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华社在陕北的十三年
陕西延安在新华社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十三年中，陕北特别是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指挥中心和革命大本营，与此相适应，党的新闻事业也以陕北为中心进行开拓和发展壮大。当年，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宣传单位，主要以清凉山为阵地，担任了党的“耳目”和“喉舌”的强大重任，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
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同日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红军长征开始后，原担任播发红中社新闻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政府电台及其人员，大部随军长征。只留下部分人员在瞿秋白领导下，在苏区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新闻文字广播停止。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初，党中央机关移驻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11月25日，在任质斌主持下，红中社文字广播与《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同时恢复，广播呼号仍为“CSR”，同时继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并出版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1936年春任质斌调总政工作，向仲华调任红中社社长，并任《红色中华》报（后改为《新中华报》）社长。
据向仲华同志回忆，1936年7月初，党中央从瓦窑堡迁往保安县（今延安市志丹县），新华社也随同迁往保安。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县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开始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为了便于党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苏区（“七七事变”后改称陕甘宁边区）对全中国人民的影响，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改名为《新中华报》，于1月29日起在延安出版。当时新华社与《新中华报》仍为同一机构，两块牌子，归属中央党报委员会管理。（据向仲华：《新华社的初创时期》，原载《万众瞩目清凉山》，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1940年底，新华社试办口语广播。1941年1月26日，《新中华报》刊登“新华社启事”，称“新华社广播电台决于二月一日开始播音，除报道国际国内及抗战消息外，并经常有音乐、名人演讲、科学常识、日语、革命故事……等节目，欢迎各界自由收听”。新中华社后统称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这个社名一直沿用至今。
二、延安清凉山——红色新闻山
清凉山位于延安市区、延河北岸，山高100多米，方圆约4公里，也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纪念地之一。
1937年1月，红中社随党中央由保安县迁到延安后，社址设在城内。1938年3月，由于日本飞机队延安连续轰炸，新华社社址从延安城内迁到清凉山。1939年2月，新华社社址从清凉山迁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1941年5月，中央决定《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出《解放日报》，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一起搬到清凉山上新打的窑洞里。6月，新闻台也从30里外的盐店子迁到了清凉山。过去新闻台抄收电讯后，要派人送稿，往往要耽搁两三个小时，现在与编辑部在一起，大大加快了新闻的时效。自《解放日报》创刊后，新华社抄收到的中外电讯，其中不宜公开发表的部分，改由内部油印出版的《参考消息》刊登，专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据在延安时期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吴文焘回忆，当时新华社稿件的第一个用户就是《解放日报》，除了延安周边的新闻由报社自己的记者采写外，国际新闻、各解放区的消息以及国统区的消息都是由新华社提供的，因此新华社是《解放日报》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同时，新华社的电讯稿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各解放区，成为各根据地报刊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在国统区，一些进步人士和党的地下组织抄收新华社电讯稿，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和中央社也是抄收新华社稿件的。为了加强对外新闻宣传，新华社在延安还开通了英文广播，1944年8月8日开始试播，9月1日英文广播正式开播，每天播出量为十几条英文消息。据吴文焘回忆，当时每天中午中、英文广播稿都完成后，新华社会雇用当地一名可信任的老百姓做送稿员，由他步行三四十里，将稿件送到军委三局的发报台，当天夜里将稿件播发出去。为了保证稿件按时送达，有时河水上涨，送稿员还要将稿件顶在头上游泳过去。1945年8月10日晚上9点多，新华社接收到路透社发来的一条日本接受投降的急电，吴文焘立即找社长博古汇报，但博古同志不在，他便直接通过电话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当天午夜时分，中央就下达了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延安总部第一号令，勒令日伪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出去。此后，中央又接连发出六道命令，要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恢复交通和城镇秩序，可见这条消息的重要历史作用。（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调研部：《一位世纪新闻先驱的历史讲述——访延安时期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中），载《老年生活》杂志2009年第一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山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陈毅同志曾赋诗《赞“七大”开幕》云：“百年积弱叹华厦，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因此，清凉山被称为红色延安的“新闻山”，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清凉山于1956年8月6日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全国三大红色教育基地之一。（据刘妮编著：《清凉山记忆》，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三、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四大队”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地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当时敌我兵力悬殊，敌强我弱。根据部署，中央机关和群众陆续撤离。
据延安时期在新华社新闻台工作过的张连生同志回忆，3月14日晚，新华社部分人员带着行囊摸黑翻山越岭，向事先建立的子长县（瓦窑堡）战备点转移，留下部分人员在延安坚持工作，直到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前夕。3月18日傍晚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先期到达子长县战备点的工作人员迅速接替业务，不让广播中断。19日胡宗南率23万大军进驻延安，结果扑了空，只占了一座空城。
我军撤出延安后，廖承志率领新华社大多数人员前往太行寻找新工作点。范长江则领导留在子长的人员，在一座简陋的庙里播发陕北战场和全国战场的战报。直至国民党军逼近子长，他们才带着电台，急行军转移，追赶中央机关队伍。（见张连生：《难忘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载《纪念新华社建社75周年征文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又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住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由叶剑英、杨尚昆负责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的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4月11日，任弼时在青阳岔村外山沟里召开中央纵队全体同志会议，宣布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新华社工作队叫“四大队”，大队长范长江，副大队长耿锡祥。“四大队”最初共有40余人，组成3个分队开展工作，第一分队为编辑和英译人员，第二分队为电务和中译人员，第三分队为行政后勤人员。张连生说：“这样，我和四十来位新华社同事由范长江同志带领，跟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后因工作需要，“四大队”工作人员调进调出，到当年11月中旬工作人员达到107人。
“四大队”的主要任务，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信联络，一方面传送解放军总部的战报和中央领导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党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的请示报告。三是抄收太行总社的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四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分社记者的报道业务。“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与太行总社紧密配合，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任务。（据《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跟野战部队一样，辗转于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与国民党军周旋。每到宿营地，“四大队”就迅速架设天线、安装机器；用老乡家的门板当桌子，抄收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国民党中央社等国内外通讯社的电讯；给总社传送解放军总部战报，中央领导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时评等文稿；趴在炕沿或灶台上，甚至就着膝盖编译稿件。每天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参考消息》，供中央机关领导阅读……在这期间，新华社的许多重大新闻和重要社论、评论，都是经四大队电发太行，由临时总社播发全国的。
张连生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大约是十比一。胡宗南仗着自己兵多，急于寻找我军的主力决战，又是派飞机四处侦查，又是用无线电台监测，并悬赏谁能监测到毛泽东的电台将赏金30万，谁能监测到彭德怀的电台就赏金20万。然而，毛泽东、彭德怀的行踪始终也没有让他们搞清楚。为了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一面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另一面则密切地关注和收集敌台的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儿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汇报给毛主席。那时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驻地是王家湾，离马蹄儿沟还有几十里地，而四大队住在高川，距王家湾不远。当晚胡宗南部以四个半旅的兵力向马蹄儿沟方向进发，而王家湾是胡军袭击马蹄儿沟的必经之地，中央机关立刻向山上转移，同时命令四大队也立刻转移。“当我们走近山口时，看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站在雨中，正在等我们呢！他们说，由于情况紧急，其他大队都已进山了，因为怕新华社的同志们走错了路，才在这里等我们的。见到我们都赶上来了，他们才放心地同我们一起上了山。”想起当时情景，张连生难抑激动。追军紧逼，又遇狂风暴雨，大家相互扶持，前后照应，在崎岖泥泞山路上艰难行进，安全转移。这年8月，中央机关“牵”着国民党军，辗转于深山大谷中。不巧又遇大雨，河水暴涨，当时追兵两面逼近。情况相当危急。面对滚滚河水，驮器材的牲口死活不肯下去。范长江指挥四大队十多个小伙子跳入及胸急流组成人墙，饲养员前拉后赶，其他人在两边吆喝推护，硬把几头驮骡拖过河。好几次就这样转危为安。（据张连生：《难忘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载《纪念新华社建社75周年征文选》。）
1947年，解放战争的形势非常严峻，陕北战场更为全国人民所瞩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是：陕北地区总人口不到200万，西北野战兵团的兵力不过三四万；而国民党占据全国广大地区，投入陕北地区的兵力达30万之众。敌强我弱，力量悬殊。中共中央能否安全转移，渡过难关，人民群众十分关注。新华社的陕北电讯，维系着全国民众的心。四大队从1947年3月离开瓦窑堡，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途经12个县，先后住过37个村庄，大的转移有8次，依次是：清涧县孙家河，靖边县青阳岔，安塞县高川，靖边县悬梁峁、牛家沟，佳县槐树峁、闫家坪，米脂县杨家沟，行程数千里。生活艰苦，常以黑豆、酸菜充饥；以门板、磨盘、灶台作办公桌；环境险恶，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况下工作，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转战陕北时期，“四大队”向太行总社发去中央领导同志撰写的新华社社论、评论等文稿达70多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1948年4月22日，范长江率领的“四大队”随同中央支队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新驻地。（据《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特别是新华社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画卷。
第二节 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个分社——红中社西安分社
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时成立的新华社历史上最早的分社——红中社西安分社。
一、红中社西安分社的创立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12月13日，在陕北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以“西安电”为电头刊发了《西安抗日起义 蒋介石被扣留》的新闻稿。12月16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志到西安调停。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
为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扩大宣传我党主张，周恩来于12月19日给毛泽东、博古发电称：“毛博：决定在西安设红中通讯社，请注意广播宣传，并将所有公开电报、信件及宣传品均用广播发出，布置发报散布（播）时有补（充）者亦编入。周 十九日”。周恩来指定由上海到西安搞地下工作的陈养山同志负责筹建红中社西安分社，抽调参加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的人员有陈克寒、陈泊（也叫布鲁、布洛）。“红中社西安分社”，是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分社性质，它的任务是向西安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西安红军办事处抄收的“红中社”新闻和我党发布的文告、宣言等。
事有凑巧，这回又是“三陈”，即陈养山、陈克寒、陈泊相伴办通讯社。因为，30年代初期陈养山在上海办过一个名为“南华通讯社上海分社”的通讯社；1935年他和陈昌、陈克寒在重庆办过一个名为“新四川通讯社”的通讯社，对办通讯社他算是有些经验。因此，陈养山领命后几天内便建成了红中社西安分社。
红中社西安分社建成后，党中央决定交陕西省委，由省委宣传部部长李一氓负责管理，陈克寒、陈泊留在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陈养山调党中央西安情报站工作。1937年1月红中社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红中社西安分社也随之改用“新华社西安分社”的名义印发稿件。（据《隐蔽战线福将陈养山传奇》，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9月出版。）
据李一氓回忆，1936年12月24日，他乘坐张学良派往延安的飞机飞到了西安，“大概在第二天，博古代表中央，把我们召集到一起，宣布建立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并确定了职务的分工”，贾拓夫担任省委书记，欧阳钦当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等等。李一氓任宣传部长后，即负责红中社西安分社的工作。关于红中社西安分社这段历史，李一氓写道：“因为当时正在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形势变化很大，而党中央的态度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西安办事处每天把延安的电讯收下来，转交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编起来，油印成新华社通讯稿，向西安的党、政、军和新闻机构发送。干这个事情的有陈克寒和布洛两个同志，天天如此……我们这个新闻稿的油印发行大概进行了五个月。”（据《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西安分社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周恩来审定了西安《解放日报》、红中社西安分社的宣传纲要，并对宣传工作给予指示。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等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博古曾前往西安分社看望工作人员，并研究发稿等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国民党政府接受张、杨的主张，停止内战，走向抗日。为此，红中社先后播发有关西安事变（包括释放蒋介石）的消息多条，以及《要求蒋介石履行其诺言》的社论。西安分社将抄收到的陕北红中社播发的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和评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出兵中国，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决心发动内战，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压力接受张、杨的要求同意抗日，张、杨释放蒋介石等消息，及时发给西安各报和社会团体，受到各界的欢迎。12月30日，红中社播发了《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谈话》。这篇谈话针对蒋介石在洛阳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指出蒋介石是接受了六项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诺言；蒋氏果欲从此次事变中求得深刻教训，在于“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之错误政策”。红中社西安分社将这篇谈话油印散发，产生了很大影响。（据《新华通讯社史》，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红中社西安分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在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完成了它应负的历史使命。1937年3月，随着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返回延安，它便相应结束了自己的发稿业务。它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以及在红中社改为新华社的历史转折点上，它的存在却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重要地位。
二、西安七贤庄与红中社西安分社
七贤庄位于西安城内北新街中段，占地面积13600平方米，为典型的关中民居建筑。由陕西省银行投资修建，1934年冬动工，1936年6月落成，由西向东依次为10个院落。竣工之日，西安文化界名人陈柏仁借晋书“竹林七贤”之雅传，为这处建筑群题名“七贤庄”镌刻于庄首。
1936年4月，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推荐，从上海前往西安，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刘鼎陪同张学良参加了肤施（延安）会谈，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派遣刘鼎其后以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的身份，致力于我党同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周恩来还指示刘鼎尽快在西安建立一处秘密交通站，设法采买陕北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刘鼎回西安后即着手筹办秘密交通站。他设计交通站应是一所医院，这样经常大量的药品器材进出就有了方便的借口，且容易瞒过特务的耳目。为此他专门去了上海，请熟识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帮助物色人选。经史沫特莱推荐，刘鼎结识了德国共产党员、牙科医生温奇·海伯特（中文名冯海伯），俩人交谈中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一起商定在西安开诊所、建地下交通站。
1936年6月，冯海伯与助手携带自己的设备和药品来到西安。刘鼎雇了一辆黄包车，邀冯一起游览古城并查勘医院地址。他们看了几处房子后，认为新落成的七贤庄北靠城墙、东临火车站、南连杨虎城官邸，这处高墙环绕、门户严实的深宅大院，是掩护地下活动的好地方。刘鼎即以200块银元的押金，租用了总面积1360平方米的七贤庄一号院。很快，一号院挂出“德国牙医博士冯海伯诊所”的铜招牌，牙医诊所正式开业了，这里同时也就成了中共地下交通站。不久，冯海伯又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这一招牌给刘、冯他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鼎通过各方关系购买的药品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西安，积攒到一定程度就设法运往陕北。
这个牙科诊所还成为陕北红中社电台广播的转播扩大站。为了沟通陕北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电讯联系，中央决定在西安七贤庄设法安装一部无线电台。1936年9月的一天，正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通信技术专家涂作潮（代号“木匠”）接到中央指示，命令他尽快前往西安、进入苏区（陕北）。于是，涂作潮于1936年中秋节（9月30日）前到了西安，化名蒋贵庭，住在东大街的西京饭店。刘鼎与他接上关系后，叫他装一台能同陕北通报、花钱最少、体积又小的电台。他立即动手，先是用15块大洋买来一台日本收音机，用了两天时间将其改装成一部5瓦“哈特莱”式电台。两天后，刘鼎告诉他，和陕北联系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由于市内干扰大，声音小，在市外声音则大一些。接着，涂作潮又应刘鼎的要求，装配了一台能用干电池做电源的5瓦电台，并亲手做了一个装电台的木箱子。这部电台小巧灵便，便于保密和机动，可避开国民党当局分区停电的测向侦察。“西安事变”前夕，上级要求装配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涂作潮从刘鼎那里受领任务后，即冒险上街采办零件。有的零件在西安买不到，他便开好单子，由刘鼎派人乘飞机到上海去买。由于刘鼎有中共驻东北军联络代表的身份，这部电台在西安城内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装配，装好后刘鼎派人用卡车把涂作潮和那部100瓦的电台从张公馆拉到了七贤庄，把电台安装在一号院前工字房的地下室里。（据《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3期《发现父亲涂作潮》；及涂作潮之子涂胜华提供的《木匠的回忆》。）
七贤庄一号院共由四进小院组成，这个地下室位于第二进的前工字房下面，是随院内建筑一起修建的。地下室面积共45平方米，为一个套间，里间在东边，面积14.5平方米，外间在西边，面积30.6平方米。为了避免暴露，刘鼎他们又在地下室内的地面下开挖了一个小地洞，洞口小、下面大，洞口东西宽0.6米、南北宽0.8米，地洞垂直深度2.1米，洞内向北掘进，高约1米多，东西宽约1米，南北长约1.5米，洞内面积约1.5平方米，将手摇马达发电机放在地洞里，报务员工作时用木板、棉被将地洞口从上面盖住，以减少机器噪音。冯海伯还在地下室电台工作的时候，在地下室上面的屋子里把自己的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限，以掩盖电台工作时发出的声音。
七贤庄地下室的电台，在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鼎和陕北派来的彭绍坤一起在这儿工作，白天接收陕北红中社的战报消息及有公开明码的党的宣传文件，夜深人静时又将收转来的消息转播到国内各地和苏联、日本、南洋等遥远的地方。（据《西安七贤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不幸的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凌晨，城内枪声四起，冯海伯不明其故，离开诊所打探消息，不幸被流弹击中，经抢救无效而牺牲。12月21日，冯海伯被安葬于古城西安南郊。此时叶剑英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住在西安七贤庄，他对冯海伯的牺牲深为悲痛。他对大家说，冯海伯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献身，我们要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并永远记住他。并明确指示在冯海伯同志的遗体上，要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据齐佩芝：《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载《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红中社西安分社成立，七贤庄一号院地下室的电台即成为西安分社接收红中社（1937年1月改名新华社）从陕北发来的新闻和我党文告、宣言等重要文件的阵地，其主要内容直接和解决“西安事变”、宣传党的有关抗日主张。接收的内容由陈克寒等人刻版油印成新闻稿和传单，向西安的党政军机关和新闻机构广为发送，在报界和群众中迅速传播，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
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业务部副主任王路平介绍，当年七贤庄不仅有电台接收条件，也有文印条件。红中社西安分社的油印稿件和传单，很可能就是在七贤庄印刷的，同时不排除也拿到其他地方去秘密印刷。
1937年2月，七贤庄地下交通站成为红军联络处（又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爆发。红军联络处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八办），除继续租用七贤庄一号院外，又先后租用了四号院、七号院和三号院，总面积达5400多平方米，直至1946年9月10日八办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七贤庄作为我党在古城西安的一个重要阵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保护七贤庄革命旧址，1959年成立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八办旧址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中宣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据《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八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西安七贤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三、红中社西安分社“四杰”
在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过的共有四位同志，他们就是李一氓、陈养山、陈克寒、陈泊。
李一氓（1903年—1990.12），四川彭州人。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追求革命真理。192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9月到中央苏区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并主编《红色中华》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在此期间曾负责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大连大学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等。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1990年12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陈养山（1906—1991.2），浙江上虞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与组织了上海“五卅”运动。1926年冬被派到家乡浙江做统战工作。1928年起，在周恩来、陈赓等直接领导下的中共特科工作。1931年后，先后在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负责筹建了红中社西安分社。1940年6月调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兼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党校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安市公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南京和华北公安局局长，司法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
陈克寒（1917.7—1980.7），浙江慈溪人。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进入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次年到延安新华社工作。1938年任《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1939年1月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1942年5月任晋东南《新华日报》华北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1943年秋回延安工作，1945年后历任新华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1948年冬到西柏坡，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兼副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长、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致残。1977年11月任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任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7月10日在北京病逝。
陈泊（1909—1972.2），又名布鲁、布洛，原名卢茂焕。广东乐会人。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琼崖工农红军任副连长。1928年由于海南琼崖革命斗争受挫，被迫远走印度尼西亚，次年在雅加达与马来亚共产党取得联系，任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开始以布鲁为别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参与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回延安后到抗大学习，历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科长、绥德保安分处处长等，负责中央及地方治安保卫工作，被誉为延安情报界“三大奇才”之一，毛泽东称赞其为“延安的福尔摩斯”。后任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及松江、吉林、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50年代蒙冤入狱判刑10年。“文革”中又受冲击。1972年2月含冤离开人世，享年63岁。1980年陈泊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李一氓、陈养山、陈克寒、陈泊四位同志，在红中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期间艰苦卓越的工作，成为新华社历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第三节 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调动优势兵力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我党则针锋相对，实行自卫反击，进而全面反攻，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为了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的新形势，新华社在一些新解放区相继建立起分社，同时在各野战军中建立了前线分社和支社，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报道网。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分社（亦先后称西北前线分社、一野总分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相继成立的，它们都是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前身，总分社还是西北各省区分社的创建者和分社成立初期的上级领导机关。
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成立
1947年2月19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西北新闻社成立，由李卓然、杜桴生任正副社长，胡绩伟、金照任正副总编辑。在报纸方面，除扩大和加强《边区群众报》外，在通信工作方面，该社实际上担负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任务，建立延安与各分区之电讯联络，加强西北通信与广播工作。5月27日，西北新闻社改组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当时，西北总分社与《边区群众报》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三位一体”进行工作。
1947年3月，解放日报社派出胡绩伟率领杜鹏程、延国民、雪凡、刘星全等到西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进行军事报道。月底，与新华社总社派来的刘祖春、林朗等人会合，建立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由胡绩伟任社长。是年6月，新华社西北野战分社在原有的前线分社基础上正式成立。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鲁直兼任社长，总社指派田方和普金先后交替轮流负责野战分社的日常工作。1947年6月至10月，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由田方主管；1947年11月至1948年11月，1949年5月下旬至1950年7月一野总分社撤销为止，由普金主管。
1948年1月1日，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通讯工作的指示，指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前线分社（简称新华社前线分社）为野战军政治部一个部门，负责本军对外报道之责任。新华社前线分社依据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野战军政治部一定时期宣传方针，具体布置新闻通讯工作，有计划有组织进行各种报道。1948年8月15日，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通讯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纵队政治部成立新华社前线支社，由纵队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兼任社长，接受前线分社的业务领导，领导本纵队的新闻通讯工作，经常向前线分社发稿，有计划地进行对外报道。支社下设编辑一人，记者数人（做到至少每旅一个记者），其人员除前线分社派出者外，由各部选调适当干部充任。编辑一人留驻支社负责与记者、通讯员联系，并进行必要的采访工作。记者、编辑生活供给，统一归纵队政治部颁发，由纵队造册向野战军后勤部门报销。
据资料记载，到1948年9月，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为李卓然，副社长杜桴生，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林朗（管总分社）、金照（管《边区群众报》），下辖关中分社、西北野战分社，还有各分区工作组（相当于分社）。
为了迎接胜利在望的西北解放的形势需要，西北总分社在陕西及周边地区相继组建了三边支社，由冯森龄负责；黄龙支社，由午人负责；陕东支社（后改为大荔支社），由张光负责；渭南支社，由李言年负责；宝鸡支社，由蓝钰负责；彬县支社，由刘甲负责；三原支社，由雷阳负责；陇东支社，由叶滨负责。这些支社同先期成立的前线分社互为配合，向总社采集新闻。直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总分社随西北野战军进驻西安后，支社陆续撤销。随着入城后的形势变化，原来三位一体的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分开独立工作。由林朗任西北总分社社长。
二、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的战地报道真实记录了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新华社除留有一支精干工作队，由范长江带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外，大队人马则东渡黄河，转移太行解放区。总社撤离延安后，西北总分社就担负着陕甘宁地区的报道，并承办《边区群众报》（即后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前身）。西北前线分社由林朗、毛岚、田方、刘漠冰先后任主编。担任战地记者的先后有杜鹏程、汤洛、汪波清、马光耀等。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当时和群众日报社是一个单位，由胡绩伟任《群众日报》总编辑兼西北总分社总编辑。
西北总分社和前线分社的同志们转战在西北前线，采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战地消息。例如，1947年5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记者林朗采写的通讯《记蟠龙大捷》，以生动的笔墨记述了蟠龙大捷的战斗过程及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支持。这篇战地通讯2001年被收入《新华社70年新闻作品选集》，载入史册。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西北野战军今日收复延安的消息。这是西北战场继宜川大捷后我军又一个重大胜利。4月23日，新华社播发记者汤洛写的延安通讯《毛主席万岁》，生动地反映了胡宗南侵占延安期间，老百姓参加游击队，巧妙打击敌人，热爱毛主席的事迹。
据《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载，在回到延安后，为了做好政策宣传，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三边、陇东、绥德、黄龙几个专区建立或加强了记者组，在离延安较远的地区增设了电台联络，在延安直属地区加强了采访组，还派出了十个记者参加土改工作团的采访。各地稿件很快由每月二百多件增加到一千多件。这样不仅能从西北野战军前线分社迅速地掌握西北各战场和新解放区的情况，而且对老解放区的恢复和土改、救灾、生产、工作等，也能作一些比较具体的反映。
1948年7月7日，新华总社在致东北等总分社的电文中，介绍了华北和西北野战军前线分社的几点经验供作参考。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前线分社（简称前分，下同）业务上归总分社领导，总分社派遣适当与可靠人员到兵团去组成前线分社。二是前分规定为兵团政治部之一个组成部分，分社社长由政治部宣传部长或副部长兼任，总分社派去之负责人作前分之编辑主任或副社长。总分社调动前分记者应经过政治部，政治部亦不得调动记者作别的工作。三是前分记者必须思想上生活上入伍，本身做好一个模范政工人员，以打破单纯的业务观点与在军中作客之错误思想。四是前分之任务除报道新闻外，并可编辑前线政治部报纸，收听新华社文字口头广播与参考消息广播供首长参考，及建立部队中通信采访摄影等工作。还有机构设置、后勤保障以及保密工作等，其经验共有八条之多。
1948年9月11日，新华社播发西北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写的战地报告《前线记者反映火线见闻》。前面按语说：“西北人民解放军某旅经四评（评斗志、评智慧、评指挥、评政策）整军与夏季大练兵后，在此次黄龙南线痛歼国民党军三十六师之役中，表现了惊人高涨的斗志和优良的战斗动作。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特将参加此次战斗的见闻，报告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及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甘泗淇主任。彭副总司令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这种深入战斗的作风与负责向党的领导机关报告情况的办法，值得提倡推广，特致函西北总分社，将该函予以发表。”这篇报告曾被报纸改以通讯刊登，2001年被收入《新华社70年新闻作品选集》。
西北总分社和前线分社（当时又称一野总分社）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进行了及时有力的报道。比如1948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新华社一野总分社进驻兰州，新华社播发了前线记者写的战报和通讯《解放兰州经过》。围绕西安及关中解放，西北总分社和前线分社于1949年5月21日至6月中旬，就先后采写播发了《我军解放西安》《游行庆解放西安人民欢迎我军》《锣鼓喧天庆解放西安十万人集会》《陕中我克咸阳》《陕中平原全部解放》《渭河以南克潼关蓝田等七城麟游山区之役我军俘敌万余》《西北我军陕中一月歼敌军两万七千解放西安及县城二十三座》等10多篇稿件，及时报道了我军的前线胜利捷报，反映了人民群众欢庆解放的盛况。
1949年9月28日，新华社先后播发消息：前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分别于9月25日、26日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5日，第一野战军一部在西北某地隆重举行进驻新疆典礼后，星夜兼程，赶赴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华社一野总分社记者沿途发出各族人民欢迎解放军和王震将军感谢新疆人民欢迎盛意等消息。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迪化，21日新华社根据毛泽东主席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指示精神，播发了时评《人民解放军到达迪化》，同日还播发了一野总分社记者关君放采写的通讯《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盛况》。24日，新华社又播发了关君放采写的稿件《迪化各族人民欢迎解放军》。
一野第二军于1949年10月12日从甘肃酒泉出发，经过5000多里的长途跋涉，12月到达新疆最西部的边境城市喀什，把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一野总分社记者杜鹏程随军采访，报道了我军指战员以坚韧毅力和顽强精神，战胜塞外风沙、少水、露宿戈壁等艰难险阻，胜利到达喀什的情景。新华社还播发了杜鹏程采写的《一野某部300余战士牵引千余匹骡马越过戈壁胜利到达哈密》等稿件。
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全面打响后，一野十八兵团开始向四川进军，顺扫陕南和甘南残敌，西北五省获得全部解放。新华社播发了《陕南解放旬阳》《解放汉阴、石泉、紫阳》《我军直迫川北解放汉中等7城》《关中各地区人民热烈支援解放军向汉中、四川进军》等稿件，讴歌了我军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三、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是西北各省区分社的前身及创建者和领导者
我军收复延安以后，西北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浩浩荡荡，势如破竹，席卷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展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分支机构，随着西北解放战争的进展，在各地逐步建立。所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亦称一野总分社），也是西北各省（区）新华分社的前身及创建者和领导者。
当时，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同时也是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是三位一体的西北新闻工作中心。群众日报（前身为1940年3月在延安创刊的《边区群众报》）报社人员创刊之初不到10人，进城时已发展到近300人；西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元旦开始向西北地区和全国播音。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西安。这时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即抽出120多人组成西安报业接管组，进行具体的准备工作，特别是进行关于新区的城市情况和政策的学习。5月15日，接管组离开延安向西安出发。5月20日西安解放，接管组也跟着进城，一方面开始对国民党原统治的新闻单位（《西京日报》《建国日报》《西北文化日报》《正报》《自由晚报》《时代新闻报》等）进行接管，一方面出版《新闻简报》，及时报道最新消息。5月27日在西安出版了对开两版的《群众日报》，6月1日正式出版对开四版的《群众日报》，大部分人员分两批先后到达西安会合。胡绩伟回忆说，群众日报社离开延安时近300人，进西安又接收了200多人，“一个500多人的大机关住进原来国民党省党部的旧址，真够气派！”也就是说，随着西安的解放，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即到西安发稿和办公。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同时宣布新华社甘肃分社成立。当时，报社与新华分社是合在一起的，《甘肃日报》社长阮迪民兼甘肃分社社长。1950年5月，甘肃分社与《甘肃日报》分开，成为独立机构，程堃任社长。
1949年9月2日，西宁解放。10月20日，新华社西宁分社成立。当日《青海日报》刊登消息：“新华社西宁分社今日正式成立，并已向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发稿。”当时，西宁分社与《青海日报》合在一起，午人任社长兼总编辑，乔迁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分管分社工作。1950年8月15日，西宁分社与《青海日报》分开，改为新华社青海记者组，归西北总分社领导，组长侯毅。1953年8月20日，改为新华社青海分社，侯毅任社长。
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新华分社承担了宁夏地区解放初期的报道工作。1950年6月，西北总分社抽调人员，前往银川组建宁夏分社，冯森龄任社长。
新疆和平解放后，1949年12月6日《新疆日报》（汉文版）创刊，7日新华社新疆分社成立（两家是一个机构）。1950年5月，一兵团分社与新疆分社合并，由西北总分社派出记者，充实和加强新疆分社，使之逐步健全起来。蓝钰任社长。
胡绩伟在回忆录中说，1949年，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这个“三位一体”的机构，已经面临分成三个独立机构的时候，分配干部“出现了问题”。总分社和群众日报5月进入西安，八九月份就要向甘肃（兰州8月解放）、青海（西宁9月初解放）、宁夏（银川9月23日解放）三省派出120多位新闻干部，紧接着新疆和平解放（9月28日），我们只好要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派出人员去接管和主持乌鲁木齐的三个新闻机构。这期间的干部调配确实是十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分配方案几经变动才最后拍板。
1950年5月3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根据中央新闻总署的决定，确定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一野总分社统一整编及建立陕西分社的方案。西北总分社根据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随即抽调进驻西安的19兵团新华社分社负责人张帆组建陕西分社。同年6月1日，新华社陕西分社正式成立，分社业务归属西北总分社领导。
西北总分社直接参与组建了西北各省（区）新华分社，加强对各分社工作的领导，同时十分重视记者队伍建设，注重对人才的教育培养。原西北总分社记者高向明在一篇题为《缅怀林朗》的文章中写道：当时，由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西北总分社先从延安大学的毕业生中选拔了一些年轻人，又在北京和西安招收了一批大学生。对于这些刚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年轻人，林朗等总分社领导不仅时刻注意从政治上提高他们的思想、政策水平，培养他们树立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而且鼓励并帮助他们大胆实践，多写稿件，扶持他们走上成才之路。当年在西北总分社工作的金鉴在题为《怀念林朗同志》的文章中写道：“林朗同志对青年人非常放手、信任。1949年我刚到总分社作记者时，水平很低，但热情高，一接到任务，立即东奔西跑，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多多益善地抓到手，并尽快地整理出来（不如说是罗列出来），然后硬着头皮交上去。然而林朗却似乎不太注意我的文字如何蹩脚，只很快地从中拣出主要的东西，改写成一篇可以发表的消息。……由于经常有稿件发表，还受到表扬。这倒使我感到不安，因为那些稿件与其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林朗等几位老同志改出来的，没有他们点石成金的妙手，我写的那些东西又如何能够发表？”金鉴回忆说，有一次，林朗派他采访途经西安开往前线的一支炮兵部队，在车站等了好久，列车才姗姗来到，等他采访完冒雨回到编辑部时，办公室一片漆黑，悄无一人，但总编室的灯还亮着。“我拉开灯刚刚摊开了稿纸，林朗同志便进来了，拍打掉我身上的雨水，和蔼地说：‘慢慢写，不要急，我在那边等你。’说着轻轻带上门出去了。待我写完稿墙上挂钟的时针正指着‘2’。林朗同志接过稿子，马上修改起来。第二天便见报了。后来，林朗同志还鼓励我入党……林朗同志一点一滴把着手教我工作，培养我成长，当我能独立工作时，他又无私地推荐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为了解决进城后西北各省区新华社分支机构及其它新闻单位业务人才的迫切需要，1949年底至1950年初，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意，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三家原为一个单位，对外三块牌子）在西安举办了一期新闻训练班，名称定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附设新闻训练班”。
1949年9月15日，在《群众日报》头版右上角报眼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附设新闻训练班招生启事”，内容如下：
“一、宗旨：吸收青年知识分子，给以政治的及新闻业务的训练，培养人民新闻事业所需之采访、编辑、资料研究、报社行政等方面的人才。
二、名额：四十名（男女兼收）。
三、学习期限：六个月。
四、地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
五、投考资格：凡愿从事人民新闻事业之男女青年，身体健全，无不良嗜好，年龄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曾在高中以上学校毕业，或有高中以上程度具有写作能力六、报名手续：报名时，须交最近二寸脱帽半身相片两张，填写履历表一份，并最少须持有下列证件之一种：①学校毕业或肄业证书；②文化教育机关工作证明书；③当地市县级以上政府或市县级以上的群众团体介绍信。无证明书或介绍信者，不得报名。
七、报名日期：九月十六日起至廿五日止，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
八、报名地点：东大街群众日报社。
九、考试科目：国文、政治常识、史地常识、口试及体格检查。
十、考试日期及地点：待决定后，另行登报通知。
十一、待遇：凡录取学生入学后，一切膳食、文具及讲义等，均由本社供给。毕业后，由本社分配工作，或介绍至各地新闻机关工作。”
招生启事发布后，许多有志青年踊跃报名。经过考试，这期新闻训练班共招收了40多名学员，于当年10月初开课，在西安端履门外的东柳巷，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培训。训练班主任是时任西北总分社编辑部业务秘书黄修一，授课老师有群众日报社资料室主任张思俊、新华社特派记者赵闻捷等。1950年3月底这个新闻训练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新华社西北各省（区）分社及报社、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
据这期新闻训练班学员、新华社陕西分社老职工李健伯回忆，训练班学习是紧张的、热烈的、愉快的，使大家学到了初步的革命理论和新闻业务知识。训练班结束后，他即和同学聂志魁跟随赵闻捷同志前往新疆分社工作，戚元贞等同志到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王永等同志到新华社陕西分社工作，韩国英等同志分别前往新华社甘肃、宁夏、青海分社（记者组）工作，张钦文等同志去群众日报社工作，还有些学员到了其他报社、杂志社或广播电台工作。
四、按照“建立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要求加强总分社及各分社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纪元。领导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新华社也从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通讯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195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新华社统一的决定》，指出：“使新华社成为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条件，现已成熟。过去新华社的各总分社、分社、支社是带着浓厚的地方性的。它们在工作上是以地方为主，组织上是受地方负责机关的支配。这种分散性，在战争与地区被分割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和必需的，但现在全国已基本解放，这种分散性已不需要，而且已成为一种落后和有害的现象。现在新华社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统一和集中。”4月25日，政务院新闻总署发出《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指出：新华社必须从组织上、工作上完全统一起来，发挥其国家通讯社的作用，真正成为代表国家发布新闻的机关。这两个决定，为新华社成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根据中央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于1950年5月31日，制定出《关于西北总分社和一野总分社统一整编及建立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新华分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内容共十一条。其中第一至第五条，明确了西北总分社的架构设置及任务要求。具体内容为：
（一）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根据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意见所做的决定：全国新华社的总分社和分社的组织和工作都统一归新华社管理，西北总分社及所属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五个分社，自六月一日起，即以新华社的垂直领导进行工作。同时并受当地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的政治领导与业务上的指导，并继续保持向各级组织及其负责人了解本地情况、取得党政资料、参加必要会议及进行一切采访的便利。
（二）西北总分社目前所担负的全部新闻发布工作（包括公告性新闻、领导部门的重要新闻、处理并发布西北各省重要新闻及向西部各省报纸发的电讯），自六月一日起交新闻局发布处接替。今后新闻局向各地发的电讯，由各报自行接收；同时各省报配备专人逐日向新闻局发稿（限于重要新闻，数量另行规定）。
（三）西北总分社及所属各分社，今后仍应与西北新闻局及各省宣教部门和报社保持业务上的密切联系，互相帮助。政治生活和学习生活可继续在统一领导下进行。
（四）根据新闻总署“关于全国原有部队总分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暂维原状）均与地方总分社合并，而由地方总分社负责继续进行部队的报道”的指示，第一野战军总分社与西北总分社合并办法如下：
1.解放战争期间西北总分社派至部队的编辑、采访人员及十九兵团分社全体编辑、采访人员，由西总新的建制下统一调整。
2.原由野战总分社主办的部队新闻训练班所培养的新闻见习人员，由一野政治部分配工作。
3.原由西总派至部队的电务、译电人员及电讯器材，应就新华社需要，同时照顾野战新闻台需要，作适当抽调。
4.今后部队报道工作，由西总及各省分社各设军事记者一人担任。不再另设军事报道小组。这些军事记者，应选择有部队报道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
（五）按照“凡过去通讯社完全附属于报社的地方，各地在建立通讯社时，应予以加强，使能负责报道该地重要新闻”的原则，我们根据实际的条件、需要和可能，并充分照顾各地报社的困难，确定只从宁夏日报抽回原由总分社派去的干部一名（程远），从条件较好的陕西抽回原由总分社派至陕南日报的干部一名（霍一禾）及在陕南作分社工作的干部二人。为了顺利建立起陕西分社，需要从原陕北分社及关中几个支社中，抽调四名干部。此外，新疆、甘肃、青海均不从报社抽调编辑、采访人员，必要时，当地报社应给配备若干行政的电务的译电的人员。
此《方案》的第六条至第十一条，明确了西北总分社及所属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各省分社的编制数量和干部配备。
西北总分社干部配备情况是：社长：林朗。采访部主任：莫艾。采访部副主任：李蕴辉。记者十五人（现有九人，尚缺六人）：赵文节（特派员）、张鸣（特派记者）、程予（特派记者）、汤洛（特派记者）、侯毅（正式记者）、顾铁风（助理记者）、范晋（助理记者）、王宗义（助理记者）、王体强（助理记者）。秘书主任：李蕴辉（兼），副主任：祁星明。资料二人：蒋璞、吕焕祥。机要档案二人：杨伏保、李淑贞。助理秘书：常淑贤（干部工作兼保管）。打字员一人：（缺）。总务科长：赵俊江。会计出纳：江立夫。事务员二人：黄宏祥、（尚缺一人）。生活干事：张静。收发兼传达一人，通讯员二人，公务员三人，炊事员三人，司机一人。（以上共四十一个岗位）。
西北各分社人员配备情况是：1.陕西分社岗位配备共34个，其中记者15人，社长张帆（兼采访部主任），副社长田方。2.新疆分社岗位配备共45个，其中记者20人（含计划培养少数民族记者5人），翻译5人，社长兼采访主任蓝钰，副社长张磊。3.甘肃分社岗位配备共15个，其中记者9人，翻译1人，社长兼采访主任程堃。4.青海分社岗位配备共10个，其中记者9人，翻译2人，社长兼采访主任延国民。5.宁夏分社岗位配备共7个，其中记者4人，社长兼采访主任冯森龄。
《方案》中还注明，新闻电台及译电两项业务，为用事业费自办，总分社及各分社的电务、译电人员共60名左右，未列入编制。
同年7月5日，总社给各总分社、分社发电，要求新华社的各级组织机构越简单越好，据此西北总分社决定将甘肃、青海、宁夏三个分社改为记者组，对外仍以分社名义开展工作。当时西北总分社的办公地址，在西安城内马坊门的一个院子，总共有20多间旧房子。
1950年11月，新华社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讨论了《新华社国内总分社、分社、记者组暂行编制表与分布办法（草案）》，对新华社在全国的地方组织设置及定编员额做出规定。确定全国6大行政区的地方总分社为总社的代理机关，负责组织所在大行政区的新闻报道，并代表总社领导所在地区的分社和记者组。对地方分社和记者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设置定编。
根据以上精神，西北总分社草拟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性质、方针与任务的决定》，其内容共十九条：
1.西北总分社是总社在西北地区的代理机关，同时又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及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经过总社向全国统一报道西北新闻的机构。
2.建立总分社独立的业务制度，加强与各领导机关的联系。
3.西北总分社应与群众日报、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及其他新闻机关，密切配合，互相帮助，实现在业务上和思想感情上的兄弟般的团结和联系。
4.西北总分社本着立足西北、面向全国的方针，集中力量做好向总社发稿，为其中心任务。
5.在西北地区，总分社负责采写或发布党政军民主要机关团体须同时向西北各报（西安、兰州、迪化、延安、南郑、西宁、银川）及广播电台统一发布的公告性文件——主要的法令、条例、布告、通告、命令、通电及重要会议和负责人重要谈话、演说等——西北一级由总分社统一发稿（需要时，在新闻局负责人主持下，群众日报、西北总分社应及时投入主要力量，进行统一的采写报道），各省的由各省新华分社向本地及总分社统一发稿。
6.由于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的中心问题，因此总分社的编辑、采访方针应着重和贯彻民族问题的报道，并派出重要力量深入民族区进行采访。
7.总分社今后在本社记者的专门采访、各分社来稿及群众日报与各省报的基础上，完成综合报道与典型报道的任务。
8.为适应西北由于地区辽阔、交通不便的情况而产生的需要，总分社将有计划地向各分社发稿（以便各地报纸登载），其范围为重要的文告、指示、负责人重要谈话及与西北各地有关的重要新闻。凡总分社直接发给西北本区（非经社的）的稿件，稿首用“西北讯”或“西安讯”，稿末注“西北总分社”字样，以明责任。
9.个别分社（如新疆）为适应全国报道的需要而与总社建立直接联系后，分社的日常业务，仍为总分社直接领导；与总社无直接联系的分社，如有重大而又紧急的新闻（这只是个别的），应利用电信局直接发总社。在总分社与各分社的关系上，应是总分社经常地指导各分社的业务，随时检查督促其新闻报道工作，并向总社报告各分社的工作，并应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10.全社及各分社人员，应严密掌握新闻报道的思想性、政策性、真实性、准确性和生动通顺。
11.通讯社一切报道必须着眼全国读者，严格执行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改进报道内容，增强报道质量，努力接近全国水平。
12.力求改进编辑采访工作，要求编辑采访人员增强政策观念，提倡注重研究实际的工作作风，主动的有计划的积累资料，掌握时机。动态报道力求简明迅速，综合报道及典型报道，必须深入系统，以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的。必须克服文字冗长，缺乏思想与漫无目的的毛病。
13.新闻报道中应增强分析、批评和指导作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以实事求是的方法，与人为善的精神，达到教育本人与教育大家的目的。
14.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的中心环节，在于加强理论、政策和业务学习，首先是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克服立场上左右摇摆的危险。在学习中，必须联系实际，掌握时间，稳步前进。
15.全社和各部门必须具体制定计划，经常检查工作与按期总结工作。
16.继续加强组织观念和纪律性，严格实行审稿制度（有关情况者，务须经有关工作部门审阅签字）；拒绝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新闻报道中的客里空现象，严格执行事先请示、事后报告的制度。
17.总分社及各部门负责人，应亲自动手写稿。
18.工作中的奖励与批评，应依据具体事例，及时地严肃地进行。
19.本决定经总分社编务委员会通过，并经军政委员会新闻局、西北局宣传部、新华总社批准后实行。
经过整编，西北总分社按照总社要求，很快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垂直组织体系，完成了分支机构组织调整，总分社及各分社的新闻报道工作随之得到了加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进行武装干涉，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新华社即派记者随军报道。1951年1月，新华社志愿军分社成立。1951年8月，西北总分社选派宁夏记者组记者郭普民、陕西分社记者刘尔宁，赴朝鲜任新华社志愿军分社记者，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报道。不幸的是，8月25日，郭普民等10余位同志所乘卡车在赴总部途中遭美机空袭翻车，入朝不到24小时的郭普民同志不幸牺牲，年仅26岁。刘尔宁同志参加了随军战地报道，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
五、确立“全国观点”搞好西北区新闻报道
新华社统一集中管理后，各分社一律脱离当地报纸，结束了新华社地方分社与地方报纸“社报合一”的历史。在此情况下，西北总分社及所属各分社按照总社要求，确立全国观点、消息总汇、内外并重等新闻报道方针，逐步建立包括文字和摄影、对内和对外、公开和参考的比较完整的新闻报道业务体系。从实际出发，不断加强新闻报道业务建设。
西北总分社1951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中说，“一年来，我们在执行全国第一次社务会议的方针上，是有成绩的，在联系群众和全国观点上，也比去年进了一步。从报道业务的成果上来检查，今年反映和推动实际工作的稿件比去年增加了，总社采用率也比去年提高了。去年后半年在纠正稿件零碎（这是当时的主要缺点）方面是有成就的，但只强调了‘综合’的一面，忽视了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的发现和传播。在全国第一次社务会议以后，开始注意改善这方面的情况，采写了一些比较好的稿件，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有长安县农民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公约的经验、青海省伊斯兰教人士组织宣传队宣传抗美援朝获成效、西安工商界开展捐献运动的经验、潼关县太要乡针对群众思想做宣传等；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青海省各民族治安模范大会、新疆军区枪毙反革命分子后陶峙岳发表谈话、一面回民民兵的旗帜、乌斯满在公审大会上的供词等；民族工作方面，有藏族甘甲、甲吾两部落草地划界经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流动贸易队、西北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经验等；在农业生产工作中，有兴平县四十七个互助组向全国小麦产区发动夏收夏选爱国竞赛、兴平县弓维舟小麦丰产等；在工业建设中，有西北两年来的工业建设、兰州王忠彦小组、摇纱工人翻了身等；在财经工作中，有兰州市工商界开展爱国纳税的经验、西北区开展货币管理竞赛的经验、西北各专业公司节约商品流转费用获成绩、宁夏水运土产日益畅旺等；在工作作风上，有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的领导方法、西北监委会采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获成效、农业技术员赵玉亭的工作方法等共五十多篇。可有可无的稿件也在逐渐减少中。今年1至10月，我们每天向总社发稿三篇（共发九百零四篇），总社平均每天采用两篇（共采用五百七十六篇），采用率为百分之六十四弱（去年后半年平均采用率为百分之五十二）。向总社发内部资料的工作也有所改进。”
对于1952年的工作，西北总分社认为总的情况是，“根据全国第二次社务会议的决定，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稿件质量、培养和提高干部、在少数民族报道工作上摸出一些规律三个方面，全年工作有很大进步。第一，写出了不少较好的稿件；第二，许多记者的工作能力都大大提高了；第三，特别重要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采写工作上，在农业区已初步摸到一些规律，在游牧区也进行了试验性的工作，绝对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写的记者，已感到有了一些把握——就是说，在如何采、写什么的问题上，心中有了一些底数，不像过去那样不可捉摸了。工作中发生以上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三反’以后，根据总社指示，各级组织都坚持和贯彻了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方针。1952年9月3日，新华社通稿播发了西北总分社记者顾铁风采写的《杨树斌创造圆架坐式排字法》一稿，通俗易懂地介绍了西安市青年印刷厂西北分厂厂长杨树斌创造的先进排字法，许多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新华总社专门发出通报表扬，称这是一篇好稿子。”
1953年3月1日至17日，新华社总社召开了编委会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建设消息总汇的任务。社领导吴冷西在《新华社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的报告中说，“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应该成为消息总汇。就是说，要充分地、及时地、精确地报道对人民群众有教育意义、对实际工作及斗争有指导意义的新情况、新事物、新人物和新经验。这是新华社的总任务。”西北总分社自4月份传达了总社编委会扩大会议的决定后，认真执行“消息总汇”的方针，到年底《工作总结报告》写道，“七个多月来，我们在执行消息总汇方针的过程中，已获得了显著成绩，这不但表现在稿件数量增加了（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扩大了报道面。”“稿件数量的增加，提高了干部工作信心，初步打开了报道工作的局面，为今后进一步贯彻消息总汇方针打下了基础。”这期间，总分社的摄影报道也按照“图片总汇”的要求起步发展。1953年前5个月，总社采用西北图片稿件15件，6月份总分社充实了摄影力量，第三季度总社采用西北图片稿件即上升到17件，留资5件。1954年1月至7月，西北各分社及总分社采编部共写稿件1033篇，其中总分社采用939篇（占90.9%），被总社采用729篇（占70.6%）。
解放初期，西北地区共有18个少数民族，660万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其人口只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但他们却聚居和杂居在祖国约27%的土地面积上（占西北全区土地面积的80%以上）。因此，西北总分社从1950年就开始把少数民族报道作为全部报道中的重点。随着新华社的统一集中，在1951年即确定西北总分社和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个分社都以民族报道为中心，开始着重钻研民族问题。总分社和所属各分社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慎重稳进的方针，报道了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事件，报道了各个时期的民族工作及其成就，着重报道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亲密团结，较大量地报道了许多民族地区的新气象、新面貌，通过这些报道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对此，西北总分社就加强少数民族问题报道总结出四条基本经验：一是“打基础”。从领导到一般记者重点“摸清情况”“搞清政策”，并较长期地轮流深入到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二是端正思想。首先在汉族记者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反对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对于少数民族及其人民有正确的认识。五年来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首先在所有汉族记者中进行这一教育，特别是通过采写中所发生的具体问题进行教育，就无法贯彻深入实际的采写路线，也就不能把“全国观点”和“地方实际”在思想上联系一体。三是正确认识实际，反对急躁冒进，反对地区落后论。这个实际包括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基本情况，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变化，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和国家的帮助下，文教事业和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变化，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普遍高涨。同时我们的记者了解掌握了许多地区的主要情况，在政策思想、采访活动和新闻写作上初步掌握了一些规律，有些汉族记者对于少数民族人民的语言也有了一些程度不同的了解。这些对于我们的报道工作都是有利的方面。四是教育和鼓励所属干部确立长期做少数民族报道工作的热情和信心。这些经验引起总社的重视，在有关资料上刊登。西北局宣传部也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记者在少数民族区采访的经验》加按语印发西北各新闻单位，认为这一经验“对于各地新闻记者采访工作都有好处”。记者闻捷与王安采写的《“团结井”——维吾尔族采煤工人中的第一批风镐手诞生了》，后被选入《新华社70年新闻作品选集》，成为新华社历史上重要稿件之一。
六、建立规章制度，规范工作管理
为了切实加强和规范新闻采访工作，西北总分社研究制订了《记者守则》（草案）。其中明确规定：
①必须遵守工作所在地区的政府、军队、党委公布与规定的各种法令与纪律。
②必须尊重各民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及各种禁忌事项。
③必须严格保守国家机密，严格执行本社保密守则。
④不得以记者名义对外发表新华社尚未公布的属于军事、政治和政策性范围以内的任何谈话。
⑤未经领导批准，不得私自向各报章杂志投稿。
⑥必须保持人民记者的坚定立场与艰苦作风，不得接受任何馈赠。
总分社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总社有关要求，研究制订了《采访编辑部工作制度》，其内容非常具体：
（1）急稿不得超过六小时，一般稿件不得积压两天（夜间或假日收到急稿也应即时处理）。
（2）对于不用或者留作综合的稿件，也须在上述时间内签注不用的简单原因；如原稿尚需补充，应即时提请来稿单位限期加以补充。
（3）发现分社、记者组原稿有政策性的错误或其它重大错误时，应随时做出提示，经社长审阅后发出。
（4）重要稿件或对稿件发生疑问时，必须查对可靠资料，并送交社长或党委有关部门审查后再行发出。
（5）编发资料应和稿件同样加工，并应十分注意保密。
（6）原稿均须分别保存，不得遗失。
（7）总社采用后，应指定专人仔细核对，对于有重要删改的稿件，得及时组织讨论，并通报分社、记者组。
（8）记者外出采访时，须按时完成规定的采访任务，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完成或须变更原来采访计划时，应事先请示或事后报告，说明原因。
（9）记者完成任务返社后，向组长或采编主任汇报（必要时作出书面汇报），重要采访必须经过采编部讨论作出书面总结。
（10）编辑负责处理分社稿件，提出分工范围内的报道意见，联系西北区一级有关部门，采写分工范围以内的西北区新闻和综合报道。
（11）主任或社长每月十五日前在部内传达全国和西北区的主要情况一次，并提出下月份报道重点的意见，组织讨论；同时即向分社、记者组发出报道提示。
（12）每月二十八日前统一批答分社、记者组的下月份报道计划，并连同本部报道计划报告总社。
（13）报道提示和报道计划应经社长审查后发出，并报告西北局宣传部。
（14）总社有关业务的指示、通报，收到后必须及时在部内传阅，或由主任或副主任作口头传达；重要指示必须在文到当日传达，必要时组织研究讨论，制定执行计划。
（15）工作总结：在每季度的前两个月（一、二、四、五、七、八、十、十一月）按月总结一个问题，后一个月（三、六、九、十二月）作综合总结。
（16）会议：每月月终举行检查工作会议一次，总结报道工作。每周星期日晚举行“周初检讨会”一次，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检查一周来工作学习和思想作风。
（17）学习：除假日外，每天学习三小时（包括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按照统一的学习计划进行。
（18）生活制度全社统一，每日均应遵守工作学习时间，在工作学习时间内非准假不得外出。
（19）采访介绍信，用采编部公章时，由采编部主任或副主任许可，用本社公章时，必须经社长或社长委托人批准。
西北总分社还先后制订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人事工作制度》《西北总分社保密守则》《秘书室工作制度》《电报文件抄传阅看办法》《摄影科工作制度》《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人员请假会客暂行制度》《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打字工作制度》《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电台工作暂行制度》《新华社西北总分社会计制度》《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关于本社财务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关于汽车自行车使用制度》《新华社西北总分社保管、领发、采购、器具使用与管理规则》《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干部、家属宿舍房租水电费暂行办法》《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夜餐制度》等10多个规章制度。
1954年5月，总社决定莫艾任西北总分社社长，已任总社国内部主任的林朗不再兼任西北总分社工作。吴玉森任总分社采编主任，张磊任副主任。5月26日，西北总分社社委会与陕西分社、西安分社社委会做出了关于总分社与分社合署办公的决定。
（人物小传：莫艾，江苏泰兴人。出生于1917年，上海政法学院肄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特派记者、副社长、社长。1955年后，历任新华社天津、北京、云南分社社长。新华社国内部第一副主任，《光明日报》负责人。2003年逝世。）
1954年8月，经新华社党组研究，根据中央关于撤销西北局、西北行政委员会的决定，西北总分社也随之撤销，原总分社及各分社主要干部作如下调配：（1）莫艾（西北总分社社长）、李蕴辉（陕西分社兼西安分社社长）、程堃（新疆分社社长）、侯毅（青海分社社长）、延晓（宁夏分社社长）、程远（西北总分社秘书）分别调总社和中宣部分配工作；（2）吴玉森（西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程予（陕西分社兼西安分社副社长）任陕西分社社长、副社长；冯森龄（甘肃分社社长）、张鸣（西北总分社工业特派记者）任甘肃分社社长、副社长，冯森龄（代职到马列学院学习）；霍一禾（总社民族组组长）、买买提（新疆分社第一副社长）、关君放（新疆分社第二副社长）任新疆分社社长、第一、第二副社长，买买提（到北京代职学习）；张磊（西北总分社采编部副主任）任青海分社社长。经总社批准，这次调整后，西北各分社人员编制为：陕西分社32人，甘肃分社32人（甘肃、宁夏分社合并，直至1958年），新疆分社31人，青海分社13人。西北总分社原有人员，部分同志分到各分社，另有部分同志调请地方党委安排。
1954年10月11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发布“公鉴”，称“本社机构现已正式撤销，自即日起停止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