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社会福利署的整顿计划让这里充满了躁动与喧哗。几十万无业居民搬迁到地下，换来一纸继续享有社会高福利的资格。经济学家声称，这是资源优化的选择，为的是区分不同性质的公民（在他们眼中，就好像有人生而精勤向上，有人天生尸位素餐）；因此，他们试图在地上与地下制造出一种福利权益中的“红字A”标记，通过光荣与耻辱来区分贡献者和不劳而获之人。
起初，一切井然有序，因为这种制度保证了那些被贬至A级区的人继续享有公民资格。可后来，随着东南亚一带复杂战况的蔓延，以及一种明面上的人道主义，难民潮涌入，冲击了还算稳固的一切。
人口开始成倍增加，犯罪率骤升，曾经的规划也渐渐松散凌乱。为了扩充地下居住空间，有人开始自行挖掘，深入更深的地下，形成了新的B级区。最近我听说，他们已经开拓出C级区——但也只是听说而已。
总而言之，等到福利署那帮人缓过神来时，地下世界已是另一番面貌。
通常来说，A级区的治安还算稳定，毕竟这里仍生活着大量维苏公民，属于政府不得不管辖的范围。至于B级区则是另外一回事，政府几乎不承认它的存在（因为各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原因），和A级区的治安相比，那里就像是二战主战场，或许更为惨烈——总之酒吧里的客人是这么说的，我从未去过那里。
“博尔赫斯”酒吧距离地下通往地上的一个合法出入口不足三公里，在一道弧形入口的左侧。和这里的大多数建筑一样，酒吧是纯粹的钢筋混凝土风格，二百多平方米，墙面由各色灯光打亮，看起来就像是一只五彩缤纷的潘多拉盒子。虽说这里偶尔也会喧嚣、激烈得如同西班牙奔牛节，但多数时间里，这儿只有温柔的酒精和慢条斯理的交谈。
来我这里的大多是他们所谓的“上面的人”，那些中产阶级，告别“上面”十点便打烊的酒吧，来这里找点儿简单的乐子——当然，也不全是为了喝上一杯，而是为了看上一两场地下搏击比赛。
搏击场就在酒吧前方不远处，占核掩体百分之八十的面积，中央地带是以铁网封闭的擂台，大小和拳击擂台相当，四周则是自动升降的观众席，可以容纳至少两千人。
每天夜里都有比赛，那种拳拳到肉的比赛，拳手多是些来自中亚和西伯利亚的非法移民。周末的比赛则是另外一种场面和节奏——那是一种加装了军事义肢的超级搏击比赛，为维苏地下城独有，为的就是淋漓尽致地展示暴力，以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让他们加入当晚甚嚣尘上的赌局中去。
这种比赛的拳手多以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为主，他们身材瘦弱，无法在周一到周五的比赛中同中亚人与西伯利亚人抗衡，但加装军事义肢后，他们就变得分外强悍，比如带开山刀的机械手臂——赛事主办方出于颇有人性的考虑，规定刀刃必须由软橡胶封闭——可这又有多“人性”呢？如此强大的机械力，哪怕对手是被卫生纸击中头部，恐怕也挺不过一个回合。
但东南亚人的那种强悍，不仅仅在于身体上后现代式的改造。众所周知，这些走私自俄罗斯和欧美的军事义肢必须与神经末梢连接才能发挥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需要强大的机械手臂或者机械腿，就必须截掉血肉之躯的一部分，那种残酷由此开始——当一个人对待自己都是如此无情时，对待对手也就可想而知。
至于观众，他们称这为暴力美学——每每比赛结束，在酒吧里喝上几杯德国黑啤时，总会有人这么说。其实暴力就是暴力，哪有什么美学可言。说这种话的人，要么生活优渥，要么从未被地下的混混逼到过墙角。
暴力就是暴力，我想，图逊会同意我的这种观点，但在酒吧时，他很少谈论与比赛有关的事情。
比赛结束后，他会点上一杯可乐坐在吧台的尽头。如果擂台上有东南亚非法移民死去，他就点上一杯伏特加，整晚看着这杯酒，仿佛在等待它蒸发。
我从未见他沾过一滴酒，也从未看他抽过一口烟。而他之所以这样做，看着一杯至少在今夜永不会减损的伏特加，或许是为了纪念那个死去的人。当然，这只是我的想法。图逊是地下自由搏击比赛的组织者之一，所以我根本没法从他的口中探寻答案。
我们俩的交流通常从深夜两点以后开始，大多数酒客在那时都已散去，余留一份凌乱的寂静。我为自己倒上一杯黑啤酒，然后走到吧台尽头，和这个喝着可乐的男人四目相对，接着我俩便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
三年里，我们聊过很多话题，川菜的做法、宇宙的边际，有一次甚至花了半个夜晚谈论量子力学与宗教的关系……这些话题聊起来多少有些怪异，却又不足以使彼此厌烦。我想，或许有一天我们会放弃那份顽固的克制，聊聊沉重的人生和彼此的故事，虽说现在我们还远未到那种程度——审视人生和加深友谊？我想我们还差那么一点儿心照不宣的默契。
就这样，时间一天又一天地流逝。有人死在了擂台上，有人挣够了钱后离开，新的人又到来。酒吧里总有人忧伤地喝醉。那些时光充满了一种黯淡的活力。
又一个周末，比赛结束后，图逊走进了酒吧。这一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身边多了个东南亚人。
那人三十五岁上下，整个右面颊被一块褶皱的疤痕覆盖着，另一半脸则英俊得不可思议，这样的反差徒增了几分很难说清的诡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