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从其拉丁词源humanitas开始，就突出了一切与“人性”和“人的文化”有关的学问、认识、道德和行为。因此人文科学很自然地成为人性和人的价值的理论结晶，最能体现人类本性的可贵品质及其无限潜力，成为人类文化及在其中体现的富有进取性和创造性的人类精神的自我表现。虽然，作为一个科学语词，The Humanities在西方只是从15世纪和16世纪，为区别于中世纪的神学而才开始被使用，但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作为以人性为基点的各种逻辑认识体系和研究成果，早从古希腊时代起，便已经随着人类文化总体的发展而存在并不断地完善。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昂·布伦斯维克（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在其著作《人类经验与物理因果性》（Expérience humaine et Causalité physique, 1922）一书中说：早在苏格拉底的时代起，人文科学的各种研究就试图引导人类本身正确地置身于具有自我判断意识的自身良心之上（见《人类经验与物理因果性》原版第576—577页）。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兼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则直截了当地主张用一种基于人性的道德去对抗有神论，显示人在神面前的威力：人不再信仰天上的神或彼岸世界的权威，人必须完全在人类经验之中证实其正义性。因此，人活着，应该坚信自己的职责并不是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而是服从关于保证人类幸福的最可靠的知识（Walter Lippmann，A Preface to Morals, 1929, p.137）。
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人文科学不愧是人的创造精神和人的尊严之最高理论表现。语言学、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哲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及其不断衍生而又相互融合的分支，构成了人类文化宝库中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奥妙的显示人类灵魂的知识精华的汇聚点。
这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指出：“对于会读历史的人来说，可以发现有一条令人赞赏的逻辑法则在发展着，在这一逻辑法则中表现了整个人类像一个整体一样活动着，像一个独一无二的精神那样思索着，并步伐整齐地实现其行为”（巴尔扎克：《著作集》，七姐妹文学丛书法文版，第一卷，第394页）。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人文科学，不管它有何等繁多的内容，何等不同的学科形式，何等激烈的对立观点和流派，归根到底，都是且也只能是人类精神和人性的概念化和逻辑化，也是人类意志和情感的语言凝结物。
因此，研究人文科学将有助于认识人类本身，认识人类文化的价值，提高人的尊严和道德，振兴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人文科学既然与人类整体紧密联系，它的发展也自然地维系于社会的发展。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结构的急剧改变，人文科学也产生了新的发展动向。这种动向，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人类及其整个文化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根本性变化。
1981年召开于法国塞夫勒（Sèvres）的法国人类学代表大会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人类学在其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似于哲学——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学与哲学在研究关于“人”的知识领域时，往往提出几乎类似的理论推理。同样，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哲学史也不断丰富着在历史运动中的人类学。人类学与哲学的相互渗透，或者说，人类学的哲学化或哲学的人本化，具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论上的根源。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自然科学界的许多新突破，使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向科学本身提出了所谓“合法性”（Legitimation）的问题。在同一个提问题的方向上，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们也相应地提出了人类文化构成的“象征化”或“符号化”（Symbolization）的问题。这种研究趋势表明：人类认识的途径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严格检验。1973年哈佛大学的杰拉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 1922— ）教授发表了两本很有分量的书：《科学的想象》（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科学思维的论题根源：从开普勒到爱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杰拉德·荷尔顿看来，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始终都从“源远流长的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中汲取最基本的营养。毫不奇怪，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们——诸如费耶阿本（Paul Feyerabend, 1924—1994）、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等人——也亲自深入到哲学认识领域中，提出了震撼人类文化根基的深刻问题。西方文化把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概括成“科学与文化的现代性”（Modernité）。这一范畴的表现表示了人文科学和整个文化的新纪元的到来。
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推翻人文科学，反而更进一步地证实了：人文科学并非像经常那样被看作是“不确定的”知识体系，而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根植于人类精神本身。毋宁说，作为人的价值在知识大树上结成的果实，人文科学更有理由成为自然科学与整个文化的逻辑基础。
如果说，在古典时期，人们习惯于把人文科学基于历史的发展，因而把历史学看作是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如同数学被传统地看作自然科学的基础那样，在当代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中，语言学的突出作用已经不证自明了。一切科学，归根结底，是在语言中展开并证实其“合法性”的。语言是人类文化的基础和创造手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语言学研究的许多传统封锁线，使语言研究成为揭示人类精神奥秘的钥匙。打通语言之门，就如同使一位哑巴说话一样，顿时也撬开了思维之窍门，径直沟通了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流。因此，语言学的研究全面地推动了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学及美学的发展，也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于是，在人文科学中，一种所谓“沟通（或传播）科学”（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和“沟通哲学”（Philosophie de la Communication）也应运而生。这类沟通学开辟了新的认识领域，为一切科学和所有的人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可能的前景，也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走出原有的传统领域。
语言学的研究也向历史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如果说推崇理性的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26—2016）也承认历史的优先地位的话（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1981）；如果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注重研究人类性情形态和人的认识体系的历史的话（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那么，语言学的研究就直接地揭示了“历史之赋予存在以形式”的重要作用[见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és, 1914—1984）的著作《面对死亡的人》（L'homme devant la mort）]，也同样地揭示了历史作为“叙述”（Narration）之本来面貌。作为科学方法的“叙述”乃是具有“认识论战略地位”的科学知识的基本方法——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在其最新著作《时间与记述》（Temps et Récit）三卷本中就把研究焦点集中在Récit（记述）之上，显示了历史学本身因现代科学与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冲击而发生一次“大爆炸”（Big Bang）之复杂情形。
总之，科学技术的新成果，作为人文科学基础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的新突破，作为直接以“人及其文化”为对象的人类学的深化，以及一系列对人类认识过程产生根本影响的社会因素的出现，促使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相互对话的过程中，在同社会政治生活既保持联系、又保持本身独立尊严的处境中，向着人类共同体的“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和人类意识的“微观现象”（Microphénomène）进行更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加固了人文科学在人类文化总体中的特殊地位。
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人文科学丛书》[1]，当然从形式上来看具有通俗普及的意义，但就基本宗旨而言，乃是人文科学本身在当代社会中进行自我确立的一种尝试。因此，它渴望一切珍爱文化和尊重人的尊严的人士的爱护和支持。愿这知识之花在成千成万的文化爱好者的浇灌下茁壮成长！
高宣扬 谨识
1987年初冬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