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飘来的一条黄色绸巾，让他成了西西里的“黑手党将军”；依靠盟军的势力，他又成了“维齐尼大叔”。
分裂主义失败之后，他投入天民党的怀抱，为把天民党推上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他不惜同分裂主义的独立军司令联手——一支“罗宾汉”式的土匪部队成了他手中杀人的工具。
1943年7月14日清晨，也就是美军在西西里登陆后的第五天，一架美军侦察机向西西里的维拉巴镇飞去。在紧靠山坡的一块空地上，飞机盘旋了几分钟，然后丢下一个小降落伞就飞走了。
可是，由于风向不对，这个小降落伞没有落到预定的地方，而是被风吹到了城外，落在意军的阵地上。一名站岗的意大利士兵发现这个降落伞之后，紧张地拉动了枪栓，严阵以待。但是，从天而降的并不是敌人的伞兵，而是一只尼龙袋吊在降落伞上，飘飘荡荡地随风着陆了。这位意大利士兵上前捡起这只尼龙袋，发现里面并没有其他的东西，而只有一块黄色的绸质方巾，上面绣了一个大写的字母“L”。
这位士兵看不出其中的奥妙，便把它交给了自己的指挥官，而这位意大利指挥官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他清楚的是，美军侦察机扔下的这个尼龙袋，显然不是给他们两个人的。凭一种军人的直觉，他知道事情并没有完。尤其是在两军对垒的战时，登陆的美军就在不远的海边，这也许是一场新的战争的先兆。因此，他立即命令全体驻军，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从今天开始绝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这一天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阵地前并没有出现异常的现象，这位指挥官只是把这件事，记载在当天的战地日志上。
第二天清晨，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一架美军侦察机又嗡嗡地从远处的云层中钻出来，打破了清晨的静谧，又在维拉巴镇上空盘旋。这一次，这架飞机也许是接受了昨天的教训，它没有贸然地在山坡前面盘旋，而是像飞行表演一样，掠过树梢和房顶，在镇中冒险地做超低空飞行。机身上喷涂的星条旗和编号都看得一清二楚，机翼发出的强烈气流，把一些树梢吹得沙沙作响。在这种战争年代，何况刚在一场大战之后，城中的居民对这架飞机的“光临”并没有特别注意。但是，却有一个人，此时正站在教堂的屋顶上，密切地注视着这架飞机。当这架飞机掠过一排排低矮的屋顶，在离教堂不远的空地上又投下一个尼龙袋之后，这个人便飞快地跑过去，从降落伞上解下这只尼龙袋，跑回去交给了他的主人。
他的主人就是维齐尼。
维齐尼拿到这块黄色绸巾，看到上面这个大写的字母“L”之后，心里一切都明白了。二十年前的一桩往事赫然在目。
1922年的一天，他手下的一位黑手党党徒，竟胆大包天地枪杀了一位警察，受到了维拉巴警方的追捕。手下人惹下了这么一桩人命案，作为一位维拉巴镇的黑手党的“唐”，维齐尼决定出面，一是维护自己的威信，二是保护那位鲁莽的部下不至于落入警察之手。但是，在当时的维拉巴，并不像巴勒莫一样，警察的势力还是很大的。维齐尼要公开袒护这么一位罪证确凿的凶手，不但会没有什么结果，反而会给自己招来麻烦。这时，维齐尼心生一计，吩咐手下人对外宣称，这位杀人凶手是位精神病患者，他杀死警察完全是失去理智控制的结果，同时，还派人把那位凶手送进了当地的一家疯人院。
当时那家疯人院的大夫，几乎全是黑手党人。维齐尼就向这些大夫下达命令，要他们利用自己的职业做手脚。不久，当警方还要进一步证实此人是真疯还是假疯的时候，那人忽然在疯人院“死”去了。院方正式出具了一份“正常死亡”通知书。
维齐尼叫人弄来一口棺材，在棺材底下钻了几个透气孔，然后把这个人的“尸体”装进了棺材，准备运出城去埋掉。事情到了这一步，维拉巴警察局也开始松动了。因此，当装着这口棺材的灵车驶出维拉巴镇之后，并没有朝墓地走去，而是载着这口棺材一直驶向巴勒莫市。
到了巴勒莫市，这位假死的凶手就跳出了棺材，带着假护照和一块绣有大写字母“C”的黄色方巾，偷渡去了美国。他利用标志着维齐尼身份的“C”字方巾，叩开了美国黑手党联盟的大门，投奔美国黑手党领袖、绰号“幸运者”的萨尔瓦托·卢恰诺的门下。从此，这位黑手党党徒就成了维齐尼同美国黑手党家族之间联络的使者，担负着传递双方信息的使命。二十年来，维齐尼与美国黑手党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即使是在法西斯追捕黑手党的年代，这种联系也没有中断。在这些年代，维齐尼还利用这种关系，帮助西西里的一些黑手党偷渡出境，投奔到美国黑手党家族的门下，成为美国黑手党中一股新的力量。
二十年过去了，美国黑手党并没有遭到西西里黑手党这样的厄运，他们不仅发了大财，而且开始渗透到各行各业甚至是政界，开始“参政议政”，左右政坛风云。在这次大战中，有人竟私下动用美国黑手党与西西里黑手党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来对付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因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曾多次将西西里黑手党置于死地，欲斩尽杀绝而后快。
当1943年的7月15日，维齐尼在西西里的维拉巴镇，展开这块绣有“L”的黄色方巾时，他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该做什么。维齐尼虽然目不识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清楚方巾上大写的“L”的含义——这是美国黑手党的最高首领之一、“幸运者”卢恰诺大名的第一个字母，是卢恰诺的身份的标志，就像他的绣有大写字母“C”的方巾一样。这是卢恰诺给他寄来的一封“信”。这到底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呢？
面对这封只有一个字母的“无字天书”，维齐尼也心有灵犀地心领神会了卢恰诺的用意：他是使用黑手党中通用的联络方式，向他的盟友——西西里的黑手党领袖人物唐·维齐尼求援，请求他们协助美军进驻西西里岛，扫平西西里岛上的法西斯势力。
“解读”了卢恰诺的“无字天书”之后，维齐尼心里非常激动。经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美国的盟友还没有忘记自己，还如此相信自己。这正如西西里黑手党“教父”维托临终前在牢房里的墙壁上刻下的那句话所说的那样，“落难时节见人心”。
维齐尼收到“L”方巾后，立即给穆索梅利镇的黑手党头子、西西里黑手党的第二号人物、人称“佩皮叔叔”的因科·鲁索口授了一封用暗语写成的密信。密信全文如下：
“20日，星期二，一个叫图里的人将把几摞空碗送到切尔达，我自己也将和一群母牛、一头公牛、几十辆马车同日出发，请通知亲友安排草和住宿。”
这封信的实际意思是：20日，星期二，一个叫图里的人（即杰内罗萨地区的黑手党头目图里的弟弟，几年前一直在纽约港当医生，现已随美国机械化部队来到西西里），将为美国的机械化部队（“空碗”）带队，把他们送到切尔达。我本人也即刻起程前往接应，并和坦克部队（“母牛”）、司令官（“公牛”）和大部队（“马车”）一同出发来此，请通知“我党”协助部队作战，并为部队准备食宿。
当穆索梅利镇的黑手党头子朱佩塞·因科·鲁索接到维齐尼的这封密信后，立即行动起来，召集当地的黑手党迎接美国部队。
穆索梅利镇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盟军通往巴勒莫和特拉巴尼的战略要道，马多涅至卡马拉塔山之间的防线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就设在这里。当时意大利军队在卡马拉塔山口要塞布防了一个配有德国坦克、防空和反坦克武器的混合炮兵旅，可以长时间阻止盟军的进攻并给对方造成巨大的损失。指挥这支守军的意大利上校军官萨莱米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每天都以“宁死不投降”的誓言来鼓舞守军士气。
面对这样一个军事要塞，盟军如果发起强攻，不仅会受到顽强的阻击，贻误战时，还会伤亡惨重。因此，便通过美国黑手党的关系请维齐尼出马。这一年，维齐尼已经66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先把自己的侄子送到盟军司令部担任翻译，然后自己亲自为盟军带路。他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带领盟军穿过山道，绕到对盟军威胁极大的德军炮兵阵地后面，对其形成包围之势，同他的部下鲁索里应外合。
当盟军的部队把德军的炮兵部队连窝端掉的时候，鲁索的行动也取得了顺利的进展。他连夜派出一大批很有影响的黑手党“朋友”，潜入意大利守军的营中，以威胁和利诱来动员这些士兵开小差，并为他们提供便衣，使他们能顺利地逃回家乡。
7月20日早晨，意大利守军上校指挥官萨莱米召集部队上早操时，突然发现一夜之间自己的士兵，有三分之二的人逃得无影无踪，留下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伤病员。萨莱米气得暴跳如雷，他立即驱车前往设在穆索梅利镇的参谋部，却正钻进了鲁索等黑手党人的埋伏圈，所以只好束手就擒。
鲁索押着这位指挥官，回到了卡马拉塔山口的军事要塞，用枪指着所有的守军放下武器投降。“谁要是不投降，他就是钻进地下，我们也要把他挖出来，让他粉身碎骨，连同他的家属也一个都不放过！”黑手党的小头目在挥舞着刀枪，对这些群龙无首的意大利守军狂叫着。于是，所有的守军都乖乖地放下武器。
鲁索把解除了武装的意大利守军当场遣散了，然后一边派人向维齐尼报功，一边押着垂头丧气的萨莱米上校回到了穆索梅利镇，把他关押在市政厅里，作为欢迎盟军的“见面礼”。
维齐尼听到鲁索得手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又亲自带领一支黑手党突击队潜入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将一名正在指挥作战的德国将军绑架了。他把这位德国将军藏在巴勒莫市的一个德军不知道的地牢里。等到盟军杀进巴勒莫之后，他马上把这位关押在地牢里的德国将军献给了盟军，也像鲁索一样，把他当作了一份“见面礼”献给了盟军。
进驻意大利南部的美军最高指挥官此时欣喜若狂，他立即向华盛顿报捷，在电报中把维齐尼称为“黑手党将军”。几个月后，占领西西里的美军都知道了维齐尼这个名字，黑手党的大名如雷贯耳。这位美军最高指挥官给予了维齐尼很高的荣誉和待遇，使他当时不仅持有盟军发给的“美国盟友证书”和持枪证，而且使他成为当时唯一可以自由出入盟军司令部，并在里面享有一个单独套间的意大利人。
美军驻西西里的司令官阿方索·拉蓬托上校原是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名高级政客，他虽然是一位带兵打仗没有多少经验的军人，但他却懂得如何做政治交易。进驻西西里不久，他就同维齐尼打得火热，成了亲密的朋友。他几乎成了维齐尼家中的常客，又吃又拿，向来没有谦让推辞一说。他任命维齐尼为美军驻西西里指挥部的最高军事顾问，并致电华盛顿，在电文中称维齐尼“品德高尚，深孚众望”。
美军攻占西西里之后，开始建立行政机构和重建民主制度。由于黑手党在美军进攻西西里岛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军这时便开始论功行赏了。他们把黑手党人档案中的污点洗刷掉，并把他们塞进了包括意大利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民主人士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中。在重建西西里各城镇的行政机构时，他们把一些重要的黑手党头目安排到各地担任要职，这为维齐尼培植党羽、安插亲信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这时，意大利全国，尤其是西西里的法西斯已经冰消瓦解，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城镇头目都被当作法西斯分子关进了牢狱，政权机构出现了一个空当。维齐尼在当时已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是盟军的“座上宾”，加上他又善于见风使舵、八面玲珑，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充当调停人，使任何一派都不敢得罪他，反而对他毕恭毕敬。这时，他不仅是农民的“维齐尼大叔”，还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大叔”。他家里总是门庭若市，高朋满座。每当他走在街上，总有许多政客前呼后拥，上前来与他套近乎，拍马屁。这些人当中，后来有许多人靠自己的钻营和他的抬举，当上了议员或部长，但维齐尼却对这样的高位不屑一顾。他热爱农村生活，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他如果凭当时的威望和盟军的关系，弄个部长当当是易如反掌之事，但他还是热衷于他的黑手党“事业”。他知道，只要在西西里恢复了当年维托的“荣誉社团”的秩序，那么，任何部长、议员都不过是一具木偶，任何政府要员都不过是他手中的玩具。所以，当许多人都在为谋一个官职奔走时，他却只要了一个维拉巴镇镇长的职务，而把许多远近闻名的黑手党分子，纷纷推荐给了盟军，让他们当上了西西里各地的市长和镇长。如因科·鲁索当上了穆索梅利镇的镇长，西西里黑手党头目卢乔·塔斯卡当上了巴勒莫市市长。
从此，维齐尼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战后西西里新成立的各种机构之中，而他自己则作为一名传统的黑手党领袖人物，留在幕后操纵这些傀儡。战后的西西里，成了以维齐尼为首的黑手党的天下。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维齐尼和鲁索等人趁机贿赂驻西西里的美军，故意让这些人占便宜。他们常常把价值连城的古董和年轻貌美的意大利女人送给驻军军官，让他们感到快乐。对那些普通士兵，则更像慈祥的父亲一样，除接二连三地给他们送礼物之外，甚至还让他们到自己的家中寻欢作乐，搜罗周围所有的漂亮姑娘来陪伴他们。所以，后来当这些美军撤走时，许多人都爱上了一些漂亮的西西里姑娘，这其中大多数是黑手党人的女人。
维齐尼和其他的黑手党头目，就是用这种“恩惠”，拉拢和笼络了驻西西里的美军，从而，为扩充他的传统势力和重建黑手党的“荣誉社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维齐尼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重建他的黑手党王国，他利用这种关系，同样为自己捞到了许多实惠。因为他始终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聚敛钱财是他另一种狂热的秉性。因此，当政府下令要农民把打下的粮食和摘下来的水果，按照官价卖给政府时，维齐尼就向美军借用军用卡车，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然后运往巴勒莫、特拉巴尼等饥饿的城市的黑市上去卖高价，其价值往往是高于官价的五十倍以上。他从中捞得大量的好处。他有时甚至公开把粮食运往自己在维拉巴、蒙特利波或巴蒂尼可的私人粮仓。即使如此，无论是当地的市长、镇长，还是美军军官，都只是装聋作哑——前者是惧慑于他的权势，后者是回报他的人情。
在当时，维齐尼除了垄断西西里的粮食、水果的价格和行情之外，他还控制了岛上的自流井，就像当年他办的水源公司一样，向居民出售井水，从而获得巨额的利润。此外，他还可以向所有的肉店、咖啡馆、水果市场、赌场及其他娱乐场所征税，甚至连流动乐队也得向他纳税。这时，虽然暂时还没有恢复“保护费”那种名称，但两者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如果这些店主或摊主没有按期纳税，那么，他的店铺或摊位就会被停止，执照就得被吊销，甚至加倍罚款——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进行的。维齐尼这样做，似乎比当年由黑手党人去做更舒服，更放得开手脚。他所做的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中，而且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从此，维齐尼的腰包一天天地鼓起来了。尤其是他同美国人连成一块铁板后，他更成了西西里岛上发号施令的一面旗帜。他虽然是一个镇长，事实上却成了西西里黑手党的精神领袖。法西斯退出政治舞台之后，黑手党又以原有的“风采”出现在西西里岛上。这时黑手党新的领袖维齐尼扬扬得意地说：“现在已经够了。法西斯主义用其特殊的治安法败坏了西西里的名誉，我们被看成是一伙罪犯。今天，西西里应该重新被看成是美国人在地中海的一颗明珠……”
但是，维齐尼并没有如愿以偿。
西西里于1943年结束了战争，比其他地区提前了两年。但是，西西里并没有进入和平的年代。当战争还在意大利北部激烈地进行时，南部的这个岛屿并不风平浪静，各种党派的权力之争、分裂主义的出现和土匪的横行，让西西里进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年代。
为了维护黑手党的统治地位，1943年12月，黑手党在巴勒莫召开会议，做出了不惜用武力阻止其他党派召开群众集会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在以维齐尼为首的黑手党头目的提议下产生的，从而引起了许多党派的不满。但是，维齐尼却积极执行，并真的付诸武力。
1944年9月16日，社会党议员李·考西联合意大利共产党，决定在维齐尼的老巢——维拉巴镇召开一次群众集会，以公开反对黑手党的巴勒莫会议决定。
维齐尼获悉这一消息后非常震怒。他首先按照黑手党的传统方式，向这次集会发出警告，派人在社会党欢迎与会人员的标语上画上黑色的“+”字，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集会仍将如期举行。维齐尼又派人送信给李·考西，劝他别开这个会，理由是“不安全”。李·考西当然知道维齐尼这“不安全”的含义，可他是个坚定的共和主义战士，性格刚愎自用，不尊重任何权威，更不惧怕任何威胁，因此对维齐尼这种“温和”的警告依然不予以理睬。
维齐尼见李·考西如此“不识抬举”，便亲自出马，将对方请进一家咖啡馆里。他一边请他们喝咖啡，一边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对方还是不收回成命。这时，维齐尼只好开诚布公地对李·考西等人说：“如果诸位一定要在本镇集会，那至少应先想想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
维齐尼说完这句话后，把咖啡杯重重地往吧台上一顿，扬长而去。
李·考西并没有为维齐尼的恫吓所慑服，依然召开了这次大会。但由于维齐尼的干扰，预定要来的三千人结果只到了七十多人。李·考西并没有气馁，他认为不管来多少人，这个会能够召开就说明他胜利了。他登上讲台，面对下面稀稀落落的听众，慷慨激昂地进行演说。当他刚刚讲到维拉巴的农民如今依然倍受剥削，惨遭压迫和迫害时，早就站在会场一角的几位黑手党人便呐喊起来。一声呼啸，几支手枪同时向主席台开火，会场四周的高层建筑物上也响起了枪声，甚至有手榴弹在人群中接连不断地爆炸。会场顿时一片混乱，听众们都惨叫着一哄而散，当场有多人受伤，李·考西本人的一条腿也被炸伤了。他被丢在空旷的广场上，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那里。
这时，枪声停止了，维齐尼才慢悠悠地踱到李·考西的身边，对正在呻吟的李·考西淡淡地说：“李·考西先生，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呢？我就是维齐尼。”
李·考西痛苦地睁开眼睛，看了这个瘦弱的老头一眼，脊梁骨上不由得透过一丝寒意。他把头扭了过去……
在这次事件中，左派人士共有十八人受伤。事后，维齐尼和他的同伙被指控为“蓄意制造惨案”，但如同黑手党的其他案件一样，这件案子也一拖再拖，最后便不了了之。
这次事件之后，维齐尼又碰到一件麻烦。当时，曾有人主张将维齐尼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复员军人耕种，因为他霸占了太多的土地。这种主张，无疑又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和蔑视，让维齐尼恨得咬牙切齿。于是，他立即召集手下的几位头目，叫他们去调查清楚，是哪些杂种在那里嚷嚷，他要给那些人颜色瞧瞧。
两天后，那些小头目纷纷来向他汇报，他们说叫得最凶的是一个叫普里齐的家伙，此外还有一些人。维齐尼一一记住了这些人的名字。不出几天，那几个叫嚷得最凶的活跃分子可遭了殃：家里的牲畜被突然杀死，牛头和马头血淋淋地摆在他们的家门口；刚刚收割回来堆在院子里的庄稼，一夜之间，被一把无名的火化为灰烬……最惨的要数那位叫普里齐的带头人，几天后，有人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而他的那条舌头却不见了……
这是黑手党人一种典型的报复手段，不需要去调查也知道是维齐尼指使人干的，但却没有任何人报告当地法院。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维齐尼把土地分出来。
维齐尼以镇长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把当地的农业改革局、自耕农互助基金会等组织的大权统揽在手中。除了从中贪污公款和捞取其他人无法想象的好处之外，他还可以对整个西西里农村，甚至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在他当政的那些年头，这些机构的真正作用，就是为他一个人服务，让其中饱私囊和愚弄老百姓。即使如此，却从没有一个人敢说半个不字或取而代之。
这些年头，维齐尼一直居住在他的庄园里，他给人们的印象总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样子，完全没有青年时代的那种凶恶和残忍，只有他的目光依然不时流露出他那阴险冷酷的本色。
他身材瘦小，由于风湿病的缘故，他的腰显得有点弯。他穿的是西西里富裕农民穿的那种平绒衣服，头上永远是一顶布帽。每天早晨，他都要到维拉巴广场去活动。他先到教堂去做晨祷，然后在广场上散步。维拉巴广场一边是教堂，一边是居民的住宅，维齐尼那气派的邸宅就在广场旁边。当他从教堂出来之后来到广场时，总有许多人等在那里准备求见他。他们当中有地地道道的农民，有头戴黑面纱的老妇人，有年轻的黑手党党徒，还有那些殷实而富有的中产阶级。他们轮流陪他散步，向他申诉自己的问题。维齐尼在很认真地倾听着，思索着，然后叫过一位随从亲信，交代几句后，那位随从就走开了。这时，维齐尼就招手叫过另一位申请者。对于刚才离去的那位，他有时还拍拍他的肩膀，好像是让他放心似的。他不断地接见一个又一个的求见者，许多人在离开他时都要吻他的手以示感谢。远远近近的人们都知道，只要维齐尼答应了的事，只要他肯点头，那么他们的事就算办成了。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一样。
维齐尼的那种“保护者”的形象，那种德高望重而又平易近人的姿态，使人们永远都对他流露出感激的微笑。他就像古代的君王在露天开庭审案一样，执掌着正义和公道。但是，在许多人看不见的地方，他的仇敌却一个个地倒下，在满身弹洞刀痕的尸体上，常常留下“这就是对抗唐·维齐尼的下场”的纸条。那些仇敌的遗孀和孤儿，哪怕他们满脸泪痕或呼天抢地，也唤不起维齐尼的半点同情和怜悯，甚至还会再叫人斩尽杀绝。
唐·维齐尼在他的黑手党王国中，俨然是一国之王，但他并不满足。他知道战争迟早会结束，美军总有一天会撤走，西西里总有一天要纳入意大利的版图。到那时候，新的政府成立后，也会同墨索里尼和莫里一样，掉转枪口来对付自己了。与其到那时受制于人，不如趁现在及早分立出来，在美国人的保护下，建立一个西西里人的合法政权，那么，他的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维齐尼的这种想法，与当时西西里的政治气候是合拍的。美军在西西里登陆之后，西西里的分立主义势力便开始抬头。在许多的墙壁上，他们常常写上这样的标语——“西西里是西西里人民的，不是意大利的！”
这种主张把西西里从意大利版图上分离出去的分立主义，得到了为数不少的支持。尤其是盟国占领军当局对分立主义者积极支持，鼓励他们同意大利北部的抵抗运动对着干的做法，更助长了这种运动的发展。在西方盟军的支持下，分立主义者确定了自己的“国歌”。他们从意大利著名作家凡尔第的歌剧《西西里的黄昏》中选出了一个曲子，作为未来西西里的国歌。同时，分立主义者还创办了报纸《独立的西西里》，建立并装备了为西西里的独立而战斗的志愿军。
分立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孔切托·加洛，以及吉卡尔奇公爵和亚美塔男爵，阿普里莱也是分立主义首领之一，其志愿军司令官是西西里最大的土匪头子朱利亚尼。
阿普里莱是当年法西斯上台前的政界名流，加洛是前卡塔尼亚市市长的儿子，这些当年的名流和贵族本来同维齐尼并不是同路人，无论是家世、教养和政治背景都无法把他们拉到一起。但是共同的分立主义主张，却让他们走进了同一条战壕。分立主义者竭力要建立一个受美国保护的独立国家，在他们的建国纲领中，没有任何一条对西西里黑手党的利益构成威胁，有的只是支持和保护。因此，连美军驻西西里司令官阿方索·拉蓬托上校也再三建议，分立主义者和黑手党之间必须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这位上校的这种建议，当然是针对维齐尼而提出来的，他同维齐尼的亲密交情当然会让他尽力为自己的盟友捞到好处。
对于拉蓬托上校的建议，分立主义和黑手党双方都表示赞成。维齐尼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在将来独立政府中分一杯羹，他特地将分立主义的首领阿普里莱请到自己的家中做客。
1944年11月的一天，阿普里莱专程从巴勒莫来到维拉巴镇，在维齐尼的庄园里用过丰盛的午宴之后，便在维齐尼的安排下，在维拉巴广场的讲台上发表演讲。
这次集会真是盛况空前，广场上人山人海，维拉巴镇该来的和能来的居民都来了，这同李·考西的七十名听众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年的政界名流阿普里莱穿着考究的西服，戴着金丝边眼镜，容光焕发地走上了讲台。面对这一片黑压压的维拉巴乡巴佬，他没有拿出他的讲稿，就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像所有的政客那样，阿普里莱一开始演讲，首先就提到了他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他像往常一样展读了他同这两位世纪伟人的私人信件，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然后，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两位国家元首都赞成西西里岛有权利独立。这表明他的分立主义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政府的支持，是完全可以成功的。
在谈到西西里独立以后的内政时，阿普里莱当场许诺，只要西西里独立，只要他当政，他就保证岛上的每一位居民都可以安居乐业，发财致富，过上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好日子。阿普里莱这一番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立即博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接下来，阿普里莱故意停顿一下，两眼扫视着全场，一字一句地说：“假如世界上没有黑手党，我们也要亲手缔造一个出来！尽管我本人反对暴力，反对犯罪，但我声明，我愿做黑手党人的朋友！……黑手党中的反法西斯战士为你们播种的田地，丰收在望。同这些‘抵抗运动’的英雄们在一起，你们就能够得到堪称我们的解放者的人们的嘉奖！”
阿普里莱的这番演讲，这番声明，这种对黑手党人的“嘉奖”，当然受到了维齐尼和他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这时，维齐尼立即授意人们在维拉巴广场那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一面早就准备好了的缀有四十九颗星的美国国旗，表明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西西里岛成为美国的第四十九个州。
维齐尼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他生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在分立主义问题上再也不藏藏掖掖了。他认识到只有独立的西西里，才能成为他黑手党的王道乐土。
维齐尼在与分立主义领袖们在政治上一唱一和的同时，还在军事上积极支持和配合“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极力保护和援助那位土匪出身的独立军司令朱利亚尼，使他能够在西西里岛上纵横驰骋，从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成为西西里的“罗宾汉”和“芒杰列普雷之王”。
朱利亚尼全名为萨尔瓦托雷·朱利亚尼，1923年出生于西西里的芒杰列普雷村的农民家庭。他从1943年20岁时开始他的强盗生涯，继而迅速崛起，成为二战以后西西里岛上最大的土匪头子和独立军司令。以他为原型写成的历史小说《西西里人》，较真实地介绍了他不可一世的经历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
朱利亚尼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黑手党分子，甚至同黑手党“二领主”们还有过正面冲突，但他的强盗生涯却是与黑手党分不开的。某些方面，他也算是一个黑手党党徒，在关键的时候，他不得不投靠黑手党，充当黑手党的一只“鹰犬”。在他短暂的二十七年生涯中，他的所有行为几乎是同黑手党头目维齐尼紧密相连。
1943年的秋天，20岁的朱利亚尼同他的表弟艾斯巴努·皮肖塔赶着毛驴，驮着乳酪和粮食准备去黑市上出售，在途中碰上了宪兵。宪兵对他们进行盘问和搜查，并执意要没收他们的货物。朱利亚尼没有办法，趁宪兵不备时，掏出身上暗藏的手枪将宪兵打死，同皮肖塔逃走了。
事发后，朱利亚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同皮肖塔一起，纠集了几个逃犯组成一个团伙，上山落草为寇。刚开始，他们这一伙人在朱利亚尼的带领下，也同当时西西里大多数绿林好汉一样“劫富济贫”，专拿巴勒莫地区的大户们开刀，把抢来的东西分给当地贫苦的农民，从而成为西西里的“罗宾汉”。由此，他们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一时声势浩大，远近闻名，被当地人誉为“芒杰列普雷之王”。
朱利亚尼的崛起，自然引起了维齐尼的注意。但是，许多农村的黑手党组织还没有恢复，他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便几次派人拉拢朱利亚尼入伙。但是，此时的朱利亚尼并不买维齐尼的账，根本不把黑手党放在眼里。加上当时西西里的广大农民，还深受黑手党之害，这更激起了朱利亚尼的反感和仇恨。他经常杀死那些保护庄园的黑手党党徒，有时还学着黑手党的样子，把死者的头割下来，或者是在死者脸上涂满牛屎马粪，甚至将尸体肢解，然后在死者身上放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大书——“朱利亚尼如此惩办黑手党！”
面对朱利亚尼的“暴行”，维齐尼一时还腾不出手来对付，因为他的最终目的，还是想收编这支土匪队伍。维齐尼知道，这位乳臭未干的朱利亚尼并不是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他读过书，文学造诣很深，颇有谋略和奇才。他在造反前，还经常给报社写文章，发表过不少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他甚至还为西西里的分立主义者写过国歌歌词和政治声明。这样的人如果能追随自己，经过培养实在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接班人”。维齐尼这时年事已高，自己的儿子又对黑手党不感兴趣，早早地跑到美国另谋发展去了，因此，他很想趁早物色一位可造就的接班人，继承自己的事业和地位，把他的维齐尼家族延续下去。因此，他对朱利亚尼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予以反击，而是对其观望甚至是放纵，总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成为自己的人。这样，朱利亚尼就找到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真空。新政府还没有成立，黑手党又不为难自己，北方还在打仗，抵抗组织还腾不出手来对付自己，于是，他便成了西西里岛上无人敢惹的著名人物。
他的势力的迅速发展和对分立主义的向往，使他立即向分立主义靠拢，带领他的队伍参加了西西里独立军，成为一名激进的分立主义者和独立军司令。朱利亚尼当时一心在为西西里的独立而战斗，希望西西里政府能独立成功，那么，凭他为西西里独立所立下的赫赫战功，他那打家劫舍的历史就会被人遗忘，在新政府中他将会以一个司令的面目出现。但是，1945年4月以后意大利政局的变化，却让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1943年9月3日，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在二战中被打败了，在这一天签署了投降书。9月8日，艾森豪威尔率兵入境，对墨索里尼发出了逮捕令。囚禁在格兰萨索山顶“皇帝营”的墨索里尼虽然被希特勒派遣的党卫军冒险救走了，但在盟军攻入罗马之后，还是于1945年4月28日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逮捕，当天下午4时以后枪毙于米兰市郊，4月29日暴尸于米兰洛雷托广场。
墨索里尼的死去，宣布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最后的垮台，于是一个新的政府正在酝酿之中，意大利的政局即将发生变化。
在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有力打击下，意大利北部法西斯统治的最后堡垒被攻破，新政府迅速成立，七位共产党员作为部长和国务秘书进入政府，反法西斯民主统一阵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时，西西里分立主义独立西西里的希望化为泡影，分立派立即土崩瓦解。黑手党一见分立主义大势已去，便立即转向天主教民主党（简称天民党），黑手党头目维齐尼是转得最快者之一。
新政府的成立，使美国及其在西西里的盟友黑手党对分立主义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们担心分立主义会遭到全体人民的反对，从而威胁到意大利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威胁黑手党的生存。于是，美国人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天民党身上，认为只有天民党才有能力阻挡意大利民主制度的恢复。从此，天民党便成为美国人和黑手党新的“宠儿”，而分立主义则被彻底唾弃了。
由于失去了美国人的支持，“为独立的西西里而战斗的志愿军”于1945年9月惨遭失败，分立主义领袖人物阿普里莱被逮捕，加洛逃亡巴西，分立主义政党被取缔。这时，残余的分立主义分子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独立军司令朱利亚尼身上，他被吹捧为“为西西里独立而斗争的英雄”。但这位独立军司令也知大势已去，便把希望寄托在意大利的大选上，希望分立主义在大选中东山再起。
然而，1946年6月12日的意大利大选，再一次打碎了朱利亚尼的美梦。这次大选只有少得可怜的两名分立派人物当选为议员，分立派在国会中被彻底孤立了。
新成立的意大利政府在国会通过决议，赦免了包括阿普里莱和加洛在内的西西里独立军的大部分成员，而独立军司令朱利亚尼却榜上无名。不仅如此，更令朱利亚尼气愤的是，意大利新任内务部长罗米塔还明文悬赏：谁抓住了朱利亚尼，不论死活，都奖励300万里拉。
内务部长的这一决定，将朱利亚尼永远打入了“另册”，于是，他不得不再次重操旧业，落草为寇，重新开始了他的强盗生涯。在芒杰列普雷，朱利亚尼下令撕毁所有搜查和逮捕他的报告，并派出部下，在所有能见得到的通缉令上都打上黑色的“+”字。从此，他率领残部，对新政府进行了全面的反扑，杀死所有追捕他的宪兵，对任何向政府出卖他的告密者绝不心慈手软。
朱利亚尼的故乡芒杰列普雷镇是一个山区小镇，这镇上有一家小理发店，店主叫弗里塞拉，是一位老理发匠。打从朱利亚尼一出生起，他就为他理发，是一位看着他长大的老人。
这年的复活节，朱利亚尼带着皮肖塔和两个保镖悄悄地溜回家，去看望他那年迈的父母亲。理发匠弗里塞拉从一个来理发的顾客口中得知朱利亚尼回家的消息后，便找个机会报告了当地的宪兵队长。第二天一清早，朱利亚尼陪着他的母亲去教堂做晨祷时，宪兵队长就带人包围了他的家来抓他。在村头放哨的皮肖塔和两位保镖发现后，马上报告了朱利亚尼，于是他们便连忙撤回了山里。
回到山里之后，朱利亚尼立即派人下山潜回村里，调查是谁告的密。两天后调查的人回来报告，弄清楚了告密者就是那位理发匠。
第三天清晨，朱利亚尼亲自带着三位冲锋枪手，敲开了理发匠弗里塞拉的店门。这时，弗里塞拉正为当地的一位财主理发，见朱利亚尼闯了进来，还以为是来绑架那位财主。但是，朱利亚尼却用枪指着弗里塞拉说：“我要找的是你，你给我出去！”
弗里塞拉心里虽然明白，但还假装镇静地说：“孩子，找我何必这么气势汹汹，还拿着枪，派一个人来唤一声就是了。”
这时，他停止了理发，拿着理发剪站在那里。
朱利亚尼带去的一个匪徒马上走上前去，一把抓住弗里塞拉的黄头发就往外拖。朱利亚尼说：“你把剪子放下，你去的地方不需要这家伙。”
弗里塞拉被拖到大街上，朱利亚尼命令他跪在碎石子的街道上。这时，弗里塞拉的妻子和儿子都跟了出来，许多居民也在街边上探头探脑的。弗里塞拉知道死到临头，他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朱利亚尼说：“你先不要求饶，你还没有说为什么要求饶。现在，你就当着你的妻子、儿子，还有你的顾客和这么多乡亲的面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求饶。”
弗里塞拉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他连忙说：“孩子，是我错了，我财迷心窍，对不起你。”于是，他就把几天前告密的事说了一遍，并从衣袋里掏出一卷钱说，“这是宪兵队长给的，共50里拉，全在这里。”
朱利亚尼说：“给你的妻子和孩子吧，现在给你一分钟时间，向神祈祷，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
弗里塞拉看了看周围，无望地低下了头，轻声地祷告着。然后，他抬起头哀求朱利亚尼说：“别让我的妻子和孩子挨饿。”
“我向你保证他们会有面包的。”朱利亚尼说完转过身去对站在那里的三个匪徒说：“开枪！”
三支冲锋枪同时开火，弗里塞拉的身子被子弹掀了起来，随后摔在潮湿的石子路上。好长的一段时间，周围都没有一点声音。其中一个匪徒走过去，把一张纸条仔细地别在弗里塞拉马蜂窝一样的尸体上。
半个小时以后，宪兵队长带着几十名宪兵驾驶着摩托车飞驰而来，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具尸体。他捡起尸体上的那张纸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出卖朱利亚尼者的下场”。
宪兵队长没有找到任何证人和证据。街上所有的居民几乎都说，他们不知道半个小时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弗里塞拉的死，仅仅是朱利亚尼重新为匪为盗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没有多久，他的势力又迅速发展。他正在以百倍的疯狂对抗着新的政府，迅速地占据了以芒杰烈普雷为中心的西西里西北部的大块地盘，他要用枪杆子把西西里的新政权赶下台，恢复他往日的威风，成为真正的“芒杰烈普雷之王”。
对于朱利亚尼的暴行，维齐尼早就在预料之中。虽然朱利亚尼的行为，也直接威胁着黑手党的利益，但维齐尼还是决定再一次拉拢和保护这支反政府武装。因为在1946年的大选中，他的天民党的命运，并不比分立主义派好多少，几乎被新政府排斥在外。如果新政府的民主制度一旦站稳了脚，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那么，下一次通缉的将是他和他的黑手党大小头目。因此，维齐尼需要朱利亚尼的枪杆子为他的天民党卖命，协同他的黑手党推翻或削弱已得势的各党派势力，在下一次的大选中把他的天民党推上台，从而更好地保护他的黑手党，不至于遭到墨索里尼时代的下场。
朱利亚尼虽然一向不买维齐尼的账，但这一次却乖乖地俯首就范，甘做维齐尼的马前卒，这真让维齐尼又惊又喜。
但是，朱利亚尼为什么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老谋深算的维齐尼也不知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