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陕西分社从1950年6月成立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6年，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分社成立到1955年为初创、起步阶段；二是自1956年毛泽东发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号召，随着新华社在强化国家通讯社职能的同时，开始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时期，分社建设也进入了10年发展时期。
第一节 陕西分社的成立、人员设置及管理体制变化情况
古城西安1949年春迎来了解放。随着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几次战役的胜利，西安形势逐趋安定。参与这次重大战役的来自华北的19兵团进驻西安。1950年5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根据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新华社统一的决定》和4月25日政务院新闻总署发出的《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制定出《关于西北总分社和一野总分社统一整编及建立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新华分社方案》（简称《方案》）。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抽调19兵团新华社分社负责人张帆同志负责组建新华社陕西分社。
根据《方案》，陕西分社的干部配备情况是：社长：张帆；副社长：田方（兼）；采访部主任：张帆（兼）；记者15人：霍一禾（特派记者）、张坚（正式记者）、孙匠夫（正式记者）、杨拓（助理记者）、汪坚（助理记者）、席葆贞（助理记者）、刘尔宁（助理记者）、任毓琪（助理记者）、王永（助理记者）、刘询（助理记者）、陈静亨（助理记者）、段学泰（助理记者）等。另请陕西省委给配备4名熟练的新闻工作者，以便派至陕北、关中采访。分社人员配备还有：资料2人（戚元珍、王文玉）；机要兼档案2人（马林周、建奇）；秘书吕清泉；助理秘书高如兰（人事生活）；总务科长尚文书；事务员韩生玉；会计出纳段学娴；收发传达高桂旺；通讯员2人；公务员2人；炊事员3人。
从1950年6月分社成立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的16年间，陕西分社领导班子先后几次更迭。1952年6月，张帆调走，李蕴辉接任陕西分社社长，程予任副社长。
1954年10月至1958年1月，吴玉森任陕西分社社长，程予为副社长。
1958年2月至1960年7月，吴钢任陕西分社社长，朱波任副社长。
1960年8月至1963年11月，朱波任陕西分社社长，叶光宇任副社长（1962年8月调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
1963年11月至1966年8月，包小白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
分社初建地址在西安市北大街（现美术家协会院内），租用平房一间，条件十分简陋，采编人员坐于条凳上，围坐在一张大案上工作。不到两个月，又迁到西大街（现西安市公安局附近）的民宅内挂牌办公。1952年在新民街一商贾公馆处买了一块地皮，新建三层大楼和一些平房，作为西北总分社及陕西分社新社址办公。1954年西北总分社随大区撤销后，分社迁入新建三层大楼办公。
分社初建时，采编人员大致由来自华北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总社短期新闻训练班的学员组成。记者分工情况是：政治组有任毓琪、刘尔宁，工业组有汪坚、段学泰，财经组有杨拓、席葆真，农业组有刘斌、王永等。
1954年中央撤销西北局、西北行政委员会后，西北总分社也随之撤销，人员有了较大变动，西北总分社一部分年轻记者调入陕西分社，为分社增强了记者力量。是年8月，陕西分社编制为32人，其中记者队伍已扩大到17人。分社人员配备及分工情况是：分社领导2人（社长吴玉森，副社长程予）。工业记者3人（谭冰洁、汪坚、孙传镐），农业记者3人（刘斌、王永、段学泰），文教记者2人（黄成、戚元珍），政治记者2人（马光耀、任毓琪），财经记者2人（陈小江、谭斐），机动记者1人（缺额），摄影记者4人（盛继润、赵淮清、白英、姜国宪）。其他工作人员有：资料员张养科，代理秘书兼人事崔志英，总务兼会计黄丕基，文书组（机要、译电、打字、抄稿、档案）秦全喜、郝俊保、凌霄，司机张文福，收发李景文，通讯公务员李宗汉、刘文才、陈志英，炊事员魏春山、赵生华。另外，图片社编制1人（王鹤舞）。
在50年代初、中期，陕西分社较长时间实行了“新华总社与省委双重领导、以总社为主”的领导体制，分社内部实行社长负责制，党支部书记与社长职务一肩挑。
1958年4月，经新华社编委会、人民日报编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批准，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人民日报》，将《人民日报》各省（市）自治区记者站和各省（市）自治区新华分社合并。原《人民日报》记者站的工作任务交新华分社负责。新华分社既是新华社的派出机构，又是《人民日报》记者站，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为了加强对新华社各地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的政治思想领导，加速培养又红又专的记者队伍，改变新华社国内分社的管理体制，将新华社国内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的干部、财务、编制完全由省（市）区一级地方党委领导和管理，在业务上则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同地方党委实行双重领导。
1958年4月14日，陕西省编制委员会批准陕西分社事业编制为24人。1959年4月14日，陕西省编制委员会批复陕西分社增加事业编制20人，连同原有编制共为44人。1959年到1960年，分社从基层抽调了一大批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充实了记者队伍。在以新华社陕西分社、人民日报陕西记者站名义给陕西省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请求省委调给分社的8人名单中，就有3名县委书记、1名县委办公室主任、2名县委农工部部长。不长时间，分社记者队伍一下膨胀到32名，其中不少人对新华社的新闻业务不熟悉。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分社在三门峡库区和礼泉县建有农场基地。这些新进分社的同志大多轮流到农场基地劳动，分社又苦于难以适当安排工作。1962年9月19日，新华总社以《告分社新编制人数》为题发文通知陕西分社并抄送陕西省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已批准新华社国内分社精简方案。在精简方案中，确定你社（陕西分社）新编制为24人（领导干部2人，文字记者11人，摄影记者4人，技术和行政人员7人），暂列编外人员的名额待决定后另告，特此通知，请照此执行。”据此精神，分社将1960年前后调入的大部分同志或调往其他单位或让其归队。据资料记载，1962年从分社记者岗位调回原单位的就有来智章、李恭、徐志善、薛熙、苏伯翔、耿宝庆、张天成、梁金斗、杨培、翟忠显、刘志刚、高万源、芦秀鹏、宋国君、钟博、党根锁、张志忠、任秉鑫等19人。在此前后，还有部分老记者也以“不适合新华社记者岗位”等原因，被调往其他媒体或单位工作。这种在人员规模上不切实际的“忽高忽低”现象，也不同程度地伤害了不少干部的积极性。
1961年7月，人民日报社同新华社编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批准，对当时全部下放的管理体制又作了适当调整，决定新华分社在政治上、组织上、业务上接受新华总社、人民日报社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双重领导，并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领导为主。分社人员编制由总社决定，分社社长由中央管理。管理体制上忽上忽下的几番更迭后，基本上恢复到了50年代初期的状态。
1964年，浙江分社记者李新民调入陕西分社，惠金义、程秀峰、裴秀升、姜卯生等人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分配到新华社陕西分社，同年史美泗从北京大学分配到陕西分社；1965年，陈思禹从总社摄影部调到陕西分社，李玉巧从郑州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陕西分社。
第二节 陕西分社初创、起步时期的报道工作
从1950年6月陕西分社成立到1955年这段时间，可视作陕西分社初创、起步时期。作为一个新闻单位，陕西分社一建立就把工作重点放到搞好新闻报道上。新中国成立初期，集中宣传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方针，报道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开展劳动竞赛的生动事实，激励人们为争取国民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分社大量宣传了党和国家在建设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报道了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生动事迹。
1950年底，分社社长张帆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陕西分社成立以来工作是积极的负责的，能坚持工作制度，在完成报道任务上是有一定成绩的，但成绩尚不够巩固。（每月总社播用我分社稿件13至17篇，约为发稿的三分之一强。）
1951年，陕西分社的报道重点之一是农村和农民问题。据分社历史档案记载，为了搞好报道，当时记者中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建立了读报组，办了黑板报，经常开展讨论，促进学习提高。记者们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指导农村报道。有的同志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连续看了3遍，并联系实际作了学习笔记。下乡调查采访的主要内容有发挥翻身农民的革命作用，棉花种植、井水灌溉等农业生产问题等。记者采访非常深入扎实。据有关资料记载，年轻记者刘斌深入到渭南大荔、韩城等地采访，回分社后“拼命看书学习”，“看了很多东西”，所以采写出的有关国庆节等报道“鼓舞了大家的热情”。1953年，分社在开展各项报道的同时，重点抓了学习贯彻《婚姻法》的宣传报道工作。
这段时间，分社记者采写了一些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稿件。例如：1950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陕西分社社长张帆采写的通讯《削秦岭 填渭河——记人民解放军修筑陇海路宝天段》，报道了人民解放军数万指战员，在大西北解放后，毅然担负起了修筑从陕西宝鸡到甘肃天水铁路的任务。当先遣队到达渭河河谷时，没有房住，没有蔬菜和柴火，连修路工具也没有。困难是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他们越过寒冷的渭河，攀上陡峭的秦岭，在雨雪纷飞中披荆斩棘，在茂竹丛林中伐竹砍木，一个月时间就盖了三千多间房子，修理和新挖了一千多孔窑洞，自己还做出了许多工具，征服了“神山”，修筑和加宽路基，创造出了筑路奇迹。
1951年，新华社关于陕西省兴平县47个互助组发起挑战、全国各地许多互助组踊跃应战，开展生产竞赛活动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是年5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陕西省兴平县四十七个互助组向西北和全国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生产竞赛的挑战》的通稿，稿中公布的这份挑战书内容说：“我们提出竞赛的条件如下：（一）一切麦收必需的大小农具、场地、人畜力调配等准备工作，在麦收十日前完成。（二）动员男女老幼进行麦收；麦收时，保证在塬上（指高原地带）十五天、塬下七天的时间内做到场光地净。（三）加强民兵巡逻、放哨，严密防火、防盗、防止匪特破坏，并注意气候变化，防风、防雨。（四）全部选留抗吸浆虫的蓝麦等良种，以便推广；并按标准单打、单收、单藏，要达到种籽纯度百分之九十五，整齐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力求超额完成人民政府预购良种的任务。（五）在夏收、夏选后，各互助组按乡、按区、按县比庄稼，比作物，比收成，评籽种，选举能手、模范。（六）农业税（公粮）开征后，在半个月内一次缴清，并缴好粮。”新华社稿件在挑战书后加按语说：“陕西省兴平县四十七个互助组，是该县一千八百五十四个互助组中的杰出旗帜。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丰富的选种经验，并在组织劳动互助和兴修水利上都有显著成绩，因而推动了全县的农业生产。这次，他们在兴平县人民政府召开的各互助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了向西北全区和全国各产麦区的互助组开展夏收、夏选的爱国生产竞赛的挑战，并当场聘请该县张青山县长等十人为竞赛评判委员。”
5月19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央农业部就兴平县四十七个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的生产竞赛发表谈话》的通稿，报道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负责人今就陕西省兴平县四十七个互助组向全国产麦区互助组提出夏收、夏选爱国生产竞赛的挑战，发表谈话称：陕西省兴平县四十七个互助组，向全国产麦地区的互助组提出开展夏收、夏选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是适合时宜的。在今年的春耕春播运动中，已经证明组织爱国生产竞赛是领导和推动农业生产的重要方法之一。特别是这种季节性的生产竞赛，时间短，且易于评判和总结，尤应提倡。因此，各产麦地区的领导机关对于陕西省兴平县四十七个互助组所提出的夏收、夏选生产竞赛的挑战，应予以高度重视，在总结春耕生产的基础上，组织互助组应战，以便广泛地开展这一季节性的生产竞赛运动。陕西省兴平县四十七个互助组所提出的做好夏收夏选的准备工作，保证及时收割打藏，防止匪特坏人的破坏偷窃，评比作物和选留良种等挑战条件，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而规定的；各地互助组也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出应战计划，但要注意避免计划订得过高，难以完成。在生产竞赛结束时，各地领导机关应进行详审，成绩卓著的互助组可予以适当奖励。”接着，新华社先后播发了河北、河南、平原、皖北等全国许多地方的互助组踊跃应战的消息，并及时报道了竞赛活动蓬勃开展的情况。
195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李蕴辉采写的《陕西省兴平县农民开展爱国保棉竞赛》的消息，报道了兴平县两名共产党员、模范互助组组长张明亮、许敬章等，首先向全县互助组和棉农提出开展爱国保棉生产竞赛的事迹，稿件中还详细介绍了四项竞赛条件等具体内容，提出“爱国家，保棉花”等口号，全县已有280多个互助组定出了应战计划，另有一千多个互助组参加了爱国保棉的连环竞赛。此稿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张明亮、许敬章先后被政务院命名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51年12月23日，新华社通稿播发了《史安福小麦丰产调查报告》（作者为“史安福小麦丰产调查团”）的重点稿，稿件前面加了新华社按：“陕西省韩城县农民史安福的小麦，今年每市亩产量达到八百一十市斤。史安福的这一丰产成就，对于提高我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意义。为了实地调查和总结史安福小麦丰产经验，本社西北总分社和陕西分社特邀请了武功农业试验场和西北农学院小麦专家赵洪璋、许志鲁，土壤肥料专家吴守仁等，并派遣记者吴玉森、王宗西、刘斌前往韩城，作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沈煜清、西北农林部曹经伦、陕西省农林厅冯云璋、大荔农业工作站张建安、韩城县建设科杨范和韩城县农场李玉魁等，也参加了这次调查和总结工作。当时，为着统一进行工作，我们合并组成了‘史安福小麦丰产调查团’。下面就是调查团的报告。”稿件分为“田亩和产量”“史安福种麦技术介绍”“史安福种麦技术分析”“几点意见”四个部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史安福的小麦丰收经验和技术推广意见，很有指导意义。
分社当时对报道工作非常重视，除制订有年度工作计划外，还专门制订有报道计划，一并报送西北总分社和陕西省委。1953年至1954年，分社行政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报道工作。例如，1953年11月2日的分社行政会议认为，分社面临的中心任务是“扩大报道面”的问题。1953年，陕西分社1至10月份共发稿188篇，总社采用147篇，采用率为78.1%，其中涉及农业的稿件78篇，比较集中和多方面地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农村工作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并体现了党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因地制宜、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方针和政策，明确了以增产粮食为首要任务的农业生产政策。《陕西分社一九五三年报道总结》中说：“从总的方面观察，今年发生在报道工作上新的特点是：（一）稳步地结合当地实际、环绕中心工作，贯彻消息总汇的方针，并因此扩大了眼界，发现了新的稿源，因而使报道面较前广泛，且能即时地报道出去。发生去年的春耕报道，基本上是农业竞赛运动和抗旱防旱两个方面，今年还增加了小农具供应，技术下乡，水土保持，牲畜饲养和繁殖，活跃城乡关系，和解决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等内容。（二）稿件的思想性、政策性较往年加强。重要稿件均能集中体现了政策要求和表现了一定的思想深度，一般动态稿件也比往年增加了政治思想内容，这也是稿件采用率增加的主要原因。（三）记者独立活动能力加强，一般都较过去主动钻研政策，深入思考问题，扩大与加深了与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联系，因而在贯彻消息总汇的方针下，初步摸出了一些难处采访的规律。”1953年初，陕西分社记者刘斌在兴平县采访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克服“单打一”的工作方法，注重及时发现新事物，扩大了报道面，在20天时间里采写了两篇有分量的稿件，很快被总社编发，同时他还积累了一些新的采写线索和资料。此后他继续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采访本内的报道线索经常不断，报道面和报道思想也逐渐扩大了”。他据此写出了《我在深入实际中扩大了报道面》的业务文章，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西北总分社加按语印发给各分社、记者组参考，西北局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也发函认为“刘斌同志的采访经验是很好的，对改进今后的报道是有用的”，要求“教育全体记者多方面的深刻的掌握政策，深入实际，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报道面就会扩大”。
从1954年2月份起，建立了分社报道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专题研究报道工作。1954年，陕西分社根据党的总路线和新华社“消息总汇”的方针，对全省各项实际工作和重大群众运动进行了一定的报道。1至11月份，分社共发稿357篇，被总社采用284篇（其中单用226篇，综合用58篇），采用率为80%；发稿数量已超过计划指标72%，发稿采用率也超过计划5%（全年计划发稿数量为260篇，采用率为75%）。同一时期，分社发内部参考资料共35篇，总社采用26篇，采用率为74.2%。《陕西分社一九五四年工作总结》中说：“一年来，分社的报道紧密依靠党的总路线并结合陕西省具体情况贯彻了消息总汇的方针。在工业报道方面，我们着重报道了工业基本建设和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并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若干报道；同时还宣传了国营经济成分比重的不断增长，反映了国家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和地方工业对提高人民当前经济生活的作用；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的思想，以及国家工业化对人民生活的好处。在农村报道中，着重反映了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其中注意了结合各个农事季节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发展、巩固的规模、进度和成就；并在某些方面选择典型事例宣传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宣传了互助合作组织内社会主义思想的成长及其对个体农民的影响，通过农业技术指导站、农业机器站对农民生产的帮助和农民向国家出售粮棉的报道，体现了我国日益巩固的工农联盟。在财经报道方面，反映了国营商业如何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扩大城乡交流，稳步扩大阵地，有计划地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反映了这种改造对广大人民生活的好处。报道了供销、信用合作社在扶助农民生产，促进互助合作，把个体农业经济和国家计划联结起来的作用。并结合农事季节，报道了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意义和好处。政治报道，集中反映了基层普选运动、宪法诞生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推行，其次结合国内外重大节日和其他政治运动，反映了我国人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日益增长。文化报道方面也程度不同的反映了中等以上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材的情况，反映了城乡劳动人民文化生活的逐步提高和城市卫生、体育运动的逐渐普及，及人民政府加强文化教育工作的各项重大措施。今年分社继续抓紧了延安老区的报道。一至八月份进行了以普选运动和宪法草案的宣传讨论为中心的报道，通过这些报道，使我们逐步掌握了延安老区的特点，并初步摸到一些老区的情况和采写工作经验，为明年进一步报道老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以上各项报道是遵循总路线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陕西（西安）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特点及其成就，并出现了一些好的稿件，其中有五、六篇被总社各组通报表扬。”为了不断提高报道质量，分社着力抓了改进新闻写作的工作。1954年9月，分社成立了改进新闻写作委员会，按照总社计划进行改进新闻写作的学习，对无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总社指定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结合年终整训工作认真抓了改进新闻写作的学习和整顿工作。从1954年1月起，分社还制定制度，认真抓了“消灭稿件中的错误”的工作。据后半年统计错误率为万分之一点三，未超出稿件错误不超过万分之二的规定指标。
这一阶段，陕西分社在加强文字报道的同时，还加强了摄影报道工作，增设了摄影组，由盛继润、姚宗仪、姜国宪组成。开辟了文字、图片报道并重的新局面，在完成摄影报道的定额和质量上居全国分社的前列。1954年，分社摄影记者姚宗仪大部分时间在石油行业采访报道。上半年他在酒泉盆地和玉门油矿进行石油勘探报道，许多图片被报刊广泛采用。他回西安不久就接到通知，因西北石油管理总局点将、报经新华总社同意，派姚宗仪随队前往青海柴达木执行采访任务。行前西北总分社社长莫艾对他说，这次柴达木之行意义非同寻常，是关系到国家石油工业的战略决策问题，是朱德老总亲自过问、指定康世恩带队前去探路的；苏联专家考察组由苏联石油管理总局总工程师等4名权威专家组成，这次他去的任务，主要反映专家活动。和姚宗仪一起前往的还有著名诗人李季和著名散文作家李若冰，在一次会议上，他们被同称为“这次进军柴达木的三位文化人”。这年9月，姚宗仪在柴达木紧随专家组活动，拍了不少现场新闻照片，圆满完成了采访任务。姚宗仪1954年拍摄的《征服蜀道难——建设中的宝成铁路》，也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程予在《新闻生涯四十年》一书中回忆道，1951年9月，他从西北总分社调任陕西分社副社长。陕西分社的任务，主要是搞好农村报道。但省内还有全国人民崇敬和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和陕北老根据地，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对这些地方的报道，虽然不是经常的、大量的，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必须突出，才能适当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发挥它对国内外群众的鼓舞和激励作用。1952年8月，西北总分社部署庆祝建国三周年的报道时，要求陕西分社主要搞好延安的报道，并指定他前往采写。程予到延安后，首先看到城区的变化很大。他满怀激情，旧地重游，访问了市内各有关部门，把1942年他离开延安以后的种种变化和近几年延安人民如何医治战争创伤，重整家园，进行和平建设的成就等，作了详细的了解，并采访了一些代表性的人物。采访总共用了十来天，接着他以延安城的变化为中心，写成一篇三千字的通讯发到总分社。谁知过了两天，总分社回电指出这篇稿件没有抓住重点，因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延安，不是城内的楼房、马路、商业网点、工厂烟囱，而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曾经住过的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这些地方体现了延安精神，代表了延安作风。总分社希望程予以“老延安”的身份，带着旧地重游的感情，写出革命圣地的历史性变化和今日新貌，着重反映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程予按照要求，用了三五天时间，写出通讯《毛主席故居——延安枣园村》，很快被总社以通稿播发，并被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祖国在前进》（建国三周年）一书中。接着他又写出两千字的通讯《延安行》，新华社通稿1952年10月18日播发，报纸采用情况很好，还收到读者来信赞扬。此后，程予每年以一到三个月时间到陕北老区采访。其中1953年5月他和分社记者王永在陕北采访一个月时间，发出8篇新闻和通讯，都被总社采用，这在当时还是不容易的。程予说：“我在陕西分社实际工作了四年。从西北总分社到陕西分社，经过五年的失败和成功，我总算大体上掌握了新华社报道中的全国观点。”
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分社的报道工作也受到了干扰和影响，在有些报道中出现过不实事求是的情况和“浮夸风”的问题。1949年1月就参加我党新闻工作的一位老记者张国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大跃进”年代，要做到事事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那时，工农业生产到处“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满天飞。当时他在新华分社做记者。一次领导派他前往一个著名的农业先进单位去采访，任务是用两三天时间完成一篇高额丰产亩收万斤粮的报道。他前往这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先后与近百人进行了交谈，不少人拐弯抹角地表示这样的高指标怎么也难以达到。经过实地采访，他自己也悄悄地算了一笔账，认定眼下这里的粮食亩产“挣断肠子也上不了万斤”，他据此写了一份参考稿拿回去，但就是无法“通过”，结果事实上这趟下乡采访“交了白卷”。后来又发生过几起类似的事情，他因此受到错误的批判，“有理没处说”，后来直接被迫调离新华社。他无奈地说：“可见，那个时候讲真话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第三节 50年代中后期至文化大革命前陕西分社重要报道情况
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仍取得很大成就。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指示：新华社应该大发展，“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从此，新华社在强化国家通讯社职能的同时，开始了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新时期。虽然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的“左”倾错误，严重地影响了新华社的建设和发展，反映在大跃进的浮夸报道、全民大炼钢铁的报道、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报道等一些新闻报道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大跃进”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新华社许多采编人员坚持真理，深入调查研究，采写了许多反映客观实际的新闻稿件和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意见的内部资料。随着总社事业的发展，分社报道等各项工作也在探索中发展，积累了许多打上时代烙印的经验教训，成为新华人的宝贵财富。
这一时期，陕西分社在抓好日常报道的同时，精心采写的一些典型报道可圈可点。比如对宝成铁路建设等“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报道，对西安搪瓷厂艰苦创业事迹的报道，对米脂县高西沟大队水土保持工作经验的报道，对全国劳动模范赵梦桃、张秋香以及育种专家、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等重大典型的报道，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陕西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五”期间，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加快了工交基本建设步伐。当时全国确定的156个重大项目中，在陕西有20多个项目，分社作了许多报道。举世瞩目的宝成铁路建设就是其中之一，成为分社工业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宝成铁路是新中国修筑的第一条山区铁路。这条全长668公里的铁路大动脉，北起陕西宝鸡与陇海铁路相接，南抵四川省会成都与成渝、成昆铁路相连，穿越巍峨的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被誉为沟通大西南与西北、华北的“北方入川第一通道”。宝成铁路南端1952年7月1日在成都破土动工向北修筑，北端1954年1月从宝鸡开始向南修筑，1956年7月全线贯通，1958年1月正式投入客货运营。宝成铁路修筑过程中，新华社播发了大量报道。陕西分社记者汪坚从1954年起，在宝成铁路建设工地驻了4年，向全国系统地报道了宝成铁路建设情况，他采写的《争取宝成铁路早日通车 六万多筑路职工整治病害工程》《宝成铁路全线接轨 黄沙河举行接轨仪式和庆祝大会》等稿件被《人民日报》刊登，他采写的长篇通讯《蜀道从此不再难》被工人出版社收入有关全国重点工程介绍的书籍。1957年12月10日至1958年元旦，陕西分社和四川分社联手担负了宝成铁路正式通车的报道任务，在20多天时间里共发稿21篇，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其中，汪坚在这次报道中采写的《火车夜过秦岭》等稿件受到广泛好评。这次报道还发出《宝成铁路验收交接》《宝成铁路已成为沟通西南和西北的主要干道》等重点稿件，真实记载和公正评价了这条铁路大动脉的建设状况，从而引导读者正确认识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力量。
接着，国家于1958年6月开始对宝成铁路穿越秦岭的咽喉地段宝鸡至凤州段进行电气化改造，全长91公里的宝凤段电气化铁路1960年5月开始送电，1961年8月正式由电力机车牵引，建成了中国第一段电气化铁路。其后国家于60年代开始对宝成铁路分段进行电气化改造，使宝成铁路的运能运量大幅度提高，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黄金大通道”作用。对于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的建设及通车，陕西分社也先后采发了大量报道。
陕西分社50年代后期关于西安人民搪瓷厂的报道，当时在全国也产生了良好影响。西安搪瓷厂是1951年秋由12名解放军官兵为补充赴朝作战部队对搪瓷品的需要而办起的一个企业，他们艰苦创业，短短几年时间就在国内闯出了名气，冲到了一些老牌搪瓷企业的前头，几度名列全国第一，1957年该厂的搪瓷产品漂洋过海销往国外，受到国内外客商和用户的赞扬。1958年秋，分社社长吴钢深入该厂采访，写出了题为《后来居上》的通讯，被《人民日报》等报刊重点采用，受到总社和陕西省委的肯定和表扬。稿件文笔简练，主题鲜明，以该厂“骆驼牌”搪瓷产品一跃成为全国名牌产品并赶上和超过上海同类产品质量的事实，科学地论证了“落后中亦有先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唯物辩证道理，不仅对这个厂起了鼓舞作用，而且给其他落后者指出了努力方向，同时扭转了当时存在于记者思想上的“落后地区难搞报道”的不正确认识，一时传为佳话。
分社成功进行了先进人物典型赵梦桃的报道。赵梦桃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纺织行业的一面红旗。她1936年出生在河南洛阳的一个贫苦家庭，16岁进入陕西西北国棉一厂。她刻苦钻研生产技术，月月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并在全省推广。1956年她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59年她和她的“赵梦桃小组”一同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她还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陕西分社50年代就对赵梦桃的先进事迹进行了突出报道，其中1959年9月分社记者采写的《困难留给自己方便送给别人 赵梦桃帮助后进赶先进》的重点稿件在《人民日报》刊登，产生了很大影响。1963年赵梦桃因患肺癌病逝，年仅28岁。1963年6月28日，新华社播发通讯《先进工人的典范——赵梦桃》，全面报道了赵梦桃的先进事迹，对全国纺织战线掀起学习赵梦桃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陕西分社对赵梦桃事迹和“赵梦桃小组”长期跟踪报道，采写了《纺织女工赵梦桃帮助后进赶先进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赵梦桃小组发扬赵梦桃的共产主义风格》《赵梦桃的共产主义风格在陕西纺织女工中开花结果》等不少稿件，使“梦桃精神”成为宝贵的财富流传后人。2009年9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的“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评选活动中，赵梦桃被评选为公众心目中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具影响的60位劳动模范之一。
在农业方面，陕西分社50年代对全国劳动模范张秋香等先进典型的报道，60年代前半期对陕北米脂县高西沟大队及澄城县水土保持工作典型经验的报道等，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1958年，闻名全国的植棉能手张秋香在渭南为提高棉花产量，开展了“十朵银花”竞赛。负责这项报道的记者王永经过十多天采访，收集了大量材料，主观上想突破“看天，看地，种庄稼”的老一套程式化写法，但又感到“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吴钢同他商议后，决定共同再去采访。一天深夜，他们偶然发现张秋香棉田里有一闪一闪的亮光，一问才知是和她搞对手赛的人，打着手电筒在棉田里数棉桃，察看浇水施肥的情况，以为张秋香的植棉经验还藏着一手。张秋香发现这件事后，便每天把竞赛对手请来，把每天的任务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并教育他们竞赛的目的是提高棉花产量，而不是争个人高低。这个情况使吴钢和王永“眼前一亮”：这种闪耀着共产主义高尚风格的思想火花，正是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的。他们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得来偶然、实为必然的生动事例采写稿件，王永很快写出了《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肩题）张秋香帮助别人赶上自己（主题）她在棉花高额丰产竞赛中感人事迹传遍关中（副题）》的长篇通讯，并配发了《学习张秋香》的言论，在1958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版面头条位置刊载，在全国产生了良好反响。1965年10月10日，新华社通稿又播发了陕西分社记者王安、史美泗采写的《为革命种棉——访植棉模范张秋香》的稿件，在这篇2600多字的通讯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张秋香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无私地传授自己的植棉经验，和她把“植棉模范”这个称号看成是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光荣责任，努力使全社全县都务好棉花的生动事迹。195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陕西分社社长吴钢和记者刘斌共同采写的《新农民的新风格》，报道了礼泉烽火公社王保京学习科学革新技术的经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1956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陕西分社记者采写的消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试验工程发挥作用 韭园沟不再向黄河送泥沙》。其后《新闻业务》刊登了陕西分社记者刘斌所写的题为《生动地体现了事物的意义和作用》的业务文章，认为此稿“是一条生动而有意义的新闻”。文章指出，根治黄河是我国一件重大的事情，毛主席曾亲自视察了黄河，国务院也发布了根治黄河的远景规划。因此，根治黄河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关心的一件大事。根治黄河的步骤之一，是要在中游进行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这条消息抓住山洪暴发的那一刻时机，从韭园沟大坝、梯田等工程拦蓄泥沙的经过情形，具体地介绍了韭园沟工程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消息不仅说明进行水土保持工程可以蓄储洪水泥沙，向黄河输送清水，而且有利于农田灌溉，使这些干旱地区的农业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这就有力地打破了群众的顾虑，鼓舞和提高黄河中游农民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向全国和世界人民指出把黄河便成清河是有可能的。同时这条消息在写作上也摆脱了老一套的写作方法，让读者了解到许多生动的具体的东西，使这条新闻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60年代前半期，陕西分社对陕北榆林米脂县高西沟大队水土保持工作的经验给予高度重视，连续进行了深入报道，人民日报两次在社论中对高西沟经验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高西沟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战线先进典型。
1962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题为《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范例》（新华社通稿当日亦播发）的社论。社论说：“今天本报第五版发表的高西沟生产大队保持水土，连年增产的调查，是做好水土保持、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动的例子。高西沟生产大队连续三年遭受严重旱灾，但是粮食产量年年上升，畜牧业全面发展，社员收入不断增加。这个成绩的取得，正是因为他们把水土保持工作看作是发展山区生产的重要条件，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奋图强，克服困难，改变了水土流失的自然面貌，把穷山荒沟变成发展生产的基地。这个生产大队，可以说是个有志气、有干劲的大队，他们这种勇于改造自然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效法的。”
人民日报当天第五版刊登的《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米脂县高庙山公社高西沟生产大队水土保持工作调查》，作者署名是“陕西省水利厅调查组 本报记者刘野”。这篇长达近8000字的稿件，开篇是：“人们常说：‘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究竟怎样作好水土保持，促进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呢？陕西省米脂县高庙山人民公社高西沟生产大队的水土保持工作，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接着以“依靠集体力量”“摸索水土流失规律”“从农业生产出发”“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发挥群众积极性”五个部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西沟水土保持工作的做法。
“高西沟生产大队水土保持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可贵的经验呢？”人民日报社论指出：“首先一条经验，就是因地制宜、全面规划，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采取实事求是的有效措施。高西沟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可是自然界的情况却是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这一个地区和那一个地区，这一座山头和那一座山头，甚至同一座山的上坡和下坡，陡坡和缓坡，阴坡和阳坡，自然条件也都各不相同。在这些地区，要防止水土流失，就要依照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对症下药。例如，怎样治坡，怎样治沟？在哪些地方修水平梯田，在哪些地方植树种草？哪里以工程措施为主，哪里又以生物措施为主？所有这些，只有广大的群众才最清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因地制宜地做出全面的规划。高西沟过去有过单纯治沟打坝造成失败的教训，原因就是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办，因而也就无从掌握当地的自然规律。群众自办水土保持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群众说：‘水是一条龙，它在山上行，治沟不治坡，还是一场空。’他们认为：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来自坡面，因此采取了坡沟兼治，治坡为主的做法，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社论认为：“高西沟生产大队依靠广大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又一个突出的经验，便是紧密地结合生产，特别是和当前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水土保持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任何时候有关水土保持的各项措施都必须紧紧地从农业生产出发，为农业生产服务。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创造性。有人认为，水土保持是远水不能解近渴。高西沟生产大队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水土保持，不仅是一项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更重要的为当前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工作完全可以把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不错，水土保持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治理的面积很大。但是，在治理的步骤和方法上应该分清轻重缓急，首先是抓紧对当前生产有利的治理措施，使群众的生产很快地得到好处，调动群众保持水土的积极性。高西沟生产大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去做的。几年来，他们在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通过自办水土保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他们治山治沟的工作一般都达到了当年治理、当年收益、当年增产的效果。”
社论还说：“从高西沟的例子看来，他们开展水土保持，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小型为主，常年治理。办事情要讲求实际，有多大力量就使出多大力量，既要办得了，又要办得好；既不贪多、贪大，又不畏缩不前。他们总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力争收到较大的效果。因此，凡是不能兴办大型的工程时，便兴办小型的工程。有人认为，搞小型的水土保持措施，解决不了大问题。其实不然。小型工程办多了，效果仍然是很大的。举办小型的水土保持工程，有着许多好处，最主要的就是投资少，费工少，速度快，质量高，收效显著，而且便于采取多种多样为群众欢迎的措施，进行常年不断的治理。高西沟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可见，小型工程不仅是适用于群众自办的一个形式，而且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作法。正因为群众自办的水土保持工程都是以小型为主，所以他们在安排劳动力上比较机动灵活，便于掌握。高西沟根据‘农闲大修，农忙小修，大忙不修’的原则，不仅做到了农闲突击，而且做到了常年养护。这样就使得水土保持工作成为一项经常的群众性的工作。”
社论最后指出：“我们常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任何事情只要是依靠了群众来办，就一定可以办得非常出色。高西沟生产大队依靠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事实，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范例。像这样的例子，各地一定不少。冬季正是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好时机，为了争取1962年的好收成，我们希望各地系统总结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经验，进一步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1962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把水土保持工作做好》的通稿。社论中说：水土保持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项基本建设，它是根治河流水害，开发河流水利的根本措施，也是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山区农业生产的根本措施。怎样把水和土管好、用好，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和办法。挖河、修渠、打井、建水库、改良土壤等等，都是把水和土管好、用好的有效办法，采取切实的措施在山区把水保住、把土保住，防止水土流失更是一项根本的办法。大部分河流的发源和上游都在山区，如果山区水土保持做得不好，水土大量流失，不仅影响山区的农业生产，也要影响平原的农业生产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
社论指出：解放以来，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我国山区多，水土流失面积广，水土保持工作仍是我国农业生产战线上一个长期的重大任务。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是发展山区生产、增加农业产量的有效办法。只有在这些地区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才能有效地制止水土流失，减轻自然灾害，提高土壤肥力，改善耕作条件，促进山区生产迅速的发展。
在这篇人民日报社论中，特别举例表扬说：“陕西省米脂县高庙山人民公社高西沟生产大队这样作了，他们那里的生产就迅速发展起来。高西沟大队处在陕西黄土丘陵沟壑区，过去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贫瘠，产量很低。解放以来，特别是合作化、公社化以来，人们依靠着集体力量，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断地向水土流失现象进行斗争。几年来，他们治理了九架山、九条沟，在40%以上的地区初步控制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个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已由1956年的六十斤提高到1961年的一百一十斤，由缺粮队变为余粮队；同时，林业和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社员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高西沟的经验进一步引起全国关注。
1963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全国农村兴起“农业学大寨”运动。1965年12月21日，新华社通稿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典型介绍”栏目中，播发了分社记者杨克现、韩国英及榆林日报记者田家盛合作采写的题为《黄土高原大寨花》的长篇通讯，以4000多字的篇幅，介绍了高西沟的经验。12月27日，《人民日报》以《黄土高原大寨花——高西沟》为题刊登了这篇通讯，高西沟经验再次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1962年底，陕西分社记者刘野、张安南经过深入采访，写出了长篇通讯《农民知心的育种专家——访西北农学院教授赵洪璋》，以生动的语言，反映了赵洪璋教授培育“碧蚂一号”等小麦良种，以及他和关中地区农民密切交往，“和乡亲们吃着一个锅里的饭，睡在一个炕头上，共同商量着试种新品种”的生动故事。此稿在当年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刊出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革命圣地延安，是陕西分社长期重点关注、重点报道的对象。1962年秋，记者刘野、张安南采写的《我们是延安人》《今日南泥湾》《延安人喜收苹果》等一组长篇通讯，先后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报纸显著位置刊登，弘扬了延安精神，展示了老区新貌。196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陕西分社记者李遇采写的《“我们爱延安”——日本青年访问延安侧记》，以“在毛主席种过的土地上”“住延安的窑洞”“吃延安的小米”三个小标题，生动地讲述了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没有来延安想延安，来到延安爱延安，要离开延安恋延安”的故事。
1962年5月23日，新华社通稿播发了陕西分社记者韩国英、张安南采写的通讯《“出土的珍珠”》，生动地反映了陕西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艺术家说书艺人韩起祥、农民诗人王老九、农民雕塑家万德雄的创作故事，富有感染力。1962年10月11日，新华社通稿播发了《受欢迎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记者缪宜勤、李遇）的长篇通讯，重点介绍了长安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服务的事迹，被《人民日报》大篇幅刊登。同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陕西分社记者朱波、王安采写的人物通讯《求实的人——记果树专家原芜洲教授》，介绍了陕西省果树研究所所长原芜洲教授从事园艺研究30年，取得许多科研成果的感人事迹。
1965年7月12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版面，刊登了署名“新华社驻陕西记者”（记者王安、陈雨明、史美泗、程秀峰、姜卯生合作采写）的长篇报道《思想革命和麦子丰收》。稿中写道：“今年夏收季节，陕西省东起潼关西到宝鸡，从八百里秦川到渭北高原，到处喜讯频传。在田间，在场边，在车水马龙的收购站里，在喜气洋洋的社员大会上，人们谈论着今年的丰收，谈论着获得丰收的根由。”“人们还特别的谈到：各级干部在组织生产、领导生产中，更多地学会了运用辩证法，对夺取丰收起了重要的作用。”《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党报以显著版面刊登了这篇重点稿件，在当时产生了很陕西分社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不断探索新闻改革和如何改进新闻写作的问题。50年代中期，分社成立了“改进新闻写作委员会”，花大气力抓“改进新闻写作的工作”。1958年，新华社国内分社工作会议提出“五抓”——抓政治气候（或者叫抓时机）、抓思想、抓先进、抓典型、抓问题，要求新闻报道进一步与实际工作结合，克服“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的作风，更踏实地有创造性地搞好报道工作。1958年的《新闻业务》活页版第983期，刊登了署名“新华社陕西分社”、题为《抓时机、抓思想、抓问题》的业务文章，提出“五抓的中心环节是深入实际”“突破就事论事的圈子，才能提高报道质量”，并提出要“上天入地，抓住重大问题”，“上天”就是要“多研究中央指示”，“入地”就是要“深入到基层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各种问题”，克服飘浮的采访作风，占用许多情况材料，经过比较分析，从中发现一些新问题和新思想。这种业务探索的风气，对分社报道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记者的调查研究，历来被当作新华社传统的基本功。陕西分社一直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60年代初，分社多次研究通过蹲点的方法培养记者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并开始在工、农、文教等行业开展建立调研基点的探索。1961年，分社专门开会讨论建立调研基点的问题。在高校、农村、工厂确定了三个调研基点。要求记者参加所建点上的重要会议，参与点上的工作及生产劳动，在点上交基层朋友，解剖麻雀，研究情况与政策。为保证记者在点上深入调研，规定记者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基层，稿子基本在下边写成，然后回分社润色。还提出每个记者都要搞一点基本调查材料，每人定期交一篇基层组织情况调查材料，要求记者注意把基地调研与一般相结合，通过基地指导一般。并要求记者成为多面手，一年之内，各行各业，各种形式都要有作品，以此作为评红旗手的标准。
与此同时，分社经常性地针对记者日常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对记者进行教育，要求记者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如发现记者采写的稿件中存在浮夸现象，以对外稿的浮夸现象更为明显，就着重抓了报道中的浮夸风。据1961年分社编委会记录记载：当时分社发动大家检查自1957年以来的稿件，列出有问题的稿件进行分析研究；要求记者到一个单位采访，不仅要了解正面情况，还要了解存在的问题；采访到的材料要注意核对事实，成稿后要给当事人看，请单位审查等。经过上述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分社这一时期在摄影报道方面也有所发展和提高。1958年12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复陕西分社，同意成立新华社陕西分社新闻摄影部。进入60年代后，分社摄影记者长期稳定在2至3人，发稿数量也随之增加。据统计，1961年和1962年两年间，分社共向总社发送图片稿1146张，总社共采用470张，其余留作资料。摄影记者从陕西是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延安是革命圣地的实际出发，抓住党和国家领导人常来访问和视察的特点，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勤奋工作，拍摄了许多幅新闻照片，生动地体现了领导人与群众在一起的重大主题。朱德委员长于1962年在西安与群众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等新闻照片，给党和国家留下了宝贵的史料。1966年4月4日，邓小平同志回到阔别20多年的延安，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记者和坪拍摄的《邓小平同志重返延安》，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热烈场景，照片发表后被多家报纸刊用，后又被收入《邓小平》大型画册和参加了全国邓小平摄影巡回展。记者和坪1959年拍摄的《机械收割》、1962年拍摄的《治山治水》、1963年拍摄的《麦浪漫秦川》、1964年拍摄的《王保京到西北农学院学习》，都曾入选了同年的全国新闻摄影展。和坪拍摄的《翻晒秋粮》，还荣获1963年新华社优秀新闻照片奖。1965年，陕西分社摄影记者安克仁被总社选派前往越南，参加了援越抗美战地报道。
第四节 新华社西北报道小组的成立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了西北局。1965年5月22日，新华总社根据中南、华东、东北、华北大区负责同志希望新华社在各大区建立总分社的建议，研究决定：拟先在大区所在地的分社内设立报道组，新华总社决定，在大区所在地的分社设立报道组，每个报道组3至5人，任务是联系大区领导机关，了解情况，上下通气，采写大区新闻，帮助分社采写一些重要稿件。组织上暂不单独设机构。
1965年7月5日，陕西分社收到总社来函，具体内容如下：
“新华社陕西分社：
大区报道组成立后，有关发稿问题，作如下规定，望执行。
1、凡是大区报道组采写的稿件，均发总社，由总社处理后，发全国各报。
2、凡是中央局认为对当地工作有指导作用、有必要发本大区各报刊登的稿件，由分社发指定各报，但一律不用新华社电头，可注明（本报×地×日电），以示区别。此类稿件均同时发总社选用。
3、一些全大区性的数字、大区性的重要会议（如提出一些方向性的问题、重大政策性的问题），统一发总社处理，不能一稿两发。如总社认为不需要向全国发稿，只适宜在本大区发稿时，由总社通知大区所在地分社发给大区内各报。
4、凡有关战报、外事活动、全国性的情况，需要中央考虑的重大政策性问题等方面的新闻，均应发总社统一处理。
新华总社
七月五日”
根据总社上述精神，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支持下，陕西分社很快成立了新华社西北报道小组，由分社社长包小白同志负责，并组织开展了相关报道工作。例如1966年3月12日，新华社通稿播发了陕西分社记者王安、姜卯生采写的长篇通讯《旱原上的一面水土革命红旗》，3月30日，《人民日报》将此稿题目改为《澄城县水土保持工作的革命》，以大半版篇幅予以刊登。稿件指出，澄城县的水土保持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短，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使黄土高原沟壑区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二是面积大，全县土地总面积一千一百一十平方公里，初步治理的面积达到六百五十五平方公里。这是水土保持工作上的革命，正在引起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区人们的广泛注意。稿件以“从调查研究中抓主要矛盾”“让群众作大自然的主人”“作冷静的革命派”几个部分，详细介绍了澄城县的经验。澄城县水土保持工作，实际上是西北局所抓的一个重大先进典型。这篇通讯，实质上就是以新华社西北报道小组名义组织的报道，在向总社发稿的同时，还被选定为西北局于1966年初在西安召开的西北区农业经验交流会议重点交流的典型材料之一。
据当时在陕西分社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史美泗回忆，中共中央西北局对这次西北区农业经验交流会议非常重视，并提前举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西北区农业经验交流会议展览会”，1965年12月23日在西安隆重开幕。整个展览会用数以千计的图表、照片、实物和模型，生动地、形象地展示了西北各省区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及经验，不长时间就接待了5万多名观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西北区农业经验交流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提出“要以土改的劲头搞改土”。史美泗说，他受此启发，采写了4000多字的长篇通讯《拿“土改”的劲儿搞“改土”——西北区农业经验交流会议展览会巡礼》，由陕西分社发给西北各省区主要报刊登载。
陕西分社对中共中央西北局1966年上半年先后召开的西北区工业交通会议、西北区农业经验交流会议、西北地区财贸会议，分别派记者采写了稿件，新华社均播发了通稿。
1966年2月1日下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西安同新华社西北报道小组负责同志进行了谈话。参加这次谈话的有西北局候补书记刘刚、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韩劲草，新华社西北报道小组负责人（陕西分社社长）包小白等同志。刘澜涛说，“新华社西北报道小组成立以来，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在西北区工业交通会议、西北区农业经验交流会议上，你们就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你们的作用。这证明总社决定成立西北报道小组是很必要的。把报道工作做好，是我们的共同任务。”刘澜涛说，“西北报道小组怎样同西北局保持联系？疏远了不好；过分密切，恐怕也难办到，但是一定要有必要的联系。我想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一是参加必要的会议，可以了解西北局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情况，为你们报道做好工作创造条件。二是看文件。除了陕西省委发给你们的文件外，由西北局直接发给你们一些必要的文件，使你们了解更多的情况。三是定期谈话。由刘刚（西北局候补书记）、韩劲草（西北局办公厅主任）负责，以刘刚同志为主，一年谈四次，一季度一次，临时有必要也可以谈，定为制度。必要时，可以以西北报道小组为主，开一次西北各省、区关于新闻报道工作的会议。会议可以扩大一点，要事先准备好。什么时候召开适宜，请刘刚、韩劲草、包小白同志研究。四是经常联系。西北局同包小白同志的联系，由刘刚同志负责。这是总的联系。至于其他西北局各部门的联系，也要落实到人。”刘澜涛还就新华社西北报道小组的工作方法及重点报道内容等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向新华社的同志推荐、介绍了一些先进典型的有关情况。整个谈话记录稿打印出来达9页、5000多字。其后，由于1966年“5·16”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及西北局于同年再次撤销，新华社西北报道小组的工作自然停止。
第五节 分社在“反右派”运动中
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是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进行的。新华社国内分社的整风反右派，在当地党委领导下进行。5月21日，分社领导小组印发了《新华社陕西分社整风运动计划》，拟用一个月时间为学习阶段、一个半月为检查阶段、半个月为总结阶段，发动群众提意见，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运动初期，分社党员职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整风运动，就新华社的报道业务、组织管理及分社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大多数意见是中肯的，但也有极少数批评和观点有些过激甚至错误。同年6月8日、9日、11日、22日，陕西省委整风领导小组连续下发了两份《通知》和三份《紧急通知》，要求“迅速开展批评运动，使党内外都能做到大鸣大放”“要引导大家对一些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大胆地发表意见”“要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开展大鸣大放，展开辩论，特别是不要让那些已经露了头的错误、反动意见缩回去”“要召开座谈会……使那些有错误、反动观点的人，畅所欲言，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意见”“要组织召开报告会”“达到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右派、鼓舞党团员和广大群众与反动言论作斗争的目的”。根据上级相关精神，陕西分社从6月19日由大鸣大放转入“反右派”斗争。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分社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员、职工受到错误批判。记者任毓琪因就分社民主生活、干部任用和领导作风等问题发表过自己的一些看法，因此被定为“右派分子”，受到撤销记者职务、行政降三级的处分。摄影记者姚宗仪时任分社团支部书记，因在团支部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分社民主少、集中多，在肃反问题上同意别人所说的“太左了”，认为苏联靠不住等，被认为“失掉立场”而定为“右派分子”，受到撤销记者职务、行政降两级的处分。姚宗仪后和任毓琪一起被武装押送到陕南农村劳动改造，接着又在一磷矿背矿石，备受磨难。记者汪坚以在整风中有“反动言行”，虽未被定成“右派分子”，但受到开除团籍、行政降三级处分；记者孙传镐被批“思想右倾”，免戴“右派分子”帽子，受到开除团籍、行政降两级处分。另外还有6名职工（包括1名记者）分别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政治觉悟不高”“不适宜在新华社工作”等，分别被调出分社或下放劳动锻炼。当时共有27人的陕西分社（其中采编部门16人），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处分和各种处理的人员，分别占到当时分社总人数和记者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其后开展的整风“反右倾”中，经陕西省委宣教口整风领导小组1960年7月1日批复，将分社记者李一平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其新华社记者职务；认定分社记者杨绍夫“丧失阶级立场，性质极为恶劣”，给予开除党籍、工资降一级处分。记者张国宁、王永等人也受到批判，被调出新华社。“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不仅使这些同志遭受到人生道路上的重大挫折，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而且给分社工作带来了很大损失，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教训非常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