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幻世界》2017年第07期
栏目：银河奖征文
潘孓然是那种不会在我生活中重复出现的人，当然，如果他也出现在了你的生活中，那么，或许你会如我一样感叹，世上怎会有如此完美的混蛋。
我没有任何恶意，特别是对像潘孓然这种无与伦比又谦恭有礼的混蛋。
他个头一米八上下，样貌……怎么说呢，多数女性见了他，不免会怦然心动——但谁知道呢？毕竟我又不是女人。
他的气质总是让我想到黑色骏马一类的动物，行为从不拖泥带水。微笑时，右额轻轻耸起，带着点儿青春偶像那般的轻松俏皮，自然也遮住了眉角一块子弹头大小的瘢痕。
那瘢痕是在一场七十公斤级自由搏击比赛中拜对手所赐。那回他断了眉骨；不过对手更惨，面部轮廓几乎被打还原为一副胎盘。那场比赛后，他拿下了亚洲地区同级别业余比赛的冠军。除此之外，他还是几个二十四小时马拉松赛的冠军，钢琴专业八级，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毕业于MIT。
那年，在骑车历经了四条进藏路线之后（近万公里的路程和至少五十座海拔四千米的高山），他也荣升至一家名为“云图大数据”的公司的中层（一帮老年人的地盘，而他只有三十岁）。在我看来，能同时完成这两者，就如同北京国安在巴萨的主场完成了超越想象的帽子戏法 ——或许，在那家大数据公司的同僚眼中，他就是“帽子戏法”这个词本身；否则，我们又该何以解释那望尘莫及的嫉妒心。
我们同事三年，大大小小的聚会无数，他不饮酒，只喝雪碧和可乐，在曲终人散时总是最后离开的那拨人之一。除此之外，让我对他抱有好感的还包括他简洁的语言表达中很少出现“我”这样的字眼，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专注的倾听者，哪怕内容只是南极的帝企鹅如何在冬天抱团取暖……总而言之，他曾是我下辈子的人生典范；至于这辈子，我看我还是老实点儿好。
我最后一次见到潘孓然是在他位于维苏市新城区的独立公寓内，那回我去取一套公司数据，上到五十八层，他家的门虚掩着，莫扎特的《安魂曲》从门缝中飘出。那一瞬间，不知为何，我被一种奇怪的超脱感击中。多年前，我父亲去世的那个午后，我也曾被这种奇怪的感觉所笼罩，但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有某种奇怪的共性。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那曲子依然轻柔地维系着宁静。正对着门的落地窗打开着，窗外是维苏市的天际线和四月温暖迷离的空气，但屋子里却阴冷异常，弥漫着一种我无法轻下定论的氛围。
我穿过门廊，绕过沙发背面时，看到了云图大数据公司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死寂地倾倒在沙发上，身边是那条被他唤作“手套”的金毛。他嘴角泛着微笑，右额稍稍耸起，近乎完美而冰冷地沉睡着——那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沉睡，我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但对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么做显然已经毫无意义。
是自杀。警方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他积存了三年的类多巴胺激素，这是一种测量心理幸福指数时常常会用到的药物，合法，每一次领取都有他的亲笔签名。遗言则是一段录制的视频，内容包括对于某些尚且在世的人的歉意以及名下财产的分配，除此之外，则是一段戛然而止的沉默。
按照遗嘱，我得到了他那辆捷安特山地车，在经历了一万多公里的骑行之后，这车看起来依旧崭新如初。得到这辆车的第二天，我曾想过骑着车离开这座城市，不断骑行，使身体疲惫，以回避心灵上的某些困扰——可我能有什么困扰？不过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完美主义者在这座人口过千万的超级城市中消失了，我们甚至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种逃避的念头在我脑子里不断闪现：难道又要回到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之中？——那种简单安稳、一眼就望到坟墓的生活。
一个月后，我辞了工作，卖掉那套五十多平方米的公寓和攒钱买下的特斯拉，搬到了地下城，开了一家叫作“博尔赫斯”的酒吧。至于那辆捷安特，我从来也没骑过。不过，虽没能过上每天骑行的生活，但好歹也逃离了原来的轨道。甚至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崭新的轨道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
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维苏市是正在崛起的世界中心——这里有四季如春的气候，有无数高科技公司、一流的私立科技大学，还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城市软硬件设施。即使这是一座人口过千万的城市，每年堵车的时候加起来也从未多过寒带的椰子树。
在这里，连最角落的地方都有着一种中产阶级式的简约与洁净——这一切的出现，全有赖于一种新的规划和发展模式，它以人工智能算法为核心，使这座城市成为与众不同的乐土。
然而事情并非完全如此。
如果你瞧得仔细，就会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一栋低矮、颓靡的建筑，更别提那种连片的贫民窟和种种仿佛灵魂得不到拯救的眼神。在这里，贫穷似乎已荡然无存，就像经历了一场乌托邦式的核爆，从而产生了一种惊人的光鲜效果，连空气中的每一粒尘埃都带上了中产阶级式的优良气质。
当然——这里当然得有“当然”——你之所以看不到这些黑暗面，是因为它们都在地下。
我的另一种生活也在地下。
“博尔赫斯”酒吧位于地下城A级区的三星核掩体中，和其他许多隐藏于地下的核掩体类似，都是第二次冷战后的产物，长久被人们遗忘在地底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