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阔台汗死后，其妻脱烈哥那摄政，史称乃马真哈敦（“哈敦”意为可汗的正妻，相当于皇后）。窝阔台汗最爱第三子阔出，但阔出在坚守襄阳时战死。窝阔台汗遗嘱由阔出之子失烈门继位，但是失烈门年龄太小，所以暂时由乃马真哈敦摄政。然而乃马真哈敦并不喜欢失烈门，所以积极联系蒙古诸宗王，五年后成功选举其自己所生的儿子贵由为大汗，在位3年而崩，元世祖追赠庙号元定宗。
现在蒙古经过长子出征，战线已经拉得过长，更重要的是许多军事奴隶主贵族都获得了大片封地，建立起强大的封建国家，内斗也愈发激烈。金帐可汗拔都就不认可贵由当选为大汗，声称贵由实力不强，也并未得到窝阔台汗遗嘱推荐，何德何能当选？他金帐汗国首先就不服。当时金帐汗国已经征服了俄罗斯大片土地，实力未必弱于蒙古本部，所以拔都才有这样说话的底气。贵由汗与拔都一系的矛盾愈发激烈，贵由汗甚至曾亲自率兵西征金帐汗国，不过死于途中，避免了蒙古最严重的一次内耗。贵由汗死后，其妻海迷失哈敦摄政。此时阔出之子失烈门、拖雷之子蒙哥、贵由之子脑忽、忽秃黑对大汗之位展开了激烈争夺，三年没有选出新的大汗。这一段时间蒙古非常混乱，史料记载不详，《元史》竟以一句“行事之详，简策失书，无从考也。”来交待。
不过到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奇渥温·孛儿只斤·蒙哥被忽里勒台大会选举为新的大汗，蒙古的内斗暂告一段落，蒙古大军又重新将兵锋指向了世界。蒙哥汗尤为重视对南宋的战略，蒙古人认真研究了之前对南宋的战略的得失经验，调整了战略，确定了继续保持三路并进，但两路牵制，以西路四川为重点的战略。
这给南宋四川战区的防御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宋人也深明其理，相应调整了四川的防御战略。淳祐年间，趁蒙古内斗激烈，攻势稍减，南宋进行了重要调整。
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宋廷以大理少卿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当时四川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成都都已经沦陷，余玠此去既要重振川军，更要先收复失地。赴任前余玠慨然对宋理宗保证：“手挈全蜀还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孟珙也从京湖制置使司划拨了六千精兵、十万石军粮随余玠入川，钓鱼城之战的主将王坚正是在此次随余玠入川，从中部战区划归了西部战区。蒙军当时已退出成都平原，梭巡于川陕边境。但余玠汲取端平入洛的教训，不急于进驻成都平原，而是稳守川东山区，选择山川形胜之处修筑城砦，将成都平原留为双方的战略缓冲区。
在余玠之前16年间，四川更换了三名宣抚使、九名制置使、四名主持工作的制置副使，有的昏庸无能，有的在任太短，四川的民政和军务都日益败坏。余玠到后，人心初定，开始大力整饬。余玠广纳贤才，隐居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的冉琎、冉璞兄弟二人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们提出要深入研究四川的地形，在险要处筑城，以使蒙军不敢轻入，尤其是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山，最为形胜，“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余玠非常高兴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前往负责筑城。冉氏兄弟在合州附近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在合州主城区的东北钓鱼城还有一座龙多山，“山最高，逶迤如龙蟠……山在州治东北，渡口十里至其下。其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其东南北三面据江，皆峭壁悬崖，陡然阻绝。修城之后，凿山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临，其西南山稍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进士冯衡是合州人士，他对家乡的地势便有一句诗：“三江送水开天堑，千嶂排方控蜀疆。”生动地描绘了此地山势险峻，更兼控三江的险要地形，最适合筑城。
于是冉氏兄弟根据龙多山的山势，在彭大雅、甘闰的基础上大幅扩建了钓鱼城，加强其城防工事，城墙、城楼层层叠叠，互为犄角，火力相互支持。城楼的射击方向也做了精心设计，不但可以覆盖城墙下的进攻方，还可以向内射击。所以如果敌军强攻进了第一、二层防御，反而容易陷入多角度火力交叉覆盖。在后来的攻防战中，蒙军有时候用精锐死士强攻过一两层城墙，但都会被后续交叉火力歼于夹墙之内。冉氏兄弟修筑钓鱼城的设计思想事实上已经有后世棱堡（Bastione）体系的雏形，堪称当时最为复杂的城墙攻防体系。而现存钓鱼城考古遗址中，南外城有一个“东一字城”，是用巨型条石砌筑的厚墙，非常坚固。当时冉氏兄弟修筑了第一道城墙，厚度约为1.5米，纯条石砌筑，异常坚固。后来钓鱼城主将王坚、张珏（jué）又分别修筑了第二道、第三道，形成了厚度近5米的超级石墙！很显然，这种筑城的方法完全不是为了防御弓箭，而是针对蒙军火炮和投石机所设计的。
冉氏兄弟又依托城内的天池（一个小湖）和森林，构筑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圈系统，适当地开辟耕地，种植新鲜蔬菜，圈养牲畜。城内囤积粮食足以支撑数年，何况钓鱼城码头众多，城上炮火足以控制江面，围城时通过水路将粮食运入城内亦非难事。而且钓鱼城地处潮湿水源众多的地带，很容易钻井取泉，后来陆续打出13口池塘、92眼泉水，足以保障城内用水。所以后来蒙军经常大举围攻，长期围困，仍无可奈何。
修筑钓鱼城的同时，余玠还分派人手，在川内修筑了83处类似的城砦，都是因山为垒的险要。其中，较大的有重庆城、成都（金堂）云顶城、合州钓鱼城、乐山凌云城、泸州神臂城，万州天生城、奉节白帝城、篷州运山城、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平昌小宁城、巴州平梁城、广安大良城、云阳磐石城、南充青居城、剑阁苦竹城共十五城。余玠要求各府、州、县均将主城区一律迁徙至新筑的城砦中，囤积物资，以作长期战备。这十五座城砦中，除重庆碰巧主城区本身就是城砦外，成都（金堂）、蓬州、苍溪、通江、奉节、合州、南充、剑阁都是府治迁入，最为重要，号称“四川八柱”。这八座中又有六座都在嘉陵江及其支流上，可见扼守嘉陵对于守御重庆，拱卫四川战区的重大意义。
我们可以成都府为例来说明余玠这种将城市迁入堡垒城砦的国防思想。在研究讨论成都这座特大型中心城市问题时，余玠力主放弃该城千年以来据府南河城墙而守的传统方略，坚决要求以合州钓鱼城的方式放弃原城，另筑小城。成都位于成都平原的腹心位置，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支流岷江（事实上古代将岷江视为长江的干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非常肥沃，也便于修筑。岷江在流经成都市区的一段称作锦江，在城西北方向分流为两支，北支称“府河”，南支称“南河”，所以又合称“府南河”，这两支在城东南的合江亭又合为一支，然后继续向东南方向流去。意即成都市区处于府河、南河的环抱中，晚唐名将西川节度使高骈便曾撰文论述这种“两江抱城”的地势是天然的护城河，最宜因势筑城，所以成都城址自秦相张仪筑城以来至今2300年未变。而府河、南河这两条天然的护城河在古代比一般人工挖掘的护城河强大得多，更因成都这座城市的重要战略地位，城墙往往也修筑得非常坚固，一般驻军也不少。所以历史上成都若遇战争，据城而守是颇有把握的，所以南宋将吏也很自然地认为仍可将成都作为四川的战略核心据点，稳守此城。
但余玠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成都在历史上很难被攻克，其实是因为成都这个地方大多数时候都是大后方，而且蜀道艰难，敌军很难大规模集结入川，所以成都很少受到频繁剧烈的攻击。而现在成都成了宋蒙拉锯战的焦点战场，蒙军随时可能集结大批部队入川，这对于成都这座城市而言堪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能再以老眼光来看问题。成都平原实际上是一个从北到南大致沿成绵乐高速铁路（绵阳经成都至乐山）铺开的长条形平原，成都位于平原中心，成都以北直至绵阳百余公里一马平川，这恰恰非常便于敌军形成一个百余公里的超级大连营，甚至可铺陈百万大军亦不嫌拥塞。战时若进攻方下定决心要取成都，大可先将成都围定，再在这片大平原上排开阵势轮番进攻。成都城池虽强，但最终也顶不住这种源源不断的攻势。而且成都是一个纯粹的平原，锦江环抱中绝无半点山势，不能像重庆、钓鱼城那样借助城内的山势构筑复式炮台体系，形成近似于棱堡的火力网络，只能以单层火力支援城墙，在早期火器时代来看，其实非常不利于防御。之前成都未遇此等战势，但现在南宋国力衰颓，蒙古却汇集欧亚的无数资源，蒙古人完全有可能排开这样的战阵，南宋却不能保障驻扎太多的军力，此诚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余玠看清了这种大历史局势的变迁，力主放弃锦江环抱的成都旧城，将府衙迁至城东北六十公里的云顶山（今属金堂县），依据山势修筑了云顶石城，也是与钓鱼城相似的堡垒型城砦，但仅1.5平方公里，比2.5平方公里的钓鱼城还小，与成都主城区的距离也比钓鱼城离合州城区远得多。
除成都云顶城外，其余城砦均按此思想修筑并将主城区迁入。四川水网密布，城市无不因水而兴。川东南则山势崎岖，很容易找到钓鱼城这样山水夹杂适宜筑城的地址，但成都平原上的很多富庶州县则只有水没有山，也筑不起城，只好统统放弃。客观地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交通便利的地方而非险要处为聚集地。宋朝是一个城市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出现了很多四通八达的繁华都市，但这些城市在早期火器战争中缺乏防御力，极易被攻克。北宋的国防策略是通过野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影响内地城市，但靖康之难中，外围防线一旦被突破，金军可以很快地兵临开封。现在余玠的策略正是放弃适宜经济发展而不适宜战备的大城市，退保险要山砦，甚至将整个富饶丰沃的成都平原留作战略缓冲区，这无疑是对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一种巨大伤害，甚至堪称是开历史的倒车，但这也是战争年代的正确选择，也正是残酷的战争给社会进步带来的最大负面作用之一。
当然，堡垒城砦是客观条件，人才是战争的主体因素，那当时四川乃至整个南宋的军队建设情势如何呢？王坚带到钓鱼城去的军队是这样一支军队呢？
首先，南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朝代，而只是宋朝的一个阶段。与西汉、东汉、蜀汉、前汉、后汉等以“汉”为国号的朝代不同，这些朝代都是各自独立的朝代，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并无继承关系。比如东汉是由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白手起家建立的一个朝代，而非继承自西汉，汉光武帝本人也从未在西汉朝廷当过官或获得过册封，跟随他打天下的群臣也都与西汉无关。所以东汉并非西汉的延续，而只是与其有重大渊源的一个新王朝。而宋朝的情况则不一样，所谓北宋、南宋都只是宋朝的不同阶段，而非两个独立的朝代。南宋名义上是由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的，但宋高宗本人是北宋徽宗（赵佶）的儿子、宋钦宗（赵桓）的弟弟，北宋时便已经册封为康王。跟随宋高宗建立南宋的群臣也都是北宋旧官，所以宋高宗朝廷完全是紧接着宋钦宗朝廷的继承，而非新建了一个朝廷。按照中国传统礼法制度，新建一个王朝的皇帝庙号可谓“×祖”，比如建立东汉的刘秀庙号便是世祖，建立宋朝的赵匡胤庙号便是太祖。而继承沿袭的皇帝则可谓“×宗”，比如大量的太宗、高宗等。建立南宋的赵构庙号是高宗，而非×祖，则是进一步强调南宋只是对北宋的继承，而非新王朝。这种继承关系得到了南方甚至中原百姓的普遍认同，这是南宋小朝廷能够在南方挺立153年之久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当然，光有理论依据还不够，面对信心极度膨胀的金军铁骑，一支坚强的军队才是守卫半壁江山的硬实力。南宋的军队更是北宋军队一脉相承，其渊源可上溯至唐末五代的北镇军，历史非常悠久。北宋的军队分禁军和厢军两条线，禁军是由朝廷直辖的主力作战部队，厢军则是地方招募的辅助部队，平时由地方管理，负责维持朝廷在地方上的统治并协助一些大型工程，战时主要是承担为禁军输送物资等任务，一般不上战场。
北宋禁军主要分东军、西军两大系统。东军主要驻防河北，所以又称河北军，主要作战任务是与东北方向的契丹（辽）帝国作战。河北军常年与辽军对垒，擅长平原大兵团作战，尤其是步骑协同作战。宋朝建立伊始便与契丹帝国进行了非常宏大激烈的二十五年战争，河北军战功卓著，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按阳历计算已经在公元1005年1月）签订澶渊之盟。之后120年宋辽无战事，河北军的军事素质退化极快，以至于后来宋徽宗密谋联金灭辽时，大帅童贯到河北军中暗中视察，竟认为河北军已无战斗力，千里迢迢从陕西调十五万西军来战。“靖康之难”发生时，金军在辽国降将郭药师“常胜军”的引领下，轻松突入中原，河北军几无任何防御能力。
西军主要驻防在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相当于函谷关的进出口）以西，所以又称陕西军。陕西军主要任务是围剿西夏（名义上是唐、宋的夏国公、定难军节度使，实际上是独立王国），擅长山地高原作战和堡垒攻防。陕西军主要分为五路，其中驻扎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的称鄜延路；驻扎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原州（今宁夏固原）一带的称泾原路；驻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一带的称秦凤路；驻扎在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的称环庆路；驻扎在熙州（今甘肃狄道）、河州（今甘肃临夏）一带的称熙河路，每路约有5-8万禁军不等，共三十余万，再加上一些附属的党项、藏、羌部族军队，有近四十万主力作战部队和数十万战斗力实际上也不弱的陕西民兵弓箭手以及其他厢军。
另外，以并州（今山西阳曲）为总部的河东路位于东北契丹和西北西夏两个战场的中间，本属东军系统。河东军的历史更加悠久，其渊源可上溯至唐朝的河东节度使军镇，唐朝被梁太祖（朱温）篡夺后，河东镇在战神李存勖（即唐庄宗）的率领下攻灭后梁，建立后唐。宋初河东军则在名将潘美、杨业（杨家将系列演义中的潘仁美、杨老令公）的率领下与契丹作战，屡立战功，宋辽和平后也经常开赴西夏战场，逐渐也被视为陕西军的第六路。陕西军转战青藏高原、西北黄土数千里广袤战场，围攻西夏百年，堪称百战之师，收复了中唐就丢失的青藏高原国土两千余里，并几乎将西夏掐死，后来更参与童贯灭辽的大计。非常遗憾的是，在靖康之难中，由于宋廷指挥中枢的问题，四十万陕西军未能及时出兵，眼睁睁地看着国都沦陷，后陆续撤入四川。
宋金南北战略相对均衡后，南宋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改制，将北宋禁军余部改编成了五支主要部队，最初称御营使司，后改称神武军，后又改称行营护军，意为宋高宗在南方行营的护卫军，分前、后、左、右、中五支，形成了五大主力部队。
其中，韩世忠的行营前护军是原来的陕西军熙河路，进入南宋后主要参与建设江淮水军。河北招抚使司都统制王彦在太行山区招募的志愿军“八字军”，最初并非正规军，是一些山东河北义士，自发起来抗金，在脸上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故称“八字军”，后也被归为正规军，编制挂靠在前护军，称行营前护副军。岳飞的后护军以原河东路军为主，驻襄阳，后移驻鄂州（今湖北武汉）。刘光世的左护军是原陕西军鄜延路。吴玠的右护军是原陕西军泾原路、秦凤路。张俊的中护军是原陕西军环庆路。宋金《绍兴和议》成后，宋廷又打乱了行营护军编制，改编为十三支御前驻扎诸军，又称驻屯大军。其中，最精锐的行营后护军岳飞部大多被归入御前驻扎诸军鄂州都统制司，成为镇守中路的主力部队。之后孟宗政、孟珙父子相继指挥这支部队，立下战功无数。其实严格地说，虽然孟珙父子在历史上的名气远远不如岳飞，但如果仅论战绩，孟珙父子便都要高于岳武穆不少，尤其是孟珙取蔡灭金的大功，在当时看来更甚于岳飞。钓鱼城主将王坚便出自这支整个宋军中最具有光荣历史传承的一支部队。
但钓鱼城守军的主体并非与王坚一道从鄂州都统司划拨过来，而主要来自兴元都统司。当时宋军以行营右护军吴玠部为基础建设了三个都统司，分别设在兴州（后改名沔州，今陕西略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来又增设了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统司。这四个都统司从历史渊源上讲，主要继承自北宋陕西军的泾原路、秦凤路。不过这支部队既有过悠久传承的辉煌战功，但也有过一个非常尴尬的污点。
北宋年间泾原路围剿西夏的战功不计其数，尤其是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元丰五路伐夏”，调集陕西五路禁军四十万，后勤部队上百万，欲毕其功于一役，摧毁西夏政权，泾原路便是其中最先打到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夏国都的外城）城下的一路。之后宋军因后勤不继，被迫放弃围剿西夏的战略，泾原路又担当断后，保护其余几路安全撤退。而秦凤路则传承自宋初四大名将中唯一一位陕西军将领曹玮的部队（另外三位潘美、曹彬、李继隆均是河北军将领，在与契丹的战争中成名），曾在著名的三都谷之战中以六千骑大破李立遵（郢成仁波切）的三万大军，继而大破许多意图独立的藏羌部落，使青藏高原诸多部落额手称服，号称“十万胡尘一战空”。
靖康之难后，整个宋廷极其混乱之际，金军想趁势攻入四川。点集五十万大军反复进攻川陕，结果吴玠、吴璘兄弟仅率泾原、秦凤数千士气低落的残兵败将，力守大散关、仙人关，打得金军大帅完颜兀朮（汉名宗弼，即野史中的四太子金兀朮）割须断袍，才稳住了整个宋军的阵势，保住了川陕战略要地，也使南宋逐渐稳住了阵脚。吴玠被朝廷任命为四川战区主帅。吴玠卒后，金国以应国公、右副都元帅完颜撒离喝为主将，率三十万大军入陕西，欲再攻四川。吴玠之弟吴璘迅速成长起来，接过了吴玠的枪，成为川军新的精神领袖，又多次大败完颜撒离喝，曾在战场上将完颜撒离喝打哭，以至于金人笑称完颜撒离喝为“啼哭郎君”。吴璘卒后，其子吴挺也迅速成长，历任检校少保、定江军节度使、太尉、兴利西路安抚使等职。吴挺卒后，其子吴曦也成长起来，宋光宗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权相韩侂胄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开禧北伐”。吴璘已任武宁军承宣使、太尉、四川宣抚副使、兴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利西路安抚使，主政西路。
由于古代交通、通信及不发达，朝廷无法对四川实施有效的直辖，只能将很多军政事务委托给当地长官，吴氏祖孙三代掌管四川地区军政大小事务八十余年，“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吴曦利用宋金开战之机，向金国投降，条件是要金国册封他为蜀王，承认并保护其在四川独立建国。然而时至宋代，中国早已进入公民社会，四川人民在正常情况下认可吴氏是四川的管理员，甚至忘记了这个管理员是朝廷派来的管理员，直接将其视为朝廷尊奉。但管理员一旦叛变，人民就不再认可他了。吴曦刚刚宣布独立，一位管理仓库的小官：监兴州合江赡军仓杨巨源，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首先联络吴曦任命的伪丞相长史（汉、晋的职务，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安丙，调兴州中军统制李好义就在吴曦的宫殿中将其轻松诛杀。吴曦本人虽武艺高强，但近卫均不保护他，杨巨源、李好义等直接走进吴曦的宫殿直接将其斩首，无任何人阻拦。杨巨源等砍下吴曦的首级，四川军民欢声雷动。杨巨源等自发诛杀吴曦之后，朝廷宣布吴曦谋反的诏书才送到。后来余玠来到四川，论及此事，非常感慨地说：“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为叛逆，诸将诛之如取孤豚。（四川人只知道有吴氏，不知有朝廷，然而一旦吴曦叛逆，诸将杀他如同拿下一只孤独的猪崽。）”
所以说，吴玠以泾原路、秦凤路残部为种子打造的这支川军，既有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也有着极其光荣的军史，甚至有过在朝廷全面崩溃的极端不利局面下力挽狂澜的不朽功勋，然而吴曦叛逆一事对川军的士气毕竟打击极大，川军一度陷入迷茫状态。而随着金国日渐式微，再也无力进攻地势险峻的蜀道，川军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打硬仗的实战机会，战斗素质一落千丈，更陷入各种权力斗争，军政都日益腐败，所以朝廷才会专门派出余玠，立志要大力整饬。所幸余玠非常好地完成了任务，在他的努力整治下，四川战区逐渐恢复了元气，并且采用了正确的堡垒防御体系，在与蒙军作战中屡屡获胜。蒙军若大举进攻四川，一路上都遇到钓鱼城这样的坚固小城，急切之间无法攻克，若绕开又留后患。后来蒙军只好放弃大军攻入的战法，改为游牧民族更擅长的小股部队劫掠战法。但这同样行不通，因为现在四川各地州县都将物资囤积到了钓鱼城这样的坚固城砦，一旦遇警，军民立即避入城砦，平原城镇中已经不剩下什么可供蒙军劫掠的物资和人口了。而蒙军撤离的过程中还容易遭到宋军的追击，往往得不偿失。
事实证明，彭大雅的砖石堡垒防御思想和余玠的山水城砦防御体系都是当时最符合宋蒙战争四川战区实际情况的。再加上窝阔台汗死后十年间蒙古陷入激烈内斗，给南宋留出了宝贵的时间，修筑了这些堡垒城砦。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似乎又对南宋越来越不利。
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蒙哥当选为大汗。十余年的激烈内斗中，很多蒙古贵族遭到诛杀，尤其是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宗王遭到强势镇压，势力衰颓，被赶到了中亚一带。而朮赤（拔都）一系掌控西亚、东欧，明确了支持蒙哥的姿势。蒙哥的亲弟弟忽必烈（即后来的薛禅汗、元世祖）主管中原，另一个亲弟弟阿里不哥驻守蒙古大本营哈剌和林，实力都很强大，也都表示强力支持蒙哥。蒙哥汗又在燕京（今北京市）以北三百里左右营造新都，名为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大力实施中央集权，蒙古竟然一时体现出一种被拖雷系一统天下的态势，反而显得更加精干强悍，似乎经受住了调整，进入新一轮强盛期。
反观南宋却是人事代谢，凄风苦雨。宋理宗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九月，检校少师、汉东郡公、宁武军节度使孟珙薨。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资政殿学士、四川制置大使余玠薨，“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
孟珙、余玠的相继去世，对宋军而言不啻于精神支柱的倒塌，而蒙古人却去除了最大的心理障碍。蒙哥汗大喜过望，立即调集大兵，三路攻宋。而且这一次，蒙军将采用全新的战略——中、东两路副攻，西路四川战区主攻，并由蒙哥汗亲自率领。
真正的考验，现在才降临钓鱼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