轮到这只烟囱了。这拆除之事着实很让我兴奋了一阵。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到湖边去一趟，我关心这项工程的进展。开始是狐疑：果真要拆了？后来则是证实，接着，就巴不得早日从我们的眼前彻底消失！
世上有些事，增添意味着一种建设。有些事，增添却是一种破坏。在通常的情况下，减少并非好事，而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减少却有了建设的意义。例如此刻我们谈论的未名湖，秀丽的湖若没有同样秀丽的塔来映衬，那景色未免平平。所以塔对于湖的增添，就意味着建设。而此刻从湖边消失了的烟囱，它的减少不止不是破坏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建设了。
说到这所校园，被谑称为“一塌糊涂”——即一塔、一湖、一图（图书馆）的“三大件”乃是北大的骄傲。塔和湖是自然景观，而图书馆则是人文景观。想当初那设计、修建这园林的人，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审美眼光。不妨设想一下，要是只有那湖，没有那塔，没有那湖畔茂密的树丛，那会是多么单调而平淡的景物！设计师在设计这座园林时，硬是“就地取材”把通州的燃灯塔“搬”到了燕园。终于造就了这中外闻名的佳丽风景——它用塔来映衬那湖，又让湖光倒映那塔影，这塔影不仅暗示着湖的存在，而且由于二者的相互映衬顿然间增添了这湖畔的绮丽。千种眷念，万种风情，都在这一湖一塔的依恋中得到表白。
可以设想——那还是不久之前的事实——在那娟秀的博雅塔旁兀然升起一支又粗又大又蠢又黑的甚至比它还高的烟囱，那是怎样可怖的情景！幸好那可怖的镜头已永远地消失了。然而，这里要说的是，一个遗憾好不容易消失了，而新的遗憾却在产生之中。这让人想到在我们的国度，愚蠢之于聪明，也许更具有生长和繁殖的环境和条件。不幸的是那种破坏性的增添并没有成为过去。百年校庆的盛典刚刚过去一年，也就是那塔边的烟囱刚刚拆去一年，几乎是在原先站立烟囱的地方，新出现的“风景”立即填补了当年那烟囱留出的位置——它不是烟囱，却可能比烟囱更丑陋！
博雅塔边新凸现的是叫作“太平洋大厦”的摩天建筑物——它再次无情地破坏湖光塔影的美妙风情！据说制造这“新景点”的不是外人，而是未名湖的主人。而且据说在此楼将建未建之时，有关方面曾因它的高度（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向北大提出交涉。终因某些人的坚持而无效。这的确让人心生悲哀，北大毕竟还是北大，北大有拆烟囱的人，北大更有重新修建烟囱、或烟囱一类的丑陋的建筑物的人。这所古老大学的确不乏智者，似乎更不乏愚者！
此刻站在未名湖边，望那白云飘游的高塔矗立之处，在烟囱消失了的地方，硬是“毫无愧色”地站起了叫作“太平洋”的丑陋的楼房！它无情地又一次改写了未名湖秀丽的风物。事情应当是到此为止了吧，然而，谁敢保证继“太平洋”之后还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呢！谁也无法预见，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难保没有更“堂皇”的闯入者加入“太平洋”的行列，继续改写未名湖滨的景物，直至那湖光塔影在人们视线中最后消失。
依依柳岸
有一个湖总是走不厌。开花的早晨，初月的黄昏，疏星淡月的夜晚，甚至是夏日的静午，我们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总是希望这路是无尽的，总是觉得这沿湖而行的时间太短暂。我们都很贪婪，每次都恨不得把那柳岸、把那花径、把那碧水、把碧水中的流云塔影吞下去，整个儿地化为永久的纪念。但是，那湖还是勾住我们的魂儿，它诱惑着我们，磁铁般地吸引着我们，让我们在繁忙的课余，在紧张的考试间隙，抽着空儿到那垂柳依依的湖边，走走，坐坐，哪怕是停留那么一会儿，也会有一种感慰。
我们都像是中了邪了，或者都像是恋爱中人，时时刻刻只是想着、念着，抹也抹不去，想忘也忘不了。我们都钟情那湖，热爱那湖。其实，世上有很多美景，也有很多名园，那些景中园里也有动人的山容水态，可我们认定了这个湖，再多的美景也抵不过它，它们加起来也不能把这湖从我们心中换了去。因为爱得深了，我们都有点偏心。记得初进燕园，是高班同学领着我们绕着湖走。也许他们先前，也是更比他们高班的同学领着他们。在北大，绕湖而行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享受，或者更像是一种庆典。
就这么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向往那湖，热爱那湖，把那湖视为自己的心灵家园，视为至亲至爱的朋友和亲人。在北大生活的学生，都处于人生起航的青春时代，有很多幻想，有很多关于未来的憧憬，有欢乐，也有苦恼：关于学业，关于知识，关于人生；有许多实现的欢喜，也有许多未能实现的烦优；更重要的，北大人承袭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他们有更多的社会关怀，科学的，知识的，文化的，也有政治的，特别是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些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视为特殊的那些品质，在北大都是平常心、平常事。若是没有这些，那才是这里的特别了。这些内容，往往也是北大人沿湖散步时谈话的内容。每当此时，那湖滨一带的花影婆婴、柳荫绰约也都被那些或轻松、或沉重的谈话所轻忽。
当然，当柳岸浮出弯弯月、淡淡星的时节，有情韵雅好的女伴偕行，也是人生曼妙的境界。其实，湖边的山石旁、柳荫中也不乏这样的场面。北大并不永远沉重，北大也有轻松，这里原是自由的乡土，从思想，到情感。然而，话说回来，即使是那些双双携手的人们，也多半是夹着书本，或复习、或继续讨论课堂未了的话题。至于热恋中人，则多半选择别样的去处。
一般说来，大一的学生初进学校，多有集体行动，他们选择岛亭石舫或较为宽敞的场所，举行班会或其他活动。那时节，歌吹时起，笑语隐约，充盈着青春期的新鲜和单纯。年年中秋月夜，燕园笙歌阵阵，远处灯火楼台，近处草坪上烛光摇闪，一派人间祥瑞景象。
若是追溯旧日北大，那校址并不在西郊园林区，因而也没有湖。但从前人的记述来看，当年沙滩红楼、汉花园、故宫沿御河一带，也少不了北大学子的足迹。他们或是绕着院子，或是沿着宫墙，也是如此这般地走了一圈又一圈，也是如此这般地谈理想、谈学问、谈人生，谈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说这是习性，倒不如说是“遗传”。这是不论其在何时何地，也不论这校园是有院墙抑是有湖。有湖当然好，月垂柳梢，星迷花径，脚步轻轻，漫语细声，自有一番美趣。
所以，北大人的这种课余行走，原不在有湖没湖，只是自由心灵和活泼思想需要借助一种方式予以释放，只是一种需要。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是简陋的，物质相当贫乏，而联大的学生照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那时国土沦丧，硝烟满野，炮声在远处轰鸣。青年学子满腔报国热忱，随时准备投笔远征。而当他们在校时，却依然是攻经论史，风云际会，以宽广的胸怀吸纳世界古代和现代文明滋养自己的心灵，时时发而为惊世骇俗的言谈。王佐良先生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一个中国诗人》，述及当年联大那些学生，“外表褴褛，有一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他们狂热阅读并模仿艾略特和奥登，也阅读其他许多来自西方的书籍，用的是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轻作家迫切也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地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酒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非常有趣的是，他们这围着校园的行走，唤起的是人们亲切的联想。一圈又一圈，从黄昏到夜晚，从北京城里的御河沿、皇城根，到昆明乡下的简陋土路，而后，是未名湖的依依柳岸。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传统的品性。这品性是内蕴的，却外化为如今的对那湖畔小径的无限的、永远的钟情。
1988年5月的一个夜晚，燕园升起了五彩的礼花。那礼花，从临湖轩的竹丛里、从朗润园水泪的洋槐树梢、从燕南园那些静谧的花窗下升起，在湖的上空织成了一片锦簇的花团。王瑶先生在这个夜晚也有一颗不眠的心，他在弟子的簇拥下步出了镜春园七十六号的院子，他们加入了那个夜晚盛大的绕湖仪典。他如同他们的前辈、如同他们的晚辈那样，在那柳荫，在那花径，走了一圈又一圈。当然，在那个难忘夜晚杂沓的足音中，不眠的心灵原也不止王瑶先生一人，那个夜晚有无数这样不疲倦的、永远的绕行。而后，在五四运动场，当年民主广场的火炬重新点燃，熊熊篝火中，至少有一万人围着那火跳起了狂欢舞。踩踏而起的沙尘和篝火的烟灰，伴随着欢声和笑语升向了燕园的上空，缓缓地飘向那依依柳岸。
我和北大图书馆
一个学校能够经久保持它在文化史以及思想精神领域的影响，它对于社会不竭的锐敏思考及参与精神是最为基本的。除此之外，大体还由于下述两个方面的历史累积：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则是物质上的。论及北大的精神积蕴，它所拥有的丰富灿烂已为世所公认，而物质方面的积蕴虽然甚广，但主体部分还是藏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在国内外都是有名的。它特别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巨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有最直接和最生动的联系。
我的话题可以从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谈起。最近读到一份材料，谈到胡适生前所留遗嘱三项内容中的一项，即是“将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文件捐赠北京大学。”胡先生逝世时，人们检点他身后遗物，总共只有153美元。联系他曾有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我们不难从中窥及这位学者的操守。胡先生的行状很能体现老北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品格。他们大体一生清贫，身后了无长物，唯一财富便是堆积如山的藏书。在我的老师中，游国恩先生如此，魏建功先生如此，王力先生如此，杨晦先生和王瑶先生也如此。
我到北大的时间甚晚，说到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也已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我进校时学校已从城内搬到西郊。五四大街那座红楼中的图书馆，是我作为北大新生前往老校参观时始有结识。北大迁入燕园之后，原有贝公楼南侧那座古典式大楼便成了图书馆主楼。那里黑色的硬木桌椅和台灯，呈现着古朴深重的韵致。阅览室幽幽散发的旧书香，至今还让人追恋——它们联系着我青春时代的憧憬和梦幻。
北大很大，从宿舍到西校门一带路途遥远，没有特别需要，我很少到大图书馆。对于我这个中文系学生来说，逗留最多，也最有感情的是散处北大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阅览室——那是北大图书馆的分部。
那时阅览室很是紧张，一个宿舍六位同学中大约只有二三人能够享受到一个座位。于是，在大学上学的五年间，“抢占”图书馆的座位，便成了生活中苦乐参半的要事。能够拥有一个座位的同学是幸运的。抢占座位得有窍门，你可以在人们都在干别的事，如周末在操场看电影之前或是黄昏大家都去锻炼的时候，由一二知己先行携各人的书包前去“占座”——这种由书包代替本人的方式是得到公共认可而不是不道德的。于是，便有了北大每个夜晚都出现的特别的场景，即向着书本进攻之前的“战场”上的片刻宁静：明亮的灯光照着空荡荡的阅览室。在那里，充满胜利喜悦的书包排着整齐的队列，静候它们的主人。这样的北大夜晚的灯火如今已变成依稀梦境，那里凝聚着我们温馨的青春记忆。
在20世纪50年代，我也是那些宿舍、饭厅、图书馆“三点一线”之间奔行队伍中的竞走者，也是为抢占阅览室一个座位的并不谦让的经常优胜者。那时还没有现在这座大图书馆，阅览室散布校园各处。因为竞争激烈，优胜者也总有名落孙山的时候。所以，我们多年是打一枪换一个阵地。但比较起来，常去的还是文史楼三楼那个阅览室。那里文科的工具书多，而且中文系办公室就在楼下，借阅手续也简便。那里的馆员老师因日子久了彼此熟识，也有网开一面给予特殊照顾的时候。我至今还认为文史楼三楼那个阅览室是动荡学海中一个宁静而美丽的港湾。
我从北大图书馆得到的好处甚多，尽管在当时的同学中我属于并不用功的一类。但我还是有机会充分利用这里的藏书读了不少新文学的有关史料。我在这里翻阅了当时允许就地借阅的全套原版《新青年》杂志。我从那里感受了“五四”先驱者宽广的胸襟、活跃的思想、高度自由而富于想象力的内心世界。那时的图书馆还没有现代化的设施，一切都靠手工。我当时手抄的有关中国新文学发轫期的一些文献资料摘要，至今还是手头经常引用的材料。
一个学校乃至一个时代的传统，就是这样通过精神和物质的手段（后者包括图书馆藏的典籍）接力赛似地一棒接着一棒往下递。北大的传统精神是什么？曾经有过、甚至现在还在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种解释的背后当然有各自的动机。历史似乎不理睬这些随意的解释。历史运行无声，历史所传达的精神也无声。但冥冥之中有一种连绵不绝的精神拒绝轻率和盲从。多少年来，人们都纳闷，所有的北大学生，不管他来自何处、何种出身，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拥有了北大的社会使命感、前卫精神和阔大胸怀，这固然是由于特殊环境的熏陶——通过弥漫于整个校园的那种氛围，人际的思想学术交流和影响，也通过丰富的藏书——文字记载的流传。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图书馆，它再传了中国知识界的良知和智慧。
北大是吝啬的，它不肯让学生每次借走多册图书，它让你读完一本后再借一本。我们经常为此气恼。但它也真有慷慨的时候，那是我的亲身经历。那时我们还是学生，突然发起宏愿要写一本中国新诗史。北大图书馆支持了我们，破格允许调出所有的新诗史研究有关书籍文献。我们也不客气，着实从那里拉走一卡车书。1960年一个寒假，六个同学不回家过春节，利用这些书籍硬是写出了一部长达数十万字、发表时叫作《新诗发展概况》的书稿来。
这次学术活动不仅培养了我们通过浩瀚资料概括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的能力，而且事实上也大体确定了我们今后的治学方向和学术道路。数十年后回想往事，我们难以置信这竟是曾经有过的事实：北大图书馆没有怠慢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它放心而大度地让我们从那里拉走满满的一车书籍。这座最高学府有它的特殊品格，这品格也体现在北大图书馆，它有信任并无资历的年轻学人那种浑厚而博大的气度！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有赖于名园的熏陶、名师的指点，也有赖于这座著名图书馆给予的滋润。散置在燕园各个角落的那些宁静而温暖的阅览室的灯火，它是我们青春的欢乐和痛苦的见证，如今它已成了点燃在心灵深处的恒久的光明。
湖畔的雪泥鸿爪
我把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未名湖畔的这一方土地。半个多世纪的光阴，有的人天南地北地往返奔波，而我基本是在原地踏步。北大是一个奇特的、一旦住下便不想离开的地方。它是圣洁的和光荣的，然而，它又是充满遗憾的，甚至在某些时期是蒙羞的。但不论它有多大的缺失，有的人甚至在此受到伤害和剥夺，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厢情愿地不改初衷，一样含着泪爱它、恋它！
距今五十多年前，那时的我年少轻狂，浪漫情怀，孤行千里，负笈北上。落定在湖边这一片土，就再也没有、也不想离开。长长的半个多世纪，我先后住过燕园的不少地方，临时住过的有入学之初的第一体育馆和小饭厅，“定居”的宿舍则有十三斋、二十九斋和三十二斋。十三斋现在已面目全非，二十九斋和三十二斋还在，但也早已改名为“楼”了。
毕业之后我留校任教，住的职工宿舍也有几处。这些住过的和没有住过、却也有过干系的居所和屋宇，留下了我的人生踪迹，也留下了我的生命感触一世事沧桑，悲欢离合，一切都非常可贵。我来不及叙说，只能借这几片纸，星星点点地勾画那散落在湖畔的、尚可依稀辨认的雪泥鸿爪。
十六斋
十六斋在三角地西隅，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筒子楼。这原应是一般的宿舍楼，因为学校发展很快，单身职工结婚后没有住所，就临时成了双职工的宿舍。楼有三层，房间南北相对，一个房间住一家。60年代初，一下子搬进了几十对年轻夫妇，呼啦啦地把整座楼都占满了。我也是这时搬进十六斋的，住三楼的316号。
房间不大，大约十二平方米，除了安放一张双人床，余下的地面就很可怜了。好在那个年代奉行艰苦奋斗，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有一间安身立命的小房子，就已满足。楼里没有厨房，每层倒是有一个厕所，是公共的，男的在三层，女的在二层。初搬进十六斋，因为没有厨房，各家都把炉子放在各自的门口，加上置放一些必要的厨具，加上堆放煤饼（那时烧的是煤饼）的地方，那楼道就黑压压地成了“巷道”了。
后来学校给每层匀出两间空房，给各家做饭用——我们终于有“厨房”了，不过仍然是公共的。大家动手把楼道里的家伙，搬进了新的“厨房”，顷刻间，整个房间密密麻麻地摆放了炉子和煤饼，还有厨房的必备用具、油盐酱醋等，仍然是挤得不留一个空隙。好在房客都是学校的职工，有的先前就认识，大家都彬彬有礼，也都能互相体谅，几年下来，倒也相安无事。有时还能互相照看，哪家缺了葱啊蒜的，还能互通有无。
住进十六斋时，大家都是青年，事业学问都看不出端倪，但是那种邻里互助的精神，却是愈久愈显得香醇。住在十六斋的那些房客们，后来有的在“文革”中遭难，有的则是飞黄腾达成了各界的要人。
朗润园
朗润园在燕园西，是一座岛，四面环水，水中荷叶田田，水岸杨柳婆要，是北大后湖风景佳丽的地方。岛中央有许多古建筑，多是清代王公贵族留下的府第，到了50年代，经历了时代的风雨剥蚀，已经显得苍老了，但那种不同凡响的恢宏气象还在。园中小山遗邀多姿，山巅有亭，亭隐约于树荫中。朗润园最美的是临水的那些建筑。北大许多名人都是朗润园的居民。50年代初期，孙楷第先生的住处是一座岛中岛，四面荷花环绕，古槐杨柳掩映其中，真是神仙洞府。从孙府沿溪向东，路旁竹林中数间矮房，就是温德先生的家了。温德先生是美国人，终身独处，九十高龄还游泳骑车，也是一位活神仙。湖边盖起公寓之后，园中的居民就更多了，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陈占元先生、吴组缃先生、季镇淮先生先后都在这里安了家。
说起临水而居，最有韵味的要数罗列先生的家。记得当年罗列先生住的，是一座水流婉转经过的旧式平房。房前是一条幽雅林荫小径，入了院子，后门即是小河，河边的美人靠椅被夕阳的余晖照着，更是引人遐想。这些临水的充满情趣的房舍，今已荡然无存，倒是那亭子还屹立着，见证着往昔的繁华。
朗润园的外圈盖起一批公寓，那是60年代初的事。学校发展得快，见缝插针地利用“空地”盖起了大批的公寓，用以解决日益增多的双职工的住房困难。朗润园周边的公寓就是这时盖的，在这些楼群间，还建了一座招待所——那是北大当年唯一的“宾馆”，因为位置在校园的北边，我们简称为“北招”。“北招”后来成了著名的“梁效”大批判组的住处。这些新的建筑破坏了这座古典园林的传统风格，这种破坏在革命高涨的年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就是在这时从十六斋的筒子楼迁居到朗润园的。当时住十二公寓三楼单元房中的一间。那套单元房面积总共七十余平方米，有一个套间最大，三十多平方米住了化学系的三代人，其余两间，一家是地质系的，一家就是我住，总共算来，这小小的单元一下住进了三家、三代、十几号人口。厨房和卫生间是三家共用，做饭还好，用卫生间就要“排队”了。那时正值“文革”期间，外边口号声和爆炸声不绝于耳。我们能有这样的一座“避风港”，也是万幸了。
蔚秀园
蔚秀园在北大西校门对过，前临通衢，由此向北，可达圆明园和颐和园。蔚秀园和北大西门之间的道路，是旧时从故宫通往颐和园的御道，现在也还是从内城通向西山的大路，去香山的，去颐和园和圆明园的，再加上北大、清华和101中学这些学校都要通过这里，道路拥挤而繁忙，几乎时时都在塞车。
蔚秀园在海淀。海淀过去是万泉涌流的地方。这里的地名如万泉庄、万泉河、泉宗庙等都与泉水有关。蔚秀园置身于海淀的水网之中，这园林素以富于水乡特色名扬京师。园并不大，水面占了大部，河中水草笠荷丛生。旧式房舍，乌瓦粉墙掩映于粼粼波光之中，简朴而古雅。初进燕园，我们结伴步行去颐和园，常取道蔚秀园。当日的蔚秀园与四围西苑乡的稻田融为一体，令人恍若置身江南。
蔚秀园盖楼是70年代的事。楼高五层，有十余座，硬是把沿河那些小山脉全给铲平了。我刚搬进园子时，河道里水草依然丰茂，偶尔还能发现二三只野鸭从水泥涵洞中游出觅食。而如今，所有的水面都已干涸，昔日那种水乡风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70年代末，我在蔚秀园分得了两小间住房，总共三十多平方米。这对于长期与人合住，没有独立住房的人来说，总算是有了一个家的感觉，还能奢望些什么呢！当日在蔚秀园二十一公寓住的，各种人都有，有化学系的资深教授，也有食堂里的炊事员、校医院的护士，在特殊的年代，人们没有级别身份的差异，都相处得很融洽。
蔚秀园五层楼上居住的那些日子，是我学术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我在那里进行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回顾，并开始了新的思考。我在那里完成的文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那是长久积蕴的喷发。这说明，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在蔚秀园居住的时候，南面的畅春园还是一片稻田和荷塘。从我的阳台南望，是一望无边的青翠！夏天的夜晚，蛙鸣惊天动地，使人终夜难眠。十里稻香，十里荷香，更是“扰”人清梦。那时望不到边的那些河网水面，如今已变成了同样望不到边的幢幢高楼：芙蓉里小区、稻香园小区（这些命名，还留有旧日的残迹），加上北大的畅春园和承泽园小区，当日都是“未曾开发”的良田——这里原是供宫廷食用的上好的京西稻的产地，如今都在历史的风烟里消失了。
消失的不仅是蔚秀园周边的这一片，北京西直门外从往昔的“蓟门烟树”到如今的中关村开发区，那些直冲云天的由马赛克和玻璃墙堆积起来的楼群，都是以无边的稻田和荷塘的消失、以美丽的西郊的消失为代价换来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的“家”的获得，是以我们祖先留下的家园的丧失为代价换来的。
畅春园
畅春园的历史比圆明园要早，比颐和园更早。《日下尊闻考》说：此园“本前明戚碗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仁皇帝改建，赐名畅春园”。据说，康熙皇帝曾经延请外国传教士在畅春园给他讲习西洋天文、地理和数学等现代知识。这里曾经是康熙、乾隆、雍正几代帝王留下足迹的地方，也是他们听政和休憩、避喧的场所。
畅春园的繁华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代的吴长元在《袁垣识略》中说：“畅春园在南海淀大河庄之北，缭垣一千六百丈有余。本前明戚碗武清侯李伟别墅，圣祖因故址改建，爱锡嘉名。皇上抵奉慈帷于此。园在圆明园之南，亦名前园。”此书对当时的畅春园有很多细致的记述，宫内四围有小河环绕，河水数道环流苑中，东西有堤，东曰丁香，西曰兰芝，西堤外别筑一堤，曰桃花。古人有诗云：“西岭千重水，流成裂帛湖。分支归御园，随景结蓬壶。”可见当日园中水势之盛。
这些在今天当然是见不到了，那些新建的巍峨楼群吞噬了美妙的田园，连同旧日的山脉水系。倒是意外地留下了恩佑寺和恩慕寺的两座山门，作为“幸存者”在这里守护着死去的宫苑，供后人凭吊那往昔的繁华。这两座山门现在仍然屹立在北大的西门外，终日寂寞地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汽车洪流。
从80年代末搬进此园，我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我住进畅春园后，手植了四棵石榴，园内两棵，园外两棵，现在还是年年开花结果。我家的对面，是北大二附中的操场，学生们矫健的身影给了我青春的感受。我在畅春园一住就是20年光景，在这里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里接待过来自各地的朋友，这里凝聚了我对于人生和学术的诸多感悟。我现在的户口本上，依然写着畅春园这个居住地的地址。
勺园
勺园不是我曾经的住处，但却给我留下诸多记忆。当年的勺园是一个废园。这里原先河网遍布，低矮湿润，适于植物种植。燕京大学把它辟为农学院的实验地，外建一个气象站。到了北大，菜圃依然保留，还成了后勤的养猪基地即猪场了。我上大学时，常到那里参加劳动，摘蔬菜、种树、翻土什么的。后来这里就盖起了宾馆和公寓。现在的勺园，一派灯红酒绿，是看不到那些田园景色了。
勺园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史书记载说：“北淀有园一区，水曹郎米仲诏（万钟）新筑也。取海淀一勺水之意，署之曰勺，又署之曰风烟里。”（〔明〕蒋一葵《长安客话》）清代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对此有传神的描画：“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垂柳掩之，一望无际。”现在的勺园宾馆就建在这座秀丽的园林上面。楼边的荷池年年新荷灿烂，柳岸摇曳多姿。宾馆落成后，修了一道长廊，形制如颐和园，但长度不及颐和园，宣统的弟弟溥杰先生题写匾额“勺海”二字。
现在的勺园当然是看不到上述这些景象了，现在也是毫无例外地矗立着连片的楼群，这里是北大现今接待宾客的宾馆区，楼房里住的是造访的内外宾客。勺园的多功能厅很有名，许多会议都在那里召开。我们在那里举行新年团拜，举行学术研讨，也举行过季羡林先生、林庚先生的庆祝会。特别要提及的是，我所属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入学40周年、毕业35周年的庆祝会——“难忘的岁月，世纪的约会”，也是在勺园举行的。那时正值林庚先生九十华诞，我们向先生献了鲜花。
勺园，永远的记忆！
我所知道的中文系的传统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现在是100年，而中文系的历史则是90年。京师大学堂酝酿期间，原议设道、政、农、工、商等十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以及春秋两堂，而且每堂不过十余人。当时的学校规模不大，更重要的是，它的性质仍和旧时的书院无异，毕业生仍授贡生、举人、进士等头衔，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直至1910年实行改制，始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等七科，才有了新式大学的雏形。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就是这次改革的产物。
北大是包罗万象的，中文系也如此。并包而兼容，驳杂而丰富，不歧视，不排他，让诸种学说在这里平等地对话、自由地竞争，形成一种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这就是北大、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特点。这特点的形成，有赖于北大的历任校长、特别是蔡元培校长的鼎力倡导。就中文系而言，它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注意吸收新派和旧派的各式学者加盟中文系的建设。各种学术主张的学者集中在一个系，在比较、对峙、论辩、交融的热烈氛围中，造就了中文系历久不衰的学术优势。在庆祝系庆90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并决心保持和光大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
北大中文系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就研究领域而言，它是古今并重、中西交汇的；就学术风气而言，它是既往重考据实证，又注重发明创新的。中文系有严谨求实的传统，更有鼓吹新学、站立在学术的前沿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的传统。
早在“五四”时期，以当日一批国学教授为中坚的北大学者，在这个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伟大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18年1月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就接办了创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并更名为（新青年）。从那时开始，《新青年》就成为倡导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紧接着，1918年冬，陈独秀等又办了《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创办了《新潮》月刊。上述这些刊物，是当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北大中文系从它建系之日起，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学术、文化和文学的实际——这包括学术研究、典籍整理、理论建设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当日北大师生的学术视野，甚至延展到范围广阔的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的领域，如文字的拉丁化以及民间歌谣、故事和谜语的研究等。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可说是全方位的覆盖。这种关怀不仅表示北大师生的胸襟，而且表示他们作为新型学者的品质。
中文系是做学问的地方。做学问当然来不得虚假和轻浮，不仅要求深，而且要求实。但却也不是埋头书本，囿于自以为高深、实际上是狭小的天地。说到学术本身，研究工作的深广及其取得创造性的成果，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现实的理论批评以及创作实践的脱节。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在纪念中文系系庆的时候，应当发扬光大中文系师生严谨求实的学风、创造求新的学风，而且更要发扬光大这种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现实的专注和投入的精神。
百年诗心
80年前爆发的那场新文化运动，北大是风暴的中心。“五四”运动的一批主将如陈独秀、胡适等，都来自北大。高举《新青年》这面文化革命大旗的，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北大的教授们。这场文化革命既充满了激情，又是充分务实的。它生发于现实的疼痛感，即由于中国的积弱，而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唤醒民众。重铸民魂的目标，使这些先行者倾全力于改革旧文学‘这种以文学改革来开发民智的思路，直接继承了清末那些维新变革者的思想遗产。旧文学的营垒中，诗是最顽强的堡垒，这些人意识到，只要诗的变革取得了成功，整个文学变革的胜利亦当在望。新诗的变革就这样被推到了前台。’
新诗的创立是中国漫长诗史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它改变了自古而今中国诗的流向。中国诗从此成为新思维和新情感的载体，而进入自古典向着现代的历史性转移。这个大转移的构思及实现，都浸透了并体现着北大人的智慧和勇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认定北大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发祥地而且是新诗的摇篮，认定她是中国新诗“摇篮旁的心”，是恰当的和适宜的。
北大的历史从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到今年，是整整100年。这100年的历史如弯曲而湍急的河道，伴随着历史的忧患和现实的焦虑，给这些莘莘学子留下了沉重的记忆。北大无疑集中了中国的悲欢与哀乐。但北大是一座学府，它通过自有的方式展示它对中国的关切并作出承诺。北大人的言行总体现着中国知识者的良知。
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北大以知识的探求和积累，以及学理的发明为己任。从这个角度看，它崇尚科学精神，且发出了理性的光辉。在历史的行进中，从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北大是理性的，但北大又是感性的。在它不乏沉重感的理性思考中，充溢着激情的辉煌。
由于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开天辟地的工作，他们造出了新诗草创期的第一个花季。随后，有把抒情诗写得相当精致的冯至，以及当年还是北大学生的“汉园三诗人”，应当说，他们是从北大吸取了灵感，而化为了他们笔下的丽句华章。北大就这样以它的才气和灵智启悟着、也滋润着诗性的光辉。不论是《断章》还是《预言》，还是后来的《十四行集》，它们都登上了中国新诗一个时代的高度。时序推移，即使是在极艰难的年代，在草木深深的春城，环绕在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等前辈诗人的周围，在中国西南的上空，那些炫目的新星的光芒，透过简陋的街巷和茅草的屋顶，也闪射着惊人的光焰。
在北大这个摇篮里，新诗诞生了并成长着。北大人以自己的心血创造并滋荣了诗，诗又反过来传达并彰显了北大博大而深邃的情感世界。它的沉思和呐喊，即使是在禁锢和贫乏的年代，北大也没有断了它的动地的歌吟。从红楼和民主广场，从汉花园和西斋，从三角地和大、小膳厅，北大的绵绵诗心总在跳动着。在那难忘的百花时节，北大也有“是时候了”的召唤，也有《人之歌》的思考。即使是那个乍暖还寒的清明时节，当周围弥漫着恐怖的无言，一位年轻的北大女性，在广场放上了一篮洁白的马蹄莲——在那无法表达抗议的年代，它是一首无言之诗！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北大的诗人们以热诚之心拥抱了新诗潮。两卷本《新诗潮诗集》记载着北大人的锐敏与热情。
这是一个充满思想智慧的地方，这又是一个充满诗性激情的地方。北大人在历史行进中，总时不时地爆裂出让世人震惊的奇思异想，也正是那种诗心跳动的外现。社会开放给人们提供了传示诗情更为广阔、也更为自由的空间。但随着滚滚商潮而来的，却有着更为浓郁的世俗情调的包裹。新时代的北大诗人就站立在这样的时空之中。它们带着某种与世不谐的高雅，唱着他们超凡脱俗的歌吟。这里有清澈而神秘的海子，有芬香而痛苦的麦地，在海子与麦地之间飘然而起的女子，也有着那种超凡脱俗的千种风情。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北大孕育着、并输送出一批又一批的诗人。这些诗人以自由的心灵、创造的精神，丰富着中国新诗。这诗心虽已百岁，而百岁依然年轻！
北大的传统精神
时间过了整整100年。100年前的这个时节，当政者有感于中国的积弱，为改变国运而试图变革，于是有了著名的百日维新。那次的变政是失败了，所有的新政措施均告流产，唯独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下来。这个站立在志士仁人血迹斑斑的废墟之上的幸存者，是中国艰难时世的见证人。从那时起，北京大学的学子就以忧患之心审视着这片灾难深重的黄土地。
北大人是入世的，他们读书思考，却始终不曾须臾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作为知识者，他们有一种能力，可以把现世关怀和焦虑转化而为文化和学术的革新和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一例，·那时北大师生为抗议丧权辱国的怒吼有如雷电，但最终转化而为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划时代的变革，却更为显示出北大人的胆识和才智。当日新文化革命的前驱者中，北大师生齐刷刷站成了雄壮的队列。而《新青年》和《新潮》这两面飘扬在中国上空的崭新的文化旗帜，依然为北大师生所高举。
这一百年风雨交加，有各种各样的战乱和流离，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灾苦，也有各种各样的希望和追求。北大人在风雨际会中屹然自立，经过数代学者前赴后继的坚持和奋斗，北大在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继往开来中形成了有异于人的独立的精神品格。
在科学、民主两大旗帜下集聚的北大人，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形成了既继承中国古老文明、又批判和剔除其封建毒素，吸纳域外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学术品质。北大绝不偏狭，它贯通中西，涵容百家，表现出它的大胸襟和大气度。但北大又绝不中庸，它在包罗万象中有它的抉择和坚持。
北大诚然是古老，而古老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历史的久远使它有深厚的沉积，而求稳平庸则有悖于这所大学的常性。在历史和现实的风云际会中，北大总是站在前列。它坚定，但又时发惊世骇俗的声音。为了维护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北大人从来都表现出惊人的坚定。北大是博大精深，但北大从来不缺乏奇思异想，那些充满想象力和首创性的新锐之气，往往更能表现这里独有的精神魅力。
北大有深厚的传统，但北大更是现代和当代的。北大的神经总是敏锐地捕捉着现世的悲欢和忧乐。它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头，它的思考和呼喊往往概括着时代的精神，体现着社会的脉搏。鲜活的现代精神，如一道长流水，滋润着北大人的心田。每一个“现代”和“当代”的北大，汇聚而为“历史”的北大。要是没有这一切，北大就要窒息、衰竭，那就要真的老了！很难想象，要是北大只以保古为荣，死抱住“国粹”不放，而漠视新思想、新知识的吸收和拓展，那么，不仅没有北大的明天，恐怕连今天也难以维持。
永远的校园
一颗蒲公英小小的种子，被草地上那个小女孩轻轻一吹，神奇地落在这里便不再动了——这也许就是夙缘。已经变得十分遥远的那个8月末的午夜，车子在黑幽幽的校园林丛中旋转终于停住的时候，我认定那是一生中最神圣的一个夜晚：命运安排我选择了燕园一片土。
燕园的美丽是大家都这么说的，湖光塔影和青春的憧憬联系在一起，益发充满了诗意的情趣。每个北大学生都会有和这个校园相联系的梦和记忆。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一味的幸福欢愉，会有辛酸烦苦，也会有无可补偿的遗憾和愧疚。
我的校园是永远的。因偶然的机缘而落脚于此，终于造成决定一生命运的契机。青年时代未免有点虚幻和夸张的抱负，由于那个开始显得美丽、后来愈来愈显得严峻的时代，而变得实际起来。热情受到冷却，幻想落于地面，一个激情而有些飘浮的青年人，终于在这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
匆匆五个寒暑的学生生活，如今确实变得遥远了，但师长那些各具风采但又同样严格的治学精神影响下的学业精进，那些由包括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同学组成的存在着差异又充满了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硝烟消失后渴望和平建设的要求促使下向科学进军的总体时代氛围，给当日的校园镀上一层光环。友谊的真醇、知识的切磋、严肃的思考、轻松的郊游，甚至失魂落魄的考试，均因它的不曾虚度而始终留下充实的记忆。
燕园其实不大，未名不过一勺水。水边一塔，并不可登；水中一岛，绕岛仅可百余步；另有楼台百十座，仅此而已。但这小小校园却让所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终生梦绕魂牵。其实北大人说到校园，潜意识中并不单指眼下的西郊燕园，他们大都无意间扩展了北大特有的校园的观念：从未名湖到红楼，从蔡元培先生铜像到民主广场。或者说，北大人的校园观念既是现实的存在，也是历史的和精神的存在。在北大人的心目中，校园既具体又抽象，他们似乎更乐于承认象征性的校园的精魂。
我同样拥有精神上的一座校园。我的校园回想包蕴了一段不平常的记忆。时代曾给予我们那一代青年以特殊的际遇，及今思来，可说是痛苦多于欢愉。我们曾有个充满期待也充满困惑的春天。一个预示着解放的早春降临了，万物因严冬的解冻而萌动。北大校园内传染着悄悄的激动，年轻的心预感于富有历史性转折时期的可能到来而不安和兴奋。白天连着夜晚，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辩论，在课堂、在宿舍、在湖滨，也在大小膳厅、广场上激烈地进行。
这里有向着习惯思维和因袭势力的勇敢抗争。那些富有历史预见和进取的思想，在那个迷蒙的时刻发出了动人的微光。作为时代的骄傲，它体现北大师生最敏感、也最有锐气的品质。与此同时，观念的束缚、疑惧的心态、处于矛盾的两难境地的彷徨，更有年轻的心因沉重的负荷而暗中流血。随后而来的狂热的夏季，多雨而湿闷。轰然而至的雷电袭击着这座校园，花木为风雨所摧折。他们在静默中迎接肃杀的秋季和苍白而漫长的冬日。
那颗偶然落下的种子不会长成树木，但因特殊的条件被催化而成熟。都过去了，湖畔走不到头的花荫曲径；都过去了，宿舍水房灯下午夜不眠的沉思，还有轻率的许诺，天真的轻信。告别青春，告别单纯，从此心甘情愿地跋涉于泥泞的长途而不怨尤。也许即在此时，忧患与我们同在，我们背上了沉重的人生十字架。曼妙的幻想，节日的狂欢，天真的虔诚，随着无可弥补的缺憾而远逝。我们有自己的青春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
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
燕园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的皱着的眉宇，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严肃和沉郁。当然也不尽然，广告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招贴，间或也露出某些诙谐和轻松，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令人震惊的举动，更体现出北大自由灵魂的机智和聪慧。北大又是洒脱的和充满活力的。
这真是一块圣地。数十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二者作为刚柔结合的象征，构成了北大的精神支柱。把这座校园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现象加以考察，便可发现科学民主作为北大精神支柱无所不在的影响。正是它，生发了北大恒久长存的对于人类自由境界和社会民主的渴望与追求。
这里是我的永远的校园，从未名湖曲折向西，有荷塘垂柳、江南烟景，从镜春园进入朗润园，从成府小街东邀，入燕东园林荫曲径，以燕园为中心向四面放射性扩张，那里有诸多这样的道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里行进着一些衣饰朴素的人。从青年到老年，他们步履稳健、仪态从容，一切都如这座北方古城那样质朴平常。但此刻与你默默交臂而过的，很可能就是科学和学术上的巨人。当然，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有更多他们的学生，作为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他们默默地接受并奔涌着前辈学者身上的血液——作为精神品质不可见却实际拥有的伟力。
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青春、理想、进步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30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现在，我受中文系1955级当年留校工作的同学之托，向这次为庆祝我们年级毕业30周年而从各个工作岗位，特别是从北京以外的各地冒着酷暑赶来参加盛会的同学及其家属表示欢迎、感谢和问候：阔别30年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借此机会，我想表达一些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和看法。昨天，一位中文系88级的同学问我，55级当年对自己这个班精神的概括，是带有特定时代色彩的“战斗的集体”五个字，30年后你们回顾往事是否有了新的、更为妥切的概括？我回答说，这种新的、更为妥切的概括是：青春、理想、进步。
中文系1955级是与这个社会的青春期同步的。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幻想和期待的总体氛围之中。我们响应时代的召唤“向科学进军”，面对长期蒙受苦难的社会，除了勤奋和奉献，我们别无选择。如今，我们早已告别了青春时代，虽然时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我们为不曾虚度年华而自慰。
35年前，我们曾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年轻的一代人。我们从四面八方不约而同地作出勇敢而又有些冒险的选择——我们选择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也选择我们。从佩上北大校徽的那一天起，我们便拥有了自从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近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我们承当了民族深重的忧患以及更新和改造这个古老社会的使命感。
当我们带着被选择的自豪感以及青春的自负与狂傲跨进这个校园时，我们当年的那种肤浅和浮躁，立即便被北大无所不在的思考和追求精神所取代。北大教给我们的第一堂课便是沉重的社会承诺。塑造和健全我们的灵魂的是我们的母校，我们每个人都乐于承认北大是我们的精神之母。我们相信，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已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延续。
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众多的悲剧，我们每个人也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我们都不曾怀疑过35年前我们庄严而郑重的选择。我们因个人的命运与北京大学这个光荣的名字相联系而引为毕生的骄傲。
我们乐于承认，我们的青春是与理想追求互为依存的。同时我们也乐于承认，我们当年的理想精神是单纯的和天真的。当年我们在从事的专业领域，曾以激情和高效率的、同时又是幼稚的甚至有些鲁莽的方式，实践我们的追求并证实我们的存在。时光流逝，时代变迁，我们的工作当然需要重新评说，但我们依然不怀疑我们青春时代的热情和真诚。
中国社会通往进步的道路是漫长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锲而不舍的争取和奋斗。这种锲而不舍的争取和奋斗的精神，是母校北大给予的精神遗传。35年前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多么年轻；35年后我们重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不再年轻。人世沧桑，许多事情会使我们淡摸起来，是友情和对母校的思念和敬仰，吸引我们再一次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北大对于我们，是一块永恒的磁石，它作为中国的希望和信念的象征也是永恒的和不朽的。
最后，祝同学们在北大的短暂聚会，过得充实而愉快。谢谢！
坚守精神高地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硕士研究生迎新会上的讲话
当今社会正在把更多的人吸引到条件充裕、报酬丰厚的地方去。做学问是清贫的事业，读学位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各位还是一心一意、坚韧不拔地选择了北大，这可以说是“逆流而进”。
我想这样的选择一定有它的道理，一定有一些不同凡俗的原因。你们都是有才能的人，才能加上勤奋就意味着成功。你们放弃了其他的可能和机会来到了北大。这里面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在这里，我要向各位表示我的敬意，并且预祝大家在这条艰难、同时又是寂寞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关于这座校园，人们已经谈了很多。但我还是想强调一点，这里从来都是社会才俊集聚的地方，而且从来都是通过这种集聚，唤起他们对于社会和公众的使命感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的地方。在四周弥漫着世俗习气的环境里，这里的清静和高雅，很像是一座孤岛。中国因有这样一些孤岛的存在而深感骄傲。它一定会像这所学校在历次重大的转折关头所曾经做过的那样，把清新的空气带给孤岛以外的地方。
所谓培育英才，说透了也就是这一点道理：我们造就的人才应当是对社会的进步健康有用，这是第一的。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坚守精神高地，决不随波逐流。古人讲道德文章，我以为道德第一，文章第二；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也许人们会嘲笑这种观点迁腐，但我确认它永远不会过时。
关于做学问，依然有许多话可讲。但在此时此刻，我只讲我最近经常感受到的一点，我不知道别的学科如何，在我所从事的学科，我发现青年学者普遍地忽视历史，不注重对社会和文学曾经发生的事件的了解和研究。不注意对那些实际材料的积累和掌握。做学问当然必须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动态，应当有广阔的视野，活泼的思维，应当不断用新知识充实自己，但我们不能失去根基和前提，不能满足于才子式的夸夸其谈。说话有根据，立论要精深，这凭的是日长天久的苦功夫、笨功夫。有了这功夫，就给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深远的背景和坚实的基础。而后，我们才可以海阔天空、随心所欲，而后，才谈得上创新，谈得上奇谈怪论，出奇制胜。
北大从来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但是北大的新潮意识或“领导新潮流”是建立在这样厚重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浮嚣肤浅之风不可学；里面的世界也许很无奈，但精神高地上的太阳也许更明亮，空气也许更新鲜，视野也会更开阔。
富有的是精神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级迎新会上的演讲
热烈祝贺你们来到北大。你们将在这里度过20世纪仅剩的最后几年。在这几年中，你们无疑将接受本世纪全部伟大的精神财富，以及这一世纪无边无际的民族优患的洗礼。你们将以此为营养，充实并塑造自己，并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在这里迎接21世纪的第一线曙光。你们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的一代人。你们要珍惜这百年不遇的机会。
发生在距今99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被保留了下来，成为那次失败的变法仅存的成果。你们正是在这个流产的变法失败100年、也是京师大学堂成立100年的前夕来到这里的。当你们来到这到处都在建筑和整修的学校时，百年的沧桑、百年的奋斗、百年的期待，一下子也都拥到了你们的面前，我设想此时此刻的你们，一定是在巨大的欢欣之中感到了某种沉重。
你们是未来世纪中国的建设者。你们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做出平凡的或是杰出的贡献，你们中有的人可能还会成为未来世纪非常出色的人物。但不论如何，1997年9月的今天，对于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不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就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和这所伟大的学校产生了联系。中国有12亿人，你们的同龄人也应该以千万为单位来计算，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有幸能把自己的名字与这所学校联系起来。同学们，请以负重感来代替你们高考胜利的欢欣吧！
你们从各地来到北大，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结束了中学学习的阶段，开始了大学学习的阶段，在人的一生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虽然都是学习，中学只是普通教育，大学则是专业教育，这才是真正打基础的阶段，你们将来为社会服务的许多本事，是在这个阶段学到的。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在欢迎本系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迎新会上，也发表过一个讲话。那时我讲北大是做学问的地方，但是就重要性讲，还是做人第一、做学问第二。做人的问题很复杂，但也很简单，就是在人的质量和品德方面有高的标准和要求。只有人做好了，学问才能有好的发挥。
北大这学校出过许多学者，也出过许多革命者。这些学者中的出色的人物，往往是人的品行高洁、而学问也是前瞻和开创的。如李大钊，他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到中国来，他呼唤并参与了中国青春的创造；又如鲁迅——北大校徽的设计者，他在这里的身份只是讲师，但却是中国文化的伟人。不论是李大钊，还是鲁迅，他们都是伟大的爱国者。所以，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爱国者和敬业精神的统一。
一个人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决定这一切的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学习。学习是不能偷巧的，一靠积累，二靠思考，综合起来，才有了创造。但是第一步是积累。积累说白了，就是抓紧时间读书，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让自己的大脑活跃起来。用前人的经验来充实自己，先学习前人，而后发展前人，而后才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
但无论怎么说，首先是学习，抓紧一切的时间学习。我的经验是，不要抱怨、更不要拒绝老师提供的那一串长长的书单，那里边有的道理，你们现在并不理解，但是要接受它，按照那个参考书目或必读书目，一本一本地读，古今中外都读，分门别类地读。有的书要反复读，细读；有的书可以走马观花，快读；但是一定要读。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应付着方方面面工作的，不论是写文章、说话、论证、做判断，靠的就是北大本科几年的书的积累。那时还有很多的政治运动，用到学习上面的时间并不多，但也就是那些有限的时间里读到的那些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积累，支撑着我现时的繁重的工作。虽然时感知识不足，所知者少，但使我有能力去应付那千头万绪的局面的，还是北大当学生那几年打下的基础。
事实上，人一旦走上了工作岗位，现在这样专注的、系统的、全力以赴的学习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等到工作临头，你发现罗曼·罗兰没有读过，高尔基没有读过，《离骚》没有读过，《故事新编》没有读过，但丁和普希金也没有读过，那时工作逼着你发言，你只好手忙脚乱地临时乱翻。那是应急，不是学习。匆忙中谁能把（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口吞了下来？即使吞了下来，你又能发表出什么意见呢？离开大学，可以说，你基本上失去了大学学习的条件，那时想起那一串长长的书单，你真是悔之莫及了。
所以，你们到北大来，我第一要劝你们的，是做书呆子。只有先做呆子，然后才能做聪明人。一开始就想做聪明人，什么都没有，而要装天才，做神童，那才是真正的呆子。聪明绝顶，目空一切，这是北大学生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要杜绝这种小聪明，争取将来的大智慧。
此外，要学好语言。不仅本国语言要学好，外国语也要学好。那种认为中文系学生不必学好外语的观念，是一种短见，是很浅薄的。现在国门开放，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了，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要了解中国，要靠语言这座桥。
除了外国语，还有本国语。现代汉语要掌握好，写文章要用语法，不要写错别字，文字要漂亮。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古代汉语，中文系学生不会直接阅读古文，是耻辱。不要读白话史记或话语今译之类的书，不是那些书不好，而是中文系学生应当掌握好古汉语，直接和庄子、李白用他们当年的语言对话。还有，也许已超出了教学大纲的范围了。
但是我还要讲，那就是中文系学生应当学毛笔字，还要识别繁体字。以上所说，对别人可能是苛求，而对中文系学生而言，则是必要的和起码的。
因为文学是你们的专业，所以我还要谈谈文学，在我的心目中，文学是非常神圣的。我们讲敬业，就是要对文学怀有敬畏之心。文学，有人说起源于劳动，有人说起源于游戏。在文学的功能中，是有游戏的成分，有让人愉快让人轻松的作用。但文学从根本上说不能等同于游戏，因此，我们不能游戏文学。
文学中的优秀部分，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类崇高精神的诗化。文学是一种让人变得高雅、变得充实、变得聪明、变得有情趣的精神劳作。我们学习文学，是要把文学当作事业去创造、去发展、去发扬光大，而不是把它当作手中的玩物。我讲这些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感于当前文学的某种缺陷和某种失落。
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物质条件很差，有的方面如学生宿舍则是超乎寻常的差。物质的贫乏并不等于精神的贫乏。在精神方面，北大是富有的，是强者，北大的这种富有，足以抵抗那物质的贫乏而引以为自豪。走在我们前面的，有我们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他们一介布衣，终生清贫，但却是我们永远敬重的精神的强者。
相聚在新时代
——记北大中文系1977级
不仅仅是事关教育复兴，不仅仅是事关师生情谊，也不仅仅是事关知识传承或者文学发展，我此时提笔写这篇文字的缘由，都是，又都不仅仅是。命运安排我们相逢、相识，安排我们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这是由于什么？不说社会盛衰，不说时代进退，甚至也不说众生哀乐，不说这些宏大的话题，单就我个人而言，我把我和77级这个集体的相遇和相知，看成是我个人生命中的一个重大的庆典——意味着新生、光明、希望，还有幸福的重大的庆典！
就在我们相遇的前一年，中国在十月的一声惊雷中醒来，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噩梦。在这之前，我和中国所有的民众，特别是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曾经有过漫长的忍受和痛苦的等待。我们以近于绝望的心情，等待那灰暗、阴冷和暴虐的年代的终结。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目睹并亲历了过多的苦难。现在，我的等待结束了，那么，我所等待的将是什么？在1976年，我对此还是浑然不知的。
那是黑暗与光明际会的时刻，都说77级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教育史的一件大事，是的，但也不仅仅是。我更愿把它的出现看成是一个预言，一个象征，或者更是一个标志。一抹彩云在中国的天空升起，它划分了夜晚和黎明，停滞和进步，封闭和开放，愚昧和文明！77级，它就是披着那朵祥云降临人间的。它的出现是一种绝境中的希望和新生的福音。它告知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也就是祥云出现的第二年，即1978年，中国打开了沉重的大门，开始迎接外面世界的明丽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从那时开始，中国真正结束了与世隔绝的状态，一个真正崭新的中国，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30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我们不能不感激那个时代，感激它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而夹在1976年和1978年这两个年代之间的就是1977年！所以我们今天回望1977年，感到了它的内涵的丰富性，在谈论它的意义的时候，也因这种丰富而感到了言说的困难。
1977年是我国恢复高考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我受北大的委派成为在北京地区招生的一员，而与77级的同学们相逢了！有趣的是，我们最初的“见面”是“书面”的，是在档案文件上。按照常规，北大是第一批进驻招生点的，而且有权从最高分开始录取。我当时的心情就像是进了阿里巴巴的魔洞。一揉一攘的档案调来，挑得眼花，也挑得心跳！挑了一件，舍不得放下，再挑一件，又是如此。
不难想象，这一年我与77级的猝然相遇，曾经带给我多大的惊喜！所以，在这篇文字的开头，我不避讳一般为文的禁忌，劈头盖脸地用了一连串的“不仅仅是”。的确，一切都是，一切又不仅仅是。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和77级的相遇，不仅意味着我找到了他们，更意味着我重新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我曾经的梦想，找到了与我的生命相伴随的我今后的学术道路、我的事业和幸福。
1977年的秋季对于学生来说是节日，对于我们这些老师来说也是节日。这一个秋季，对于77级的学生来说是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对于我们老师来说，则是向噩梦般的过去的真正告别，从此告别了歧视、凌辱和无边的阴影。这一切都像是梦境，我们终于有机会重新开始做我们热爱的工作了。
长久的“革命”“斗争”“改造”，还有没完没了的惩罚式的劳动，荒废了我们的业务。我们从各个角落，把过去被迫扔掉的书本和资料找回来，如同拥抱曾经的弃儿，我们重新抚摩着我们的至爱。77级的同学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他们久经饥渴，更像海绵般贪婪地吮吸着一切的知识。老师无私地贡献，学生认真虔诚地学习，那时的北大校园，弥漫着非常浓厚的学术氛围。
快乐的日子过得很快，77级的学生们很快适应了校园的生活。他们向我们展示了青春、勤奋、创造，特别是思考的活力。77级毕竟曾经经受过折磨和锻炼，他们深知今天所拥有的来之不易，他们懂得珍惜。所以他们不仅学习用功，而且敢于承当，勇于实践，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无不紧紧地维系着时代和社会。他们是有理想、有追求，而且是能行动的一代人。在校期间，他们除了认真听课，完成作业，业余时间他们组织社团，开展课外活动，办讲座，开讨论会，他们关心文学界的动态，而且积极参与。
我记得他们办过一本叫作《早晨》的文学刊物。早晨，那正是一代人的自我写照。他们生而逢时，正是祖国结束黑暗的夜晚迎接满天朝霞的时光。同时，早晨也是他们的自况，他们生命的阳光正在升起，时代为他们铺就了一条充满阳光的路径。
这一代无论如何是幸运的，但这一代肯定是要承受时代的重负的。道路是明确而宽广的，但道路也肯定是曲折而充满挑战的。这一切，通过与77级有关的两本刊物的名字及其遭遇，已作了非常有趣的预言。
注释：
[1]伯赞：《戊戌变法》（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25-426页。
[2]伯赞：《戊戌变法》（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25-426页。
[3]亦有以严复为北大第一任校长之说的，严复是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此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亦随之改称大学校长。
[4]剪伯赞：《戊戌变法》（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32页。
[5]王瑶：《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是王瑶为《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一书所写的序言。见该书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4月第1版。
[6]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7]《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62页。转引自徐兰婷：《倡学术自由，开一代新潮——学界泰斗蔡元培校长》，载《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书院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6页。
[8]以下文字并注均引自刘教授《王国维评传》，该书现未出版，刘垣先生慨允本书作者引用这些手稿的材料，本书作者对此深为感激，特为致谢。
[9]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4-235页。
[10]王国维：《致罗振玉》，《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4-235页。
[11]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手稿。
[12]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手稿。
[13]马衡致王国维书信手稿（三月十二日，阴历）。
[14]王国维：《致罗振玉》（1922年8月8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6页。
[15]王国维：《致马衡》（1922年8月1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3页。作者附注：经查北京图书馆藏这封信的手稿，文字出人甚大。兹录出，供参阅：“昨日张君嘉甫见过，交到手书并大学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惊。前者大学屡次见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因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今乃送到束，窃以此席本无常职，加以弟远隔千里，不能有补，遂无事而食，深感不安；即将金托交张君带回，伏祈代缴，请以哪意达当事诸公，至为感荷。”
[16]沈兼士致马衡书信手稿。
[17]王国维：《致马衡》，见《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28页。
[1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印行。
[19]见陈来：《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载《东方》1993年创刊号。
[20]见《中华读书报》，1995年5月3日，红娟：《传统性与现代性的重估》。
[21]见《发扬“五四”传统弘扬“五四”精神》，《光明日报》1996年4月30日，第5版。
[22]见蔡仲德：《“五四”的重估与中国文化的未来》手稿，本书著者引用时，此文尚未发表。
[23]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载《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
[24]乔清举：《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载《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书院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25]《马寅初演讲集》第二集，第291页。
[26]席大民：《“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载《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书院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00页。
[27]《马寅初演讲集》，第四集，第20页。
[28]此文原题为《马寅初焚稿记》，载于《湘泉之友》1996年3月20日。
[29]［明］米万钟《勺园》：“幽居卜筑藕花间，半掩柴扉日日闲。新竹移来宜作径，长松老去好成关。绕堤尽是苍烟护，旁舍却将碧水环。更喜高楼明月夜，悠然把酒对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